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声哨音把我惊醒。仇头儿一边儿吹着哨儿一边儿用手里的藤条拍打着床板。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啪”的一鞭已抽在了我身上，幸亏是隔着棉被，不算疼，不然肯定是个大捋痕。

        “还他妈不起，刚来就偷懒儿，是不是昨儿晚上没吃杀威棒啊！”仇头儿小绿豆眼儿里放着凶光，又胖又黑的大脸几乎要贴在我脸上，一股酸臭夹杂着烟垢的口气冲进了我的鼻腔儿。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一看所有的人都已在院中站好便提拉着裤子跑了出去。

        “还像每天一样，谁跑得最慢就让它来教你怎么跑快了！”仇头儿举着藤条说。

这时他笑着，我一看还有三个工人都手拿皮带或竹板儿扶着自行车儿站在旁边儿微笑，就像过去茶馆儿里的老头儿们准备着听侯宝林儿的相声开场呢。

原来这学习班每天让五十岁以上的男的和所有的女人围着足球场打扫卫生，其他的人要沿着球场跑道跑三圈儿，谁跑得最慢就要挨打。

        开始了，学员（被抓在这里学习的人统称为学员）儿们争先恐后地向前跑去，一开始速度很快，一会儿逐渐慢了下来。无论是快是慢总有一个挨打的，因为总会有一个是最后的。骑车的工人一边儿喊着“快，快”一边儿用手中的家伙儿抽打着最后一个人的后背。打得倒不是很重，像是一种游戏，打人者脸上是笑嘻嘻的。挨打的人似乎已习惯了，每一下儿打下来只是微微的皱一下儿眉头，就赶快加快步伐超过前边儿的人，被超的人又皱一下儿眉头再去超另一个。

        白毛儿国子瘦瘦的身子却喘着比腰粗的气，已挨了两次打了，这一次他想超过蓝平。他憋了口气，想一鼓作气超过去，可他再憋十口气也超不过去了。他嘴越张越大，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扑嗵一下儿摔在了跑道上。

        仇头儿下了车使劲儿地抽着他，嘴里说：“每次都是你他妈最慢，怎么？今儿还想装死儿啊！”

        可是无论他怎么抽，白毛国子一声儿都不吭，也不躲，不挡。另一个工人杨师傅喊道：“老仇，别打了，他怎么直吐白沫儿呀？是羊角儿（癫痫症）疯吧。”

        仇头儿停住手一看：“哟，不是装的。”

忙冲我们招着手喊∶“快，快把他抬回去！”

我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大个子跑过去把他抬了起来，回到屋里放在了大通铺上。杨师傅对大个子说：“铁牛儿，掐他人中！”

        白毛儿国子睁开了眼，仇头儿对他喊道：“你他妈想吓唬我呀？”

        可从这天开始不让他跑步了，和女人老头儿们一起去打扫卫生。白毛儿国子从小就有哮喘病，这哮喘病是真的，羊角儿疯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反正是以后他一看要挨打了，准抽疯，多少抽到这顿打免了他就不抽了。这使他躲过了多少次的殴打惩罚，成了他保护自己最及时有效的方法。

        吃过早饭，就围在用乒乓球台子改成的会议桌儿四周，开始交待检查个人的罪行。这时体师的大学生们也来听，还常常有两三个女大学生，那个运动发是来得最勤的。他们不爱听打架和偷鸡摸狗的事儿，就爱听那些杆儿犯（因男女之事被抓）和女学员儿们交待花儿事儿（男女关系）。到这时，他们手中的家伙儿早扔在了地上，目不转睛地听着。每当这时女大学生们便每人手里拿份报纸或红旗杂志，很专心地看着，似乎不爱听这些肮脏的事儿。可我发现无论多长时间她们手中的报纸从不翻面儿，杂志也没翻过篇儿。有一次我看到那个运动发手中的红旗杂志是倒着拿的，我还奇怪，不愧是大学生，可以倒着看字。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根本没看，那不过是她们怕听到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引起心中的骚动、双手无所适从、不知放哪儿好的遮羞布。

        杆儿犯们逐渐发觉他们讲这些事儿时，从来没像那些小偷儿交待时会不时地挨上几下儿打，有时讲得详细时还可以得到一根儿烟抽。这时他们放松起来，陈述时不再磕磕巴巴吞吞吐吐，有的还绘声绘色地如同讲故事一样。

        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我们都叫她“死人骨头”，因为她白的很凄惨，阴森森的。加上她那股妖气，很像电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里边儿的白骨精。她一讲那事儿时眉飞色舞，嗲声嗲气，能引得顾头儿流哈喇子。顾头儿可是学习班儿工宣队儿的队长欸！

        她讲时像是事先背好的，有声有色，情节详细，形容逼真。肯定头天晚上演练过，要不她就是个天才演讲家。

        第三天上午十点来钟，“死人骨头”正在演讲，仇头儿来叫我：“沈猛，到足球场去，你妈来了。”

        我飞快地跑到足球场，看到妈妈扶着自行车儿向我这边儿望着，车后架儿上还夹着一个饭盒儿。

        妈妈自从出院后不能坐公共汽车了，因为我们搬家后的地儿到她们工厂没有公共汽车，所以她每天只能走路去上班。为了白天能给我和弟弟做饭她又主动要求上夜班，可每天来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一到冬天北京夜晚的西北风很厉害，刮起来都带声儿，但是她从来没迟到早退过。我大姐从保定回来过春节，看到妈妈太累了，便把自己的自行车从保定托运回来让妈妈上班骑。那是一辆双喜牌儿26加重男式自行车儿，大姐还给了妈妈一件皮大衣，从那儿以后她不用穿个小棉袄儿走着去上班了。

        骑车快是快多了，但去时穿过小西天儿后有一个大下坡儿，在半坡儿时还有一个九十度的急拐弯儿。要捏着闸慢慢滑行，否则很危险。回来时这么陡的坡儿她骑不动只能推上来。头几天她来回骑到这儿时都是推着车，后来熟悉了下坡儿时就不用推了，她知道到这里要怎样捏着闸拐这个弯儿。

        有一天她一进家就笑呵呵地对我和弟弟说：“今儿我摔了一个大跟头。”

        说着她笑得更厉害了。她很久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不知为什么摔了个跟头却这样开心。我问她怎么摔的，她说：“我下坡儿时一转弯儿前边儿有个老太太，手里拎这个菜篮子，我一紧张忘了捏闸，眼看就要撞上老人了我一拧把向旁边儿的电线杆子撞去。还真没撞着老人，我自己从车把上翻了出去。心里一惊，生怕摔坏了哪儿不能上班儿了，坐起来觉得没事儿，再站起来还是没事儿。就是把饭盒儿摔得老远，里面儿的饭菜撒了一地。我一看人没事儿就笑了起来，笑自己怎么不知道捏闸，尽顾了哎哎了。再一看，车把拧了个个儿，完全冲后了。幸亏有个男同志骑车经过，帮我把车把正了过来，不然我都没法儿上班儿了。到了厂子才觉得手疼，一看挫掉了一大块皮。赶快到医务室上点儿药吧，厂医非得给我包上，干活时别扭死了，我又给摘掉了。”

        我赶忙拿起她手一看，还有点儿往外洇血呢，看她还像个孩子似的傻笑心疼地说：“您还笑，疼不疼啊？”

        “不疼，不疼，我高兴的是既没撞到人，自己也没摔坏。要时撞坏老人或自己摔坏哪儿上不了班儿了怎么办呢？我今年的全勤就达不到了。”原来她想的是年终奖。

        妈妈已五十一岁了，还上夜班儿，这对她身体太不好了。而且晚上骑车走那大坡儿很危险，我郑重地向她提出：“今儿我就找你们厂去，您都这岁数了还让您上夜班儿？”

         “哎，这可不是人家要求我的啊，是我自己非要上的。”她一着急说了实话。

         “我知道了，您不就是想给我们俩做饭吗？不用您做，我会做。如果下星期您还是夜班儿我非找您厂子去不可。”

        从那儿后妈妈才不上夜班儿了。这自己不在家了她一定是又开始上夜班儿了。

        今天我怎么面对她呢？如何向她解释呢？她得多伤心啊。我停住了脚步，不知怎样对她说。

        “小猛，过来呀！”她向我招手，亲切地喊着我。我怯怯地向前挪着，小声儿说：“妈，您怎么来啦。”

        “我看你学工都过了三天还不回来，去学校问，知道你来这里了，就来看你。你还好吧？”她说着把我拉到怀里小声儿问我：“有没有挨斗挨打呀？有也不许有抵触情绪，要接受一切。我给你买了点儿包子还热着呢，快吃吧。”

她打开饭盒儿，端到我眼前。

         “妈，我不吃，您拿回去给小沉和您自己吃吧。我不饿，这儿吃得挺好的。”在我印象里小时候我从没挑过吃的，只要能吃饱我就满足，至于好坏无所谓。虽然也知道好东西是好吃，但我不会主动要求。此刻我真是不想吃。

        妈妈拿起一个塞到我手里说：“吃，你不吃我倒生气了。以后我不会常来看你的，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到咱们是和别人不同的。记住这一点你就会知道怎样做了。我来看你，就要让妈妈高兴，来吃！”

        “好，妈。我吃。”我大口地，一口一个地吃了所有的包子。看着我吃完了，妈妈盖上饭盒儿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也懂事儿了，我不想问任何事儿，只想让你记住，不要因一时一事毁了自己一辈子。”

        妈妈亲了我一下儿，骑上车走了，她没有再回头儿看我。我看到她就在快转向大门时右手在抹脸，妈妈哭了。

        妈妈来这里之前先到了学校，刚进大门儿就听到大喇叭里传来：“沈猛出身于反动的资产阶级家庭，从小就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

        她想了想还是进学校说明了来意。贺大头对她说：“你就是沈猛的母亲吗？嗯，毛主席说的好‘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伤阶级的烙印’。难怪沈猛仇视干部子弟，腐蚀拉拢女红卫兵，还写什么歪诗向人家示爱，这和你们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对你们这样的家庭没有触动吗？还是漏掉了？”

        “我今天是来看孩子的，你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到我们单位去调查。请你告诉我，我的孩子在哪里，我要见他。”妈妈平静的话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无理地盘问。贺大头被这软钉子噎的急不得恼不得。

        “贺师傅，您找我吗？”这时柳云推门而入。

        “谁说我找你了，没有。”他把柳云推出后恼羞成怒地对妈妈说：“人我们已送到青少年犯罪学习班儿去了，你可以走了。”

        “那好，请你告诉我地址。”妈妈走出去后站在门口儿问。贺大头“砰”地关上门又打开说：“我不知道，你去问派出所儿吧，到那儿也不会让你见的。”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推着车走出了校门。她刚要左转去派出所儿，只见柳云站在路边儿说：“阿姨，您好。您是沈猛的妈妈吗？”

        妈妈点点头。

        “学习班儿就在‘体育师范学院’里边儿。从这里出路口儿左转向西一直走两站地就是。我叫柳云，请您代我向沈猛问好。沈猛是好人，您也是好人。”她说罢哭着跑回了学校。

        妈妈猜到了这可能就是我写诗的对象，看着这哭着跑了的女孩儿摇了摇头，先去北太平庄饭馆儿买了包子就来看我了。

        她是个柔中有刚的女性，从没有在任何困难和压力下低过头。而且不管自己受到多大委屈、不公、侮辱也从不向别人诉说。对这一切她都自己来抵挡，承受。而她的欢乐却从不保留，总是慷慨地让大家分享。

        伟大的母亲呀，我愧对你！

        学习班儿的空气是污浊的。可它还是空气，你每喘一口它都会钻进你的身体，侵蚀着你的五脏六腑，让你不黑的变黑，黑了的更黑。你的墨染到了别人的白处儿，使别人白处儿也黑了，别人的墨染到了你的白处儿使你的白也变黑了，这墨越发浓了。

        这里是旁门左道儿的汇聚地，各路神仙过招儿的练武场。它每时每刻滋生着犯罪的毒芽，繁衍着社会的蛀虫。五花八门儿的犯罪手段，卑劣无耻的杂色人生是你闻所未闻的。小树在成长时一阵大风吹过，它还能摆正原来的位置，但在日夜不停的一个方向的吹拂下，它就会歪倒了。

        这学习班儿是在毛主席“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各种问题都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的指示下而诞生的。但它又不同于各单位针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或某些人存在的问题而举办的政治性，思想意识性的学习班。虽然那些学习班也是强制或半强制性的，管理者也有着许多过激的和非人道的行为，但被管理者都是清一色的在文革中站“错”队或有言论思想“问题”的学员。然而这所谓“青少年犯罪学习班”里的人却五花八门，他们的罪是由派出所，街道，各单位群众定的。有些人具有犯罪事实，这一般是在现场抓获的，大多是偷盗，打架，拍婆子行为。有些是作为流氓犯抓进来的，都是通奸或作风问题由群众举报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事实根据只是说其作风不正或平时在单位比较落后被本单位送来的。

        这里的人平时说话都是些流氓行话术语，大部分人都有外号儿，从这些术语外号上就能知道其人是为什么进来的。偷鸡婆（偷鸡）、飞帽儿将军（骑着车将徒步行人头上的帽子抢跑）、铜铁佛爷（捡破烂儿时偷走本不属于垃圾的铜铁物）、佛爷（偷钱包）、扒柜台（从商店的货柜橱窗里偷物品）、搬大闸（溜门撬锁）、登车（在公共汽车上偷钱包）、吃大轮儿（在火车上行窃）、啃地皮（在商场，火车站等一切地面公共场所内偷钱包）、踢飞子（偷自行车）、倒爷（倒卖商品或古玩字画）、黑包工头儿（私自组织起一些人承包一些工程）、杆儿犯（奸淫妇女）、花儿犯（乱搞男女关系）、圈子（出身平民有过男女关系行为的女孩儿）、婆子（出身军干有过男女关系行为的女孩儿）、玩主（飘荡江湖）、教唆犯（教小孩儿偷盗或男女之事）等不胜枚举。

        在这里不用每天学毛主席著作，只有在必要时偶尔听到工人师傅念上一段儿“语录”。主要学习就是交待问题，坦白罪行。

        这里的教育手段就是打。尤其在要你坦白交待问题时棍棒齐下，拳脚相加。对不听话违反管理者意志的人更是以此作为教育惩罚。这里没有一定的规章制度，管理者出口就是法，画地即为牢。一会儿一个规定，只要你不按他的话去做就会受到惩罚。轻者厥着或赤脚光身地在跑道上跑几圈儿，免一天饭。重者坐土飞机，（立正站好，用垒球棒猛击后脚跟儿使你仰面朝天摔在地上），竹板儿炒肉（脱掉裤子趴在凳子上用竹板儿打屁股），肉丝炒面（脱掉上衣用藤条把后背抽的皮开肉绽）。

        习惯成自然，打人的人不打手痒，挨打的人习以为常。对一些厥着、跑圈儿、较轻的体罚、殴打视为家常便饭、小菜儿。体师有一个拳击运动员拿这些人当拳靶子，把一个在西外绰号儿叫小才的小流氓儿满嘴牙都打掉了。

        他们让学员儿交待问题时经常骂“你他妈是人吗？干这下流事儿”，要求那些花儿犯们每一个细节都要讲清楚，最初听到口交时大骂“畜牲”。那时人们对性的知识几乎是零，只知道男上女下交媾生子，从没想过把性作为一种知识来看待，这“畜牲”二字真是从内心发出的。可渐渐他们对“畜牲”感兴趣了，后来是越问越多，越问越细，百听不厌了。“畜牲”二字再也听不到了，可能是怕所骂的也包括了自己吧。

        在这里蓝平和我最好，我们俩也是这里最小的。他虽然和我一边儿大，可长的又瘦又小，看着比实际年龄要小一两岁，也就像十三、四岁的样儿。我们的友谊是在我进来不久的一天晚上开始的。那一天熄灯睡觉后，我依旧像每天一样不管睡着没有都把眼睛闭得紧紧地，自己想事儿。听到他们聊天儿声儿越来越大，就把棉被蒙在了脑袋上。

        我们住的饭厅是个T型儿，横向是厨房储藏室等一溜四间，女学员儿住最里边儿那间，这四间出入走第二间那一个门儿。男学员儿住的是竖向也就是饭厅，这饭厅与厨房之间有几个小窗口儿，以前是卖饭时用的，现在给钉死了。但最里边儿的窗口让学员儿们把钉子起掉了，因为不许二十以下的学员儿抽烟，男学员儿就把烟藏在女学员儿那儿。到了夜里轻轻一敲窗口儿，女学员儿便给递过来，男学员儿们就过起烟瘾来。敲窗口儿取烟是二狗逼最爱干的差事儿，他可以在这时与女人们说上一两句话，赶上好人儿还摸上一两下儿。女人们也把这视为每天仅有的一乐儿，巴不得天天儿有人儿赞美两句，吃她豆腐。嘴里骂着“臭不要脸的”“臭流氓”可身子早贴在了窗口儿上，有时还成心解开衣扣儿露着乳房。这时她们口中的“臭流氓”是当“亲爱的”使的。一听这话二狗逼会说：“我倒想流呢，可往哪儿流啊？只能流自己一裤裆。”

        随即传来女人们放荡的笑声。此时二狗逼会得意地手舞足蹈给大家发着烟，嘴里还得便宜卖乖：“操，小飞机那干咂儿（乳房）也往上凑，摸着跟我这榄子（睾丸）皮似的，没劲。要是赵萍的还差不多，丫就是忒拿糖，就没上窗口儿来过。”

        “二狗逼，你丫别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尽作美梦。赵萍是我的，你丫敢碰一下儿我跟你丫没完。”林杨腾地坐起来，指着他说，嘴里还叼着烟。

        “嘿，杨子，这你也得和我商量商量呀，别把赵萍独门儿了啊。”小凤也坐了起来，笑着和林杨打镲，说着还走到二狗逼面前用左手托着二狗逼下巴说：“你拿什么带赵萍呀？就赵萍那盘儿，想带她得页子（钱）活（多）。你会什么啊？也就在这儿发发烟，能摸小飞机那干咂儿就不错了。给我根儿烟！”

        二狗逼赶快伸手掏烟：“哟，我烟哪儿去啦？”

        只见小凤右手拿烟在二狗逼眼前一晃，左手食指一弹，右手顺势向嘴上送去，一根烟已然叼在了嘴上：“就这手儿，你行吗？”

        说罢左手把嘴上叼着的烟往二狗逼嘴里一塞乘机又把右手的烟顺回二狗逼兜儿里，转身回到了铺上。二狗逼哈巴哈巴地跑过去：“哎，小凤，这烟我放在左边儿天窗（上衣胸前的兜儿）里了，怎么会跑你那儿去了呢？给我，我还得发呢。”

        “谁拿你烟啦，你的烟不是还在你天窗儿呢吗？”

        二狗逼低头儿一看烟又回来了：“小凤，大哥了。教教咱，教教咱。”

        “想学呀？先接盆水，扔里一小薄片儿肥皂，挟上三个月。再在墙上隔两步贴一信封儿，里边儿搁上纸露出点儿边儿来，来回走着挟出来，多少不停步儿就能把一溜信纸都挟出来了再上我这儿拜师傅来。”小凤向后仰坐，歪着头儿，斜着眼儿，神气十足地看着二狗逼。

        “丫哪儿是这块料啊，我看丫也就是钻被窝儿里捋管儿（手淫）行。”牛大一手在嘴边儿煽着冲二狗逼不屑地说。

        哈——哈——大伙儿全笑了。

        大饭厅里睡觉很冷，不知是谁出的主意俩人一被窝儿。说“盖的厚不如肉挨肉”，两床棉被压在一起确实暖和多了。这种合作都是自选的，俩人合得来才钻一个被窝儿。有一个四十多岁戴眼镜的人总叫蓝平去他被窝儿。他是可以公开抽烟的，就用烟作诱饵。蓝平每次都去他那儿躺上一会儿，骗上两根儿烟就跑。我听人叫他“鸡奸”犯，还以为他和鸡干那事儿，非常不理解，后来才知道他是专门儿和男人干那事儿。而且还专爱挑小孩儿，就更不理解了。我很厌恶他，从不和他说话。蓝平对我说：“咱俩一被窝儿吧，我不想和别人儿就想和你。”

        我觉得蓝平很干净，人也机灵，歌儿唱得还挺棒，会好多我没听过的歌儿，就同意了。我见他老去四眼儿那儿拿烟就问他：“为什么你不钻他被窝儿去他就不给你，还老馋你，你一钻进去他就给你呀？”

        “咳，他老想摸我小鸡儿和屁股呗。我让他摸一两分钟就和他要烟，给了我就跑。”他挤着眼儿说。

        一天所有人都没烟了，只有四眼儿有，他却不叫蓝平了。蓝平想给大家弄烟抽就主动对他说：“今儿我在你那儿躺十分钟，你得给我十根儿烟。”

        “烟我很多，但今儿我不想让你来。你要来就别走，在我这儿睡一夜我给你一整盒儿。”四眼眯着眼睛对蓝平说。

        “那不行，一夜我不干。那你今儿想让谁去你那儿啊？”蓝平还想抽烟。

        “让他来，他要是来一会儿我就给十根儿。”四眼儿指着我说。

        “哥们儿，去，他还能把你吃了呀，十根儿！大家都能抽上了。” 白毛国子想抽烟，鼓动着我。他和小凤一被窝儿，挨着我和蓝平。我想给大家弄烟抽，便对四眼儿说：“你先给五根儿，让大家抽着。我回来时再把那五根儿给我，我就去。”

        四眼立刻拿出五根儿来向我摇着，我窜过去把烟拿过来递给了蓝平，钻进了四眼儿的被窝。他的手真的来摸我那儿来了，我一下儿坐起来骂道：“你妈逼！”

        四眼吓了一跳，还没说出话来我已攥起那五颗烟回到了我和蓝平的被窝儿。

        “喂，杂毛儿睡着了，快，国子。”二狗逼手拿个小纸条儿蹲在杂毛儿脚下叫着。

        白毛国子拿了张报纸跑了过去。只见二狗逼用吐沫舔湿了纸条儿的一头儿，小心翼翼地贴在杂毛儿的脚心上，白毛国子用报纸飞快地对着杂毛儿脚心煽着。一会儿他煽累了，问二狗逼：“硬没硬？”

二狗逼掀开杂毛儿被窝一看说：“嚯，挺起来啦！还够个儿。”

        白毛儿国子又加快了速度。二狗逼说：“我再给丫捋两下儿。”

        他攥着杂毛儿那儿一上一下地动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快，只见杂毛儿浑身一抖，二狗逼说：“跑马（射精）了，跑马了。”

        哈哈哈——杂毛儿一阵大笑坐起来说：“我根本就没睡着，就知道你丫想算计我，我正想舒服呢！”

        啪啪啪，仇头儿敲着玻璃喊：“杂毛儿，出来，大夜里不睡觉笑什么呢？”

        杂毛儿是最怕打的，哆哆嗦嗦地走了出去。仇头儿那屋传来了杂毛儿的嚎叫声。

        第二天早上刚吃过早饭，所有的工人，体师的老杜、运动发和几个男女大学生们都来了。先让我们赤着身子光着脚，只穿一条小裤衩儿跑步，然后在饭厅内站好。仇头儿手拿藤条捋着袖子说：“今儿给我挨着个儿地交代，你们每天晚上都干什么，从这头儿开始！” 

        牛大被第一个儿叫了出来，他正好儿站在靠仇头儿那边儿第一个儿。

        “说啊！”仇头儿说着啪得一鞭抽在了他屁股下边儿大腿根儿上。

        牛大疼得哆嗦了一下儿，这个地方儿肉最嫩。他知道杂毛儿给撂（说）了，就说：“抽烟来着。”

        啪，又是一下儿。“还有！”

        牛大看了看乒乓球台边儿上坐着的运动发和另两个女的小声儿说：“二狗逼和小国子给杂毛儿贴条儿捋管儿（手淫）来着。”

        “大点儿声儿！”仇头儿又狠抽了他一下儿。牛大提高点儿声音又说了一遍。运动发们马上拿起了报纸杂志。

        “说你自己，别人儿的让别人儿自己说！”

        牛大不知道自己还做什么了，正想着“啪”仇头儿的藤条又发威了。牛大疼得跺着双脚说：“没别的，就这些了。”

        “你他妈不老实！”啪啪，仇头使劲儿抽起来。

        “我没不老实，真没别的啦！”

        “你这牛大的外号儿怎么来的？”仇头一下儿比一下儿狠。血不断地往外洇着。

        “噢---哟，我说，我说，他们都说我这儿大，后来就叫我牛大了！”牛大顾不得羞玩儿命喊了出来。

        “你，过来！”仇头儿一指我，让过了我前边儿的杂毛儿。

        我站了出来，心里想着怎么说。我不想说四眼儿摸我小鸡儿的事儿，啪，一藤条已抽在了我腿上。“我从四眼儿那儿抢了十根儿烟给大伙儿抽。”

        “还有！”仇头儿一边儿说一边儿举起了手。我不想说了，便闭紧了嘴准备挨打。

        “好吧，我提醒你一下儿，你和蓝平在被窝儿里都干过什么？说什么来着？”

        “我们昨儿就说烟来着，没说过别的。”我想了想的确没说过什么。

        “不是昨儿，以前，你们互相摸过哪儿，说什么来着？”仇头儿的藤条飞舞起来。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俩互相摸过那儿，但只是摸了摸，没像别人似的上下动过。说---说过什么呢？呀，是那话，我猜到了是什么就紧紧地闭上了嘴。仇头儿一把将蓝平揪了出来说：“给你个机会，老老实实说了不挨揍。他不是不想说吗？看我呆会儿怎么收拾他。”

蓝平看着仇头儿手中的藤条说：“我们俩是摸过小鸡儿，他摸过我的，我也摸他的了。就只摸了摸，就一次。”

        “嗯，还说什么来着？”仇头儿紧追不舍。

        “说---还说---”他抬头儿一看运动发们在看报纸便快速地说了一遍。

      仇头儿没听清，啪给了他一鞭子喊道：“说清楚点儿！”

        唉哟——蓝平疼得转了个圈儿，冲口喊道：“他说我这儿像塔儿糖（一种婴儿打虫药）。”终于说出来了，蓝平脸刷地红了。仇头儿紧逼：“你说他什么？” 

        “我说---说他那个像土豆儿。”

       扑 哧——运动发们憋不住地笑一下儿喷了出来，喷湿了报纸，趴在了球儿台上，有一个还笑出了眼泪。仇头儿、顾头儿、杨师傅、高头儿都笑了。我脸成了一块儿大红布，头几乎扎到了裤裆里，原来运动发们看报纸是假的，她们全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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