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聽說上海《新民晚報》要復刊。有一天我遇見晚報的前任社長,問起來,他說:“還沒有弄到房子,”又說:“到時候會要你寫篇文章。”

我說:“我年紀大了,腦子不管用,寫不出應景文章。”

他說:“我不出題目,你只要說真話就行。”

我不曾答應下來,但是我也沒有拒絕,我想:難道說真話還有困難!?

過了幾天我出席全國文聯的招待會,剛剛散會,我走出人民大會堂二樓東大廳,一位老朋友拉住我的左胳膊,帶笑說:“要是你的《爝火集》裡沒有收那篇文章就好了,”他還害怕我不理解,又加了三個字:“姓陳的”,我知道他指的是《大寨行》我就說:“我是有意保留下來的。”這句話提醒我自己,真話並不那麼容易!

去年我看《爝火集》清樣時,人們就在談論大寨的事情,我曾經考慮要不要把我那篇文章抽去,後來決定不動它。我坦白地說,我只是想保留一些作品,讓它向讀者說明我走過什麼樣道路,如果說《大寨行》裡有假象,那麼排在它前面的那些,那許多蒙言壯語,難道都是真話?就是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在大寨參觀的時候,看見一輛一輛滿載幹部、社員的卡車來來去去,還聽說每天都有幾百個參觀、學習的人。我疑惑地想:這個小小的大隊怎麼負擔得起?我當時的確這樣想過,可是文章里寫的卻是另外一句話: “顯然是看得十分滿意。”那個時候大隊支部書記還沒有當上副總理,吹牛還不曾吹到“天大旱,人大干”,每年虛報產量的程度。我的見聞里畢竟還有真實的東西。這種寫法好些年來我習以為常。我從未考慮聽來的話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現在回想,我也很難說出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是一九五七年以後吧。總之,我們常常是這樣:朋友從遠方來,高興地會見,坐下來總要談一陣大好形勢和光明前途,他談我也談。這樣地進行了一番歌功頌德之後,才敞開心來談真話。這些年我寫小說寫得很少,但是我探索人心的習慣卻沒有給完全忘掉。運動一個接着一個沒完沒了,每次運動過後我就發現人的心更往內縮,我越來越接觸不到別人的心,越來越聽不到真話。我自己也把心藏起來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經走到深淵邊緣,腳已經踏在薄冰上面,戰戰兢兢,只想怎樣保全自己。“十年浩劫”剛剛開始,為了讓自己安全過關,一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居然編造了一本假帳揭發我。在那荒唐而又可怕的十年中間,說謊的藝術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謊言變成了真理。說真話倒犯了大罪。我挨過好幾十次的批鬥,把數不清的假話全吃進去。起初我真心認罪服罪,嚴肅對待;後來我只好人云亦云，挖空心思編寫了百份以上的”思想匯報“，保護自己我倒並不在乎,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兒女,我不能連累他們,對他們我還保留着一顆真心,在他們面前我還可以講幾句真話。在批判會上，我漸漸看清造反派的面目,他們一層義一層地剝掉自己的面具。一九六八年秋天一個下午他們把我拉到田頭開地斗會,向農民揭發我的罪行;一位造反派的年輕詩人站出來發言,揭露我每月領取上海作家協會一百元的房租津貼。他知道這是假話,我也知道他在說謊，可是找看見他裝模作樣毫不紅臉。我心裡真不好受。這就是好些外國朋友相信過的“革命左派”,有一個時期我差一點也把他們當作新中國的希望。他們就是靠說假話起家的。我並不責怪他們,我自己也有責任。我相信過假話,我傳播過假話,我不曾跟假話作過鬥爭。別人“高舉”,我就“緊跟”;別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即使我有疑惑,我有不滿,我也把它們完全咽下。我甚至愚蠢到願意鑽進魔術箱變“脫胎換骨”的戲法。正因為有不少像我這樣的人,謊話才有暢銷的市場,說謊話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現在那一切都已經過去,正在過去,或者就要過去。這次比在北京看見不少朋友,坐下來,我們不談空洞的大好形勢,我們談缺點,談弊病,談前途,沒有人害怕小報告,沒有人害怕批鬥會。大家都把心掏出來,我們又能夠看見彼此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