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論】減少對美出口依賴 擴大內需可也？

以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應對有效需求不足挑戰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作者：鄢一龍 時間：2018-12-28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由短缺經濟進入相對過剩階段，有效需求不足成為根本挑戰，其主要原因在於潛在的公共消費與公共投資需求在市場機制下被抑制，私人消費由於貧富差距原因未能得到充分的釋放，出口也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潛在需求未能得到充分釋放而被壓低。問題的解決途徑是，構建私人投資、公共投資、私人消費、公共消費、出口與全球潛在需求“六駕馬車”的新的社會總需求框架。為了突破中國經濟增長有效需求不足的天花板，需要推進“新需求管理”，它不同於經濟刺激政策，而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挖掘潛在的需求，以創造比自由市場機制更持續的增長機制。

一、中國經濟發展根本挑戰在於有效需求不足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由緊缺階段進入了相對豐裕的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的三個相關聯的供需矛盾：一是供給效率不高，二是有效供給不足，三是有效需求不足。這三個矛盾中有效需求不足是最主要矛盾，其次是有效供給不足，最後才是供給效率不高的問題。

對於供給效率不高的問題，有人主張通過降稅、降費、減權等措施來降低企業成本，通過放鬆管制來調動企業積極性。這些政策類似美國當年治理滯脹的“里根經濟學”翻版。

由於廣義生產要素價格上漲是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不拓展市場空間，這種政策調整能起的作用實際上相當有限。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對2014~2016年降成本情況的調查顯示，原材料、用能用地、人工以及物流這些剛性成本上漲較快，使得制度調整的空間相當有限，例如“納稅總額占企業綜合成本負擔的比重”均值為5.42%。[1] 與此同時，降成本過程是不同部門的收益重新分配，上游企業提供資源、提供資金的收益，政府稅收、職工的基本福利，都會受到影響。

由於放寬市場准入的政策，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是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體，餘下的領域恰恰是不應徹底市場化，體現社會主義優勢的領域。例如有人主張要進一步推進要素市場化，就是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徹底市場化，就如同卡爾·波拉尼指出的勞動力、土地等這些所謂的生產要素是“虛構商品”，勞動者是有尊嚴的，而不是生而為商品，土地是“細分的自然”。[2] 此外，還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中國的城鎮土地國有與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是中國市場經濟得以嵌入而不是脫嵌於社會主義的共同體重要基礎。一旦對這些所謂生產要素實行徹底市場化，將摧毀社會共同體。有人主張在民生領域進一步推進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把養老、醫療、教育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這無疑將給人民帶來新的“三座大山”。

有效供給不足問題是由於市場潛在的需求沒有得到有效供給，主要是通過創新驅動與結構性調整、實現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來解決這個問題。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結構性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價值鏈分工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新業態與新動能蓬勃興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熱點。更有效的供給改革恰恰是因為激發了潛在需求，擴大了有效需求。但創新驅動與結構性調整也會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的瓶頸，創新的周期越來越短，一個個新的產品出來，市場空間馬上又被填補，同時，供給形式變革促進了供給效率的提升，還會造成進一步的生產能力過剩。

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的更根本的挑戰在於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指社會有購買意願與購買能力的總需求低於社會總供給。在20世紀20年代就出現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不足的概念，1936年凱恩斯發表《就業、利息、貨幣通論》對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作了系統的論述。

有效需求不足概念是凱恩斯經濟學革命的核心。在供給學派看來，並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因為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薩伊定律的簡單表達），儲蓄被認為是對未來消費的節約。凱恩斯指出，並不存在這樣一條需求總會等於供給的“平行線公理”。因為社會總需求可以分別為投資與消費（這裡是指封閉條件下的經濟體），由於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資本邊際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與流動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使得投資與消費之間無法自發協調，也就是說，儲蓄並不能自發轉化為投資，因此資本主義經濟體就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與之等價的概念就業不充分）的問題，這都需要通過政府投資推動來彌補缺口，避免經濟陷入蕭條。[3]

所謂的“凱恩斯革命”雖然飽受西方古典經濟學衛道士的攻擊，但其實是相當溫和的，凱恩斯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的分析去觸動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就如同他自己反覆申明的，除了與古典經濟學有微小的不同之外，他在絕大多數領域是保守的。

凱思斯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沒有觸及生產方式、分配方式等更根本性的因素，而是將社會結構、技術水平等都作為給定的因素。要真正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需要像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中所做的那樣，將思想的解剖刀深入到流通領域、生產領域、分配領域中去。

根本而言，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於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不平衡的分配方式所決定的。隨着生產率越來越高，需求的速度遠遠跟不上，會導致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說生產過剩。我們可以從社會總需求的消費、投資、出口三個部分來加以分析：

第一，資本所得遠超勞動所得會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在僱傭勞動的條件下，由於分配機制的不平衡，資本所得遠超過勞動所得，財富向資本的所有者集中。皮凱蒂等人的研究發現在歷史長河中全球資本純收益率（一般是4%~5%）明顯高於全球經濟增長率，在20世紀二者的差距縮小，21世紀又再度擴大。[4] 社會就會出現“豐裕中的貧困”現象，一方面是社會的生產過剩，另一方面是貧困人口處於匱乏狀態。我國也出現了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財富分配與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過大的問題。

就連凱恩斯這樣的經濟學家也說：“相當大的財富和收入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但不平等的程度應該比目前存在的差距為小。”[5] 當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在於供給方面，也許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有助於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當經濟增長主要矛盾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由於富人邊際消費傾向低於窮人，財富差距降低了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使得全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

第二，資本回報率下降導致有效投資需求不足。資本無限積累特性會導致資本回報率下滑。亞當·斯密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增加，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減少，資本的競爭加劇，資本產生的利潤必然減少。[6] 馬克思將平均利潤率下降作為資本主義的一條基本規律。[7]

由于衡量的方法與使用的數據不同，學者很難在實證上對此達成一致，但是確實有大量的經驗研究支持資本利潤率下降的觀點。根據布倫納計算，G7的淨利潤率從1950年~1970年的26.2%，下降到1970年~1993年的15.7%。[8] 2001年美國非金融企業的利潤率處於戰後最低水平。[9]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也出現了實體經濟資本回報率下降的問題。劉仁和等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文章發現，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從2008年的9.82%，逐年下降到2014年的3.02%。[10] 有關機構研究發現，2008年以來中國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持續下降，到2014年已經低於融資成本比率，2016年後才略有回升。2016年底，中國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為4.2%，仍然低於金融市場的無風險收益率。[11] 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下降，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近年來中國投資增長緩慢，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脫實向虛壓力。

第三，不平衡的全球化抑制了全球貿易增長，導致出口需求不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全球化將發展中國家整合到資本主義體系中，來開拓全球市場，以解決本國有效需求不足問題，找到擺脫資本過度積累危機的出路。發達國家推動本國的產業向更高附加值轉型，攫取高額利潤，並將中低端產業轉移到海外，將國內資本與勞動的僱傭關係，轉換成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價值鏈剝奪關係。[12] 這種不均衡的發展關係，形成了發展的依附關係，由於發展中國家未能實現持續地、內生地發展，就會造成這些國家潛在的巨大需求沒能轉化為實際的購買力。

當然，有效需求不足與產能相對過剩是對應的概念，分別從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說的。如何讓供給大於需求的狀態恢復到供給需求均衡狀態，這取決於對於均衡狀態的不同理解，一種方式是通過削減供給的方式來實現消極平衡，這種路徑很容易導致經濟增長進入不景氣循環。生產收縮導致社會總收入的減少，並引發投資、消費收縮，從而使得在收縮水平下的過剩得以出清。另一種方式是聚焦於提升有效需求，實現積極平衡，則有助於推動經濟增長進入景氣循環。需求的擴張使得供給在更高水平下出清，並帶來更高的社會總收入，從而導致更高水平的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這兩種不同均衡會導致不同的經濟競爭圖景，就如同凱恩斯說的，前一種競爭只有表現優異的企業才能生存，而後一種競爭中，普通水平的企業都可以得到良好發展。

二、需求側的“六駕馬車”與新需求管理

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社會總需求不外乎“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可以增加一個私人與公共的分類維度。這樣，“三駕馬車”就成為“六駕馬車”：公共投資、公共消費、全球潛在要求，企業投資，私人消費以及出口（見表1）。這裡的公共與私人的分類維度，不是從需求的部門進行分類，而是從潛在需求實現的機制進行劃分，公共投資與公共消費，不等價於而是包含了通過公共機制主導的投資與消費的政府購買。

鄢一龍：以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應對有效需求不足挑戰

表1需求側“六駕馬車”生產性消費性外國公共機制公共投資公共消費全球潛在需求私人機制企業投資私人消費出口在新的分類框架下，我們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潛在需求尚未得到有效的供給，可以挖掘並轉化為現實的有效需求，從而支撐中長期中國經濟的中高速增長。

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公共投資需求空間，包括基礎設施的升級，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公共衛生、教育、生態環境、國防、水利等各方面投資都還有很多的欠賬。同時，公共投資也會拉動私人企業投資需求的增長。在公共消費領域，除了進一步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大量的人民的基本需求尚未得到滿足。在私人消費領域，由於貧富差距較大，大量的中等及以下收入人口的消費需求並未得到有效釋放。在全球範圍內，占世界80%人口的南方國家需求潛力巨大，而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給失靈問題突出。

這種新的分類並非是要變戲法、玩概念遊戲，而是要將覆蓋在原先就存在的、龐大的潛在需求之上的面紗揭開。有效需求這個概念就隱含着在水面下，還有巨大的沒能現實化的潛在需求，有效需求不足恰恰就是指潛在需求沒能充分現實化。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只有當市場主體有意願且有購買能力的時候，潛在需求才會轉化為有效需求，這使得大量的潛在需求依靠市場機制不能得到現實化，由於消費需求與購買能力不匹配、長期需求與短期收益不匹配、公共需求與私人收益不匹配，使得其難以轉化為現實的有效需求。

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除了市場機制之外，還存在公共機制將潛在需求現實化，從而可以創造更大的有效需求空間。

凱恩斯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是基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由於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等變量無法干預，需求管理能夠干預的變量主要就是通過政府投資來彌補投資缺口，因此需求側管理的政策經常被稱為刺激政策，被當作經濟蕭條時期的非常態，而且會造成若干負面後果的刺激性政策。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了“滯脹”問題，凱恩斯主義受到了廣泛的批評，這也推動了後來新自由主義對於古典經濟學理念的復興。

為了區別於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凱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我們把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勢，應對有效需求不足的政策稱為新需求管理。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於西方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需求管理本質上並非刺激政策，而是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從根本上應對有效需求不足的挑戰。換言之，這些政策是內生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持續性政策，而不是相機抉擇的外部刺激政策。例如，凱恩斯曾經隱晦地建議根本上解決有效需求不足問題，需要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並提出了投資社會化的主張，這種建議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言，是過於激進的，因而凱恩斯也被稱為“馬克思的凱恩斯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言，這些措施不過是題中應有之義。

三、以新需求管理，應對有效需求不足

新需求管理主要是發揮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通過推動公共消費、公共投資與挖掘全球潛在需求，來拓展有效需求空間，促進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具體而言可以採取如下措施：

第一，主動調控財富分配與收入分配，提高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

我國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仍然巨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2008年達到了0.4910，隨後開始下降，2015年之後又再次上升，2017年為0.4670，這比美國2016年的0.415還高。[13] 比收入差距巨大更值得關注的是財富差距巨大，全社會資產分布嚴重不均。西南財大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表明，2013年我國最富有10%家庭擁有社會財富60.6%，最貧窮10%家庭占社會財富比重只有0.1%。[14]

巨大的收入差距與財富差距除了反映地區與城鄉不平衡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在分配格局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不平衡、投機資本與實業資本之間的不平衡。

首先要從一次分配入手來主動調控。近年來，在實業資本回報率下降的同時，投機資本藉由房地產等資產的迅速升值，收割了大量的社會財富，目前居民財富中六成以上是房產淨值。需要通過政策調控提高實業資本回報的比率，調控虛擬資本的暴利空間，嚴格調控炒作、投機等行為的不當收入，嚴厲打擊灰色產業。

同時，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比例偏低，持續下降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要探索公有資產的全民共享機制，形成創新共有產權、混合產權等方式，逐步形成勞資共有、勞資共享的新型產權，讓勞動者分享資本的收益，從而遏制資本與勞動的兩極分化，同時也擴大全社會的有效需求。

其次要通過強大的國家再分配槓桿來調控。高淨值群體往往也是有強大避稅、逃稅能力的群體，需要加大對財產的持有、轉移的稅收徵收與監管力度。同時需要加大財政支出的傾斜力度，進一步利用財政支出槓桿，促進公共服務高水平均等化，積極鼓勵並規範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加大其收入調節功能。

第二，探索非貨幣化的基本公共消費制度。

探索逐步推行基本公共消費制度，設立線上與線下的衣、食、用基本公共消費區。此外，基本公共消費還包括公園、健身設施、圖書館、博物館、公共社交場所的免費開放與提供。

創造性恢復票證制度，當年票證制度是針對短缺經濟的“第二貨幣”，新的公共消費券制度則是針對過剩經濟的“第二貨幣”。每個公民根據其收入與財富狀況，按照一定配額領取公共消費券，不能兌換現金，該券只能在基本公共消費區使用。公共消費區商品實行計劃指導價，按照兩種方式消費，憑券免費消費與憑券抵扣現金消費。供應商的消費券收入可以抵扣稅款、獲得政府政策補貼以及等同於社會捐贈。同時公共消費區的商品禁止轉賣，這種制度安排可以和共享經濟、社會服務積分結合起來，避免成為養懶人的制度，富人可以將公共消費券捐贈或者轉讓（抵扣稅款或換取社會服務義務的免除）給窮人使用。

這種制度安排，本質上是一種“損有餘補不足”的貧富之間調劑制度，通過基本公共消費券制度可以逐步使所有人不論貧富其基本生存需求都可以得到滿足，同時又可以提高窮人的消費能力，釋放潛在的社會需求。

第三，建設社會主義金融共同體，激發潛在公共投資。

激發潛在的公共投資並不是簡單地依靠投資刺激經濟，而是建立國家與市場的金融共同體，來激發潛在需求。由於公共投資具有規模大、周期長、外部性強等特點，市場的資金往往不願意進入，使得社會的總體資金相對過剩與國家建設資金不足並存，需要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將市場資金引導到服務國家長遠發展中去。

例如，史正富提出了可以通過設立百萬億級的國家發展戰略基金，形成擔負國家戰略使命的准市場型戰略投資傘形基金體系。由央行與國家財政提供引導基金，形成國家戰略引領、國家資金帶頭、多元資本混合的長期投資基金。資金可以投資到水利、減災、國防、社會保障、科技等不同戰略領域，這種基金雖然在中、短期難有回報，但在長期具有持續穩定的投資回報。[15]

這種將市場優勢與社會主義優勢結合的制度設計同時也為居民的投資提供了一個長期穩定的渠道，讓居民共享國家長遠發展的紅利。

第四，將民生作為公共投資與公共消費的重點領域。

住房、養老、教育、健康等民生領域無疑還有巨大的潛在的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民生物品是極低價格彈性的必需品，不能作為所謂新的“朝陽產業”。

根本方向在於推進民生領域投資與消費的社會化。除了將前文所述的社會化投資機制引入民生領域，同時要堅持民生領域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堅持民生供給方式不能過度商品化與金融化，民生品的消費需要個人、就業單位與國家共同分擔責任。

探索基於使用價值的民生品配給制。以住房為例，對於居民的第一套住房，按照一定條件，可採取實物配給制的方式供給只允許使用不允許交易的共有產權房。由於土地是公有的，建造成本實際不高，就可以很低廉的成本，實現“居者有其屋”的中國夢。

第五，實施“國內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拓展市場需求空間。

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學者王建曾經提出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通過國際市場轉換機制，溝通我國的農業與重工業的循環。[16] 這一戰略是針對當時中國經濟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的背景而提出的。

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中國已經是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並由短缺經濟轉為過剩經濟，中國需要站在世界地圖前謀劃國內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推動內外聯動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更大的需求空間，實現中國與世界共贏。

首先，需要鞏固提升中國全球製造中心、供應鏈中心的地位，逐步成為全球創新與創造中心。中國國土遼闊，具有經濟發展的巨大騰挪空間，具有資本、技術、勞動力、管理綜合優勢，具有完整的產業鏈與供應鏈，具有廣闊的國內市場空間，不需要重蹈日本、美國等產業空心化的覆轍。

其次，形成完整的主要面向南方國家的共同發展與共同繁榮戰略布局。通過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及兩洲（非洲與南美洲）戰略，加快企業走出去，加大對南方國家的投資、技術援助，幫助所在國建設基礎設施，發展本國製造業，創造本地就業。

通過布局國內國際兩個生產、兩個市場，推動以下幾個方面的全球經濟大循環：資源品—製造業的大循環，製造業—建設項目大循環，農產品、輕工業品—消費市場的大循環，生產服務業—投資貿易的大循環。

擴大資源品的進口來源地，形成資源品—製造業大循環。通過幫助當地發展，將提升發展中國家購買力，形成農產品、輕工業品—消費市場的大循環。通過國際工程項目的建設，拉動配套製造業產品的輸出，實現製造業—建設項目大循環。通過推動中國投資，中國走向世界，帶動中國標準，提高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全球服務能力和全球服務半徑，實現生產性服務業—投資貿易的大循環。

全球經濟大循環戰略將不僅為中國產業發展提供巨大空間，也為全球提供巨大的中國機遇，實現中國與世界的互利共贏。

總之，“新需求管理”看起來像反市場的激進的“烏托邦”政策，其實卻不然，它正是針對原教旨市場經濟的弊端，為了克服經濟增長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機而提出來的，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勢，以更好地體現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更大的空間，推動經濟發展更加協調和健康。

注釋：

[1]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課題組：《降成本：2017年的調查與分析》，《財政研究》2017年第10期。

[2]〔英〕卡爾·波蘭尼著，馮鋼、劉陽譯：《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頁。

[3]〔英〕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章。

[4]〔法〕皮凱蒂著，巴曙松等譯：《21世紀資本論》，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64頁。

[5]〔英〕凱恩斯著，高鴻業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頁。

[6]〔英〕亞當·斯密著，唐日松等譯：《國富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47~53頁。

[7]《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257頁。

[8]〔美〕羅伯特·布倫納著，鄭吉偉譯：《全球動盪的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頁。

[9]荃鎮採訪，蔣宏達、張露丹譯：《布倫納認為生產能力過剩才是世界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5期。

[10]劉仁和、陳英楠等：《中國的資本回報率：基於q理論的估算》，《經濟研究》2018年第6期。

[11]劉陳杰：《新時期經濟格局與家庭財富管理》，《金融博覽》2018年第3期。

[12]〔美〕羅伯特·布倫納著，鄭吉偉譯：《全球動盪的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3頁。

[13] 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數據，https://data.worldbank.org.cn。

[14]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研究中心：《中國家庭財富的分布及高淨值家庭財富報告》，2014年1月，https://wenku.baidu.com/view/a19bbd21f7ec4afe04a1dfc9.html。

[15]史正富：《用結構性投資化解結構性產能過剩》，《經濟導刊》2016年第2期。

[16]王建：《什麼是國際經濟大循環》，《四川建材學院學報》1988年第3期。

【鄢一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副研究員。本文原載《世界社主義研究》2018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