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习式霸权主义和习式法西斯专政问题 无套裤汉 2023-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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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Zhang回复拙作《也谈 “壮志饥餐美帝肉，笑谈渴饮汉奸血 ... 待从头，收 拾旧山河，朝天国” 》见：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47 或 https://blog.creaders.net/user_blog_diary.php?did=NDU2MTk1 他说： “习一直以来把美国作为目标，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你认为他能领导瓦解美国吗？又有多少美国 “左派” 是习粉？美国人民能够容忍习式封建法西斯专政？” 个人认为他和自由派所指责的“三朝帝师”王沪宁共同拟定的政治纲领包括与美霸这个当代资本主义最大、最强的霸主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控制权、指挥权、定价权、话语权… 是不遗余力的。俗话说：“一白遮百丑”，彻底地搞白政治、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之后，所有的劣迹、伪善、腐朽、骗局与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等丑态都可以被一扫而空，真白于是变为假红和普遍受宠的东西；谁反对搞习式资本主义的汉霸主义，谁就是所谓崇洋媚外和当上所谓人人喊打的汉奸了。 毛主席说过：“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要想发动争霸大战而又企图避免人民民主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总爆发——即催生第二次世界革命风暴，是没有根据的幻想。 不但美国人民反对习式争霸大战，全世界人民都要起来激烈反对之。习式大战必然要以失败告终，即使中国劳动人民暂时困于习式法西斯专政无法起来有效反抗，倒行逆施与人民为敌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最终将必然被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所击败并推翻。我说过：资本主义四大危机——大瘟疫、大萧条、大争霸战争、气候大变化已经把资本主义的声望、向心力与权重推到谷底，而且四大危机互相作用更加大了其总体的震撼力。不自量力的习粉如果不能幡然悔悟其非的话，革命将成为其唯一的挑战者与强迫改造的权威。 美国左派处于大分裂状态，多数人被腐朽不堪、贪污腐化的资本主义政治当权派所笼络甚至俘虏，朝着伯恩施坦、考茨基等老牌修正主义靠拢，也就是说以不革命主义为主导方针企图感动资产阶级答应给些小恩小惠的 “苟全性命于乱世”思想严重泛滥起来。所以中、美的新、老修正主义隔洋唱和是有其共同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阶级基础的。但是自从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这些老旧不堪的、腐化堕落的修正主义分子被大批劳动底层人民所排斥甚至反对，美国无产阶级出现摆脱掉老左们的投降主义倾向而进入积极斗争的新氛围——例如2021年一月六日进攻国会的人民起义就是革命前夕的写照。美国的习粉是没有前途的，正如同中国的习粉一样，是将被人民群众通过第二次革命风暴所抛弃的。两国都将面临内战的危险；美国第二次内战的爆发已经箭在弦上了，问题只是导火索仍然只看见青烟，还没有出现火花。中国的内战形势也不可低估，尽管其导火索还看不见烟煴，更别说火花了。 诸凡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大搞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政权没有不实行法西斯主义的，例如二战爆发前后的希特拉就空喊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但是他们一伙搞的根本与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相反，而是货真价实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主义虽然不打社会主义的旗号，但也是“革命”（其实是反革命。这与蒋二世及蒋三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如出一辙）不离口的。 习式法西斯专政其实不过是蒋介石二世即邓小平特色法西斯主义的继承人——习近平这个蒋介石三世的特色法西斯主义专政罢了。 为了弄清楚习式特色法西斯主义专政的实质，这里引证了比较全面地介绍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历史真相的资料（见附录：《求关于蒋介石统治体系建立的相关知识?》） 从列宁到毛主席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政治文化思想哲学与路线决策及学说。让我们探讨以下国民党反动派和特色党反动派之间的经济联系。 附录说： “ 国民党的“统制经济”是政府直接干预民族资本、私人资本的生产、分配和流通，这就给国民党巧取豪夺民族资本、私人资本提供了机会，通过给私人资本掺管股，给国有资本掺商股等各种方式，一群人巧取豪夺，将别人的产业划到自己的名目下，形成了同国家权力密切结合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大伤元气，最终得利的既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资本，而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小撮人。贪官污吏借统制之机，压制民营生产，膨胀官僚资本，进行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行为，使经济统制难以维持。 在机构调整方面，国民党内派系林立，都以经济部门为肥缺 ，竞相伸手，图谋私利；加上固有的严重官僚腐败现象，既损伤了国民党公务人员的抗日爱国热情，又使行政效率迅速降低，种种弊端愈演愈烈。 到抗战胜利后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已发展到顶点 。然而，经济统制并没有完全结束，反而趁解放战争不断得到强化，直到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结束。“ 对比习式法西斯特色党的特色经济，国民党反动派只有区区四大家族；而在74年之后的今天，习式法西斯专政下豢养了多达五百个官僚、豪强资本大家族及其数以万计的喽啰、吹鼓手、买办、白手套、管家…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里尤其指蓝衣社）。 当此白、蓝等特色密切交织之际，如果还有人执迷不悟，希冀中特洗面革新、重新做人，那么就只能说这些人是财迷心窍、临深渊而不自知的愚蠢之士了。[Mark Wain 2023-02-22]
回复： 不识新衣小男孩 高级会员 http://redchinacn.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395&page=1&extra=#pid130361 而在74年之后的今天，习式法西斯专政下豢养了多达五百个官僚、豪强资本大家族及其数以万计的喽啰、吹鼓手、买办、白手套、管家…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里尤其指蓝衣社）。几代所谓领导集体的积累，把所有罪责都赖他头上，也不合情合理。他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迷惑性太强，还来消耗老一辈积攒下来的精神资源和政治资源。弄得我们很迷惑。 答复： 他不是始作俑者。在他之前，邓小平才是执行错误路线、背叛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革命的罪魁祸首。习近平是中特现代修正主义反革命叛徒集团的继承人而非创始人，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然而他搞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把戏着实蒙蔽了某些中产、小资们的主动思维能力和客观判断能力，以至出现了所谓习粉群众（他们是一些贪图眼前小利而不顾被骗造成的恶果的落后分子群体），这同样是事实。今后无产阶级经过学习、进步、觉醒、团结、斗争的革命过程是必然要取得战胜中特的主、客观条件的。不要灰心，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只有少数人反对革命，但是后者阻挡不了前者将要推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洪流的。[Mark Wain 2021-02-23] 附录：
求关于蒋介石统治体系建立的相关知识? 9.25日更新：整理了蒋介石集团的法西斯主义相关言论，欢迎阅读：https://zhuanlan.zhihu.com/p/84106832 大神在哪？
中国国民党（区别于1913年的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在成功建立起对中国的统治之前其实一直是一个地域性色彩很强的政党，其创始人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李福林、伍朝枢等在党、政、军各个方面身负重权或声名远扬的都是广东人，他们很早就同孙中山一起闹革命，基本上都是辛亥元勋，或是在护法中襄赞中山先生。那个时候，作为浙江人的蒋介石，还岌岌无名，在国民党中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即便是在国民党改组之后，蒋介石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好位置。 但这一切随着孙中山的去世开始发生变化，1925年初，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改编为第1军，蒋介石任军长、何应钦任副军长、王懋功任参谋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蒋介石掌握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但他此时也只不过是即将呼之欲出的国民党新军阀的一支而已。这个时候，发生了廖仲恺刺杀案（1925年8月20日）。 廖仲恺刺杀案发后，成立了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主的特别委员会，蒋介石骤然位于权力中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嫌疑对象指向了国民党右派胡汉民，支持汪精卫驱逐了胡汉民，又借口驱逐了当时粤军将领许崇智，汪精卫最后也不得不出走，蒋介石一跃成为国民政府中握有军事实力的重要人物，1926年2月，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在国民党内部，粤系后来也便不断地边缘化，日益远离权力中心了。 在清洗完国民党内部之后，蒋介石指向了共产党，于是便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中山舰事件也叫“三二〇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枪械；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
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中国国民党左派，夺取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权。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中国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中国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等。
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要求第一军内部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共产党，要么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结果就是相当一部分的共产党员宣布退出了第一军，蒋介石对这支军队的掌握也更加牢固。 总之，经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离开国民政府的权力中心，中国共产党也被严格限制活动，但由于北伐在即，矛盾还尚未完全公开化。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此时作为先遣部队的叶挺独立团已经攻入湖南，国民革命军很快席卷大江南北，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工人起义也宣告胜利，成立了市民政府，蒋介石也越来越忌惮共产党，开始同江浙财团和英美眉来眼去，此时的英美大有干涉中国革命的打算，于1927年3月24日制造了南京事件，此时蒋介石已决心“分共”，并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制造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纠察队举起了屠刀，很快，一场针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屠杀开始了。 到1928年，国民党制造的针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屠杀和迫害列举如下： 1927年4月15日 广州 李济深 四一五大屠杀
1927年5月21日 长沙 许克祥 马日事变
1927年5月17日 武汉 夏斗寅叛变
1927年6月5日 江西 朱培德叛变
此外，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广东等省相继发生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事件。杨闇公、陈延年、赵世炎、萧楚女、熊雄等共产党人被杀害。
1927年7月15日 汪精卫在形势重重的情况下，终于宣布“分共”，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剿共”这一方面走到了一起。 到这里，中学课本就开启共产党支线任务了（滑稽），不过我们还是沿着国民党这一条线索继续看下去。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称为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主导。1927年4月18日，分共之后的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称为南京国民政府，宁汉分裂。后来七一五政变之后，宁汉合流，蒋介石以退为进，率先下野，汪精卫在宁汉合流之后也随即下野。此后，汪精卫虽然也闹出过不小动静来（例如1931年的宁粤对立，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做了汉奸），但再也没能再回到国民党的权力中心来。 1928年，蒋介石重新回到权力中心，国民党新军阀的矛盾开始激化，此时国民党的斗争已经由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转变为各新军阀之间的斗争，经过宁汉战争、两次蒋唐（生智）战争、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延至1930年，终于爆发了蒋、阎、冯、桂战争，史称中原大战，此后，蒋介石基本统一了国民党各新军阀，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建立自己的统治是靠对国民党的不断清洗而完成的。首先，在国民党内部进行清洗，清洗掉了国民党右派（老右派），然后再对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清洗，最后就是公然把目标指向共产党，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屠杀，从而确立了国民党新右派的统治。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蒋介石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的。 需要说明的是，您别看这些措施看似厉害，但实际上能够实行下去或实行能达到预期目标的非常少。“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官僚机构存在的种种弊端和腐败，战时经济（此处可以换为任何主语）的预期目的远未达到。” 政治上：建立特务机构、实行秘密统治，实行“保甲”制度，推行六法全书。 在特务机构中，较早的、对后面影响也最大的是蓝衣社。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并由蒋氏亲自拟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干、快干、实干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
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有的史书称其为蓝衣社，所谓蓝衣社一说，是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刘健群提出效法意大利褐衫党，将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一律使用蓝色。尽管这一提议未被复兴社采纳，但蓝衣社的名称却因之流传开来）。据复兴社的创办参与人康泽称，力行社成立于复兴社之后，是复兴社的内层组织；据1934年曾在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工作的龙步云等人称，力行社成立于复兴社之前，复兴社是在力行社的基础上扩展的外围组织。不论何说，力行社为复兴社的核心无疑。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特务机构的任务是： 戴笠在1938年完成的《政治侦探》详细描述了特务机构的职责：
1.保卫领袖的安全。领袖的安危同于国家的安危。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处处决心保卫领袖的安全。
2.惩治腐败。腐败是革命斗争中的蛀虫，除非这一(惩治腐败)行为得到圆满完成，否则建立一个廉洁和诚实的政府是不可能的。
3.摧毁一切反革命力量。这包括控制调查集会、结社和出版。无论从行动或是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政治侦探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共存的。
4.帮助国家重建。如同农民在庄稼成熟前必须除草一样，必须清除国家重建道路上的障碍。
5.防范国际间谍和叛徒。政治侦探是国防的哨兵，当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主力部队的成功常常取决于幕后的侦探的成功。
从上面可以看出，蓝衣社是极具法西斯色彩的，实际上，其成员也是深受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的。 大约在1935年，蒋介石在对蓝衣社的演讲中说：“今日中国所需要的不是讨论未来中国将实行何种理想的主义，而是需要眼下将能够救中国的某种方法。”他又说，“法西斯主义能不能救中国?”我们回答：可以。法西斯主义是目前中国所最需要的。他最后宣称，“在中国现阶段的紧急形势下，法西斯主义是最适合的一种奇妙的药方，而且是能够救中国的唯一思想”。
蓝衣社成员“特别憎恶自五四以后毒害了中国人心灵的自由主义概念。……对于蓝衣社分子来说，自由主义意味着无约束的放纵，自由主义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和讲人性，更有甚者，自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它诱使人民屈服于他们个人的任性而对社会的需要则完全不予注意”。
“蓝衣社分子到处能觉察到西方自由主义恶劣的影响。……在普通民众中，自由主义表现为颓废轻浮的生活和奢侈的消费。张伏云解释道，上海的大学生把时间花在去妓院和舞厅而不是去图书馆，女学生则精通于化妆品和奇装异服。《前途》 (蓝衣社的权威出版物—引者注)编辑刘炳藜慷慨激昂地抨击在一个晚上花费3000元款待女友的城市青年，他说，他们花掉的这笔钱可供30000农民生活一天。自由主义是一种文化疾病，在城市中最显著，而且现在农村也受到它的污染。”
蓝衣社的纲领宣布：“蒋介石是国民党的唯一的也是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因此，党员必须绝对支持他，只听从他的命令，以他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在一篇社论中，蓝衣社分子宣称，“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
在法西斯主义的极端鼓动下，蓝衣社极度反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们断然否认妥协和平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本社不能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将亡我中华。因此，我们决心保持绝对仇日的态度。抗日是本社最为重要和最为神圣的任务。”因此，蓝衣社也发起了许多针对日本人的刺杀活动，这为需要向日妥协的蒋介石所芥蒂，1938年，过于庞大的蓝衣社解散，但“蓝衣社的精神并未因组织的解散而消失”，很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成立，蒋介石的特务统治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制度，南京国民政府的保甲制度起源于围剿红军时期，原因是国民党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1931年6月，蒋介石划定江西修水等43县编组保甲，将原有闾邻等自治组织一律撤销。次年，以蒋介石兼总司令的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长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顽劣担任。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竭力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 保甲的实质在于联保连坐法。所谓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所谓连坐，就是一家有“罪”，九家举发，若不举发，十家连带坐罪。国民党力图通过“保甲制度”，不仅能够“剿灭”共产党，还能够向基层渗透，为军事化服务，可谓寄望极大。 然而，“保甲”制度的实行不力，究其原因不外是， “一般公正人士多不愿担任保甲长，一般不肖之徒又多以保甲长有利可图，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良好的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民众怨声载道”。
（经楼下评论区提醒补充）保甲制度在蒋氏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区之外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政府只注重书面应付，而忽略实际工作，行政效能很低，但蒋介石仍坚持认为，保甲制度能够严密民众组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
据《申报》载，从 1932 年起，江西保安处为“防止匪祸蔓延，积极充实人民自卫，除兴国、永新、石城、瑞金、横峰、莲花、宁冈、宁都、广昌、会昌、云都、安远、寻乌等少数县份情形特殊及匪祸成分较重，无法推行外，(一)次第办保甲者六十二县;(二)有警队者万载二十五县;(三)保卫团以一人一枪，有饷源者为原则，甲种团队萍乡八县，乙种团宜丰十二县，丙种上等三十县，匪陷县团队由临县或临省指挥，现计五八七队，枪万八千，经费由丁漕附征者二百三十万。”蒋介石或许是看了书面报告信心大增吧。
六法全书，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六个法律门类的法律法规汇编，其具体组成大概有两种说法，一是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二是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后者是现在的主流说法。 《六法全书》的立法框架，主要借鉴甚至复制了来自德国、法国、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典，其中许多内容间接来自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 1928 年—1949 年的 22 年中，特别是前 10 年中，为了标榜民主和法治，巩固统治秩序，国民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六法》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国民政府在清末政府、北洋军阀政府 所修订的法律基础上，进一步制订了《六法》，并于1946年左右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六法全书”，作为统治人民的法统，并三令五申地督促各省、市政府印发给各区、镇、乡公所及民众教育馆、电影院、报社等进行宣传。王耀武任山东省主席期间，在省政府机关报《山东新报》上分期登载《六法全书》，并饬令省高等法院和各地方法院工作人员，随时抄录、熟记，以学习掌握“六法全书”水平高低，作为甄拔、晋升的依据之一。 从立法理念和立法框架来看，《六法》大体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律，参与制定法律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应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资产阶级的理念，但由于《六法》实际上还是为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服务，从而为封建的生产关系服务的，所以《六法》中也有不少封建法的内容，而其中附加给《六法全书》的《戡乱动员令》、《紧急治罪法》等单行法规更是货真价值的反动法令。最关键的是，《六法》没有得到很好的实行，虽然从上面可以看出，国民党努力的将《六法》向地方乃至基层推行，但当时的农村，封建法的普遍存在，甚至私刑，无疑给《六法全书》的适用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经济上：实行统制经济、改革币制、关税自主 国民党这个时候的经济政策，同一个国家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日本（国民党经济抗战石锤了，滑稽）。 在上世纪20-30年代知识界中掀起了一场关于统制经济的大讨论， 在经济动荡、 军事威胁的内忧外患之际， 民国知识分子与工商界人士认为， 较之自由市场经济， “统制经济” 被认为是加强国防经济建设、 抵御外来入侵、 振兴民族经济的救国兴业之策。这股思潮影响了国民政府，加上日本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国民政府逐渐开始将经济转入统制经济的轨道。 1934年 12月国民政府提出了对产业和外贸“励行统制及保护政策”的主张 ,并曾实行过蚕丝业和棉业的计划统制。 华北事变以后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趋严重的形势下 ,国民政府又提出“调整原有生产组织 ,统制社会经济活动 ,使国民经济得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 的主张。 1935年 ,国民党政府又特设了“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 ,负责领导实行“计划经济” ，蒋介石还提出了，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分配 、交易、消耗诸方面 ，制成彼此相互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 在此政策之下 ，全国人力与资源 ,得不分界域，为全盘适当之配置，以发挥最大之效率；生产之结果，得共同利用，为公平适当之分配，以提高大家之福利。”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的经济统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先后接连颁布了各种经济统制的法令。如 1937年 6月《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增进生产及调整贸易办法大纲》、《战时粮食管理条件》、《战时农矿工商管理条例》。 《各省市合作贷款要点》、《战时合作农贷调整办法》《四行联合贴放办法》等。 1938年又颁布了《购买外汇清核办法》、《特种物品清耗统制办法》、《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内移各厂矿限期复工办法》、《实施收兑金类办法》、《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励奖助暂行条例》、《商人运货出口及售结外汇办法》、《出口货应结外汇三种类及其办法》、《改善地方金融机构办法纲要》、《领用一元券及辅币条例》、《国营矿区管理条例》。全面实行经济统制。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统制经济，调节物质之生产消费”。到1941年3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正式确定实行“统制经济”政策，受官僚资本控制，由国家政权依靠行政法律的手段，直接干预或管制生产、流通、分配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环节。 国民党的“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同苏联的计划经济是不同的，概括起来，苏联的计划经济是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国家计划生产，而国民党的“统制经济”是政府直接干预民族资本、私人资本的生产、分配和流通，这就给国民党巧取豪夺民族资本、私人资本提供了机会，通过给私人资本掺管股，给国有资本掺商股等各种方式，一群人巧取豪夺，将别人的产业划到自己的名目下，形成了同国家权力密切结合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大伤元气，最终得利的既不是国家，更不是民族资本，而是国民党内部的一小撮人。贪官污吏借统制之机，压制民营生产，膨胀官僚资本，进行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行为，使经济统制难以维持。 在机构调整方面，国民党内派系林立，都以经济部门为肥缺 ，竞相伸手，图谋私利；加上固有的严重官僚腐败现象，既损伤了国民党公务人员的抗日爱国热情，又使行政效率迅速降低，种种弊端愈演愈烈。 到抗战胜利后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已发展到顶点 。然而，经济统制并没有完全结束，反而趁解放战争不断得到强化，直到国民党统治在中国大陆的结束。 改革币制，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法币政策实施法》及《兑换法币办法》，其中规定中央、中国、 交通3家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以图改变以往各家银行皆可呈准许发行货币的混乱局面，统一全面币制。此次币制改革，是在英国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协助下实行的。 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 1）统一货币发行权，实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继续发行新钞票；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其他原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准其照常行使，由财政部定期以法币换回。
2）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流通，并将收归国有的白银移存国外，作为外汇准备金；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3）放弃银本位制，采用外汇本位制。为使法币对外汇比价稳定，规定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的价值用外汇率来表示；法币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当时规定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5便士。为此引起美国的争夺，同年12月美国变更购银办法，迫使世界银价猛跌，影响中国外汇基金的稳定。 应该说，这次的币制改革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一度改善了民初以来币制混乱的局面，法币的币值在一段时间内还是稳定的。然而，此次币制改革的依附性是很明显的。《中美白银协定》，用白银换美元，美滋滋。 关税自主。中国的关税不能自主是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协定关税开始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争取关税自主权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国民革命开始之后，关税自主，被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约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1928年6月，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两项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国民政府把关税会议时各国承认的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并声明自1929年2月1日起实行。到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了《中日关税协议》。 关税自主权的夺回应当是在国家主权的重大胜利，可是，关税收入作为重要的财政收入被某些人所觊觎，成为了某些人的政治工具，这当然是可悲的。 思想文化上，推崇法西斯主义，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政权是否属于法西斯政权这有待争议[1]，但是蒋介石曾倾心于法西斯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从前面的内容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早期蒋介石学习的对象是墨索里尼。 30年代初 ,蒋介石曾向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派遣了一个考察小组 ,这个考察小组经过在欧洲的实地考察返回后 ,向蒋介石极力推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作为口号和原则有以下四大“要义”: “ (1)我们只有国家没有其他。(2)我们只有实行没有议论。 (3)我们只要义务没有权利。(4)我们的精神是祖国、本分、纪律”。
1931年 5月 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上。 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开幕词中声言: “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 ,……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 ,以工团组织为运用 ,认定国家至高无上之实体 ,国家得要国民之任何牺牲 ,为民族生命之绵延 ,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 ,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 ,国家主义,既为神圣纵横发展 ,遑恤其他。
我们需要一个和墨索里尼一样的人物来领导一切，实际上在我们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就出现了像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
当然，更为重要的，个人也认为是最能概括蒋氏法西斯的梦想的是， “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蒋氏法西斯主义完全搬用了德、意法西斯的国家观，认为“国家是一个有生命的超于一切的集体组织 ,他的全部结构就是一个严密的生命体 ,每个国民就构成这个生命的细胞”。法西斯的传统主义面向在蒋介石这里成为了复古主义的号角。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以古代哲学为基础的。蒋介石认为 ,“古往今来宇宙之间 ,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 ,因此 ,“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 ,简而言之 ,“行”就是一切。 蒋介石的这个“行”字是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的消极发展 ,又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糅合进来 ,并与德、意法西斯的“行动主义”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蒋介石强调的是“不必人人去求 ,只在人人去行”,即只要少数“先觉者”的“知”来引导“后觉者”的“行”就足够了。 这就是要求人民在不知不觉中盲目顺从。
蒋介石还把他的哲学称为“诚”的哲学。蒋介石的“诚”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翻版。儒家的格物、致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往往用一个“诚”字来概括 ,所谓“诚者 ,物之始终 ,不诚无物”。蒋介石把“诚”看作是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戒尺” ,认为“诚是一切事业的原动力” ,“诚是修己治人的根本”。 有“诚”则“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就是说人们对任何事物 ,只要有一个“诚”字就够了 ,“诚”为原动力 ,进而产生精神 ,就可以无险无畏 ,即所谓的“不成功 ,便成仁”、“诚则有物 ,不诚无物”。 可见 ,蒋介石“诚”的哲学 ,实际上是驱使被统治对象去为法西斯主义卖命的哲学。
在此基础之上，陈立夫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陶希圣等10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 这些“学会”、“宣言”,标榜要“发扬中国固有文化 ,吸收各国进步文化 ,建设新中国文化”, 却积极鼓吹“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 ,“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 其目的在于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团体之绝对信仰与拥护” ,即要求全国人民对中国法西斯首脑蒋介石和法西斯组织绝对信仰与服从。
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开始发起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观是以“军事精神教育”、“党化教育”、“尊孔读经”为其基本内容的。在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 ,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自任会长 ,陈立夫、康泽、邓文仪、熊式辉、蒋孝先等先后任总干事。蒋介石强调 ,新生活运动的“中心准则”就是“礼义廉耻”四个字。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 ,表面上看是所谓“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入手” ,“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目标 ,使国民生活军事化、艺术化” ,“以图改造社会 ,复兴国家”,但其真正目的是灌输法西斯专制主义思想 ,以清除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 ,以封建的伦理纲常和所谓“四维”、“八德”来整治民心 ,禁锢人们的一言一行 ,使其安然于“循规蹈矩 ,服贴为臣”。 最后，再给蒋氏法西斯主义一个评价吧。 柯伟林等研究者认为蒋介石领导的新生活运动是对德意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模仿，并非内生。 这些研究强调新生活运动的复古和保守的倾向，认为法西斯作为舶来之品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产生冲突，导致国民党对德意法西斯的模仿要么十分拙劣，要么不能起到相应的效果，使该运动未能成功地动员中国民众并以失败告终。 总结：蒋介石基本建立起对全中国的统治之后，基本的方向是努力加强对社会、经济的控制，这既出于“剿共”的需要，也出于应对日本危机的需要，当然更多地是蒋介石的政治理想。当然，由于国民党的统治术稀烂，虽然有向基层和社会渗透的尝试但最后还是稀烂，至于国民党如何稀烂，以及为什么会这么稀烂，知乎上有非常多的叙述，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文献：《试析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侯宜岭，孙海泉，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12月第4期。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的调整》，吕家毅，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5月18日。 《小议力行社的法西斯观和特务意识》，董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 及《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史地图集》等若干文献。 参考 1. ^然而，如传统观点所言，说国民党政府是法西斯政权，恐怕也有言过其实之处。毕竟国民党政府与德、意法西斯相比还存在距离。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ｍan Jr.)曾指出，德、意法西斯政权擅长动员群众，而国民党显然并不具备这种能力[34 ](p428)。对内独裁、对外侵略是法西斯政权的基本特征。王奇生认为国民党“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实为一"弱势的独裁政权” ［21]（P409） 。至于对外侵略，国民党人也大概就止于如黄震遐在《黄人之血》中对几百年前蒙古军西征表示缅怀与惋惜的程度 ⑧ ；现实中，因应对日本侵略不力尚被国人批判为不抵抗的国民党，何敢奢望对外侵略！引自《“借魂还尸”与“清党”反共——也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编辑于 2019-10-17 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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