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William Ganz dies at 90; cardiologist co-invented flexible balloon catheter”

（心臟專科醫生，動脈漂浮氣囊導管合作發明人，威廉姆. 苷斯醫生在他90歲時過世）

洛杉磯時報的這則消息讓我陷入對這位科學家的追憶中。

記得還是1985年的夏天，剛做醫生三年的我，有幸去大連鐵道醫學院參加“全國危重病搶救學習班”。會議主持者來自河北醫學院。他在會中宣告：著名的心臟病專家Ganz,將會到會并演講。我們來自全國各地約50名的醫生們，無不熱切期待著他的到來。

當時的中國，對心血管介入性檢查和治療技術很陌生，對Swan-Ganz漂浮導管非常崇拜。然而，他沒有出現在會中。這讓我很失望。會議主持人沒有解釋原因，只是用他訪問美國醫院時帶回的一套觀摩照片打發了我們。

92年我隨老公移民洛杉磯。老公就在Dr.Ganz所在的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心臟科工作。一天，我有急事要找老公，英語很差的我鼓足勇氣撥通了電話，沒想到電話那邊一位長者的聲音非常親切：“Who are you looking for?” 我的聲音緊張而發顫：“My husband”. “What’s your husband’s name?”他的聲音很有耐心。“該死，我怎麼忘了說老公的名字？”我心裡暗自罵著自己。“His name is Dr. Luo”.話音剛落，我又知道自己犯了大錯。可是，他沒有再追問，而是向旁邊的秘書打聽 “who is Dr. Luo?” 因為老公剛到美國，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他。沒過一會兒，他回到電話線上。“Mrs. Luo, your husband will be here in a moment.” 我對這“接線生”非常滿意。然而，老公給我的第一句話就讓我震驚不已。“你知道嗎，你打給我的第一通電話，就是Dr. Ganz充當接線生！”我頓時捂住了自己的嘴。真沒料到這位馳名世界的“大師”，對一個英語如此之差的陌生電話，表現出如此的體貼和親切！

直到2004年的聖誕節前夕，我才有幸第一次和這位我心目中的“泰斗”面对面交談。

那是我在Cedars心臟科工作的第一年，科室主任在家裡舉行聖誕派對，我看到Dr. Ganz也在，就斗膽上前要求合影。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隨後，我們開始交談起來。“您知道嗎？我應該在19年前就見到您的！”我笑著說。“是嗎？”他的語氣中帶著好奇。“您記得嗎？85年您就應該去中國講學的，但您讓我們空歡喜了一場。能告訴我原因嗎？”他諔┑卣f道：“對不起，我的確受到了會議的邀請，甚至包括來回機票。但我沒去。”他頓了頓：“因為，大陸是共產制度的國家。所以我沒去。”他接著說道：“你知道嗎？美國是一個自由社會，每個人都有很多的機會去選擇和發展。我的兩個兒子，都在這裡得到很好的教育和發展。一個在UCLA醫學院做肺科主任，一個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做心臟科主任。”我點頭同意他的觀點。我知道他是猶太人，60年代自當時還是共產黨統治下的捷克出逃來美，因此對“政治”就有著天然的敏感。而此時，我那自六歲就隨我來美的女兒，已經進入衛斯理女子學院半年了。對美國教育制度的“不拘一格選人才”，我是有切身體會的。

05年春，Dr.Ganz因老伴去世而傷心過度，一度入院修養。一天，我接到他的心臟超聲申請，所以進入他的病房為他檢查。一進病房，就看見他正在翻看一本厚厚的心臟導管專著。“你好！Tina. 看看我剛出的書。”他又翻開一頁:“看，這裡還有你丈夫的照片呢！”我湊過去一看：可不是，那不正是老公十年前在做臨床實驗的一張照片嗎？他那天跟我聊了很多家常話，并告訴我：“妻子過世后，我很想念她！她是一個很好的女人！”

不知為何，我自他房間出來後心情就很沉重。我想，儘管他還有兒孫在側，但他眼光中所流露出的孤獨，卻是我無法忘懷的！是啊，Dr.Ganz是位樂觀的，深受大家敬重的科學家，他所發明和以他名字命名的心臟導管，至今還在使用并造福著人類。然而，誰是讓他繼續生存下去的人呢？沒有別人可以代替他愛妻的地位！記得他妻子患病的那些日子，我常常見到他親自推著坐在輪椅上的妻子在醫院裡行走的身影。這種“牽手一世情”的伉儷情深，是科裡同事常常談起而感慨不已的話題。

今天，医院为这位心脏科的前辈举办了一个追思会。会上许多与他熟识的亲朋好友们事无巨细地列数着他的各种故事。这位其貌不扬的“名人”，来美后致力于医学研究，并没有取得在美行医的执照。但为何让这么多的新老同事如此怀念不已？皆因这“伟人”有着一颗追求自由的心；更因这位“大师”在平凡小事中呈现出的爱心，见证了平凡与伟大的人格魅力。

我是幸运的，可以跟他有交谈机会，并亲自用超声波，“看”到过这颗伟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