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大陆只有几本有限的小说可读，喜欢读书的我只过[青春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因此，在这些“红色小说”引导下，我不仅不害怕农村，甚至提前独自去了农村。临走前还“豪气干云”地对那些留城的同辈人大声宣布：等我们把农村建设成现代化的新农村时，你可能要申请报批，我才批准你们呢！

当时不满18岁的我，是一个充满了幻想和激情的学生。对报刊广播中的话，言听计从。第一年，我踏踏实实地和农民们打成一片，不仅一起干农活，甚至毫无怨言地和一位年长我两岁的妇女队长同睡在一张大床上。(因为我的“下放补贴”被公社“截流”了)。我们白天一起下田干活，晚上一起“学习”。她不识字，我就给她读报纸，教她认字，并唱歌讲故事给她听。我自认是在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因而拒绝了担任小学代课教师的机遇。

岁末年终，我们全公社的一百多位下乡知青集中在”知青办“开会，与会的新老知青们齐聚一堂，一边学习中央关于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报告，同时也要讨论当年招工招生的名额分配。

当时的大陆，无论做工或读书，都不是考试录取，而是“基层推荐，领导批准”。简言之，靠的是人际关系。当年仅有一个大学名额，因此公社团委书记要大家推荐。只见一位女知青第一个站起来表态，言之凿凿地表示自己要“扎根农村”，坚决把这个机会让给比她更合适的人。作为下放刚满一年的“新人”，我对她充满敬意。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位“积极份子”乃公社党委秘书的千金，也是入党的“先进知青”之一。

隔天傍晚，正当我在一天劳作之后，坐在田头回忆着这位“先进知青”的壮举时，公社团委书记来到我的身边。他跟我寒喧之后，就开始征求我对这位“积极份子”的看法。我自然对她那天的“扎根宣言”表示了由衷地敬佩，同时也诚实地告诉他：我还没有如此的觉悟，因为我妈妈要我今后回城去接她的班。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笑着问：“你几岁了？是新来的吧？”

我不解地说：”难道我的脸上有特殊的新人印记？”

他轻声告诉我：“我来征集知青们的意见，是因为她早已经被内定上大学，就要去报到了！”

我顿时有“被人耍”的感觉，脱口道：“我不了解她，你为什么要征求我这个‘新人’的意见呢？”

这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团委书记，可能被我的“幼稚”触动了良知，也向我交了底：“就因为你不了解她，所以才找你。找其他人，一定要去公社知青办闹事的！”

原来如此。我不禁想到许多已经下放8年之久的知青们，只因为没有后台，没有钱给各级干部们送礼，便只有“扎根”一途了。而她仅下放两年，又入党，又提干，还占用了今年唯一的上大学名额！然而，她还当众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这场对话让我彻底改变了自己。从此我不再相信从前所受的信仰教育，对共产党这个从小就心向往之的“先锋队”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也在此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一步步得到证实，直到89年的“六四”天安门民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