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学潮之前

曾经有多位师兄和师姐，不约而同地对我讲过大致类似的故事。他们有的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有的在其他城市、是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故事的大意是，1980年代初期，大学都严禁学生谈恋爱，使用的手段恶劣。比如校园里有些僻静的地点，傍晚和夜间会有男女同学出没。于是，政治指导员或班主任就去监视。他们预先躲在隐蔽处，比如蹲在树丛后面，偷看恋人们的活动，然后把名字和行为记下来上报。学校就会批评、处分这些学生。具体的惩罚要看当时的政治大风向、或学校内部工作的需要。比如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期间，惩罚就比平时严重得多。常见的惩罚包括通报批评、取消原本应该有的奖励资格、毕业分配时不许他们去好的岗位或大城市、甚至故意把一对恋人分配到不同的城市，等等。

我在1985年进交大，在一、二年级时因为学生活动的原因，与当时的几个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班的男生较熟。大约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位已经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师兄回上海出差。他找到我，我们天南海北地交谈。他说到自己正在处对象，并讲到他们的身体亲密接触。记得他很真诚地说，“在一起的时候禁不住，但事后就觉得很恶心”。那时他应该25岁左右，之前可能完全没有恋爱经验。那个时代，所有的中学和大学都严格禁止学生恋爱。平民家庭出身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学的，一般都是老实学生，一直听从老师的话，所以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与异性正常交谈过。那个年代没有性教育，也没有手机、计算机、互联网、美女图片、小黄片、微信群等。这些人直到成年，对男女关系很无知。我那时也无知。现在我的孩子都上大学了，回想当时师兄对男女关系的了解，觉得他不像大学毕业生，更像现在13、14岁的青春期少年。

男同学如此，女同学也类似。记得在一二年级时，英文老师要求每人事先准备、然后在课堂上用英文讲一小段话。一位女同学选择的题目大约是“什么是新时代女性最重要的品质”。她开口说，女性最重要的品质是“gentle”。教室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蹊跷，讲的人变得紧张、听的人不自然、中年女老师也有点不知所措。那种局面有点像现在有人在正式场合谈论闺房密术。我是教室里很少几个男生之一，感觉到了身边气氛的尴尬，但一时不懂为什么，觉得“gentle”是个很平常的英文词。后来才明白，那位讲演的女同学选用“gentle”，是要表达中文词汇“温柔”。我一时没懂，但教室里的女老师和女同学们立刻就懂了。在当时，“女人要温柔”属于刚从日本和港台文艺片里传来的新思潮，算是很前卫的想法，不适合在台面上讲。现在人很难想象，那时的女生听到“女人要温柔”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几年以后，我读到钱钟书在《围城》里讲到，中国男女在谈论爱情时都要“躲在外国话里”、用外文掩盖他们的尴尬，我就想到了这件事。

但是，1980年代初期的校园还是比1970年代开放多了，所以大家心里充满希望。我在大学校园里长大，家里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里80年代初的女大学生们，开始穿各种彩色的衣服、头发烫成现在中年妇女才有的大花卷、敢于摆出稍显腰身的姿势。而1970年代的女生连这些都没有。但是和现在相比，1980年代初的女大学生们还是很缺乏女性意识，自然也就缺少女性美。就像很多男生压抑自己内心对女生的爱，那时的很多女生也压抑自己内心希望被男生爱的天性。她们的装束和行为都偏男性化或中性化。她们经常不知如何吸引男性爱自己，也不敢吸引男性爱自己。最近我看到抖音里有个好笑的桥段，说你如果骂某个女生是“狐狸精”，她心里会特别高兴，觉得自己有吸引力。但是在1970、80年代，女生被人称为“狐狸精”可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当时如果哪个女生被说成主动吸引男性、或自己是被动，但吸引了多个男性，就会被其他女人骂成“狐狸精”、视同道德败坏、遭众人唾弃。

1980年代早期，虽然学校明确禁止大学生谈恋爱，但校园恋爱实实在在地存在。谈恋爱的人主要是学校领导和有势力的教师的子弟学生、师生恋，主要是男老师找女学生、学生干部、还有因为各种原因与校方关系好的学生。规则明确禁止，而这些人还能或公开、或半公开地谈恋爱，说到底是因为“权力寻租”。他们都是与校方关系密切的人，拥有一般大学生没有的权力或信息渠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他们的存在，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们是当时校园恋爱的先行者，松动了原来严苛的规定，事实上扩展了恋爱自由的尺度，带动了进步的潮流。“权力寻租”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和常态，一般中国人早就见怪不怪了。

那时的校园爱情，浪漫美好的气息要比现在差很远。在校期间，大学生即使谈恋爱，也不得不遮遮掩掩。更常见的校园爱情是，两人在校时没有恋爱。毕业分配方案公布后，大家的未来出路都确定了，于是一方就问另一方，“我喜欢你，你愿不愿意？”如果另一方答应，两人就快速领证结婚。1980年代中以前，很多大学生曾经下乡或工作过，岁数偏大，所以急需考虑婚配问题。另外，当时社会上的大学毕业生很少，如果一个大学生，尤其是女生，要求配偶与自己的学历相当，找同学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当时流行这样的毕业季快速表白、快速结婚。一般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同乡之间，因为他们经常能够在毕业时被分配到一地。如果分配不在一个地方，至少其中一方的家庭要有办法把两个人短期内调动在一起。说到底，这就需要手里有权力、有路子。

讨论校园爱情，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记得我刚到上海时，本地同学就介绍过上海的一个奇景，“外滩情人墙”。当时在谈恋爱方面，上海无疑是中国最开放的地方。而外滩则是中国时尚和现代化的象征地。那时，防洪墙沿黄浦江边而建，绵延数里地。每当太阳西落，谈恋爱的男女就沿墙而立，一对紧挨一对，呈现男女、女男、男女的排列状态，一望无际，成了一道闻名全国的风景。由于人数太多，每对相邻的男女经常挤在一起，这一对的女生的身体都碰到另一对女生的身体。我见识过一两次这样的情人墙。记忆中人墙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连人行道上都是满的。一眼望去，总能不小心看到有的男女在做着过分私密、不雅的动作。空气中弥漫着涌动的人欲，却完全谈不上什么美感，甚至连人的基本体面都无法顾及。我看到了，心里自然排斥。但扪心自问，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地位，能做什么改变？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又能怎样使恋爱变得更美好？如果全日制学习、思考的大学生都不知道，就不能责怪那些每日为生活奔忙的社会青年了。

二  1986和1989年学潮的后果

1986年底，全国各地爆发了大学生民主运动，上海是继安徽合肥之后的热点城市。在众多同学上街游行、学校停课、校园里几乎看不到学生的时候，交大紧急向各系、团委、学生会等传达北京来的命令，要求全校各单位组织、配合，立即开始举办大学生舞会。命令的目的明确，就是要用男女交往来吸引大学生，短期内把他们从游行中拉回来，长期的目的是让他们的注意力离开政治，转移到温柔乡。于是大学生开始以班级或学生会的名义向学校申请借用教室，举办舞会。那时学校还严格把关。什么场地可以出借、什么时间可以开舞会、总共多少教室可以被同时借出等，都有限制和规定。政工干部们有时会来到舞会现场检查、把关，比如看灯光是否过于暗淡、男女同学跳舞时身体距离是否太近等。

学潮过后，交大内部庞大的学生思想工作队伍有点摸不到方向，到底现在允许还是不允许大学生谈恋爱？控制校园恋爱，一直是大学生思想工作的一个“重头戏”。毫无疑问，这个权力也是政工干部平时被身边的师生们重视、得到各种好处的一个重要的“权力寻租”工具。所以有人专门就此去问校党委。党委给的答复是，“不禁止、不鼓励”。我听说其他城市、其他高校也是类似政策，说明这是全国统一的。大概当时的党认为，“男女交往”是应对大学生政治热情的一个有力武器，如果学潮复发，还要用它来抵挡，所以要时刻预备好、随时可以用。从此，大学生谈恋爱才从隐蔽走向公开，从被禁止变成合规。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个政策转弯在当时是多么巨大、多么突然。我举一个例子，张行是1980年代初期的上海男歌手，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本土歌星之一。在政策变化之前半年，在1986年6月，法院以他与多名女青年交往、并且发生性关系为由，判他犯了流氓罪，处以有期徒刑3年。一个成年未婚男公民，还是社会名人，和成年未婚女人发生了两厢情愿的性行为，竟然被法院认定是犯罪，而且是重罪，入狱三年！让我们停顿一下，仔细回味这件事：国家把老百姓的正当的性行为认定为严重的“罪行”，并且到了198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十年！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对于平民家庭背景的青年，性行为是“社会地雷”，如果不小心触发，可以毁掉自己的一生。所以 “老实”的大学生们大多谈性色变，选择彻底远离性行为。而这种极端扭曲的局面，因为学潮后国家需要引开大学生们的注意力，一下子发生了根本改变。

也许有些人会争辩，“张行错在与多人发生性关系，和一般青年与恋人发生性关系不一样”。这种深究事实和道理中的细节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从“法律至上”的西方传来的，从来不适用于中国，更不适用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当时一般中国人都本能地懂得，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是党和政府。只要他们喜欢，任何法律、道理、和常识都没有用。他们的态度才是最高的法律。而维持这种权威的一个常用的手段，就是党和政府要保持对于法律和常识的随意性，并且隔不久就用实际行动展示一次出来，提醒老百姓别忘了到底谁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比如一般法律和常识都认为，如果男人强迫女人发生性关系，是犯罪。如果已婚人士发生婚外性行为，违反道德，但不犯罪。如果未婚成年男女发生两厢情愿的性关系，是私事，既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道德。张行被判刑，就是政府违反了所有这些法律和常识。张行的事并不孤立。那个时代还经常有“严打”运动，就是党和政府公开、大规模地撇开法律，按自己的喜好支配司法的政治运动。期间男孩在马路上撕扯女孩的衣服，也会被判重刑，发配新疆。这类事情离交大同学也不遥远。同在1986年，我们的同学就是因为与女朋友发生两情相愿的性行为而被开除。所有这些官方行为，本质都是“驭民术”的具体表现。党和政府以此彰显，自己的权力高于任何法律和常识。

1986年学潮以后，政府的态度大变，造成大学生谈恋爱的风气有了质的飞跃。校园里开始看到一些男女同学成双成对。在食堂里出现了“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饭”的小恋人们。晚上的自修教室里也会有男女生紧密地坐在一起。宿舍里会有小情侣们偷偷在电炉上用饭盆炒菜、做饭。宿舍的角落里开始堆集起油盐酱醋等。但总得来讲，这些人还是有点偷偷摸摸。比如自修教室里人多时，他们就会分开坐。只有宿舍同学不在时，他们才敢炒菜。因为校规还是“不鼓励”学生恋爱，所以恋爱行为就还是“妾身不明”。谈恋爱的同学就只好放低姿态。大多数同学仍然不谈恋爱。

一方面，当时的大学生普遍向往外国小说和电影里的那种浪漫爱情。身边恋爱的人较少，反而为大家留下了想象美好爱情的心理空间。另一方面，当时的大学宿舍条件很差，七到八个人一间。城市里也不存在为情侣开放的小旅馆，所以谈恋爱的同学，连个私密空间都没有。造成那些谈恋爱的同学，只好用“互相喂饭”、“在混乱的宿舍里锅碗瓢盆地过生活”等方式体现亲密。在很多没有谈恋爱的同学的眼里，相对于心中憧憬的爱情，这种恋爱就自然显得太猥琐了，让人心里难以接受。记得当时我自己就思想简单、而且理想化，看到校园里恋人们的行为，就怀疑这样的恋爱算不算爱情，于是就没有什么恋爱的愿望了。

1986年12月份开始的学潮，延续到1987年春天才逐渐平息。大约两年以后，在1989年春天，规模更大的学潮开始了，席卷全国，造成了历史上对政权生存最严重的冲击。学潮期间，党中央故伎重演，对高校下达紧急命令，全面开放校园舞会、允许同学谈恋爱。当时形势所逼，高校政工队伍对命令的本质心领神会，不再有插手阻挠的意思。于是，交大各个教学楼、食堂、体育馆等，每周有三四天办舞会。其他学校也类似。男女生在不同大学的校园间流动，变得远比以前平常。舞会上也不再有人检查灯光是否过于暗淡、人是否贴在一起了。大学舞会遍地开花，经久不衰，成了那个时期的一道风景线。当时读大学的人，很多都对这些校园舞会记忆深刻，多年以后还会兴奋地谈起。

六四之夜以后，政治热情受到挫折的大学生们，行为变得越来越放肆。记得那段时间有同学抱怨，在交大晚自习的教室里，有恋人坐在教室前排，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男生把手从女生的领口伸到衣服里抚摸，完全失去了基本的文明和体面。还有，1989年7月本科毕业班离校前，学校全面停课，鼓励学生回家，很多宿舍空着，也无人照管。我身边的一帮男同学与上海师范大学的一帮女生联系上。他们自己配成双，然后占用空宿舍，夜宿在一起。这在之前多年的大陆大学里，是完全不可相像的。1989年的学生运动没有争来国家的民主，却歪打正着，为之后的大学生争来了恋爱自由。可惜中国人习惯于漠视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人。现在的中国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却没有人会想到感谢前人，甚至很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上海社会上的情况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在各个公园里，每天晚上都会有民兵、纠察、联防队员等巡逻，抓有亲密动作的恋人们，然后羞辱或惩罚他们。大约在六四期间，这些巡逻都取消了。也许因为政治的动荡和不确定性，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小事了。被六四所逼，党非常担忧自身生存，需要经济发展增强执政合理性，所以抛开意识形态的阻挠，全力对西方开放。于是，上海的马路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咖啡馆、酒吧、舞厅等商业娱乐消费点。恋人们有了更好的去处，著名的外滩情人墙就不那么热火了。再后来，上海越来越灯红酒绿，外滩又多次因为改造而被封闭，情人墙就随之慢慢消失了。

总之，政府不再禁止校园恋爱后，大学生们迅速学会了利用这个新的自由去消减性寂寞和性饥渴，但是他们对于男女交往的后果和各自的责任的理解，却进步很慢。比如1989年我本科毕业。离校前同学们少有地围在一起谈心。一个女生突然讲到，“老实说，如果以后男人能够一人上班养家，女人呆在家里教育孩子和持家，也很好”。她讲时，语速很快，带着试探和不自信，并用眼睛迅速环顾四周，打量别人的反应，生怕自己“骇世忌俗”的观点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而四周的男生们也沉默不语，不致可否。女生的话犹如掉入无底洞，半天没个回响，她也就讪讪地闭了嘴。接着话题就被岔开了。大概这位女生刚刚开始体会女人需要家庭保护的心理，而男生还集体性地对此无知无感。

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都读过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以前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但我们心里憧憬高尚美好的爱情。1986年学潮以后，禁令被逐渐解除，大学生们开始公开正常地谈恋爱了。但现实中大家看到的真实恋爱却经常是“你喂我一口饭、我喂你一口饭”、偷偷在宿舍里用电炉过家家、或在公开场合摸胸等猥琐样子。难道那个比生命还可贵的爱情，轮到我们自己身上，就只能变得这么低俗吗？这个反差让我和很多熟悉的朋友不能接受。所以我们继续向往爱情，但现实里却排斥“谈恋爱”。

三  1980-90年代流行文艺

我很幸运，在交大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同学和朋友。那时，如果一个同学读到一本好的小说，就会自然地介绍给周围的人，别的同学也会跟着读。如果一部好的电影出现，大家都会去看，然后在宿舍里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影视和文学作品，成了我们获得新思想的重要来源。直到现在，同学聚会，大家还会谈起那些共同熟悉的文艺作品，再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重新审视和评价它们，以此加深自己对爱情、人生、和社会的认识。

我将用这一节点评那些朋友们到现在还会谈起、在1980和90年代流行的、承载着我们共同青春记忆的作品。

A.  外国爱情电影

《爱情故事》

《爱情故事》拍摄于1970年，讲述一个美国大学校园里的恋爱故事。男女主角都是哈佛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相识、相爱，互定终身。结果遭到男主角的富翁爸爸反对。男主角为了爱情与父亲决裂。于是女主角外出工作，帮助男主角攻读法学院。男主角毕业了，但女主角身患绝症。男主角陪伴女主角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让女主角在永别前一直感到爱情的温暖和爱人的支持。这部电影是后来风行全世界的各种校园爱情戏的鼻祖。它的场景、情节、对白都真实、自然，体现了爱情的真心和美好，让观众感到向上的精神力量。在1980年代中、后期，这部电影在中国流行，给同是大学生的我和朋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幸福的黄手帕》

日本在1977年拍摄的电影。它基于一本美国小说。导演把故事的场景和人物都从美国搬到了日本。剧中，丈夫意外打死了一个流氓，因此入狱六年。在狱中，他为妻子的前途着想，主动劝妻子离婚、另嫁他人。出狱后，落魄的丈夫不知妻子是否已经有了新的家庭，就写了一封信寄给妻子。信中约定，如果妻子没有改嫁、还在等丈夫，就在家门前的旗杆上挂上一块黄手帕。丈夫会坐车路过家门口，如果看不到黄手帕，就从此远走他乡。结果一路患得患失的丈夫到了家门口，看到旗杆上旌旗招展、挂满了黄手帕！

全剧剧情简单，却诠释了爱情里的忠贞，充满真情，让人感动。相爱的夫妻，一方没有作恶、却遭遇劫运。另一方不离不弃，践行着最初的誓言。

《简爱》

基于19世纪中出版的同名世界名著。原作是英国早期女性主义文学作品，从女性的角度看爱情和社会。小说和电影在校园和社会上都很流行。男女主角在社会地位、财富、和年纪等诸多方面相差悬殊，但他们在日常接触中真心相爱。女主角虽然贫困、不漂亮，但坚信自己的灵魂与任何人的灵魂一样，都是上帝给的，都是平等的。她为保持自尊，忍痛离开了男主角。后来世事变迁，男主角在大火中失去健康与财富。但女主角感到了自己还是真心爱着男主角，于是回到男主角身边，二人结合。

类似的对我们这代人影响较大的外国爱情电影还包括《罗马假日》、《茜茜公主》、《巴黎圣母院》等。它们展示的爱情都简单、真心，故事情节也实在、可信。并不是这些电影教育了我们爱情是什么，而是它们唤醒了我们内心本来就有的、对爱情的天然向往。被提醒世界上有这样美好的爱情，我当然就不愿接受平庸丑陋的恋爱，所有人都不应该接受。

B.  当代本土主流文艺人

那个年代活跃着一批本土文艺人，比如作家张贤亮、王朔，导演谢晋，导演和演员张艺谋等。他们占据了主流文艺平台，在全国大学生里和我身边的同学之间也很有影响。

《老井》

张艺谋做演员的成名作是《老井》。故事讲述了男主角和女同学相爱，却在家庭压力下与没有爱情的寡妇结婚。他婚后冷落和背叛自己的妻子，偷偷与女同学再续前情。电影里有很长的男女关系描写，但主题是男主角不顾危险，为村里成功打出一口水井。把这部作品放在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发现，它实际是用爱情和男女交欢的戏码吸引人们入场，然后对观众灌输集体主义教育的苏联式政治宣传电影。它没有严肃地探讨爱情，其中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也不体现勇敢、真心、催人向上的爱情。

《牧马人》

张贤亮写作、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1980年代初轰动全国的主弦律电影。讲述右派男与逃荒女结成夫妻，在贫困的大西北相依为命。右派的父亲在美国发财，回国寻找儿子一家，希望带他们去美国继承财产。儿子夫妻因为爱国，拒绝父亲的邀请，回到大西北。

电影用帅哥和美女演绎劳改右派和逃荒的乞丐女，让头脑简单的观众觉得“很美好”。但只要稍微想一想，一个被严酷迫害的右派和一个为活下来就献出身体的乞丐女，在互相不认识、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结合，他们也许需要彼此，但谈不上什么爱情。

我中学时看这部电影，曾与影院里的观众一样，被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感动。几年后在交大时，我恰巧得知，当影片正在全国巡回放映时，导演谢晋在1983年把自己唯一精神正常的儿子送到美国读书。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饰演逃荒女的丛珊去了法国，不久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入了法国籍。谢晋和丛珊运气不如影片中的主人公，没有在美国的富裕爸爸，就自己千方百计寻找海外关系出国。他们却在作品中鼓动亿万中国大众，即使在国内受迫害半辈子、亲生父亲在美国、有财产等着继承，也不要出国与父亲团圆。那一代文艺人的虚伪和谎言令人发指！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当时有广泛的影响。男主角是被长期关押和迫害的政治劳改犯，每天面对饥饿与苦难。在39岁时偶然遇到也是劳改犯的女主角，两人结婚。但男主角因为长期被迫害而有性功能障碍，于是女主角与他人通奸。后来男主角恢复性功能，与女主角有了床第之欢。然后男主角冷酷地离开女主角，投身政治运动。这个作品当年以大篇幅、无遮掩地谈论性而出名。但是从探讨爱情的角度，男女主角只因为性需求而结合，后来又都背叛彼此，哪有什么真心、美好的爱情？

这本小说是以作者自己的身世为原型。张贤亮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自述曾有过朦胧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因此年轻时被打成右派，被马克思主义的政府监禁十几年，强迫思想改造。他然后放弃原有的想法，转而写作、宣扬马克思主义，获得宣传部门的认可和推崇，达到他人生与事业的巅峰。现在回头看，张贤亮很年轻时就被打成右派，却从1960、70年代那么严酷的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并且后来迅速发达，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在思想上彻底屈服，全心全意地为宣传部门效力。如果坚持了自己的思想，他就可能是另一个林昭或张志新，早已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屈服但不彻底，他也最多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不可能在文坛上出名。他的思想转变，是极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并非是被智慧感召和说服。读者可以可怜他曾受到的非人迫害，宽恕他的思想变节，但不能轻信他在逼迫下宣扬的新主义。

这类作家和作品的共性

那个时代，拥有类似思想模式的出名作家和作品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废都》、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莫言写作、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等。那一代成功的文艺人有类似的成长过程。他们都经历了1960、70年代中国的极端贫困，都从残忍无情的政治炼狱中存活下来，都被宣传部门选中后登上事业和人生的顶峰。所以他们都有为个人生存的非常斗志，都关注人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下的生存本能，并且都在思想上彻底服从组织要求。他们都是那个“魔鬼训练营”的优秀毕业生，所以都非常会说谎，说假话时毫无心理障碍。他们不但满嘴谎言，而且满脑子谎言。不说谎话，他们就无话可说，不会说话。他们最关键的工作能力就是，把重要的谎话掺杂在其他次要的内容里，最大程度地打动观众和读者，比如前面介绍的《牧马人》。

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叙述爱情时有明显的共性，比如都重笔墨描述男性在极端压抑下的性饥渴，但很少涉猎爱情在精神上的升华。他们都试图给爱情赋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额外的政治目的。比如《红高粱》里的男女主角在一起后，作者还要安排他们去伏击日本人，才算把故事推向高潮。《老井》里一男二女的感情纠葛最吸引大众，但作品的重点却是成功挖井。这些作品里的定式，体现了它们的创作者的个人成长经历，也反应了作品诞生时的国家政治氛围。

在日常语言里，人们出于礼貌，可以把任何双方情愿的男女关系都称为爱情，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男女主角之间的，完全出于性需求、相互利用的关系。但是严格地讲，他们之间并没有爱情。张贤亮自己就写道，“爱情其实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在缺乏文化的地方，在缺乏文化的人身上，全然没有爱情的一切温文尔雅，没有那一套温文尔雅的繁文缛节，只有那最原始的，是最基本的情欲”。他的这段话，文绉绉、遮遮掩掩，其实意思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爱情？都是性欲”。这个总结不但描述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女主角，也适用于那一代作家的其他主要作品；不但道出了他们创作背后的哲学，也表露了他们自己内心对男女关系的根本理解。

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

上述这批文艺人都是男性，在作品里都从性饥渴的角度发现女人的重要，得到性满足后就认为女人的重要性降低。自己的下一步、或者作品的下一步，就变成了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政治事业。这种思维模式，实际体现了下乡知青和红卫兵之中的风云人物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原本来自19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底层，随着毛泽东派系在党内的崛起，进入中国的最高权力中心，然后占领中国的官场，再居高临下，渗入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它与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抛弃了“天理”的观念和“信义廉耻”等道德准则。

这种流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价值取向很单一。它只推崇“权力”，不在乎道德、法律、理念、感情，等等。在这类人眼里，世间万事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权力，都可以用权力来标价，包括女人和爱情。任何声称高于权力的原则，在他们眼里都是假的，只可用来骗别人，不可用来限制自己。他们认为，一个男人如果有了权力，就理所当然地站在社会的高端，享受荣华富贵，包括占有更多的女人。相应地，如果一个男人没有权力，就活该呆在底层，忍饥挨饿，也没有女人。

在1980和90年代时髦的主流文艺人，年轻时大多数都下过乡，处在社会最底层，体会过忍饥挨饿、没有女人的生活。由于体制的选择性提拔，后来成名的人都有极端的进取心，属于按体制的要求，在制度内部爬升到顶层的少数人。所以他们的内心早就认同了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并且他们的人生之路也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在中国的成功。他们创作的故事自然就反映出这样的价值观。他们的男主角处在社会最底层时，得不到性满足。性就成了他向上追求的第一步。在他得到女人后，第一步就完成了，他自然就去追求更高的权力。而在中国金字塔型的社会里，最高最大的权力永远在国家政治里。这批文艺人的思想里都有一个权力的标尺，政治代表高级权力，女人代表低级的权力。他们需要女人，但又看不起女人。“爱情”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与女人有关、内涵模糊的名词而已。

国家主义

那一代成功的文艺人，几乎都是本能的国家主义者，就是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和国家政治看得最神圣，是自己一辈子的最高追求，高过所有其他东西，当然也高过爱情和女人。他们经常自称民族主义者，但那是不对的。“民族主义”指内部语言、历史和习俗都统一的民族有独立自主的权力。这批人绝对不会同意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比如藏、维、蒙，有民族独立自主的权力。所以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所以早就认同这个制度，推崇国家主义。表现在作品里，他们的主人公的最高追求总是政治而非爱情；他们的故事的最高潮也总是关于国家政治，而不是关于爱情。

C.  其他中文作家和作品

《人啊，人！》

戴厚英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她于1980年出版长篇小说《人啊，人！》，讲述一女二男三个大学生从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爱情纠葛故事。小说的视角接近知识分子，远离主流的流氓无产阶级世界观，所以独树一帜，在1980年代初的知识界较有影响。

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只是一个低年级大学生。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肤浅得让人难以置信。从对人物的刻画到对历史的反思，都表面化，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极低的思想水平和可悲的精神状态。比如作者把女主角描述成完美的女神，年轻时有一个表面完美的男朋友和一个后来的“真爱”。女神的应对办法竟然是为了面子和前者结成夫妻，但心里一直想着后者。作者把那个“真爱”描写成英雄。他被严酷迫害十几年，奋发图强，最后成了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小说竟然把这一点当作英雄的最高成就！作者和书中人物，与那个时代的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的打击，却没有认识到正是马克思主义仇视自由的思想，才造成了他们的人生悲剧。自己被非人地对待，却还要拼命赞美，这就是戴厚英自相矛盾的思想境界！

小说声称要颂扬人性和爱情，但读后我觉得，作者自己都不懂什么是人性和爱情。她就像一个未曾有过自由的奴隶在觊觎自由，却又坚称，维护奴隶主的权威就是自由。主流评论说，这本小说揭示了那个年代政治运动带来的人性的“扭曲和变形”。我却觉得它本身就是这种扭曲和变形的具体表现。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我在大学时，当红的作家大都是下过乡的一代。更年轻的一代刚刚崭露头角，其中王朔就是代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他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小说。故事包含两个关联很小的部分。前一部分里，男主角靠敲诈勒索为生。女主角是个正派的女大学生，死心塌地爱上男主角，却发现被男主角玩弄，于是自暴自弃，殉情自杀。第二部分里，男主角出狱，爱上另一个女大学生。女大学生被其他人强暴，男主角去为女大学生报仇打架，因此再次入狱。

这部小说当时受欢迎，因为它讲城市生活，讲大学生的故事，贴近年轻读者的生活，不像其他时髦作家写几十年前的贫困农村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王朔是军队特权大院里成长出来的霸道孩子，他的经历与思想与社会大众有距离。思想上，他其实也信奉流氓无产阶级价值观，玩世不恭，物化女人。他讲述的“爱情”，有一些超越性欲的成分，比张贤亮一代有进步，但还是病态和不完整。

《围城》

记得在1980年代末，当时《围城》和钱钟书还不被一般读者熟知，大学同学间就传阅这本书。我当时喜欢《围城》，主要因为它语言滑稽好笑。朋友们有时拿出书中的只言片语，当段子互相分享。到现在，我还记得其中的很多好笑的语句、还喜欢这本书。但几十年之间，《围城》和钱钟书逐渐被推上神坛，让我惊讶。人到中年，我再回头审视《围城》，并不觉得《围城》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人生、或爱情。在我思考自己人生和爱情的过程中，也从没有觉得从《围城》中获得独到的启迪。它是一本好书，但没有达到经典的高度。

《围城》写了很多“爱情”故事，包括男主角方鸿渐与鲍小姐的一夜情、与苏文纨调情、追求唐晓芙、与孙柔嘉结婚等。书中对每一对关系的处理，都是脱口秀式的描述，让读者觉得好笑，也很容易理解和记得。但书中并没有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比如方鸿渐真心喜欢唐晓芙，却与孙柔嘉结婚，是不是辜负了唐晓芙？是不是欺骗了孙柔嘉？算不算背叛了自己的爱情？是不是降低了自己的人格？书中给了一些方鸿渐这样做的技术性、事务性的解释，却没有回答上述这些根本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出这些问题，显示钱钟书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作家写故事、却没有发现故事背后的本质，暴露出他的思想肤浅。评论界无视本质问题在作品中缺席、还把它吹捧成经典，代表评论界的失职。有人会说，“方鸿渐就是一般人，我也是一般人，读方鸿渐让我觉得亲切”。我同意这种亲切感让《围城》成为被大家喜爱的畅销书。就像琼瑶等商业流行作家的作品，只是描述故事，而不帮助人更加深刻地了解世界、提升自己的书，即使畅销，也不能算经典。

文坛对作家的评价经常很不公平。例如对比张恨水与钱钟书。前者的作品远比后者多得多，受读者喜爱的程度至少类似。在文学造诣方面，张恨水的作品经常涵盖广泛，从总理衙门到卖艺小贩，反应出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的大背景，思想深刻、清晰，视野恢弘，表述真切，远强过《围城》。张恨水的不足是，人物刻画有脸谱化倾向，不够深刻。但是《围城》里的人物也表面化，二者在这方面不分上下。两个人的语言都通俗易懂、被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但文坛把钱钟书推崇为泰斗，却指责张恨水颓废、贬低他为鸳鸯蝴蝶派。我觉得张恨水看社会和时代的眼光，比钱钟书要勇敢、大气得多。钱钟书生活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大时代，人性和社会的各种深层次问题在社会急剧动荡中显露无疑，但是《围城》却专注于鸡毛蒜皮的生活表象，缺乏对人物内心与时代本质的揭示。也许钱钟书从未达到过与那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思想高度，也许在残酷现实面前他丧失了文人应有的精神格局。总之，他没有指引世人的思想，所以不能算大师。

在爱情方面，张恨水在通俗易懂的表象下，包含着推崇男女平等、真心爱情高过社会阶层、鼓励人们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等宗旨。比如《啼笑因缘》对三位女主角的爱情与命运的深入揭示与对比。《围城》则缺少这种文字背后的精神，而只是用俏皮话，轻描淡写地描述和调侃一遍方鸿渐的各个女朋友。这样的作品，即便受到很多读者追捧，本质上也只是脱口秀的脚本。

D.  流行女作家及作品

我读本科时，就是1980年代后期，琼瑶的小说和相关的影视作品开始在同学中流行。不但女同学喜欢，很多男同学也喜欢。之后不久，又有三毛和张爱玲被大学生们发现、也开始流行。这三位女作家的作品对于当时的校园爱情，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女作家的文字可能对女性读者有特别的帮助和影响力。我没有能力评价这种作用，而只是从一个男读者的角度讨论她们的作品。

琼瑶

可能是出于商业考虑，琼瑶的故事强调气氛的浪漫、情节的离奇，但欠缺真实，也缺少好作品必备的深刻思想。比如《庭院深深》是她的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模仿《简爱》。琼瑶在作品里也自嘲地说过，“一个疯妇，一个家庭教师，一个瞎眼的男主角，完全就是《简爱》”。但《庭院深深》远没有《简爱》里的那种深刻思想和感召力。

《简爱》是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小说里女主角深爱男主角，但在交往过程中，坚持自己作为女性的人格独立。其中有段经典的对白，发生在女主角发现男主角有个相亲对象，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贫困的女主角决定主动离开富裕的男主角。她说，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佛我们两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

这段话讲出了女主角的思想原则，一字一句都让人感到她在爱情和自尊之间的挣扎。书中的男主角被这段话折服。当年的英国各界、以及世界各地的读者，也被这段话打动。女主角在用全部的真诚对爱人说，“我们的灵魂平等，因为都属于上帝”。这个思想点，就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基础。《简爱》把它有血有肉、有情有理地讲出来，从而声援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力的努力，助力之后百年的女性主义发展。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想高度和这样的感人表达，使得《简爱》迅速成名，跻身世界名著之列。

《庭院深深》把《简爱》的故事情节与背景搬到中国，但是没有《简爱》的思想高度，也没有《简爱》那样感人肺腑的表达，所以就没有《简爱》那种对读者的冲击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

张爱玲

张爱玲对男女感情的观察细腻、文字精巧，让读者喜欢。但是严肃地看她的作品，不难发现她的故事背后总有一些套路。在她的世界里，对女人有吸引力、值得女人关注的男人，总是深谙社会，懂得与女人相处的技术，但缺乏明确而坚定的爱情。比如《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和《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于是在张爱玲的故事里，聪明的女人的生活本质就是，在这些或随时别情他恋、或已经在私下心有另属的男人们中间，聪明地看清自己的位置，高技巧地趋利避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肯定会被伤害的感情和利益。张爱玲的这种写作模式，和她自己的感情经历很相像。看懂了她，就发现她本质上就是一个很聪明、但对这个世界既失望又无奈、对男人根深蒂固地不信任的柔弱小女人。在她的作品和她的思想里，找不到真心、勇敢的爱情。

三毛

三毛的作品充满着玫瑰色的浪漫，是用文字做的“精神糖果”，但对爱情内涵与本质的揭示较少，很难为严肃的读者提供思想参考。另外，她自称故事真实，但后来受到质疑。态度认真的读者，有理由怀疑她主要作品的可信性。我觉得在这三个女作家中，她不如另外两位。

四  1990年代中期

我毕业后离开了上海，后来又在1990年代中期回到上海谋生。我曾迫不急待地回到久违的徐汇校园。那也是一个美丽的傍晚，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我又来到了记忆里的红太阳广场。一眼望去，大草坪上是一对对、密密麻麻的男女学生。他们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亲热。路过的人很容易看到一些情侣做着苟且的动作。这个画面一下子让我回想起大约十年前的外滩情人墙，也是一对接一对、挤在一起的男女。1990年代中期的红太阳广场，装饰的样子比1980年代中期的外滩好很多，但人群的气氛还是类似，弥漫着肉欲、却缺少基本的体面、也缺少青年之爱本应该有的浪漫和美感。我曾以为，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帮助提升社会青年的爱情品质。十年后却发现，“天之骄子”们的恋爱并没有升华，反而降格到了社会一般水平，虽然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就是为大众探求正确的思想和向上的精神。

有一段时间我得到老同学的帮助，住在交大闵行校区。六四之后的很多年里，政府对全国大学工作的最大要求，就是防范学潮再起。大学新生全面强制军训。在课程和校园生活里，政治思想灌输变得无处不在，强度前所未有。所以那时的学生，思想发展和精神面貌都受到影响，仿佛与之前的大学氛围隔绝，更像是高中四、五年级的大孩子。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从国家政治上引开，校园恋爱不但全面解禁，其实被暗中鼓励。我有一些留校的同学在各系做班主任或学生工作。记得一次私下聚会时，他们中的一位提到，自己管的班级有8位女生、二十几位男生，竟然在这个班级内部有7对恋人。他开玩笑地说，“这哪里是爱情，简直是配种！”因为读书时谈恋爱被限制，我们这代大学生恋爱经验较少，但多数人内心还是把爱情看得神圣，谈恋爱的目标是追求一生一世的灵魂伴侣。而199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却好像集体性地看低爱情，觉得恋爱就是在学校里找个伴儿，让自己不寂寞，日常生活更方便而已。

一天晚上，我坐最晚的交大班车从徐汇校区回闵行校区。乘客里大多是青年教师和学生。汽车开动，大家开始昏昏欲睡，车里很安静。不久，从我前面的座位上传来被压低的男女吵架声。男生的声音相对浑浊，但女孩的声音清脆，大概半个车厢都能听见她的话。女孩娇嗔而蛮横、不依不饶地说着一件事，“刚才我生气时，你没有哄我！”男孩不断地低声辩解、求饶，“我真的哄你了！我保证你下次再生气，我哄得更早。”这两段话一遍一遍地重复。整个车程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就这样吵了一个小时。我坐在他们后面，既觉得好笑，又不禁感慨。任何新的自由都带给人新的责任，要求人在思想和修养上有相应的进步。新一代大学生有了恋爱自由，但是对爱情的理解却没有相应的进步，所以他们的恋爱有时就会变成这样的一地鸡毛蒜皮。

五  总结

记得几十年前我们在校园里观看发生在美国哈佛的《爱情故事》，身边的交大同学们都被感动。直到今天，大家相聚时谈起它，还对电影中的爱情记忆犹新。《美丽的黄手帕》的故事，来自一本美国小说，却被日本人搬到日本的环境里、由日本人演绎，结果一样显得真实、贴切，一样感动了中国的观众。爱情不分国界，不分种族，跨越时空。

年轻时，我自己、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都从心底里向往真心、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我相信那些在1980年代外滩情人墙边的男女们、那些1990年代在红太阳广场大草坪上席地而坐的同学们、那对在校车上吵架的小恋人，也都向往真心、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却很少看到这样的爱情。我和朋友们也在那个时代的中文文艺作品中寻求思想的启迪，但我们都没有找到描述在我们熟悉的环境里、真实、真心、鼓励人勇敢、催人向上的爱情故事。

我们同时代的人里，肯定有很多也像我和朋友们那样，憧憬真心、向上的爱情，并在自己的生活中追求它。但是在这些人中，把自己的经历和心得写出来的人太少了。我也尽自己的努力寻找和实践美好的爱情。因为别人不写，所以我决定把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包括顺境和逆境、愉快和压力、面对抉择时的想法和后果、事后对自身和社会的总体反思等，都诚实地写出来，作为供人参考的例子、而不是被人追随的榜样，希望以此帮助同样向往爱情的后来者。

一些题外话

回顾历史，目的总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历史。在写完《雪梅和我》和《爱情的简单道理》后，我有幸与很多读者交流，惊讶地发现即使只比我晚几届的同学，比如1990年代初期毕业的本科生，几乎都不清楚在大学里谈恋爱曾经被明令禁止。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自己在大学时谈恋爱的自由是怎么来的。比我年长的师兄师姐们，比如1980年代初的毕业生，则对大学的恋爱禁令记忆犹新，但经常不清楚这个禁令是怎么解除的。即使很多亲历的人，比如我的很多同学，对这个具体过程也不知就里、或视而不见。于是我就想把那段历史写出来，算是填补另外两篇文章没有涵盖的方面，让这三篇文章成为一组、内容更完整。

三篇文章中，这篇回顾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对爱情的美好憧憬、以及恋人们要面对的社会大环境。重点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雪梅和我》讲述我自己的爱情经历与反思。《爱情的简单道理》探讨爱情的本质，以及怎样在精神和思想上追求爱情。

有人说，中年人的成熟，就是要清晰地知道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而我一直是生活在自己内心的人，觉得在自己和周围的人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高墙，看不清自己与别人到底在哪些想法上一样、在哪些想法上不一样。写作就是一种穿透这面高墙的尝试，把自己的思想解释给别人，再听取别人的意思，让自己有机会了解他们，同时也看清自己的相对位置。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简单、平常的人。但我总是被惊讶，为什么我这样的人，思想上也会与主流人群相距如此远呢？

以对爱情的理解为例，近一两年来被读者劝说，看了一些现在时髦的国产爱情电影，其中最好的两部是《匆匆那年》和《八十年代的爱情》。我能感觉到，这两个故事的背后有创作者真实的经历与心得。但是好像别人都没有注意到、或不像我那样在乎，即使在这两部最好的爱情电影里也没有真正的爱情。在我眼里，《匆匆那年》里的男主角上了大学后就不再爱女主角了，《八十年代的爱情》里的女主角从来没有真正爱上男主角。真正的爱情要两人都爱对方。

于是我开始回忆年轻时我和朋友们曾经共同阅读和讨论过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时髦中文爱情/男女故事，比如《牧马人》、《围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等。这些作品曾经占据我们的头脑，影响我们的爱情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我觉得它们里面都没有真正的爱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有真正的爱情，就不能跟随这些作品。如果向它们学习，也必须带着批判地学习。我不确定我身边的朋友们是否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要把这些道理讲出来，和他们讨论、交流，既为他们做一件好事，也希望借此进一步打破自己与别人的隔阂。

二零一九年三月于美国家中

电邮：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https://www.lyz.com

在文学城的“几曾回首”论坛上，本文在一星期里的阅读量超过2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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