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论】全球化下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鹿死谁手

美国与欧洲正处在秘密战争状态

郑若麟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曾常驻巴黎二十...昨天 16:09

班农代言

今年7月份，特朗普总统的前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造访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势力时，接受了意大利记者萨瓦尼（Gianluca Savoini）的采访。萨瓦尼是意大利政府内政部长、执政党“北方联盟”总书记萨尔维尼的政治顾问。

他问班农：“北方联盟和五星运动党、尤其是萨尔维尼部长遭到国际强大势力的批评，世界权势集团（establishment，原文是斜体字，显然，这个词已经有了一个特定的含意，我们能够透过字面理解其实质所指吗？）的代表们，特别是乔治•索罗斯，向他大肆倾泻怒火。你对意大利内政部长有何忠告？”

班农回答说：“对于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和政府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布鲁塞尔（即欧盟，笔者注），而是索罗斯资助、控制的非政府组织（NGO）和他们的媒体，这些媒体是反自由信息的真正工具。每个欧洲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必须清晰地认清他们的敌人。”  

为什么我不断地引用班农的话？因为这是唯一用相对比较明确的语言来解释特朗普政策、同时又比较接近特朗普的人。确实，班农已经被“赶”出了白宫。但此事是非常蹊跷、令人疑窦丛生的。

班农于2017年7月进入政府。当时他就说，他准备在白宫干一年。一年后他辞职了，“为了更好地在政府外为特朗普服务。”他说。然后我们就看到他和特朗普因一本书而起了争执。于是，班农与特朗普的关系成了一个谜。

但班农自己说，他一直与特朗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定期地通电话。与此同时，根据我们“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分析，班农所做的一切，几乎都是在为特朗普的政策服务。所以，我宁肯相信他离开政府是为了推行一些特朗普非常想推动、但却不适合用官方身份来推动的事情。

比如特朗普访问英国时，班农“恰好”就在伦敦的一家五星酒店里展开一系列活动。什么活动？欧美主流媒体讳莫如深。我们只知道他在伦敦会见了接踵而至的欧洲各国极右翼政客，并与他们进行密谈。

后来还是美国极右翼网站Daily

Beast采访班农时，班农自己透露，欧洲之行的目的，就是要借2019年欧盟议会选举之机，教会欧洲极右翼如何像特朗普一样赢选举、如何像英国一样走向“脱欧”、如何在欧洲内部各国的选举中极右翼像匈牙利、意大利那样上台执政、使欧洲重新恢复成一个一个的民族国家，最终使欧盟像苏联一样自动解体。这样对特朗普总统而言才是最有利的支持！

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白宫官员敢于到欧洲来明目张胆地推动这样的事。
班农在欧洲创立了一个基金会，名叫“运动（Le 
Mouvement）”基金会，总部设立在欧盟“首都”布鲁塞尔；基金会将至少雇佣十余名专家，专门为欧洲极右翼政党提供民意调查、提供政策建议、提供形象传播方式，甚至将提供支持极右翼候选人的相应机构，以便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赢得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事实上，在班农看来，匈牙利、意大利等选出极右翼（或偏向极右翼）政治力量上台的国家，已经登上了“特朗普号”民族大船，成为反全球化的生力军。“

意大利能做到的事，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有可能做到。”班农信心十足地说，他的目标就是与金融投机家索罗斯针锋相对。众所周知，索罗斯在欧洲也有一个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其宗旨是全力支持全球化。索罗斯对移民和难民问题的支持立场充分表明了他对全球化的态度。班农表示，他的“运动”将“反其道而行之”。

索罗斯

所以，当班农直截了当地将他口中的“杰出的魔鬼”索罗斯描述成以特朗普为首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敌人、而索罗斯也告诫欧洲人，特朗普是欧盟最大的危险时，我们可以看出，欧美之间、以及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和索罗斯所象征的金融跨国资本的矛盾已经非常尖锐。

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全球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西方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有一整套非常隐晦的术语，专门指鹿为马、指桑话槐；我们必须学会既听懂语面含义，也听出话外之音。我们都知道，从特朗普参选美国总统大选伊始，索罗斯就代表着美国金融资本出面激烈反对。索罗斯甚至拿出了大量金钱支持所有反对特朗普的人，特别是希拉里•克林顿。直到今天，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所有反对特朗普的背后都有他的影子。

近年来索罗斯一直在欧洲活动，就是因为看到金融资本在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中受挫，于是便将“大本营”转移至欧洲。法国和德国大选都曾有过选出“反全球化”“黑天鹅”式的政治人物的危险，正是索罗斯支持的金融力量力挺法国的马克龙，使之顺利当选，因而法国目前已经成为支持全球化的中坚力量；马克龙总统也成为支持全球化的象征性人物。

马克龙

特朗普无法公开说的话，班农已经明确地说了出来。其实特朗普批评默克尔、讥讽马克龙、对北约军费向欧洲盟国施加空前压力，也都已经非常充分地体现了特朗普对欧盟的看法。而特朗普直接将欧盟指为“敌人”时，更是清晰地表明，西方内部的重大利益分歧已经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至于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支力量正在进行着殊死搏斗。我们不能忘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西方内部首先打起来的；而且是在已经出现了苏联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在西方内部打起来的！

特朗普频频“退群”的 真正理由

为什么全球化会导致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分配出现矛盾呢？为什么这一矛盾会转变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呢？这就要从全球化的源头说起了。但缘于篇幅，本文不可能详述。但我们可以从全球化对美国产业资本带来的冲击进行分析，进而理解为什么特朗普最主要的敌人是“全球化”，并理解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可能是战术上的攻击，而在私底下积极酝酿的，则是针对金融跨国资本的战略性攻击。

我们知道，“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和应用，其实仅仅只有百年左右的时间。但全球化进程却已经有了几个世纪。全球化的形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本质就是商品、资本、服务、技术、文化信息和人员的自由流通。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实质上是工业化的一个副产品。在工业化之前，虽然也有东西方商品和人员的流通，但那只是一种远距离的贸易而已。我们所谓的全球化是从西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进而导致殖民主义而开始的。工业化革命进一步使全球化成为利润非常丰厚的事业。这是“全球化1.0版”的大航海时代。很快，率先工业化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快就成为全球化1.0版的大赢家。此时出现了以“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和英镑为特征的“全球化2.0版”以及后来在二战之后的以“美国治下的和平”和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全球化3.0版”。“全球化”这个词的法语“mondialisation”最早出现在1904年《费加罗报》上，后来在一战后开始成为形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开始向全世界扩展的一个词。

在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区别、对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和分析。但从历史事实出发，其实“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那么复杂。

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是全球化总是由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主导；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在军事上实力最为雄厚，而且在工业技术和金融领域也都压倒群雄；

二是一般而言，由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将其制定的贸易规则扩张到全球，从制度上制定全球贸易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模式；而这个主导国家当然是最大的受益者；

三是全球化进程导致诞生了各类全球化的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都是为全球化提供某种保障，使世界发展日益趋于同一方向；而各种各样的国际协议——从合作反恐到巴黎气候峰会都越来越明确地表明，全球化将不可避免地削弱民族国家的部分主权；全球化使主权国家在“全球共同利益”的旗号下主动、自觉地出让部分国家权力；四是全球化进程的终极目标、同时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方向，就是最终成立一个“世界政府”，以应对世界面临的整体性挑战。

对于美国金融资本来说，无论是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还是全球化带来的最激烈的竞争，只要美元的印币权还牢牢地掌握在美联储手中、只要美元仍然是世界惟一的结算货币，全球化就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尽管这一威胁因人民币的国际化、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上海石油期货市场的建立，都越来越逼近华尔街，但人民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目前依然受到美元的巨大掣肘：中国货币发行量从某种意义上间接受美元的影响，甚至是控制。

因此，全球化给美国金融资本带来的还是巨额的利润。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但对于美国的产业资本而言就不同了。

简而言之，就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临企业向外迁移、移民大量入境、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失业率剧增、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购买疲软、生活水平下降、宗教矛盾趋于激化、社会出现动荡等严重危机。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研究半个世纪的全球化的结果时提出，世界贫富分化正在日趋严重：在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10%收入最高的人口占据着大约三分之一的社会总财富；到了2000年，在西欧和美国这一数字已经达到60%；而2014年则进一步急升至70%至75%。也就是说，在发达国家中10%的高收入人口占据了75%的社会财富。

这引发了西方国家内部的一系列抗议运动，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欧洲的“愤怒者运动”“黑夜站立”运动等。

正是由于全球化同时损害了产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所雇佣的劳动力的利益，因而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一幕出现了：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制造业企业主和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阶层，以及底层劳动人民在反对外来进口商品竞争、反对企业转移到外国、反对外来移民劳动力进入本国等领域，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联合阵线。

资本家与劳动阶层形成了统一战线。他们的共同口号是：“反对全球化！”特朗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当选的。

当特朗普在许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中当选后，他要做的当然就是履行他的诺言。但是，特朗普很快就意识到，他领导的美国虽然是世界头号超级大国，是一个绝对的主权国家，但他却已经失去很多他认为应该拥有的国家权力。 

法国著名学者、前总统密特朗的总统府秘书长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反复说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说，今天西方国家政权（包括总统、总理和国会）已经没有过去那种主导国家政治、经济、司法和社会等对人民至关重要的权力了，比如对本国的经济、社会、司法乃至国防和对外政策等重大事务的权力。因为这些权力随着全球化进程已经逐渐转移出去，交给了“市场”。具体地说，就是交给了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条约。

阿塔利没有说明的是，在这些组织和条约的背后，就是隐身幕后正在试图统治世界的金融跨国资本。当法国签署了“巴黎气候协议”时，法国总统就无法再加强本国的某些可能会污染环境但却对本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的经济项目了，因为巴黎气候协议规定了法国的碳排放量。这样，法国政府的部分经济权力就被剥夺了。最近法国环境保护部长于罗（Nicola

Hulot）突然甩手不干，辞职而去，原因就是他发现自己受到利益集团的强大约束，根本没有必要的权力来执行他心目中正确的环保政策。而与此同时，法国在环保领域签署的大多数协议都具有司法约束性。因此法国环保部长实际上可采取的政策已经非常有限。

在很多其他领域也大多如此。比如法国已经完全失去自己的金融货币主权，这一权力已经由于1973年1月3日议会通过的《银行法》、以及后来的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而被转移到欧洲中央银行的手中。随着金融主权的丧失，法国的经济政策权当然也就彻底失去了。而这一点，法国选民们一无所知。

事实上，随着全球化的越来越深入，国家权力正在逐步且不可逆转地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国外。转移到谁的手中呢？表面上看是一些非选举出来的权力机构手中，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TPP协议、巴黎气候协议、北约等等；而实际上说穿了，这些权力实际上被转移到隐藏在幕后的金融跨国资本的手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还记得班农在前面说过的话吗？因为金融资本通过控制媒体、控制各种非政府组织、收买各种所谓的专家，收买各国掌握权力的议员、部长，来向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施压，使他们通过合法的方式，将主权国家权力转移给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

特朗普想要夺回的，就是这些权力，要把这些权力收回到美国国家手中。这才是为什么特朗普频频“退群”的真正理由。

比如特朗普要发展经济、就要加大碳排放量，而国际气候变化公约规定不让美国提高碳排放量，或者要求美国购买“碳税”，特朗普当然不干，于是退出巴黎气候峰会条约。特朗普显然不可能学会中国的“本事”：仅仅五六年前中国还是最大的碳排放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枷锁”，但今天中国已经是清洁能源（风力、太阳能等）的出口大国。

要知道，全球化正在把主权国家治理国家的权力一步步夺走：目前还有一些领域掌控在国家手中，如医药、教育、司法、警察、外交等领域（但其中的一些也已经岌岌可危），还在激烈争夺外，其他领域权力几乎都已经不再在各个主权国家手里。特朗普之所以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因为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实质上大大违背了美国对该组织所做的种种承诺。全球化甚至在一些非常特殊的领域也在蚕食着主权国家的权力：如贩毒、诈骗、卖淫、器官移植、军火黑市等等。这些领域都出现了跨国“贸易”现象。甚至连战争行动也出现了“外包”现象。

简而言之，全球化使得美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因为美国参加、组成或签署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使得美国已经无法自主执行有利于美国、但却很可能不符合美国与参加的国际组织和签署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比如反移民政策。

金融跨国资本需要合法甚至非法移民来加强全球化进程中的劳动力的自由流通，而特朗普则反对继续接纳外来移民。特朗普的做法显然违反联合国相关的人权条约。特朗普干脆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从这一点来解释特朗普的种种所谓“怪诞行为”的话，我们可以看出，特朗普完全是理性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他并没有“乱来”，而是有步骤地在一步步收回美国被全球化进程所夺走的国家权力。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千万不能忽略像阿塔利这样的“学者”的实际权力。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是当时左翼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密特朗的智囊，并最终辅佐密特朗当选，而他本人也占据了总统府秘书长这样一个关键职位。然后他被任命为欧洲发展银行行长，接着又辅佐多位法国总统包括萨科齐、奥朗德等分别代表右翼和左翼当选的总统。萨科齐一上台就委任阿塔利对法国经济出路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而马克龙更是阿塔利一手“制造”出来的。在马克龙当选前一年，阿塔利就已经公开宣布，“我坚信马克龙将会成为法国总统”。历史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发生了。他甚至已经宣布，“我甚至已经知道谁将会接任马克龙成为下一任法国总统。”在法国舆论中，阿塔利被视为“市场教父”“法国真正的权力拥有者”。

“全球化”剥夺了主权国家的权力

应该承认，历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复杂。我们从地缘政治角度、从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从意识形态分野出发，都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解释。但“全球化”却是一个纲，纲举目张，以全球化划线，则可以让我们对复杂的国际格局理出一条清晰的线路。全球化使主权国家的权力被剥夺了。于是在全球化中吃了大亏的西方产业资本失去国家权力的保护，更是无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竞争。于是产业资本便开始了全面反攻。特朗普当选就是“反全球化”政治力量的一次成功反击。

金融资本本来一直将选举玩于股掌之中。金融资本一手向竞选方提供竞选资金，另一方面利用其所控制的媒体或支持其中意的、或反对其厌恶的候选人。最终不管谁当选，都是金融资本的囊中之物。

但特朗普却是一个意外。他本人就是亿万富翁，不需要金融资本的钱，而且他找到了一个绕过主流媒体的办法，就是“推特竞选”。在特朗普上台后，便率领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对全球化背后的支持者和主导者发动了一场新“战争”。这场战争既是一场美国的内部战争（即反对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和金融资本、媒体三大权力构成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但也是一场“美国优先”的国际战争，即同时打击所有支持全球化、且与美国有着贸易顺差的国家的金融资本。这是一场征服与反征服、控制与反控制的“隐形战争”。

从二战后的历史看，其实法国和欧洲早就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这是一个只限于部分国际上层人物才了解的“秘密的”事实。只是，处于欧洲对立面的美国，在特朗普当选之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控制的美国；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已经蜕变为反全球化的产业资本控制的美国。

美国同样是美国，只是控制美国的力量发生了变化。 

密特朗

法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总统（两个任期共十四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逝世前与记者乔治—马克•贝纳姆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令人惊心动魄的话，被后者发表在《密特朗的最后时刻》（Le dernier Mitterrand）一书中。

密特朗说到：“法国对此一无所知，但我们与美国正处于战争之中。是的，一场永恒的战争之中，一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一场经济战争，一场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的战争。是的，他们冷酷无情，这些美国人，他们贪婪成性，他们一心要独自攫取对世界的权力。这是一场人所不知的战争，一场永恒的战争，看上去似乎不会死人，但实际上是一场会死人的战争。”记者将这段话称之为“密特朗的政治遗言”。

密特朗还说：“我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总统。我想说的是，最后一位坚守戴高乐路线的总统。在我之后，法国再也没有这样的总统了，因为有了欧盟，有了全球化。在未来，法国可以一直称为第五共和国，但一切都不同了。法兰西总统将成为某种超级总理，地位脆弱的超级总理。”

众所周知，戴高乐坚持的就是法兰西的自主独立。而在密特朗看来，法国已经失去这一独立，而且是在与美国进行的一场永恒的、人所不知的（尤其是法国人所不知的）战争中失去的。为什么这位法国第五共和国半个多世纪来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统会说过这样的话？实在是值得人们深思。显然，密特朗所言的“美国”，实质上就是当时由金融跨国资本控制的美国。

今天的特朗普也在针对欧盟展开了一场“秘密战争”，但这场战争的本质却已经是以“反全球化”为特征的战争。因为今天主导美国的已经不再是支持全球化的金融跨国资本，而是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这两场战争的手段是一样的，都是以“引诱”为特征的战争。但两者的目标却是截然相反的。班农的欧洲之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法国“人民共和联盟”党（UPR）总统候选人费朗索瓦•阿塞利诺调查发现，建立欧盟、创立欧元，都是在当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金融资本的秘密策动下实现的。但当时的目的是将欧洲纳入金融跨国资本的囊中，进而控制欧洲。而今天产业资本的代表人物特朗普上台后，班农等人到欧洲所策动的则是与此前完全相反的行为，是为了解体欧盟。因为美国的代表变了，其所代表的美国利益也就一起变了。特朗普的目的同样是为了征服和控制欧洲，方式方法却是反对全球化行为。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对特朗普的种种怪诞、非理性、表面上毫无逻辑的行为，就能够一通百通了。

由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特朗普会认为，欧盟才是他的“敌人”，而俄罗斯只是“某些方面”的敌人，而中国只是“经济领域”的敌人。因为欧盟是已经被金融跨国资本基本控制了的国家集团，而俄罗斯和中国则都还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贸易战背后的动因

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争斗实在是由来已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已逾百年！直到上个世纪初，金融资本在美国还仅仅是产业资本的支撑力量，服务于产业资本。当时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开拓“疆域”、寻找更多、更大的市场和资源为目标的全球化问题上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战争问题上。欧洲列强一旦爆发战争，那么军火和金融融资就会变得不可或缺。

可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利益的一次完美无缺的结合。战争使美国彻底超越英国而成为世界最主要的经济体，而世界金融中心也从伦敦城转向华尔街。
就在一战前夕，美国金融资本经过多年的钻营和努力，终于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并根据该法成立了联邦储备银行，即美联储，从而使金融资本从服务于产业资本的地位朝着控制和主导产业资本的方面演变。但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这两大力量终于爆发激烈冲突。美国产业资本掀起一股强烈的反金融资本浪潮，其代表人物正是产业资本的重头悍将、福特汽车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

当时的情景与今天的美国有非常接近的地方。与此同时，国际上特别是在欧洲，也出现了一股反犹浪潮，出现了德国纳粹和希特勒。美国也选出罗斯福担任总统，主导并通过了一系列法案，从实质上限制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挑战。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大资本之间的冲突出现了转机。正如我前面所说，“战争”是使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形成共同利益链的一个重要手段。二战结果我们都非常清楚，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双双从战争中大发横财，成为二战最大的赢家。

二战结束时，美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联手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化3.0版”：以美国军事实力为后盾、美国制造业为基础、金融投资和美元霸权为手段，以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为工具，建立起美国主导的新一轮全球化，并在这一轮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直到有一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

应该承认，中国的经济崛起，突然改变了几乎所有国际关系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国内阶级划分和社会矛盾、甚至包括西方企业的百年来的经营方式。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中国坚持维护了本国的金融独立，将货币发行权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本国手中，既阻击了跨国金融资本对中国的渗透，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又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产业资本形成巨大的冲击。

对于特朗普来说，他要重新建立美国的经济和贸易主权，这就要打击全球化进程，甚至逆转全球化进程。他使用的借口，即所谓“建立对等、公正”的贸易关系，实质上就是要抛弃美国对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条约做出的承诺，将已经交给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的“权力”重新拿回手中。

特朗普可以指责中国侵犯美国知识产权而发动贸易战。但要是提交世界贸易组织来裁决的话，美国的指控必然被驳回，因为中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面说过，全球化总是由一个最强大的国家所主导。现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突然发现，自己被自己制定的规则缚住了手脚。它不是反思自己的优势会逐渐失去，自己应该如何改革以使自己重新适应自己制定的规则。相反它一心想要挣脱自己编织的绳索网络，凭借自己残余的优势力量去打击对手。

我认为，这就是特朗普发动一场全球范围的贸易战的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策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和中国在未来特朗普所代表的产业资本对金融跨国资本的决战中，即便成为其同盟军的可能性不大，但至少在一个阶段内不会是特朗普的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当特朗普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时，是有着明确的战略目的的。

我认为，从特朗普的战略出发，他显然错误估计了中国。他以为，先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中国会在美国的压力下立即“投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很容易赢的”；然后以这场“外贸胜利”安抚了他的选民基本盘之后，特朗普将会转向欧盟，向欧盟发起总攻。

特朗普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特朗普将会毫不犹豫地对欧洲发动“颜色革命”，以帮助欧洲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上台执政。我们一直以为，“颜色革命”是美国用于“意识形态敌对国家”的手段。其实并不尽然。“颜色革命”同样也被用来对付美国的盟国，特别是当美国需要进一步控制盟国的时候。

众所周知，法国是60年代第一个要求美国兑现美元换黄金的承诺的国家。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意识到美国正在滥印美元，而一旦美元印数超过美国的黄金储备，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元危机。结果，戴高乐便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向美国派出军舰，将法国挣取的“绿纸”换回真正有着永恒价值的黄金。也正是因为如此，几年后，在1968年5月，有人策动了法国本土上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着“学生运动”旗号的“颜色革命”，这可能是历史上真正的第一场“颜色革命”。其结果是戴高乐下台、法国和欧洲其他想用美元换回黄金的做法戛然中止。从此不要说拿美元换黄金，甚至想都不敢再想。

但特朗普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顽强抵抗。特朗普之所以一直声称，他“尊重中国国家主席”，中国虽然是美国“经济领域的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的”“这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竞争力而已。”

就是因为特朗普希望尽快地“解决”中国问题，以便可以回过头去应对其最主要敌人——全球化及其背后的金融跨国资本。事实上，这股力量正在动员起麾下的全部媒体力量，利用所谓“通俄门”“性丑闻”等“非常规”手法打击特朗普，甚至以“弹劾”相威胁，以逼特朗普就范。这是其惯用手法。在此稿完成之际，特朗普已经有点焦头烂额。甚至他自己都提到了被“弹劾”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特别而需要一场“外交和经济”的“胜利”来渡过难关。但特朗普没有想到的是，他以19世纪西方列强惯用的这一套手法来对付中国，早已行不通了。他的贸易战领军人物大多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打赢日本的那帮“老人”，他们的那一套用来对付中国，不但行不通，而且将会碰得头破血流。

只是，当中国的强硬立场打乱了特朗普的战略部署之后，特朗普会做出什么样的战术调整，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我们要真正防范的。我们特别要注意，不要因此而使特朗普被逼而将其最主要的敌人——“全球化”和“金融跨国资本”暂时放在一边，而与中国进行“死磕”。

我们如何才能既坚决地捍卫中国的国家利益，又要策略地、以人所不知的方式韬光养晦、避其锋芒，将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化解于无形之中，是考验我们战略智慧的历史性时刻。

法国有两本畅销书，描述的是世界的未来走向：一本是阿兰•索哈尔的《理解帝国：明天将是世界政府的统治，还是民族国家的反抗》。另一本是雅克•阿塔利的《未来简史》，力倡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是人类的必由之路，甚至给出了时间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目前特朗普在做的，正是“民族国家的反抗”。

对于中国来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今天的敌人，谁是我们明天的朋友？这是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一个也许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谁能给出一个正确的历史答案？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兼析苏联后期的外交失误及目前“新冷战”概念的错误

• 时间：2018-09-05 16:17

• •来源：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 •作者：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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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党的十九大后中国进入新时代，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1961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370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1956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2016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2014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2016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2016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 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500指数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2016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440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8900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2007～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1929～1940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100年前也出现过。1916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15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6000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8000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2000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8000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2017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 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据报道：2018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2010年的16300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1973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1962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18]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1963～1964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9]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1974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关注和指责。与此相反，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论断，使新中国外交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反正两方面的经验，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确实需要深入总结。

“货币没有主人”[21]，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22]、“垂死的”资本主义。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3]的新时代。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24]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得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25]

四、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6]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27]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28]。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29]，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30]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五、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1]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2]】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1959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3]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34]1959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5]】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36]】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1971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1976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1975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37]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8]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1962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39]】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

第四，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台湾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进入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第五，我们的目标不遥远，因此它不会透支国力。于情，我们得道多助；于理，我们只是在索回本属中国的雅尔塔权利，不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法权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40]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应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②]［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页。

[③]［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⑦]《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gxh.net/yinhangxinwen/36666.html。

[⑧]罗思义：《不要只关注上合“朋友圈”内的事，也要看清这些外部挑战》，观察者网2018年6月8日。

[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5、817页。

[⑩]《特朗普振兴美国制造业，军工行业才是重中之重》

http://money.163.com/17/0302/11/CEH64V70002580S6.html。

[11]《简氏：2018年全球军费将达1.67万亿美元 美国独占40%》，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2_21_440137.shtml。

[12]《美国失业率降至3.9% 创下近18年来新低》，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8_05_05_455852.shtml。

[13]《简氏：2018年全球军费将达1.67万亿美元美国独占40%》，

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12_21_440137.shtml。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7页。

[1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

[2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0页。

[23]“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人民日报》1967年8月14日。

[24]《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25]《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27]［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6页。

[28]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7~2018）——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2页。

[29]《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3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7页。

[3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9～400页。

[35]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4页。

[36]［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37]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201、202页。

[3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3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555页。

[40]《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授权察网发布】

张文木：政治人物安危与国家安全

2014-07-13 16:15:04 作者： 张文木

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变化往往可以引发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事业的成败；特别是在国际或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特别时刻，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命健康就成了敌人——即使这人物曾帮助过这些他们——瞄准的目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此之谓也。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前后苏东国家的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

定点清除：让安德罗波夫“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

关于安德罗波夫之死，亚·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谜》中写道：“安德罗波夫身上所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认定为‘操纵死亡’。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根本就在于让他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②B·列科斯塔列夫在《血腥的总书记》一书中认为：“事实就是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德罗波夫同自己的病症和睦相处了20年。就在他刚刚取得其毕生所追求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时，死神就选中了他。”③新上台的契尔年科的“蜂窝组织炎发展得极快”。亚·舍维亚金披露：“熟悉克里姆林宫所有领导人健康状况的科学院学士曾暗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关系刚一紧张，死神就将这些领袖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带走，并且他们的生病和死亡都有些离奇，让人莫不能解。比如，拥有非凡精力的勃列日涅夫竟然突然患上了虚弱综合症。”④

华约重要国家的国防部长们齐刷刷地因“心衰竭”而倒下

值得深思的是，安德罗波夫去世不久，死亡事件便向军界集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于1984年年底也随之离世。俄国作家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个克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一书中披露：“乌斯季诺夫的死亡事件本身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怪诞的，其生病原因及症状方面均留有许多疑问。1984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了苏联及捷克军队联合演习。乌斯季诺夫与捷克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参加了这次演习。乌斯季诺夫在大演习归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出现低烧，肺部有病变……令人吃惊巧合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楚尔元帅也出现了同样的临床症状。”

波兰是拉动苏联解体的突破口。1984至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兴起，为了保证团结工会的“成功”，西方“需要除掉社会主义同盟国中的四个国防部长。至少，是这样决定的，并且也达到了最终目的，实施了‘处以极刑行动’”。

1984年12月20日，乌斯季诺夫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985年3月，体弱多病的契尔年科上任一年后去世。在此前后，死亡事件进一步向华约国家军事首脑扩展，捷克、东德、匈牙利的国防部长们于一年内齐刷刷地在“心衰竭”的诊断中倒下：1985年1月15日，66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因“心衰竭”去世；12月2日，德意志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大将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2月1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И·奥拉赫大将由于“心衰竭”猝然离世，享年仅59岁。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书评论说：“如果说对总书记们的死亡是否是偶然现象还可以进行讨论，那么乌斯季诺夫和楚尔的离世毫无疑问证明反对他们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开始实施了，并取得了成功。”

这些定点清除行动的顺利实施，为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扫除了障碍。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在对团结工会的步步退让中倒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亚·舍维亚金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敌人们不得不剥夺了一个有份量人的生命。但游戏还是颇为精彩，值得庆贺一番。”

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雇员彼得·施魏策尔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中披露：“在时任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前几个月，美国情报部门已高度关注他的生命健康变化。”“几个月以来，美国情报分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直注视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位老态龙钟的苏联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他现在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根据原定于1985年1月中旬华约组织召开的“一次紧张而重要的会议”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的信息，“有些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打赌说契尔年科可能去世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契尔年科生命健康状况的报告“通过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和温伯格手里”。美国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三天之后的上午6点钟，苏联方面正式宣布契尔年科的死讯，他的继承人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年仅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的总书记。⑩曾在白宫工作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与彼得·施魏策尔座谈时证实，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预选“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代理人

目前尚不能肯定契尔年科的死亡一定有西方直接插手，但上面的信息表明，西方事前已知道契尔年科的死讯，不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的讲话证明苏联的这些变化都在西方掌握之中。撒切尔夫人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形势对西方有利。她说：“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夫人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戈尔巴乔夫被西方“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年前。1984年秋，当时仅是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被安排在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首脑的唐宁街10号会见了英国撒切尔夫人，会见后，撒切尔夫人表示：“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年底，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在马里兰州会谈时告诉里根，“此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她所见过的任何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一样”。戈氏“想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战略防御倡议”。彼得·施魏策尔在书中披露说：“里根从撒切尔夫人的言谈中，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

1984年4月中旬，布什在与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B．Л．伊兹拉埃良会谈中“十分有把握地说”：“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1991年，伊兹拉埃良在回忆录中说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事后撒切尔夫人也证实：“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这里说的“我们”，包括美国。既然西方可以让自己的代理人“上岗”，如此反推逻辑是，西方也可以让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欢的人“下岗”。

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之后，接下来便是为其迅速扫除障碍，其结果就是苏共党的两位总书记即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任职）和契尔年科（1984年2月13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职）竟在一年内相继离世，此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在戈氏推动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

死亡威胁不独针对冷战对手，而是针对整个南方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国家领导人

若以为上述现象仅是冷战白热化时的特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即使在冷战结束后，整个南方特别是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拉美国家领导人的生命都感受到了“威胁”。

美国中情局曾对古巴总统实施过高达638次暗杀，据资料披露，CIA直到2000年还在对卡斯特罗进行暗杀活动，暗杀手段五花八门，包括雪茄炸弹、被真菌感染的潜水服、黑手党刺杀等。卡斯特罗曾经说过：“如果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一个项目是躲避暗杀的话，那么金牌非我莫属。”

已故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在2012年大选前曾患盆腔肿瘤，2011年他曾表示，拉美多位左翼领导人身患癌症，很有可能是美国利用其掌握的先进生化技术向这些领导人下了毒手。2013年3月5日查韦斯去世，新当选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当天上午召开的政府成员和军队高层会议上说，查韦斯所患的癌症很可能是美国发动的“科技攻击”引起的，政府将成立专门科学委员会调查查韦斯的病因。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判断与上述亚·舍维亚金的分析相吻合，不同的只是这些现象在苏联解体过程中表现的更为典型和集中。

行文至此，又惊闻在越南多地爆发反华游行和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内的一些中国企业和人员以及新加坡、韩国等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据初步核实，已有1名中国公民死亡，上百人受伤。2014年5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越南近日发生针对中方及其他方企业和人员的打、砸、抢、烧行为，越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方敦促越南政府切实负起责任，严肃彻底调查，严惩肇事者。无独有偶，2014年5月17日消息，在当天早晨发生在老挝东北部川圹省的飞机坠毁事故中，确认已有包括国防部部长、公安部部长等政府官员在内的16人死亡，仅有1人生还。在川圹附近参加水电站建设工程的目击者说，事故发生地是多山地区，飞机失事时川圹附近天气状况良好。如果将这两事件联系起来，会让人有某种不祥的联想。

发展是硬道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已从生存权的斗争转入发展权的斗争

有人会说，西方是由于恐惧苏联的军事威胁，只要主动放弃或降低这种“威胁”，就可以缓和与西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事实不是这样。1991年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明白表示，苏联对西方真正构成威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她说：“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经济，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这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它与西方的矛盾从生存权领域进入发展权领域，这种矛盾最终归结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具有更高发展潜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

邓小平同志从发展的高度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重大时刻的常用手段

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当斗争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便是短兵相接，西方出手的目标便直逼苏联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最高领导人的生命健康。对此，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并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斯大林同志在生命接近终点的前几个月（1952年9月19日），在会谈中语重心长地对周恩来说：“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这是斯大林一生与周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的最后叮嘱，更是斯大林同志一生对敌斗争全部经验的精华的高度概括。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反颠覆经验十分重视，1960年5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讨论时局的一次会议上说：“《东周列国志》中就是外国干涉内政相当多，多得很。我专看这一条，专找外国怎么样干涉内政。”毛泽东从其斗争经验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血写的斗争经验中知道，刺刀见红、尤其是对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刺刀见红，是政治斗争进入决定性的重大时刻的必然选择。1936年8月9日，“西安事变”前夕，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致信张学良：“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苏联已成往事前尘，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崛起之势已不可阻挡，与此相应，西方对中国的包围也日益收紧，打击的目标也日益集中。其矛盾的焦点也是不同制度所导致的不同发展结果的矛盾。中国和平发展所赢得的日益增大的市场份额，已让西方感到“威胁”且不能容忍，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迄今，西方通过文化、经济渗透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在一轮轮较量后受到重挫。目前，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已日薄西山，回天乏术。中国与美国之间和平发展的时间和机遇空间日益缩小，可持续优势日益向中国倾斜：中国如红日初展，而西方尤其美国则是黄昏景象。在这样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且有利于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得不警惕西方重拾打击苏联的模式，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必然要发起的、也是中国政治保卫工作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西方日益感到强大压力。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继续坚持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并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成功的实践就可以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对未来世界有巨大的示范意义。也正因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其间的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挑战也必然严峻而不能回避。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并坚决赢得这场挑战，以避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重蹈苏联之覆辙，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的明争暗战中功败垂成。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齐鲁青

来源： 大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