任衛東：中美關係正在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分享到： 時間：2017-07-31 19:32 •來源： 察網 •作者： 任衛東 •
一個以動盪、重組、轉折為突出特徵的新歷史時期拉開帷幕，美國是這種變化的最好標本。在馬上就要到來的中美關係新的歷史時期，鬥爭將是兩國關係的主旋律。也就是說，在中美關係過渡期之後，必然出現一個以鬥爭為主的公開較量時期。我們當然可以儘量爭取推遲這個時期的到來，但更重要的是為這個時期的到來做好充分準備。 【本文為作者向察網的獨家投稿，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轉載請註明來自察網(www.cwzg.cn)，微信公共號轉載請與我們聯繫。】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美關係經歷了兩個歷史階段。一是從建國之初到1970年代初，中美關係以敵對為主。由於中國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擺脫半殖民地和對外依附地位。對此，美國為維護其帝國主義權利，全面封鎖、圍堵中國，甚至在中國周邊發動侵略戰爭。中國則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這個時期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和人民民主革命高漲的時期，革命與反革命，進步與反動的界線清晰，營壘分明。美國雖然占據力量優勢，但中國無疑掌握着道義制高點和戰略主動權。二是197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中美關係以合作為主。1970年代是歷史性的過渡期。這一時期，世界革命開始陷入低潮，社會主義運動發生異化，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開始重新掌握世界政治、經濟和戰略主導權，兩大陣營的鬥爭性質從革命與反革命演變為爭奪世界霸權，社會主義陣營分裂，中蘇由同盟走向敵對。中美關係的變化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在中美關係新階段的初期，合作的基礎主要是安全問題，即共同應對蘇聯威脅。隨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中美合作的基礎向新的深度和廣度擴展。美國不僅謀求在經濟上獲得中國的改革開放紅利，也試圖引導中國實行西方政治制度，並將中國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軌道。中國則試圖通過加強中美關係為中國發展取得技術、資金、市場支持，創造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並藉助外部力量推動國內改革，從而改變經濟體制和社會關係，與國際社會接軌，融入現行國際體系。中美政治領域分歧的性質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革命與反革命的矛盾轉變為是堅持共產黨領導還是實行多黨制，但這並不影響兩國關係的大局。在這個時期，雙方共同利益的確遠大於分歧。 然而到了2010年代，中美關係又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過渡期。這時，美國開始重新審視與中國的關係，其基本認識是過去30年美國對中國採取的以融合為主的政策並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即中國並沒有被納入美國的戰略軌道，美國沒有實現對中國的操縱與控制。相反，美國面臨來自中國的嚴峻競爭甚至挑戰。所以，美國的對華政策需要從以融合為主轉變為以壓制、牽制和圍堵為主。同時，中國雖反覆表示不挑戰美國霸權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採取妥協政策，但也改變了所謂韜光養晦，決不當頭的方針，在國際上主動提出中國理念、方案和計劃，並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加強與有關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合作，積極擴大國際空間。此外，儘管中美經濟關係的互補性依然存在，競爭性顯然已明顯增強。毫無疑問，不管主觀意圖如何，中美之間競爭與較量的一面客觀上已發展到足以影響兩國基本關係的程度。事實上，從2010年代初以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日漸明朗的變化趨勢了。一個最直觀的表現就是美國將全球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導致中國在東亞和亞太方向的安全和外交環境嚴重複雜化。儘管如此，雙方並未擺出公開較量的架勢，一些尖銳矛盾尚可以通過協商、讓步、妥協來暫時緩和，雙方尤其是中國，還試圖將兩國關係以合作為主並總體穩定的態勢長期維持下去，而這正是中美關係過渡期的突出特點。 問題是過渡期之後會怎麼樣。對此，我們可以重點觀察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大國關係的基本規律。毫無疑問，國際關係的核心是權利關係，而權利必然是按力量對比來分配的。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經典現實主義的人類本性學說還是列寧主義的帝國主義學說都是一致的。當前，人類的本性沒有變，帝國主義的本性也沒有變，所以按力量對比分配權利的國際關係本質也沒有變。在權利關係方面，美國對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心態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無論中國是革命還是改革開放，是在現行國際體系之外還是之內都是如此。這是因為，權利分配問題決不只存在於兩個不同的國際體系和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在性質和制度相同的國家之間也同樣存在甚至更加激烈。過去三十多年，在中美權利關係中，美國顯然處於上位，於是兩國關係相對穩定。但隨着中國力量的增長，這種關係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地發生了變化，於是兩國關係的不穩定因素明顯上升。在經濟總量上，中國已經僅次於美國，而且大有超越之勢。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同於日本，中國不是被占領國，有較高程度的獨立自主權。基於這種情況的力量增長有可能導致美國無法控制中國。而且，伴隨力量增長的必然是力量擴展，即向外部尋找更大的發展空間。所以，美國急於遏制中國就不難理解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遏制是對中國發展進程和國際空間的遏制，而不是對共產主義的遏制。所以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絕非冷戰時期的專利，國家之間的這種鬥爭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終止過。中國可以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但這足以改變國際關係的本質和國際鬥爭的歷史規律嗎? 二是世界政治的基本走向。1980-2000年代大致是資本主義相對快速、穩定的發展時期，自由主義、全球主義、和平主義成為主流思潮和範式，跨國資產階級精英集團在多數國家占據統治地位，他們形成了超越國家界線和民族屬性的共同利益。同時，全球社會分化雖加速發展但矛盾尚在積累過程中，未到激烈爆發程度。大家主要忙着做蛋糕，如何分割的問題還不很突出。但是到了2010年代，特別是中期以後，這種狀態開始難以為繼了。我們看到，全球階級鬥爭從國際體系邊緣地帶內部和邊緣地帶與核心地帶之間發展到了核心地帶內部。國家主義、集權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明顯抬頭，跨國資產階級精英集團分崩離析，草根與精英明顯對立，國際國內階級鬥爭日趨激烈，民族矛盾日益尖銳，世界相對平穩、快速的發展階段宣告結束，一個以動盪、重組、轉折為突出特徵的新的歷史時期拉開帷幕。美國是這種變化的最好標本。特朗普顯然拋棄了克林頓、奧巴馬、希拉里等人的全球主義，過去的政治正確變成了現在的政治錯誤，他不準備為了維護跨國資產階級整體利益而損害美國的民族利益，他只想讓美國成為全球混戰中最強的那一個。但是，拋棄了全球主義不等於拋棄了霸權主義，只是美國未來的霸權主義更立足於硬實力而不是軟實力，更依靠自身力量而不是國際制度。在當前這種世界政治氛圍中，我們能設想中美之間的鬥爭會趨於緩和嗎? 所以，在馬上就要到來的中美關係新的歷史時期，鬥爭將是兩國關係的主旋律。也就是說，在中美關係目前的過渡期之後，必然出現一個以鬥爭為主的公開較量時期。我們當然可以儘量爭取推遲這個時期的到來，但更重要的是為這個時期的到來做好充分準備。首先是在思想上認識到這一趨勢的客觀必然性，防止主觀主義和一廂情願，防止把時期特點當做時代特徵，防止用和平主義眼光和思維看待和應對歷史變局。其次是做出相應的戰略安排。現在，美國已成為中國崛起面臨的最大外部挑戰。中國外交不能被所謂維護中美關係大局所綁架，相反，我們要採取外交和戰略措施對其加以制衡乃至反制。美國是國際戰略的老手，中國周邊緊張局勢無不包含美國因素。面對嚴峻的東亞和南亞局勢，俄羅斯、上合組織、朝鮮是我們需要充分重視和利用的戰略資源。特朗普試圖改善美俄關係，但這一願望的個人色彩過於濃重，很難改變客觀現實。美俄之間仍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公開對手的戰略關係。中俄美是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決定性戰略關係。中俄聯手制衡美國的態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有大的改變。中國要爭取時間，擴大自己的國際戰略力量。為此，需要在對外發展經濟關係的同時着重發展安全和戰略關係。對中國來說，印度的加入是對上合組織作用的干擾。這一方面是俄羅斯對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平衡，一方面也是美國因素的滲透，但還不至於妨礙大局。中國也可以利用上合組織加強對印度的制約。朝鮮問題最為荒謬。長期以來美國刻意製造朝鮮核導問題並以此要挾中國，破壞中朝關係。然而朝鮮核導力量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已經在事實上與美國形成了某種程度的戰略平衡，美國決不敢輕易對朝鮮動武。對美國來說，這差不多又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事實上，壓制朝鮮帶不來東亞的和平穩定，中國也沒有任何理由為美國清除對手。相反，可以充分新的戰略態勢構築新的更加強有力的地區戰略格局。 事實上，目前資本主義全球危機的深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必然結果。生產過剩、社會分化、環境污染導致社會政治、經濟、生態在國際國內兩個層面出現全面危機，一切矛盾都趨於尖銳化。這個問題的徹底解決有待於新的生產關係的出現。但目前看來這一前景還比較遙遠，所以我們只能立足於經歷一個長期的危機、混亂、動盪過程。 【任衛東，察網專欄學者，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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