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上） ——过来人说过去话
一、问题的提起 前几天，网载《暂不谈中国崛起，先问问三个关键问题》中，龙永图在谈到教育问题时说：应“培养孩子的诚信，不说谎是基本底线......我们今天的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希望家庭、学校负起教育好孩子的责任来。这意见无疑是好的，但不会有效果。因为现在岂止只是孩子“没有几个不说谎的”，成年人还有几个不说谎的呢？说谎，仅是全豹之一斑而已。全社会普遍的说谎，它说明了整个社会人们思想道德的堕落。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情况，说它是亡国灭种之渐，决非危言耸听之语也！有识之士早看到了这点。记得多年前温家宝总理就提出道德滑坡的问题。当时就有一批贪图混水摸鱼的腐败分子和“爱国贼”奋起批判温家宝，说他给党和国家的脸上抹黑。从此以后，似再也没有人敢提这问题。于是，道德滑坡愈演愈烈，法治观念每况愈下，以致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几乎无官不贪、无商不奸、无人不说谎，有权有势有钱者二奶成堆，小三横行，淫乱丑闻此起彼伏，私生子女层出不穷......的局面！ 如此严重的局面是怎样造成的呢？龙永图提到的家庭、学校固然有责任，但家庭、学校为什么一样说谎作假呢？其根源究竟何在呢？
二、毛泽东的故事 吴康民：张玉凤孟锦云评价毛泽东 2016年01月21日
从一个小故事看毛泽东 毛泽东去世已近35年，但对他有贬义的评论仍列为禁区。最近读《走进毛泽东的最后岁月》一书，其中的一个小故事，让人对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有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是根据一位在毛泽东身边朝夕相处，与他度过最后岁月的女人孟锦云口述，由内地女作家郭金荣执笔的。这不是在香港出版的禁书，是堂堂正正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公开发售的一本信史。 这本书对毛泽东晚年的日常生活、精神面貌、思想状态有细致的描写。其中不经意地透露了毛泽东的“逆向思维”，他常常喜欢从相反的方面去思考，离经叛道，标新立异。
两个青年救美的故事 这里要介绍的一个小故事，是在毛泽东去世前一年，即1975年8月，他忽然动起看电影的兴趣，看了一出香港凤凰电影制片厂出品的越剧歌唱片：《云中落绣鞋》。 故事的内容大致是：一个富有的员外的千金小姐不慎跌落后花园的枯井中，生命危在旦夕，员外贴出告示，谁能救出小姐，便把小姐许之为妻。有两位青年同时应召，商量好一个下井，一个用吊绳在上面照应，救出小姐后，随小姐的意愿，想嫁给谁便嫁给谁。 于是一位用筐拴上绳子把另一位青年送到井下，先救小姐，再让青年上来。在井外负责放筐下井的青年，在救出小姐后，为了独占小姐，便狠心地不顾另一青年死活，并用大石堵死井口，便抱着小姐去领赏，成全婚姻美事。 在井下的青年叫天不应，加上井面盖上石头，只见黑茫茫的一片。但他却手拿着小姐留下的一只绣花鞋，是小姐被往上拉时丢下的。 已婚嫁的小姐一夜忽作一梦，天上飘下一只绣花鞋，即是她在井下丢失的一只。梦中醒来，这位梦中的青年却出现在自己面前。 结局是由父亲做主，赶走那位狡猾的青年，迎接这位死里逃出的青年。 至于井底的青年如何能逃出的，当然好人有好报，是神仙救他的。 毛泽东认同奸猾者 看完电影，毛泽东问看电影的人们：“你们说说看，两位救小姐的青年，哪个好些？” 众口同声地说，当然是在井底的青年好啦，孟锦云更添上几句：“还用说吗？井上那个青年真够坏的，他不仅贪人之功，据为己有，还陷害别人。” 毛泽东转头问另一位早期已在他身边伺候他的张玉凤，张说，“差不多，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我不明白，您干吗要问这么个问题？” 毛泽东说：“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更好些。” “为什么？”众口同声地问。 毛泽东答道：“那个井下的青年对问题的考虑太简单，他缺乏周密的思考，他应该想到井上的青年会使出这一招儿。还是那个井上的青年聪明噢！” 众人还是不服气，说井上的青年太奸猾，不老实。 毛泽东答道：“老实，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还说，小姐只有一个，他不害另一个，他能得到她吗？ 毛泽东的霸气 这就是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写过一首《咏蛙》的诗，其中有两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7岁的毛泽东，便已显出他的霸气。 孟锦云的回忆说，毛泽东他“要发展，要改造，要出新”，对他缔造的党和国家，也“不惜打乱重来”，“来个天翻地覆”，“标新立异是他的性格特点”。 这正是毛一生主张与人斗，其乐无穷，提倡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思想根源。也是他在解放以后，发动一个个的政治斗争，要打倒一切，直到“文化大革命”，要把与他同打江山的一些老同志清除掉。 张玉凤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他就是怪，你说是黑的，他偏要说白，他总喜欢对立”。 孟锦云说，“主席的看法，老和我们不一样，这个人很怪”。 毛泽东的专权，一言堂，“逆向思维”，终于为新中国带来近20年的灾难。 研究毛泽东，这是一份可贵的材料。 （来源：摘自《吴康民论时政》，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吴康民看到的是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我看到的是可怕的毛没有最起码的做人原则和道德底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魔鬼思维。这种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一切邪恶手段的魔鬼思维，自毛当上中共的绝对领导之后，便成为了整个中国共产党一切行动的指导思想。此后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实乃同种同源、一脉相承的产品。毛泽东看重中国历史上两个人：一是秦始皇，二是曹操。前者是著名的专制独裁者，后者是一生爱好耍弄权术的无赖。史载：“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操父）。操患之，后逢叔父于路，即诈倒于地，作中风状。
叔父惊告嵩。嵩急视之，操故无恙。问之，答曰：‘儿自来无此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誣枉）耳
！ ’
嵩信其言。后叔父但言操过，嵩皆不听，操得恣意放荡。”民间有言曰：一个人，从三岁看到老。意思是说，一个人小时候的思维性格特点，到老来往往也是如此。曹操少时这样，成年后就是个多奸善诈之徒。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国家除妖孽，实为自己争天下；亲自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王垕的头来平息众愤；许攸弃袁绍投奔他，他待之异常谦恭亲热，却始终不说一句真话；“梦中殺人”，防行刺；有心殺弥衡，而假手于他人；败马超，用“抹书间韩遂”毒计；严军纪，耍“割发权代首”把戏------毛泽东和中共之玩弄权术，则更是大大超过了曹操。中共的唯一目的是夺取全国政权。为了夺取和维护政权，各种阴谋诡计、卑鄙邪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且看下面实例。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中）
——过来人说过去话
三、中共重大谎言欺世事件例举
（1）上世纪40年代，国统区的地下共产党教学生天天唱“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万担谷子堆满倉，大鲤鱼哟满池塘”，“穷人富人都一样”，”讲民主哟爱地方“。“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鲜花开满山......”多少青年学子听了热血沸腾，投奔那好地方去！《毛泽东选集.为人民服务》说，“张思徳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下面注释曰：“1944年9月5日，张思徳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而真相是：南泥湾本是延安地区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359旅用极其野蛮落后的方式砍伐烧荒后种植了大片罂粟，制成鸦片，运往国统区卖给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赚钱用作中共活动经费。张思德是在土窑里熬制鸦片，窑塌而被活埋的。（据张耀杰实地考察后披露。关于中共种植、销售鸦片事，本博曾见过网上公布的中共陈云、南汉宸签名盖章的批文复印件。）
（2）抗战胜利后，中共大肆宣扬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云：国民党抱不抵抗主义，国军一溃千里，蒋介石躲在峨眉山里，胜利后下山摘桃，夺取胜利果实；抗日战争，90%的仗是新四军、八路军打的，95%的地土是共产党佔领的——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事实究竟怎样呢？请看：
1、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殺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最后讲话说：“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守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反这个总的方针。”
所以，后来林彪的平型关战役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使敌人集中兵力来对付八路军。”特别是彭德怀的“百团大战”，在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断断续续挨了40天的批判。
2、抗战期间，毛泽东秘密派遣中共华中局联络部长潘汉年代表中共，潜入沪、宁与汪伪政权及侵华日寇联系，乞求订立”互不侵犯“默契，并与之勾結，共同破坏民族抗日事业。（见《博讯》2015年7月18、19日载吕千荣《看中国，誰是汉奸卖国贼》、《求真相，辨真伪》和《博讯》2015年7月29日载惠风编辑的《毛泽东与汪精卫秘密交往：关押潘汉年灭口》文。）
3、王明揭露毛泽东卖国联日打国军，曰：1940年10月毛泽东对王明说“我们不能战胜日本人，那为什么要和他们打仗呢？最好联日联汪打蒋介石。你看蒋介石在西南西北还剩下那么多的地盘，如打败蒋，我们就能在西北得到一块地盘，那就算获得暴利了！我知道，你会说我执行亲日民族叛卖路线。我不怕，我不怕当民族叛徒！”（见王明《中共50年》第186页。《腾讯》2015年7月11日发表）
4、近几年来，在民间私下流传一封毛泽东1942年肯定、示好、勾結汪精卫的八、九百字的亲笔信。信曰：“汪主席兆铭先生：近安！------而汪主席不惜自身声名，效法程婴存赵之举，甘冒讓世人和历史污赠汉奸之名，前往沦陷区组织政府，服务人民，试图以和平建国运动，图谋保存中华之血脉。其勇气比舍身刺殺载丰，更可钦佩。------”
“ 润之
民国31年暮春、于延安拜上！”
“此信由我党潘汉年亲呈。此人忠信欠缺，看后请立毁此信！切记！切记！”
5、抗战中，国军与日军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大会战有22次。其中8.13淞沪会战双方投入107万军队，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和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这些大战，中共的18集团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22次大战中，18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损失甚微。此外还有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国军共死亡380万人，包括11名上将、34名中将、50名少将（国军阵亡将官206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2名，军长8名，副军长2名，师长20名，副师长13人，旅长17人。以上全部是国民党党员，有具体姓名。而八路军、新四军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18集团军副参谋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和轰炸，并非死于战场。）；海军损失殆尽，战机损失2468架。国军500万在抗战中几乎被日军消灭了所有主力部队。中共军队则越战越多，1937年改编为国军时5.5万，到1945年抗战胜利是127万。（见胡志伟整理《抗日名将孙元良访问记》，载《黄花岗》杂志2005年第3期，等资料）
又：日本靖国神社藏“二战在华战亡人数统计”：“死于国军之手者318883人；死于共军之手者851人，其中包括百团大战302人，平型关战167人。”（据章伯鈞二女儿章诒发的微博）
（3）抗战期间，中共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毛泽东、周恩来都发表了大量赞扬美国民主自由的社论、评论和谈话。如：
1、1943年4月15日《新华日报》社论《民主颂——獻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坏------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2、1943年9月12日的《新华日报》发表了《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亚的两句话：“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那使人类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辉；我爱美国，因为在这儿我看到了在别的国度时常成为战争的导因，在这儿却能够有条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3、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说：中国的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才能建設一个好的国家------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国与新世界------”
4、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新华日报》以《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为题，发表了热情歌颂美国的社论。社论最后高呼：“7月4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
5、同年7月22日，美国代表团到达延安，毛泽东多次会见他们。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6、同年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经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中说：美国是我们“最亲密的战友。------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10月10日毛泽东与观察组的谢伟思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共产党“愿意与美国政策‘步伐一致’。”
7、1945年7月4日《新华日报》社论《象征民主自由的日子》：“------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一百六十七年，每天每夜，从地球最黑暗的角落也可以望到自由神手里的火矩的光芒——它使一切受难的人感到温暖，觉得这世界还有希望。”
8、同年12月，周恩来与美国特使马歇尔说，中国共产党“期望美国式的民主。”
类似以上这样极口赞颂美国，拥抱民主自由的社论、评论和谈话，在1944年前后两三年里竟有好几十篇。其中有些话说得还真有些使人觉得肉麻。可是，仅几个月时间，在抗战胜利、中共决定用武力夺取国民党政权的内战一切准备就绪以后，便180度大转弯——美国成了“中国人民的死敌”，肆意丑化、誣蔑、攻击美国，高喊“坚决打倒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
（4）1946年7月1日，中共发出“积极打击美国，孤立国民党”的《反美工作指示》。12月底至47年春，制造“沈崇事件”，掀起“反美倒蒋”狂潮（见本博《沈崇迷案说明了什么？》文）。
（5）为获取广大农民支持“解放战争”，大搞斗地（主）、富（农），分田地的土地改革；待将国民党赶到台湾，大陆政权得到稳定，便开展所谓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农民“土改”分得的田地以及贫下中农原来自己的田地、甚至耕牛，都交给“合作社”（后来是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交给了国家——共产党。
（6）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越过38线进攻大韩国；联合国阻止未果，乃组成21国“联合国军”出兵阻击。中共为维护国际共产体系，不惜牺牲人民宝贵的生命和巨大的财力、物力，大肆宣传“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唇亡齿寒”，发动“抗美援朝”战争。
（7）1957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号召社会各阶层群众“鸣放”，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可是，当广大群众、党员、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批评建议以后，毛泽东却说这是右派分子向共产党进攻，事前号召大家提意见是“引蛇出洞”。接着便在各级政府机关、学校、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运动，抓出55万多右派分子，发配到北大荒等边远地区的农场、工厂、矿山等处劳动改造。这些右派分子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的饿死，有的自殺，20年后，至1978年平反时活着的仅剩五分之一。
（8）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放卫星”。从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亩产小麥2105斤后，全国沸腾，纷纷效尤，各地互相比拚：随之，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报亩产早稻36900斤，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的亩产小麥8586斤，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稻谷130435斤------卫星放得越来越大（亩产量越报越高），谎话假话满天飞，下面报得起劲，上边听得高興，敲锣打鼓齐欢庆。到了秋后，政府按放卫星报的亩产量高指标高征购（统购统销），公社连种子交上都不够；于是，缺粮，大家饿肚子。旧社会遇到灾荒，政府会开倉救济；共产党执政是新社会，自然不会这样做。于是哀鸿遍野，饿殍千里，一个个饿死，一家家饿死，一村村饿死，共死了四千多万。（按：至今还有些被豺狼吃掉心、肝的叫兽、鼋掌之类者，说什么没有饿死人。我的生长在江南鱼米之乡30多岁的姐夫和他差不多年龄的邻居，均因受不了飢饿的痛苦而悬梁自殺，我一位安徽的大学同学家里人除了妻子全部饿死。）
（9）邹鲁风，原名陈蜕，因仰慕鲁迅的风骨，改名邹鲁风。年轻时参加一二.九运动，为示威游行队伍“总糾察”，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和北京大学副校长。1958年11月，中共北京市委决定，由北大、人大两校党委调集师生组成“人民公社两校调查组”，赴河北省藳城县、河南省信阳地区、罗山县进行调查，总负责人为邹鲁风。据调查组调查，当时的“浮夸风”、“穷过渡”、“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已经推向全国，推向极致。调查组组长汪子嵩说：“当时问农民亩产多少斤时，农民回答说，‘你要我说虚的还是实的？如果说虚的，我说亩产2000斤；如果说实的，亩产200斤。’我们听到了大量这种情况，却不能向县委、公社各级领导反映；说了，会遭到县委书记的批评，说你‘右倾保守’。当时已经没有正规的粮食吃，只吃用棉籽榨油以后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饼子，不仅难于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干结，只有用手指才能将它抠出来，实在苦不堪言，但是不能说。”（见韩三洲《陆平与邹鲁风之死》，载《南方都市报》）
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见一数百頁铅印32开本的毛泽东《内部讲话》。其中有一篇是调查组出发前对调查组负责人讲的话。他说，“要讲实话。不怕坐班房，不怕老婆离婚。”邹鲁风是按照最高指示作的。
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北京市委领导、两校党委负责人大多表示同情，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话说得比调查组的组员还激烈。但正在这时，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反党联盟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公报下达。形势突变，各级领导立即换了一张脸，在全国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右倾”运动。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挂帅，与人大党委一起，接连组织召开两校师生批判以邹鲁风为首的“两校调查组”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大会。调查组出发前是两校党委敲锣打鼓开会欢送的，而此时却说调查组是背着两校党委搞的反党活动。我有幸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次批判大会——去接受教育。年深月久，会上说的话都记不得了，给我印象深刻是特请河南省信阳地区宣传部长作批判报告。此人吃得胖胖的，姓名已忘了。他说：“‘两校调查组’的话全是造谣，是对党的三面红旗的恶毒攻击。我们信阳地区的粮食多得吃不完，老百姓每两天吃一个老鸡婆！”（按：信阳地区是重灾区中的重灾区，至少饿死了105万人。这个宣传部长是人吗？——怎么人会变成这样的魔鬼！）
明明是没有粮食，饿死了人，怎么偏把黑的说成白的呢！这个世上还能活下去吗？——邹鲁风怎么也想不通。于是，1959年10月26日清晨，他独自一人在北大镜春园西边的小径上徘徊，然后从容走向湖中，自溺身亡，结束了他风华岁月（49岁）的生命。
（10）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叶剑英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搞得真是天怨人怒，民不聊生，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次革命，谁都知道是毛泽东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亲自发动的。毛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到北京大学（听说毛的女儿李娜同去）鼓动聂元梓等七人张贴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鼓动造反派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如此等等，都是铁证。当他心目中的敌人刘少奇、彭德怀等被清除之后，他又反手一掌，说“现在是年轻人犯錯误的时候了！”于是，全国抓“5.16反革命分子”。那些造反派，大多是大学生和大学刚毕业的青年人，也有中年人，坐牢的坐牢（如高校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等等），被保守派打死的打死（如社科院冯宝岁［女］等），跳楼的跳楼，割腕的割腕------有些青年人自殺后装一薄皮棺材，撂在田头，夜间便被野狗拖走吃了。看着这些年轻人当初被煽动起来造反的时候，有持无恐，打、砸、抢，横行不法，可恶可恨；后来的如此结局，又可悲可怜。这究竟是谁作的孽啊？！最后把罪责都推在“四人帮”身上，罪魁祸首还是“伟、光、正”，这不是把14亿人民都当成白痴吗？其实，除了那些至今还成群结队在公园扭着屁股唱红歌的外，心里谁都清楚。“红朝人”、“赵家人”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血肉相连”（罗瑞卿小女儿罗点点语），利害攸关；平头百姓是你那么说，我就跟着你说，何必戳穿你，自找麻烦！
（11）1989年“6.4”，反“官倒”、“贪腐”
的学生在天安门静坐请愿。李鹏、陈希同等向邓小平报告却说，这次学生示威请愿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夺权行动；又放出谣言，说他们已经商议好了组阁的班子，由方励之任总理等等。于是，邓小平决定调动军队开枪镇压。北京市一夜枪声。翌日上午，住我们楼下的两位中年人骑自
行车到天安门附近的几个医院转了一圈，见到医院走廊里都堆着重叠的死尸。可是，隔天中央电视台播放新闻，说“‘6.4’没有死一个人”；并推出几个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出来作证，说“我们天天在这里上班，真的没有见到死一个人。”今见“白宫档案：中共8964天安门广场殺死8726人，全北京殺了10454人。”
如上实例，不胜枚举，罄竹难书。
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下）
——过来人说过去话
四、结语：毛泽东思想，祸国殃民，遗害无穷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报上揭露“黑帮”言论，有：胡乔木说毛“他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鬼知道他怎么说！”陈毅说“这个人厉害呀！了解他的人怕他，不了解他的人崇拜他。”就因为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什么天理人伦，信义道德，那都是蠢猪傻子干的。“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他的这种思想，经过邓小平的“猫论”和江泽民的“闷身大发财”，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全民“向钱看”，整个官场腐败，全民道德堕落。为了钱，坑蒙诈骗，弄虚作假，无所不为；礼义廉耻、人的尊严，都丢到九霄云外。当官用钱买，大事小事都要钱；官商勾结，狼狈为奸；会上高喊“清廉”，会下忙着受贿；骗子娼妓大街小巷满地跑，小三二奶成群结队宾馆乐；污染水、污染地、地沟油、痩肉精、毒粮毒菜互相害；胡、温干事被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习、王反腐狠“打虎”，明枪暗箭遭围攻。全国官、民男女老少都说谎，谁也不信谁的话。胡耀邦儿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一个苏联人讲的一句话：“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更要命的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真真假假分不清；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正好利用这情况混水摸鱼。近期来，一大群人跟着郭文贵起哄，便是个典型的例子。“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毛泽东虽已死了40多年，但他那祸国殃民的思想，却依然如豺狼当道，阻碍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不彻底清除，再好的领导也治不好中国。
2017.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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