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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小鬼儿(上-4) 2008-09-04 16:38:15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上学了,北京市西城区刘海胡同小学。头几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我特意将老抗穿剩下的一件白衬衣,一条发了白的蓝裤子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枕头边儿,因为我看他加入少先队时穿的就是这一身儿。那时正值困难时期,妹穿姐、弟穿兄的旧衣服是理所当然的事儿,没补丁的就算好衣服了,根本没有新旧的要求。我知道家里很困难,但还是向妈妈要求着:“妈妈,您给我买个新书包和铅笔盒儿吧。我不要新衣服,衣服我就穿老抗穿剩的就行,我只想要一个新书包和铅笔盒儿。行吗?妈妈!”

        “行,星期天妈妈带你去买。好不好?”她笑着说。

       星期天妈妈带我去买书包,我挑了一个黄色的帆布小书包和一个蓝色的铅笔盒儿。回来的时候我高兴地抱着小黄书包蹦蹦跳跳地唱了一路。

       开学这天,我早早就起床了。刷牙洗脸后把小书包背在身上来回在屋里走着,想象着学校的生活。一会儿,我把小书包摘下来平放在桌子上,用一只手伸进去撑开,盘算着怎样排放书本儿,就这样熬到了七点半。我对老抗说:“走吧,都七点半了。”

       “着什么急,你们一年级的小嘣豆儿都在本校上课,三分钟就能走到。我在花枝儿胡同分校都不着急,七点四十五再走。”老抗不慌不忙地说。

        他开学就上三年级了,和我一学校。不过我们学校有两个地儿,一二年级的在刘海胡同,称为本校。三年级以上的在花枝胡同,称为分校。

        走在上学的路上,我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一蹦一跳地跟在哥哥的身后。小黄书包也跟着我一上一下地跳跃着,颠的铅笔盒儿不高兴地一下儿一下儿拍打着我的屁股。这黄色的小书包一直陪伴了我五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时代结束了它的使命,社会束缚了它的本能。但我还是感谢它,是它奠定了我最基础的文化,伴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黄色的小书包啊,我深深地怀念着你!

        从上学的第一天起,我作业本儿上从没出现过XX,成绩册上也一直是优。只有图画课使我觉得难堪,我天生学不了画画儿。就是画个普通的玻璃杯也会涂抹的画面乱七八糟,让人看不出我画的是什么。“没有画画儿潜质的人不识时务”,我后来的生活经历充分证明了这点。

        而老抗却有着惊人的绘画天赋。记得他上五年级时语文课本上有一幅插图,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图中马克思侧身坐在写字台边儿上,恩格斯斜靠在台边,一只手按在台面,俩人在激烈的讨论着什么。他把这幅画儿画的一丝不差,当时我还说他是沓下来的。他举着厚硬的画纸说:“这种纸能沓吗?”

        我知道确实是他画的时我又惊讶又羡慕,心想:我要是能画成这样该多好啊!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是我八岁生日。再有三天下月的粮票儿就可以用了,我放学回来刚吃完妈妈昨天晚上给我们分好的窝头,心里盘算着就跑松树街幼儿园接小沉去了。

        哟,没锁门。咳,算了,家里连窝头都没有了,锁什么呀?

        今年的初冬特别的冷,刚这时就下了一场小雪。真是风后暖,雪后寒。这雪后的风像刀子,刺的街上人个个儿双手插在袖子里,脑袋一个劲儿地往脖领子里缩。从后面你绝对看不出前面的人是年轻人还是耄耋老人。

        倒是小孩儿不怕冷。尽管鼻涕早流过河了,顶多是拿亮亮的袖子一擦。山里红的脸蛋儿迎着刺骨的寒风照样儿咧着嘴哼着,唱着,跳着。我看着走在前边四岁多的弟弟,觉得肚中还是很饿。妈妈让自己去买二斤面说晚上给我们烙饼,可自己还没去买。刚才要是带上钱和粮票儿就好了,这还得跑一趟,又得带着小沉。呀,粮票,那二斤粮票儿就放在茶盘儿下压着,还露着一多半儿。刚才想起没锁门怎么不回去锁上呢?那可是妈妈和厂里同事借的,而且还是二斤面票儿,要是丢了这三天家里吃什么呀?

        “小沉快跑!”我说着飞快地向家里跑去,不合脚的鞋踢嘞趿拉不情愿地跟着。进院门儿一转过大影壁就看见刘国栋正从我家屋里走出,右手还往兜儿里揣着什么。看我回来了故意一转脑袋装没看见,回到了东屋他的家。

我进屋直奔茶盘儿下一看原本露着一多半儿的二斤面票儿不翼而飞了。准是他,没错儿。我转身奔到东屋咣咣咣的使劲儿敲着刘国栋家的门。

        “干什么,拆门呀?”刘国动伸出半个脑袋故作惊讶地说。

        “粮票儿,那二斤面票儿呢?”我气喘吁吁地质问他。

        “什么面票儿啊?我没拿呀。”

        “你胡说,我出去接小沉一回来就看见你从我们家出来手还往兜儿里揣呢。进屋一看茶盘儿底下那二斤面票儿就没了。不是你是谁,给我,你快给我!”我一边儿说着一边向他右手兜儿掏去。这时院儿里的人都围过来了。他一把把我推开,嘴里骂着:“怪不得你妈都叫你犟种,你就敢说是我拿了?你看见了吗?你再过来别说我揍你!”

        “你敢?我们家什么东西你不拿呀。有人时就说借使使,没人时就拿走,从来没还过。今天这二斤面票儿是我妈在厂子里借的,你拿走这后三天我们吃什么呀?你给我!”说着我扑了上去把手再次伸向他的兜儿。

        噗,他抬腿给了我肚子一脚,转身进了屋。这一脚把我踢着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哪里经得住这四十岁的壮汉结结实实的一脚啊!

        我趴在地上,刷得出了一头冷汗,双手捂着肚子在地上来回翻滚着。小沉吓得哇一声哭起来:“小猛,你怎么啦?”

        我躺在地上打滚儿,不到五岁的小沉急得不知所措,扭头儿向大门外跑去,边跑边喊着妈妈。他竟然一气儿跑到了刘海儿胡同十四路公共汽车站,看到车站路边儿躺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那人面色苍白,双目紧闭,豆大的汗珠儿顺着额头洒在了地上。一个比他大不了一两岁、大大的脑袋、瘦瘦的身子的小女孩儿跪在那人身边儿摇着那人的肩头哭喊着:“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围观的人们叹息着:“唉,这是饿死的呀------

妈妈这时刚好下车,挤过去蹲在小姑娘儿身边儿伸手一摸他爸爸的鼻息还有热气儿。她放下手中提拉着的一个小面口袋儿,这是厂子刚分的补助——三斤棒子面儿。急忙从肩上挎着的书包中拿出饭盒儿,打开后露出两个白菜头,半盒儿豆腐渣。她用小勺儿㧟着豆腐渣往那人嘴里送,可那人不知道张嘴。她放下饭盒儿,一只手急速地在书包里摸着什么。

“妈妈,妈妈。小猛向刘国栋要粮票儿,刘国栋把---把小猛打得躺---在地上了------”小沉扑上去搂着妈妈脖子不明不白地说着。妈妈愣了一下儿顾不得和小沉说话,将手中摸到的一块儿橘子糖向那人口里送。那人依旧不张嘴,她掰开那人的嘴,把糖塞了进去。

“妈妈我也要吃糖!”

妈妈看着小沉又把手伸进了包儿里,这时那小女孩儿正用她那暗褐色的舌头舔着干裂枯萎的小嘴唇儿,一双深陷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妈妈的手。

啊,那神奇的手心儿里竟然出现了两块糖,哟,这一块怎么蹦进了自己的嘴里!

小姑娘吃着这甜甜的糖,眼里闪着晶莹的泪光。

妈妈看着那人终于睁开了双眼,深深地吐了口气。她掏出手绢儿铺在地上,将袋儿里的棒子面掐住中间儿倒出了一半儿,仔细地把手绢儿包好系严递给小姑娘儿说:“回家先给你爸爸熬点儿棒子面儿粥,第一次少喝点儿别撑着着听见了吗?”说罢拉起小沉向家中跑去。

都要拐弯儿时回头看了一眼那可怜的父女,看到他们爷儿俩双双冲着自己走去的方向跪着,妈妈唉——的一声深深地叹了口气。

“刘国栋,你太不像话了。你给我出来!”

        妈妈刚进大门儿,就听到邻居们讲了这事儿。气得全身发抖,站在刘国栋家门前喊着。

        刘国栋低着头儿从屋里走出来,嘴里嘀咕着:“四婶儿,您下班啦?”

        “你还有脸叫我?你从小没爹没娘,他爸看你可怜把你从保定府儿接出来,留在身边儿做侍卫,还帮你娶了老婆。我们从没想过你能报答什么,可你不能恩将仇报啊!打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你也下得了手?”

        刘国栋红着脸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不说。

        “粮票儿的事儿,我不问你,你自己拍着良心想去吧。打孩子的事儿我记你一辈子!”

        妈妈转身回到家中,一手抱着小沉,一手搂着我,流下了心疼的眼泪。

        铜铁厂六号坐北朝南,高高的门楼儿要上五阶儿青石台阶。宽厚的黑漆大门高有两丈,门过道长三丈,宽有丈二。门两边有一对大石狮子,雕刻得栩栩如生。门楣上探出四个雕花门当,门板上有两个刻花儿黄铜大门铞。大门内过道儿右边儿是门房,下三阶儿台阶左手儿是一溜儿南房,从东到西共五间。顺西南角儿转向北是西房两间,这是前院儿,供侍卫厨子佣人住的。下门楼儿左转二三十步的右手处儿是通往里院儿的垂花门,门内一间小亭,上面精心绘画着仙鹤、花卉。进去后对面是一溜儿前出廊子后出厦的五间高大北房,正房三间,一明两暗,两边各一间耳房。外包朱红油漆内包麻的门廊柱直径有一尺,廊上檐下精工雕刻着花纹。东西厢房各三间,没有南房,一条抄手游廊将东西北三面房屋和垂花门的小亭连接起来。东厢房与耳房之间的东墙上有一道月亮门儿,通向花园儿,也就是现在的五号,后来给拆掉堵死了。前后院相隔的墙上雕着青灰花卉,很是雅致。院内用尺五见方儿的青砖铺地,四角儿各留一小块儿土地种着石榴、丁香。

        记忆中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六号大门总是紧闭着的。据说里边住的是北京卫戌区某某大官儿,那门偶尔一开等人进出后又马上关闭。这院儿里有一个男孩儿,比我大一两岁,拄双拐,戴眼镜,上下台阶要一个军人抱。

        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台阶上,我和他玩儿起了拍三角儿。我对他说:“你带我进去,我给你洋画儿,我家有很多很多洋画儿,可好看了。”

        他高兴的带我进去仔细地观察了一番。回家后我对妈妈说:“听三姐说六号以前是咱家的,为什么咱们不住了呢?今天我进去看了,里边儿可好看了。”

        “以后你不许再去六号,听到没有!”妈妈严肃地对我说,却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个院子我想大概是清朝咸丰年间盖的。文革时门前的狮子没了,现在这院子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自从五号变成了十四户人家儿后可热闹了。光和我大小差几岁能玩儿到一起的男孩儿就十来个,比我大和小很多的就更多了,再加上女孩乱哄哄的一大堆。他们大多是一家人挤在一间屋里。记得前排北房东边儿第一家儿姓冯,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屋里。大女儿国华比老抗大一岁,大儿子建华比我大一岁,二儿子向华和我一边儿大,小名叫小不点儿。还有住在西南角儿那间老房的刘家,虽说那老房宽大一些可也不过二十来个平方米,却住着他家七口人。夫妇俩加上三个儿子两个闺女,直到文革我家搬走时他们都是这样挤着。

        这倒给我们踢足球创造了有利条件。不用叫别的院儿的,光我们院儿的就能分两边儿踢。天天一做完功课,东到我们院儿大门口儿摆两块砖头,西到六号大门口儿摆两块砖头,一边儿四五个人,比赛就开始了。常常踢得难分难解,不分胜负。我们的足球可不是别的胡同小孩儿踢得破皮球,那可是焦大哥从队里给我们带回来的真正的足球,说不定在全国性的比赛中还使用过呢。小伙伴儿们非常羡慕我们哥儿仨,家里老来一帮职业运动员。而我们哥儿仨在焦大哥的指点下球技自然比他们略高一筹。七,八岁的我已经是个球儿痞了。停球顶球煞有介事,脚内侧,脚外侧,正脚面运用自如,传球准确,过人灵巧,射门凶狠。有一次在学校我们班和别的班比赛时获得了一个点球,对方大门儿一看是我罚球吓得跑一边儿去了:“我不守了,他罚球忒狠,再闷着我。”

        我们每天可以从下午一直踢到晚上,有时天黑了都不肯散去。一个个儿顺着胸脯儿流黑汤子,身上全是一道道儿的黑手印儿。那会儿胡同里是土路,这么多孩子甭说踢球就是来回跑几趟也会弄得满胡同尘土飞扬,呛人鼻眼。过路的人常常捏着鼻子捂着嘴喊“停一下儿”,然后赶紧跑过去。经常从这里过路的人到这时候索性绕道而行。院儿里的大人们这个时间尽量不出来,下班回来的也是耐心地等待着一个定球的机会才赶快跑过。大人们用行动默默地支持着孩子们正当的娱乐,这总比到处野跑去强多了,大人们这样想着。

        天一擦黑儿,各家儿的家长和姐妹们就可着嗓子喊上了:

        “小不点儿,建华,吃饭啦!还不回来,你个该死的!”

        “小平,小二,快回来塞吧!”

        “哥,吃饭啦,妈让我叫你呢!”

        最好听的也是最管用的得说是刘家的小丫儿叫他弟弟小冬儿:“冬儿,回来吧,再不回来就没了啊!”

        一听“就没了啊”小冬儿撒腿就往家跑,他家孩子多,就他爸一人儿工作,是警察。吃饭时看着小桌儿中间儿搁着一大碗菜,眨眼儿就没。

        直到这时我们才悻悻地散去,第二天又角逐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就是这么度过了儿时。

        我们院儿家家儿都在自家门前种向日葵,中秋节吃的瓜子都是自家种的,不用去买。有的家还搭一个大葡萄架,夏天时在葡萄架下乘凉吃饭。院儿内的七棵枣树是全院儿的公产。一棵是酸枣儿树,六棵是大枣儿树。每年硕果累累,使人望而生津。

        除了春节每年的中秋节是我们院儿的一个大喜日子。一大早儿,院儿门一关。各家儿的男女老少们端着脸盆水桶小筐儿竹篮子大澡盆等一切家里可手儿的能盛东西的家伙儿聚集到院子里。壮汉小伙子手持大竹竿儿,为了防止洋剌子剌着,将领口儿、袖口儿系得严严实实的,雄赳赳地站在枣树下。等各家儿人都出来了,打枣儿开始。壮汉小伙子几下儿爬到树上,有的骑在枝干上,有的双脚岔开,蹬住两支主干手举竹竿儿用力地向果实密集的尖梢儿打去。实在够不到打不着的地方儿才抱住树干摇晃。

        枣儿尽量要去把它打掉,这样来年果实会结得更多。枣树怕晃,老去摇晃它会一年比一年结的果实少,甚至会死掉。也就是人们说得疯了,疯枣树。

        枣儿像冰雹般的噼噼啪啪地掉在地上,砸在人们头上、背上、屁股上。没有一个人躲闪,喊叫。人们只是一个劲儿的往筐里、篮子里、脸盆里、水桶里飞快地拾捡着,还不时地往嘴里塞放着随手挑拣到的特大倍儿甜的大枣儿。你听不到说话声儿,只有噼噼啪啪枣子砸在地上的声音和咔嚓咔嚓大小耗子们咀嚼的声音和不时的哗啦哗啦人们将手中捡满的筐盆往一起堆放的声音。这景象既热烈,又紧张,既欢快,又严肃。不一会儿,院中堆起了一座座枣儿山。渐渐的各种声音间歇了,最后,停止了。大家都直起身子,抹抹汗珠儿,站在了一个个小山旁。

        “每家先端十脸盆,剩下再说!”

        汉还没干,人们开始飞快的往自己家里端着应有的一份儿。所有的小山消失后,又各自拿出笤帚簸箕清扫着自家门前的枣树叶儿,折断的小树枝儿。当扫到两家儿交界处儿时都会相视一笑“我来吧,我来吧”的互相抢上几笤帚。

        那笑是自内心发出的,满足的,舒心的,友善的。

        我的一年级过得很快,转眼已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早上,送电话的来说有妈妈的电话让赶快去接。

        妈妈接了电话回来后就匆匆忙忙的在破旧箱子里翻找衣服。最后找了一件淡淡的浅粉色花儿的旗袍儿,穿上后对着镜子梳了梳头,从两鬓向后别了两个卡子。找到一双浅米色半高跟儿鞋,穿上又脱了下来,还是穿上了她那双绒布的扣襻儿鞋。找到两双袜子都觉得不合适,那袜子是粗线的,松松的袜腰儿与那旗袍儿实在不相配,她索性光着脚穿上了鞋。又照了照镜子,满意地从大抽屉里拿出那个浅灰色的小皮手包儿。那手包儿是长方形圆角儿的,包口儿有一道拉链,一头儿有一条小皮带可以套在手上,皮带上还有一颗绿绿的小珠子。这手包儿一直躲在大柜子最下面那个抽屉里,从没有人碰过它。今天它欣喜的套在了妈妈的手上,小绿珠子还高兴地蹦了两下儿。她从柜子最底下的衣服里抠出了家中仅有的三十块钱,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包里。看到一块白手绢儿顺手掖在了腋下,然后对我们说:“好好在家里玩儿,不许出去。我去接你们的爸爸,回来时一定要看到你们都在家。”

        她说的时候依然像平时一样平静,但眉梢儿嘴角儿却带出了她内心的惊喜。

       妈妈真漂亮。虽然她已经四十五岁了,但皮肤仍是白白净净,富有光泽。脸上没有一点儿皱纹儿,两道弯弯的细眉下,那双大而长的眼睛永远那么平静慈祥。好久没见她刻意地梳妆了,今天她稍加更换,就展现出了她的姣美。旗袍衬出她纤巧的身材,曲线分明,亭亭玉立。只是双手已布满了沟壑与硬茧。也正是这双手让我能时时感到她的温暖与充实。

        老抗还清晰地记着爸爸的模样,他时常向我说起爸爸抱着他去龙头井儿给他买小笼蒸包儿吃。他高兴地说:“我们一定在家等着,哪儿也不去。”

        我有些恍惚,爸爸这个称呼在我口中太生疏了,但我还是知道爸爸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我也说:“我不出去玩儿,就在家里等着。”

        小沉看妈妈穿这么漂亮,抱着妈妈的腿不放。在他脑子里没有爸爸这个概念,他从会说话就没叫过爸爸。只有在别的小孩儿叫爸爸时他才奇怪过,为什么别人都有一个可以叫爸爸的人,而我没有呢?今天他不知道爸爸要回来了妈妈有多高兴。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缠住妈妈,非要和妈妈一起去。妈妈连哄带吓地总算让他松了手,说了声“听话啊”就匆匆地走了。

        直到下午五点多我们听到大门外一片嘈杂声,便领着小沉跑到门口儿。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儿停在大门口儿,住在一号的牟太太和她三儿子牟逢驰抬着一张四四方方的大白椅子向轿车跑来。妈妈坐在车后坐儿上,怀里躺着一个面色憔悴,目光呆滞,面无表情,瘦瘦的老人。他穿着一身儿奇怪的黑衣服,头发胡子胡乱的龇着,长长的身体一动不动地任由人们去搬弄他。

        这就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我不敢相信,这和照片中的爸爸怎么能够联系在一起呢?但他的确是我的爸爸,那曾经百战沙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沈克将军。

        全院儿的邻居们都来帮忙了。刘国栋身强力壮一下子抽起爸爸的身子放到了大白椅子上,大家抬着椅子向家中走去。进屋后妈妈让先放在中间儿,她麻利地将里屋床上的被褥铺好,让大家帮忙把爸爸慢慢地放在了床上。

        等邻居们都唏嘘着走了后,她拿出五块钱对老抗说:“去给你爸买只鸡,买条鱼和一斤肉,看看咱家肉票儿够不够,有多少买多少,剩下钱都买成牛奶糖。快点儿啊。”

        看老抗跑了,她用一个大毛巾垫在爸爸头下,拿来一把剪子一个剃须刀,一点儿一点儿的把爸爸蓬乱的头发胡子剪刮整齐,又打来一盆水洗得干干净净,这才起身去炖鸡汤。

        当妈妈炖上鸡汤回来时,我们仨正围着爸爸。她先指着我对爸爸说:“这是小猛,你走时他才三岁多,现在一年级都快念完啦。这是老抗,你还认识吧?你忘啦你老抱着他去龙头井儿买小包子去?孩子还记得清清楚楚呢!”

        爸爸两眼直直的,没有一点儿反应。她不管爸爸听不听得懂,又抱起小沉举到爸爸眼前说:“这是小沉,现在也这么大了。孩子们都很乖,你好好养病,将来好带他们玩儿去。”

        爸爸嘴唇似乎动了一下儿,他可能想说什么,但他说不出来。一颗泪水从他的眼眶里溢出,一颗军人的泪,一颗男儿的泪,流出来了。

        妈妈从腋下拿出手绢儿把他眼泪擦干。出去端来一碗鸡汤,拿小勺儿舀一勺轻轻地吹着。

        “你什么也不要想,咱们这一辈子什么没经过,一切都能过得去。你现在就是要好好养病,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她一边说着一边往爸爸嘴里送着鸡汤。爸爸的嘴张得非常吃力,喝一勺儿流一半儿。妈妈用手绢儿不停地给他擦着,一碗鸡汤喝了半个多小时。

        星期一妈妈没有上班,她向工厂请了假,在家侍候爸爸。她给爸爸煮小米儿粥,白米粥,煮的烂烂的;还用喂婴儿的糕干粉,杏仁儿霜冲好给爸爸喝;面条儿擀得细细的,切成一小段儿一小段儿煮得烂极了,再渥上一个鸡蛋,香喷喷的。

        这些天我没看她躺在床上过。我睡时她在给爸爸煮药,醒来她在给爸爸擦脸。有时我会看到她坐在爸爸床边儿的椅子上歇一歇,往往是一个瞌睡把她惊醒。赶快看看爸爸是否有什么需要的,因为爸爸拉屎撒尿也是不知道的。她一天不知要给爸爸洗多少回下身,换多少回衣服。

        我从没看到过她露半点儿难色,疲惫的脸上依然是安详平静的神情,和我们说话时还是那样和蔼可亲。

        每天她还给爸爸剥一块儿牛奶糖。她剥好后咬两半儿,先给爸爸嘴里放半块儿,那半块儿放在糖纸上,等他慢慢吃完了先让他喝了药再把那半块儿放在他口中。

        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像奶粉,奶糖等许多东西在市面上买不到,只有在友谊商店能买到,但要有外汇卷儿。这要感谢大姐夫大姐,二姐,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的外汇卷儿并去友谊商店买好送回家来。还有一些是朋友送来的,有许多人我没见过,有的还坐小汽车儿来的。可他们都是来一次就不再来了,只有甫大爷和胡二大爷常来。尤其是胡二大爷,他每天都来,总是坐在床边不停的向爸爸唠叨着。尽管他知道爸爸听不懂或懂了也说不出,可还是不停地说。来时还都恭恭敬敬地向爸爸鞠躬请安,爸爸去世那天他哭得非常伤心。

        爸爸回家第十七天的早上,妈妈将头天晚上煮好的汤药放到火上再热开了锅。她把药汤滗碗里凉着时想给爸爸往嘴里放半块儿糖,剩那半块儿等喝了药再给他。可这次这头半块儿糖就没喂进去,她的手在喂爸爸时哆嗦了一下儿,糖掉在了爸爸的胸前。

她听到爸爸说话了:“沛如,忠诚啊------

        但这是爸爸最后的一句话,爸爸停止了呼吸,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他唯一欣慰的是死在了家里,看到了自己的爱妻和三个未谙人世的儿子。

        妈妈一动不动地看着爸爸,慢慢地从腋下摸出手绢儿,轻轻地盖在了爸爸的脸上。然后迟缓的退到门边儿,倚着门框哭了。听不到哭声,只是眼泪刷刷的流,浸湿了衣衫,流在了地上。

        我一开始不知她为什么哭,一个劲儿地摇扯着她的旗袍儿问道:“妈妈,您为什么哭?妈妈!您怎么了?”

        那天妈妈穿的是一件黑色的旗泡儿,面对着躺在床上的爸爸,斜靠在半开的里屋门上,哭的是那么伤心,那么安静。屋里没有声音,只有泪水。她是一个永远把情感埋在心里的人。

        下午知道爸爸去世的人陆续来了。胡二大爷跪在爸爸的床前,头磕得山响,哭得震天动地。那是军人的哭,大花脸的哭,声如洪钟,裂人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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