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             作者：弘魁

    金木水火土  命运我做主    我行我素我自知  苦亦甘来甘亦苦                人生一出戏  唱唸做打舞    歌罢曲终人散尽  细品功过荣与辱

第二章：母亲是个二百五，狠毒赛过母老虎

我们弟兄的名字源于电影《红霞》，五岁时父亲放假休息，我骑着父亲脖子去虎坊桥工人俱乐部看的。女主角叫红霞，男主角名叫赵志刚。于是我叫赵志刚，依次是志强、志勇和志毅。我们弟兄对房东一家很羡慕，大妈是家庭妇女，整天在家做饭做活儿，全家人的衣服都是大妈做。即便是大女儿玮子那样时髦的人，她也只会画样儿，还得母亲给她做。大儿子老七李春生反倒会踩缝纫机做衣服。我们闲得无聊时去踩他家的缝纫机玩儿，不会踩就倒轮，一倒轮就断线。老七下班看见我们踩缝纫机，瞪一眼我们就乖乖地走开；看见我们在香椿树上，他便呵斥一声：下来！不过如此。我们特别反感的是二女儿李春英。不知道为什么，她讨厌我们弟兄，我们和春玲、十一子和小鹏鹏一起听孙静修讲故事，只要她进门立马把收音机关掉，连她母亲都反对：你这是干什么吔？孩子们听得好好地，你关它干什么吔？英子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做功课！大妈生气也拿她没办法。

父亲回家来，我对父亲说英子不让我们听收音机，父亲当即给我们买了一台收音机，是上海产的“美多”牌，比房东家的旧收音机强多了，音质清楚频道多。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老七爱听我家收音机，原来他在听美国之音，他把音量调特别低，趴在跟前认真听，总是我们在院子里打闹的时候。老七不苟言笑，有时会招一帮同学来家里玩儿，其中有一个长得像外国人，很白的皮肤大鼻子，同学管他叫比格肉丝，我问老七：七哥，你们干嘛管他叫比格肉丝？老七说：比格肉丝是英语大鼻子的意思。我感觉比格肉丝就是慈善家李春平，这事得不到七哥证实，只能是我的揣测。大妈说：知道你七哥外号叫什么？我说不知道，大妈笑着说：叫烂酸梨！他们聚会时偶尔会唱评剧，一个男生唱包公，唱得非常象特别好听。只要他们聚会，我们这帮小的就围在门口，看他们怎么玩。老七结婚时，大妈让我和春玲当童男童女去迎娶新娘，爸爸特意给我买了一身新衣裳。其实我最不爱穿新衣服，因为那时的新衣服不下水，洗一次就会缩水很多。所以爸爸买时总要买得很大很长，袖子和裤管都要挽两三层，而且新衣服很光很亮，走起路来唰啦啦响，真是讨厌得很！

房东大伯在北京木箱厂工作，每天下班他用自行车驼回一捆树皮，天暖时他们家做饭不用煤，在院子里搭一个棚子，砌一个烧柴禾的灶台，大妈用柴锅做饭。虽然我和大妈同时做饭，但是柴灶火旺做饭很快，七、八口人的饭大妈转眼间就做熟了。我用煤球炉子做饭，最快也得一个多小时，尤其是吃烙饼，想烙得咯吱均匀就得盖上铁盖压上炉灰，这样就更慢。越是等着吃人们吃得越多，所以我特别怕吃烙饼，尽管我也爱吃。吃烙饼我就得在炉子跟前站两个多小时，不管天气多热也没有人替我。我会做饭老四断奶早，虽然看上去很瘦小，但是他的骨骼比较硬，一岁就会走路，这一点他比老三强。老三小时候又白又胖，但是两岁多还不会走路。医生说他缺钙，开了鱼肝油丸和钙片。钙片还不太难吃，喂也不太费劲，但是鱼肝油丸比较大，灌好几口水也咽不下去，一旦弄破鱼肝油流出来，特别臭特恶心！老三死活不吃我也没办法。我背着老三在东夹道胡同玩，那里有几个废弃的磨盘斜靠在墙根上，我背着老三爬上去然后往下跳。路过的人都说：这孩子真淘气！也不怕把孩子摔着。我知道人家看我瘦小，老三又那么肥胖。

我小学毕业才一米四二，是班里的小个子，一直坐第二排。老三的指甲是软的，我总爱捏他的指甲玩。等路人走远了，我还爬磨盘继续跳，除了这样玩儿我们没有玩具。有了老四以后，中山公园周六有游园晚会，各种戏曲和电影、杂技和歌舞还有舞会。母亲和老杨不好了，可能有人说老四长得像老杨。吃过晚饭我背着老四，母亲领着老三和老二，其实只在过马路时领一下。从前孙公园走到中山公园，到公园里母亲爱听戏，她选好地方把老四接过去，我带着老二和老三去看电影。晚会散了，我领着弟弟回到老地方找母亲，还是我背着老四，母亲带着老二和老三回家，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但是，第二天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母亲休息改善伙食，我的任务不是攥煤球就是洗衣服，十岁时我就洗全家人的衣服了。母亲爱干净，我们盖的被子都有被头，每隔十天半个月母亲就要拆下来让我洗。再加上六口人的衣裳，真是很大的一堆！母亲的手段是洗不完不给饭吃！洗别的衣裳还好办，最可怕的是父母各有一条尼龙华达呢裤子，这是一种化纤产品，干的时候象毛纺织品；一下水就会变得硬邦邦象帆布一样，根本揉不动！我的手小而且很软，一洗这两条裤子我就想哭，可是哭给谁看？我只好用鞋刷子刷，哪一件洗不干净都不行，母亲会仔细检查的。有时洗到十二点也洗不完，母亲吃饱饭会发句慈悲话：先吃饭吧，吃完再洗。

母亲嘴馋特别爱吃荤腥东西，尤其是猪大肠，洗这东西每回都是我。真是烦死了！首先得择干净，把脏东西除掉，把干净的脂肪留下，没有脂肪不香。里外来回翻，尤其是那层滑溜溜的黏膜，一股子腥臭味，越到大肠头越臭，弄这东西我就头疼！那时候冷库少，鸡鸭鱼肉等水产品远没有现在新鲜，有些东西都腐烂了，象海水鱼和猪羊下水，都有一股腐败的臭味儿。都弄干净之后，还要一遍碱水，一遍白矾水，一遍花椒水，一遍黑醋，最后清水洗三遍才算彻底干净。母亲做熟之后全家人都爱吃，我一口都不吃，她越说真香真香！我越觉得恶心。猪头肉也是母亲的最爱，她买来猪头扔到我面前，拿来一把旧牙刷给我，叫我把猪牙齿刷干净。这个活儿真不好干！死猪不可能张嘴。后来我在猪头两侧开两刀，划开肌肉露出下颌骨的关节，把筋割断下颌骨就和头骨分开了，牙齿就能露出来，母亲说猪吃人屎必须给它刷牙。还有猪的鼻孔，要用筷子绑上脱脂棉，来回捅好几遍才能捅干净。猪的耳朵好吃，把耳朵眼洗干净也不容易。这活儿虽然不好干，但是并不腥臭，母亲做熟我还能吃几口。猪蹄子也是她的最爱，弄干净却非常麻烦，母亲找来沥青在火炉上化开，把猪蹄一次次蘸在里边，然后取出来晾凉，剥去冷却的沥青就可以拔掉猪毛，反复多次才能把毛弄掉；最后还要用镊子把余留的毛根，一根根拔掉，母亲爱干净，在吃这方面绝不含糊。做这些事从来都是我，还有端午节包粽子，别人不干也不会。

其实母亲也不容易，父亲是个甩手掌柜，他是爷爷奶奶的小儿子，一直在外边读书，不操心是他的习惯。冬天安炉子非常麻烦，那时的烟筒两头儿一般粗，要把烟筒连接起来真不容易！后来的烟筒是一头粗一头细，大头儿套小头儿一插就得。我和母亲蹲在地上一截截地安，滚过来滚过去弄得满头大汗，好半天才能接上一截。有时候滚半天，又是压又是挤，无论如何安不上！一样的直径怎么可能套上？母亲烦躁了，一脚把烟筒踹开，躺在床铺上生闷气。我不敢不干，蹲在地上以十二分的耐心，滚过来滚过去；不行就掉个头换方向，或者换一截烟筒试试。那时家境不富裕，也因父母不一心，不可能坏两截就全换新的。有新的和旧的，有凑合能用的，安的时候就得考虑，离着炉子近、竖着要用新的；离着炉子远、横着插到窗户外边用旧的，这就加大了安烟筒的难度。有时候母亲一赌气干脆不管了，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干。有时候母亲看我实在安不上，她歇一会儿骂几句，还会蹲下跟我一起干。

我们住平房没有顶棚，吃饭时尘土常落到碗里。母亲想糊顶棚，她知道指望不上父亲。母亲骑车子驼回来一捆高粱杆，并带回一捆旧报纸，让我把报纸裁成一寸半宽的纸条，抹上浆糊斜着转，往高粱杆上糊一层报纸，这样扎成的架子才能沾得住报纸。待我糊上报纸后，母亲就开始绑扎架子。她在桌子上放一把椅子，然后踩着椅子就能够着屋顶。她说要多长的秫秸杆，我就给她切成多长，我们母子二人只用一天就把架子绑扎好。第二天，娘儿俩又开始往架子上糊报纸。架子被分成一个个格子，我按照格子大小裁报纸。我仰着脖子看，心里估计着尺寸裁报纸，几乎每裁一张刷上浆糊母亲接过去，都是不大不小正合适。母亲不由得发自肺腑地赞叹：看看我儿子，啊？那眼睛就是一把尺！哪一张纸糊上去都是刚好，我儿子真是心灵手巧哇！报纸干了再糊一层白报纸，白报纸干后再糊大白纸，这是专门用来糊顶棚的。毫不夸张地讲，我和母亲糊的顶棚，比师傅一点儿都不差，平展展光溜溜，连房管局的人看见都夸。

在北京生活一辈子，我家从来没有住过北房总是东南房。小时候过冬天最怕炉子灭，灭了以后再生着很难。冬天刮西北风，烟筒不往外冒烟反而往屋里倒灌，熏得人眼泪哗哗流还生不着炉子。弟弟们钻在被窝里等我生炉子，炉子不生着他们不出被窝。有一天夜里特冷，早晨我爬出被窝看见花瓷盆里冻了一层冰，金鱼也被冻在冰下边。我赶紧穿上衣裳，用菜刀把一公分厚的冰剁碎，让金鱼有氧气。再看炉子果然灭了，因为刮了一夜北风，屋里特别冷，我得马上生炉子。我劈了好多劈柴，用了不少刨花和报纸，点了几次也生不着炉子，气得我直哭。可是哭管什么用？我想了一会儿，只好把炉子跟烟筒拔开，然后把炉子抱到门外的小厕所，那里背风。在厕所里我终于把炉子生着了，可是往外抱时容易，因为炉子不烫手；炉子生着后，烫得没法儿抱。我个子小没力气，端又端不动，只得一寸一寸往屋里挪，还得上台阶过门槛，挪到屋里我累得满身大汗，一点儿都不觉得冷了。

从反右到文革之前，好像也没把父亲怎样，不过是工作换了，没有和小王的事情父亲每月都回家。到家就检查我们弟兄的功课，我的成绩没的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双百，六年级第一学期数学满分，语文考了九十七分，我没认真看题，六个单词三个填写同义词，三个填写反义词，我全写成同义词被扣三分，父亲打了我平生第一个嘴巴。从小我就胆小，加之我是老大，父亲要求我事事处处给弟弟做榜样，所以我没有挨过打。后来我也体谅父亲的心情，如果那年语文是满分，我读小学的成绩就是全部双百。念书数我的成绩最好，老二经常不及格差点儿留级，经过补考才升级，还是我给他补课，我是六七届他是七零届。老三不笨，但是他淘气勉强及格，没拿过好成绩。

有一次父亲回来检查暑假作业，问我差几天，我说差一天，父亲没说什么。问老二差几天，老二说差三四天，父亲也没说话。问老三差几天，老三说差五天，父亲扬手给了老三一个大嘴巴。饭后父亲酒足饭饱心情好，让我们把作业本都拿给他看，我的果然只差一天。这时老二已经站到门口，一只脚在门外，父亲看他的作业竟然差七天，愤然问道：你小子好大的胆子！竟敢跟我撒谎？明明是七天，你怎么说是三四天？老二小声说：三加四不是等于七吗。没想到父亲反倒乐了说：这小子，还会跟我动小心眼儿，这回我先饶了你，下回你等着。说完就睡觉了。我念书从来不认真，只是凭脑子好使。二弟天分差，主要的毛病是脾气倔，小时候他要是哭起来，那是谁也没办法阻止的。爷爷曾说过：喜儿呀，你说叫我怎么办哪？我真不知道你是为么哭？你说我要是钻到你肚里去吧？撑死一个憋死一个，我可真是拿你没法儿！有一次姥姥去大姨家路过我家，见我发烧要带我让大姨父瞧瞧，老二哭闹非要跟着。父亲用鸡毛掸子打他，打得满街飞鸡毛，把掸子打成了光杆儿他也不改口，硬是被父亲扯住不撒手，我和姥姥才得以脱身。星期天父亲回家的任务，就是采买各种凭票供应的东西，比如米面和食用油之类，日常用的酱油、醋，食盐、黄酱，蜡烛、火柴，则是我看着买。虽然洗衣服是苦差事，但是不用我做饭，而且还有好饭吃，我也能欣然接受。让我感到十分纳闷的是，为什么母亲总爱用内裤擦鼻涕，扔给我的时候白花花一片，放在水里就会变成鼻涕一样、滑溜溜的，很不容易洗干净。我心里奇怪却不敢问，只好用手反复搓洗，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的精液。

我换牙早，从八岁开始到十一岁全换完了，别人是二十八颗牙，我却是三十二颗牙，同学们很奇怪，扒着我的嘴数，就是三十二颗。有一次换一颗槽牙，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下边新牙长出来了，上边的旧牙死活不掉，跟牙床沾得死死的，先是牙床子肿，后来腮帮子是肿，再后来半个脸都肿起来，吃饭时嘴都张不开。真疼啊！疼得我夜里睡不着觉。老姨来我家，看见我那可怜样儿说：你妈那个眼就瞎！看不见孩子的脸都肿成什么样儿了？也不说带孩子去医院瞧瞧。说罢带我去积水潭医院。医生看见我说：这孩子真行！好些时候小孩儿比大人能扛病。老姨说：没办法，这是我二姐的大儿子，看孩子做饭全仗他呢。我二姐两口子双职工，四个孩子就这么瞎胡混，根本没人管，唉，这不也都长大了吗？大夫对我说：我给你拔牙，你自己数着点儿，看碎成多少块了。打了麻药开始拔牙，只听见“铛”地一声，拔下一块扔在白色的搪瓷盘里，前后“铛，挡”地响了六声。大夫对老姨说：下边那颗新牙长上来了，上边这颗旧牙还长得死死的，新牙生生把旧牙顶得碎成六块！你说这得多疼啊！这也就是小孩子，大人都受不了！然后给我塞了一团脱脂棉，让我咬住直到不出血为止。一般人是先长二十八颗牙，后边的四颗牙叫智齿，发育成熟才会长出来。我很早就是三十二颗牙，既然叫智齿是不是跟智慧有关呢？

能够想得起来的父爱真是少得可怜，每年春节前父亲会带我们哥儿仨，去西柳树井浴池洗澡。那时候父亲也就二十七、八岁，领着三个小男孩儿去洗澡，现在想来也挺让人羡慕的。父亲耐心地给我们搓澡，一边搓一边说：瞧瞧多脏！真是一个个小泥猴！洗干净之后，他抱着老三我领着老二，到床铺他叫一壶茶慢慢享受，我们仨自己玩儿。我口袋里常装一根线绳，空闲时间我们就翻绳玩儿，兄弟三个从来不打架。有一年冬天，父亲专门给我洗了一回手，那时我做饭刷锅洗碗，到冬天双手就会皲裂。那次父亲看不下去了，他烧了一盆热水给我洗手，用他的大手按住我的小手，水是热的父亲的手也是热的。把那些黑乎乎的东西泡软后，父亲小心翼翼地搓，还时不时地问我疼不疼。手上尽是口子能不疼吗？但是我也说不疼，能感受到这样的父爱很难得也很享受。父亲给我洗完说：看，多好看的一双小手，肉嘟嘟的，没洗的时候跟鸡爪子一样。

小学时我们班男生少女生多，二十九个女生二十一个男生。半天上课半天做作业，每个班都要分学习小组，老师总让我当组长，组员都是功课不好的女孩子，老师让我帮助她们，主要是算数多讲几遍她们就会了。玩游戏我只能听她们的，她们说玩什么我只好跟着玩什么。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四年级时课间休息我正在操场上疯跑，胳膊突然被一个人抓住了，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那人是男是女我记不得了，他抓住我的胳膊，认真地上下打量我，又攥住我的手，捏我的手指头，从手腕一直捏到膀肩，然后握住四根手指用力一抖，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转身招呼一个女老师，对那个女老师说：哎，你过来。你瞅这孩子，啊？大眼儿伶仃的，这模样儿这身段儿，怎么样？是块好料吧？我不明白他俩什么意思，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那个女老师很认真地打量了我一番，赞同地点了点头说：嗯，真不错，真是块好料！她弯下身子温和地问我：孩子，你喜欢看戏吗？我想也没想就说喜欢。我跟父亲看过《三岔口》，跟姥爷姥姥看过《大登殿》，母亲厂里发票我在前门广和剧场看过《白蛇传》，还在杜婶工作的食堂看过《三不愿意》。她又问：那------如果让你学唱戏，你喜欢吗？这下把我问住了，我茫然地望着她，她微笑地等着我回答。我想不出不喜欢唱戏的理由，眼前浮现出那漂亮好看的剧装就说：嗯，也喜欢。女老师笑了说：哎呀，那就好！那就好！你呀，礼拜天，让你父亲带你到我们学校来，回家跟你父亲说他知道地址，你就说是戏曲学校。好吧？这个礼拜天你一定要来！我们可在学校里等着你啊。没想到礼拜六父亲回来，我讲这件事被父亲一口回绝了，他说：不行！赵家不出戏子！后来长大我才知道，我真应该去学唱戏！我确实是个学戏的好材料。如果我学了唱戏，起码不用去插队挨饿受罪，也不会受到地主成分、父亲历史问题的干扰，少受许多痛苦和折磨，弟弟们可能都会进入这一行。但是命运就是命运，不认命不行！父亲唯一能够主宰我命运的机会，就让他这么轻易否决了。那个礼拜天我过得非常焦躁，父亲不让我学戏这是不能违抗的。假如认识学校地址，我会悄悄跑去告诉老师一声，免得让人家等得着急。因为老师说了，你一定要来！我们可在学校里等着你。肯定不止两个老师在等我，没准儿还有校长，这可怎么办？那天我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后来学校组织我们去戏校，看毕业汇报演出《铡美案》，满台全是学生，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高矮参差不齐。看他们穿着华丽的戏装认真地表演，我只剩下羡慕的份了。

在我十一岁时发生了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那是寒冷的冬天，外边下着鹅毛大雪，足有一尺厚。母亲白班回家早，吃过晚饭玩扑克牌。扑克牌是我用三种纸糊的，一种是白报纸用于正面可以画图案，一种是糊墙用的花纸当背面，中间夹一层报纸。我把三层只糊在一起，用烙铁烙平，裁成同样大的纸块，画上图案和数字。母亲搂着老四坐在椅子上，我们弟兄三个站在桌子周边，玩的是争上游。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母亲把把赢？我们无论怎样也赢不了。我和同学玩争上游玩得很好呀？老二九岁比我笨，老三虽然比老二聪明，那时候他才六岁。我们玩不过母亲虽说正常，她毕竟是成年人。但是为什么她总赢？经过观察我发现，原来母亲偷着多抓牌，一次抓两张，抽冷子抓三张，牌多自然就顺儿多、炸弹多、主牌也多，所以她把把赢！我把牌扔在桌子上说：不玩了，没见过大人跟小孩儿玩还耍赖！母亲不但不惭愧反而说：不玩滚蛋。我坐在床铺上独自生闷气，嘴里小声嘟囔。老二对母亲说：妈，我哥骂你呢。母亲转过身来厉声说道：你还敢骂我？给我滚出去！我站起身来往外走，母亲说：这么走倒便宜了你！衣裳是我的，给我脱下来！那年头儿，上身脱了棉袄就是光板脊梁，下身脱了棉裤就是一条裤衩。我愣了一下，见母亲毫无悔改之意，只好硬着头皮磨磨蹭蹭地脱，心想没准儿脱到半截儿，母亲心软会原谅我。但是，母亲转过身去洗牌抓牌根本不理我。我把棉袄和棉裤都脱了往外走，刚走到门口母亲回过头来又说：棉鞋！脱了！棉鞋也是我的！我鼻子一酸眼泪要往外流，但是我咬咬牙忍住了，我想坚决不在这个恶毒的女人面前落泪！我甩掉棉鞋推开屋门走出去。啊，好冷啊！地上是一尺厚的积雪，天上仍然下着鹅毛大雪。站着太冷我只好蹲下来却坐了一屁股雪，我刨了一个雪坑蹲在雪坑里。我用双手抱紧两条腿，把头缩进肩膀，尽量使身体缩成一团。看了一眼我家的窗户，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继续和弟弟们玩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泪水止不住哗哗地往下流淌，我一直疑心母亲是继母，此时更是坚信不疑！

房东一家人听侯宝林和郭喜如的相声，笑的嘎嘎的恨不能掀起房顶来，人家越笑得欢我越难过。开始时我还能感觉冷，浑身打哆嗦，渐渐地不觉得冷了，泪水流在脸上也结成了冰。就在我将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见房东大妈惊叫了一声：哎呀！这是怎么啦？老七，快把红魁抱屋去！原来是相声播完了大妈出来锁厨房门，看见我光着身子在雪地里蹲着，拉不起来，叫儿子李春生把我象抱花盆一样抱进屋里。大妈把母亲狠狠数落一顿：孩子犯了什么错儿啦？啊？成天给你看孩子做饭，洗衣裳补衣裳，给你过这个日子容易吗？啊？就算犯了天大的错儿，你也不能这么惩治孩子？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怎么这么狠心？啊？要是落下毛病，下半辈子后悔死你！大妈一边说一边哭，她拉过一条棉被给我裹上，转身用手指点了点母亲，抹着眼泪回家去了。后来谈起此事母亲说：你傻，谁知道你那么傻呀？我让你出去你就出去？你不会不出去。你太实心眼儿！我本心是想用脱衣裳吓唬你，没想到让你脱你就脱，叫你脱鞋你也脱，世界上哪有你这么傻的孩子？这件事我虽然不恨她，但是我绝对无法忘记！因为长大后没有听说任何人受过这样的虐待！哪怕继父继母也没有做过这种事。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母亲是对的，我早就听母亲的同事陈淑英、刘静云和耿玉淼，她们三人都对我说过：你妈就是个二百五！典型的二百五！少有的二百五！

我插队时农村里有这样的说法，形容一个人思想不成熟或者不聪明不明白，就说这人是几成，村里真有名字叫八成的男人，往往都是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是不被人瞧得起的。大学同学王继祖对我说：古代的铜钱一吊是一千，半吊子就是五百，二半吊子就是把五百再分成两半，一半是二百五。你们北京人说的二百五，就是我们太原人说的二半吊子。他说：我们说一个人不机密就说他是半吊子，如果说他是二半吊子那就严重咧，那就不是聪明不聪明、机密不机密了，简直可以说是个混蛋！北京人说的二百五，好像也不光是智商问题，应该还有别的意思，另一件事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到家，进门躺在床铺上打着滚儿哈哈大笑，笑得我莫名其妙。等她笑够了，我问她为什么这样高兴。母亲说：你说世界上还有这么傻的傻子！今天后晌不是下了一场雨吗，我找不着雨伞懒得去厕所，就在车间旮旯里拉了一泡屎，我用几层报纸包得严严实实，下班时我扔在路上。你说，可妙是来了一个傻子，拾起报纸包一边喊一边追。听见有人追我就拼命蹬车子，我越拼命跑他越拼命追。我心说：这个傻子，你追我干嘛？拿回家去打开一看，全家人多乐呀！咳，你说他还是紧追不舍。再说我也是个女的，哪蹬得过一个男的呀？末了让他给追上了。他气喘吁吁地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呀？你是聋呀还是哑巴？怎么我越追你跑得越快呢？实在没办法我只好接过来，等他走远了，我看四下里没人，把纸包扔到棒子地里了。你说真是啊，世界上什么人都有！还有这样的傻子！白拾的一大包东西，他死活不要，非得追着还给我，你说可乐不可乐？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可笑，而且还有一种说不来的滋味儿，心里挺腻歪的。那时我不懂什么是恶作剧，什么是缺德，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赞成母亲做的这件事。后来我和三姨闲聊，三姨说：嗯，是。你妈是干过那么一回，她也跟我说过。三姨摇摇头说：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我不能理解，而且我也做不出来那种缺德事。

老四一岁时的冬天，我们哥儿几个吃了晚饭，我抱着老四看老二做作业，然后看着他们洗脸洗脚，都钻了被窝之后，我开始做作业，做完作业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我洗脸洗脚之后脱衣裳钻进被窝，老四和我合盖一条被子。我感觉老四有些不对头，摸他脑袋好像在发烧。我爬出被窝找来温度计给他量，果然超过三十七度，快到三十八度了，我赶紧穿上衣裳翻找药品。那时候治感冒的药没有几种，看见有粉红色的合霉素，不知道这个药管不管事，我给他喂了下去却不敢睡觉，我把他放在被窝里，坐在他旁边一会儿摸摸他，过一会儿再摸摸他。感觉喂了药也没见轻，我用温度计再给他量，反倒三十八度多了，这可怎么办？已经十一点多了，我决定带他去医院，衣服都穿上之后我为难了，因为我抱不动他，我的两只手搂不过来。怎么办？想来想去只好去求房东大伯。我来到东屋窗户跟前，听见大伯打呼噜睡得那么香，我的手停留在窗前犹豫再三没敢敲。人家干一天活儿，我打搅人家多讨厌。可是回到屋里再看老四，烧得更厉害了，我又跑到院子里，敲窗子怕人家讨厌，没有人帮我又抱不动他。这样来回跑了好几次，我终于鼓足勇气敲了窗子。大伯问：谁吔？我小声说：大伯，是我。大伯说：红魁吔，有什么事吔，深更半夜的？我说：小毅子发烧呢，您能不能帮我把他送到医院去？我抱不动他。大伯说：你等着。大伯穿好衣裳抱着老四，我跟在身后一路小跑，去市立第一医院。护士测体温，打实验针等着看反应，抽空我给母亲打了电话，大伯回去继续睡觉。大夫给老四打了一针青链霉素，叫我们出去坐在走廊里。我抱着老四等到四点钟母亲才到医院，然后我推车子母亲抱着老四回家。如果那夜晚我粗心大意，没有发察老四发烧，老四肯定耽误了。后来我见岳母是残疾人，她说是一岁发高烧，没及时治疗落下的毛病，她从小就是残疾人。现在想来这就是孽缘！母亲不想要他，三天不给他奶吃；我把他救过来，他反倒时时处处和我作对。看来善心是不能随便发的！但是那时候我小，根本不考虑厉害关系；即便是现在我也不会因为厉害关系而泯灭良心，善良是我的天性。

在我十二岁时，家里发生了一件记忆深刻的大事。那是礼拜天，早晨父亲把副食本和钱给我，让我去十间房副食店把供应的东西都买了。但是，当我抱着东西回到家时，却看见父亲跳着脚大声叫喊：老婆子，你给我滚出来！你今天不把那个人给我找出来，我跟你没完！咱们上法院！房东大伯一个劲儿劝解：大兄弟大兄弟，你消消气，你不用搭理她，她是个家庭妇女，妇道人家没文化——不等大伯把话说完，父亲又叫喊：家庭妇女怎么啦？没文化就可以胡说八道吗？大伯低声下气地说：是是是，她是胡说八道，哪有那么八宗事呀？大兄弟你看着我，你高抬贵手赏我个老脸，不用和她一般见识，我给你赔礼啦。说着抱拳给父亲作揖。父亲这才作罢，我抱着东西进屋，看见母亲趴在床铺上哭得眼圈都红了。我问父亲怎么啦？父亲没好气儿地说：你一个小孩子，管那么多干嘛？吓得我也不敢吭声了。第二天我下学回家，看见西院小女子她妈和房东大妈低声说话，见我回来俩人当即闭嘴。当我走进屋后，她俩又说起悄悄话。我知道她们是在说我母亲和杨振湘。文革前人们做事没有那么多顾忌，每次母亲把老杨带到家里来，又抽烟又喝酒，高声议论厂子里的事，一点儿也不想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母亲生的老四和我们哥儿仨根本不像，这件事她也从来不放在心上。前两天母亲上中班，走到半路遇见同事说改成夜班了，母亲只好转身回家。一进院子，碰见房东大妈偷我家的劈柴，母亲厉声说道：我说我们家的劈柴怎么下去这么快，原来是你老偷！你说官了私了，怎么办吧？没想到大妈也不是好惹的，她当即回道：我偷东西比你偷野汉子强！你算个什么东西！偷野汉子养野种，还有脸说别人！下三滥的玩意儿！把母亲噎了个倒憋气，等父亲回来母亲就告诉了父亲。要不说母亲是二百五呢？象这种不露脸的事，过去就不要再提了，可是事过之后她会主动跟我讲来龙去脉。大妈怎么说，她怎么说，连大妈骂她下三滥，她也告诉我！摊上一个这样的妈，真是没有办法。

我们小时候，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有点儿家庭气氛，父母都在家而且要吃好饭，好饭当然是母亲做，这一点母亲很是引以为豪。她说：但凡什么东西叫我吃过，我就准能做出来。我特别爱吃母亲做的焦溜丸子，勾芡酸甜口，又焦又脆特别好吃。饭店里做焦溜丸子，都是整个丸子，母亲则不然，她会把丸子再切成两半，露出里边软糯的丸子心，然后再下油炸一遍，把丸子炸的外焦里嫩，吃起来特别香。每年过春节我家总要来一个客人，就是大表哥董树堂，他是我大姑父的儿子、大姑母的继子。他和大表嫂的年龄现在我也闹不清，不是和父母一般大就是比父母还要大。他的工作是父亲给找的，在昌平县砂石厂，春节他买了东西来拜年，把我父母叫老舅老妗子。他总是笑嘻嘻地对我说：红魁走哇，跟着我走，我带你上十三陵玩儿去？我不敢答应，看孩子做饭我根本没时间。大表哥买的东西我们也吃不到，母亲会分成几份让我看望姥爷和大姨妈，还有杜婶儿。有一年春节我去杜婶儿家，母亲嘱咐我：杜婶儿给你压岁钱，不许你要！给我记住了！饭后临走的时候，杜婶儿非要给我两块钱。我是一个小孩子又推着自行车，无论如何拧不过他们夫妻俩，身上装着这两块钱，就象装着一颗定时炸弹！我是绝对不敢回家的。一路骑车一路想，我终于有了办法，路过西四邮局我添上两毛邮费把钱寄了回去。杜叔和杜婶儿第二天早晨抱着孩子来到我家，埋怨母亲不该把我管得太严！杜叔不吭声，杜婶儿说：你看看，孩子拿着两块钱，吓得就不敢回家，半路上还给我们寄回去！你也太厉害了！管孩子也不是这个管法儿，你都把孩子管傻啦！母亲却埋怨我：你这孩子就是死心眼儿！你也不看看是谁？杜婶儿实心实意给你就接着呗！还半道给寄回去？谁让你这么干的？亏你想出这个缺德的法儿来！我低着头半句也不辩解，我知道怎么办我都不对，在母亲面前总是我不对，她总有理我总没理。

过年时父母从不买鞭炮，母亲的理由是小孩子放鞭炮不安全。我们就眼巴巴地看邻居放鞭炮，等人家放完，我们在碎屑里寻找没有燃的，撅成两节放呲花。再不然就上厂甸去穷逛，父母一分钱也不给，逛半天空手回家。回到家母亲抱老四早烦了，见我回来就把他塞给我。那天我发明了一种新玩儿法：我躺在床铺上把双腿举起来，让老四坐在我的左脚上，然后伸出右脚放在老四面前，让他抓住我的右脚，再用双手抓住老四的两只小脚丫，做前后旋转的动作，我把这叫做蹬三轮。老四玩儿得非常开心，乐得“咯儿咯儿”的。老二和老三在旁边眼馋得很，但是他们俩却玩儿不成，因为谁也举不动谁。玩儿了半个钟头我累了，两条腿开始发抖我就说：不玩儿了，让大哥歇一会儿。我把老四放下来，老四却打滚哭着要继续玩儿。我回头看看父母希望他俩说句话，母亲不说话父亲更不说。我只好再把老四举起来，这次我才举了两分钟，腿就开始剧烈地抖起来，刚想把老四放下来，腿一软把老四摔在床铺上，老四哭得哇哇的，母亲跳起来照我脸上扇了两巴掌。我含着眼泪穿上鞋走出屋门，蹲在台阶上暗自伤心。那时候，收音机里总播放关学增唱的《鞭打芦花》，讲的是继母怎样虐待继子，每逢听到这个唱段我就忍不住流泪，我一直怀疑母亲不是亲妈。可是记忆里又不像是后妈，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这样对待我。

在我十三岁时一九六四年，父亲和我商量一件事，他问我愿不愿意学踩缝纫机做衣裳？要是愿意学咱家就买一台。英子跟我吵架时总是用一种蔑视的口气说：穷光蛋！你们家有什么？我心里不服气，可是我家是地主，有好几百亩地，你们家一亩也没有！这种话是绝对不能说的，但是气势上我不能输给她。我反驳说：你们家不就有一个脏了吧唧的煤铺和几间破房吗？有什么了不起！英子说：破房也比没有强！总比租人家的房子强!我虽然没话可说还要说：租房子也不是你们家的，是二大大的房，房租给二大大，就是不给你，气死你活该！想不到一向蛮横的英子竟然哑口无言，这时我就像打了胜仗一样。这回父亲问我买不买缝纫机，我想也没想就说买，我愿意学。我希望家里添置东西，免得叫人瞧不起。于是父亲带我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台上海产的“无敌”牌缝纫机，然后坐三轮车回来，神气活现地抬到屋里，让春玲和十一子随便踩着玩。拿我家的新缝纫机和房东的旧缝纫机比，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家的旧缝纫机摇摇晃晃，一踩起来稀里哗啦乱响，好像要散架一样。我家的缝纫机一点声音都没有，老七愿意用我家的缝纫机做衣服。不想机器买回来，除了做饭洗衣服我又多了一项任务，就是给弟弟们补衣裳。我是老大总穿新衣服，其实穿新衣服的滋味儿很不好受，父亲给我买衣服总要买很大，穿到合体时就要给老二，老二穿旧再给老三，衣服到老三身上几天就破了，母亲骂老三：你这行子太淘气，衣裳都是你给穿烂啦！那时兄弟姐妹多的家庭都是这样，我家就是老三穿补丁衣裳，而这些补丁又都是我给他补的。母亲没有一点儿耐心，她总踩倒轮，一倒轮就断线，断三次线母亲就再也不踩了，所以这个缝纫机就是给我买的。我先学补补丁，补丁补得很好时，母亲就买布让我学着做衣裳。我的补丁补得好，是得到大人们一致公认的。房东大妈补膝盖都要拆开裤腿，补好了再缝合。我不拆裤腿直接掏着补，也补得整整齐齐，针迹韭菜叶宽特别均匀。连房东大妈都夸我：还是小孩眼神好看得清，补得多平整呀。

那时没有学裁剪和做衣服的书，我都是把旧衣服摆在床上，按照形状和尺寸比例，独自揣摩着画图、裁剪和缝纫。虽然做的不是很好，但也能凑合穿。那时我就知道要想做一件合体的衣裳，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裤裆、袖口和领口，这些地方很见功力。如果是棉布衣服还好说，因为有伸缩性。后来时兴“的确良”就非常不好做，化纤布料没有伸缩性，差一丁点儿都做不上。经常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反复多次才能做好。我对自己要求严格，在这点上我和老姨有共同语言。老姨虽说是大学老师，在家里是最小的女儿，从来没有学过针线活。但是结婚以后买了缝纫机，她就学做衣服。老姨有裁剪缝纫的书，是上海出版的。我想让老姨帮我买一本，因为老姨父是上海人，但是我没好意思。直到北京新华书店有了，我才买了两本，照着书上的样子画，按照标定的几分之几来计算，这样做出来的衣服就无可挑剔了。除了一些特殊材料，比如男衬衫的领子和袖口需要衬布，市场上买不到。在那些没有书念又不能上学的日子里，我的时间都用在做衣服上。除了做衣服我还学着做菜，那时也有了烹调书，我学会做很多菜。婚后妻子很奇怪，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什么都会做？我平静地说：你怎么不问问，为啥我什么都不会玩。除了去学校，回家我就是做饭、洗衣服和做衣服，根本没有时间玩。因为游泳是体育课必须上，我才学会游泳。游泳要有游泳裤，别人不是买的就是妈妈做的，我和弟弟的游泳裤都是我做的。平常男孩子不穿花布，但是游泳裤都是花布的。我不知道布料入水颜色会变深，开始买的花布入水打湿后就变得不好看。后来，我就大胆地买那种色彩鲜艳的布料，入水打湿以后颜色特别好看。同学们惊讶地问我：你的游泳裤怎么这么好看？在哪里买的？我骄傲地告诉他们：我的游泳裤是自己做的，你们买不到。课间十分钟同学们都打乒乓球，有些同学的拍子很讲究，带胶粒和海绵。我也想有一个乒乓球拍子，哪怕是光板的。我向父亲开口要五毛钱，买一个光板拍子。父亲当即说了一句：你就不拍拍脑袋想一想，你是个干什么地！我顿时呆呆地站在那里，父亲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是用刀子刻在我的脑海里了。自那时起我突然长大，突然明白了，原来在父母眼里我就是一个不用花钱，不欠人情的“使唤小子”，是一个天生的佣人！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有向父母要过一分钱。我在书里看过一句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我现在小挣不着钱，没有办法只好花你们的钱，谁让你们把我生下来？等我长大以后挣到钱，绝对不吃你们！我可不是没有志气的人！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经常去看小人书，一分钱一本，五分钱可以看半天。《东郭先生和狼》《司马光砸缸》《鸡毛信》等等看了很多，我还买了一本少年读物，书名《大林和小林》，因为能知道很多故事，所以我很爱看书。十四岁我第一次遗精，那是夏季夜晚天气很热，只要父母不在家，我就可以决定睡在院子里。地上铺一张凉席，老二和老三睡在上边。小饭桌上睡的是老四，我扇扇子给他赶蚊子，等他睡着之后，我用三个小板凳，一个在头下，一个在背下，一个在屁股下，不大会儿我就睡着了。夜间我突然惊醒了，肚皮上有一片黏糊糊的东西，我以为是血吓了一跳！但是在月光下看不出颜色，我悄悄地把内裤洗了。那段时间我疑神疑鬼，以为自己有了毛病，隔上十天半个月，早晨就会发现，一片白花花的东西沾在裤衩上，干巴巴的，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我不敢对任何人说。这件事我写了一篇散文，名为“月亮灭了”发表在《山西文学》上。上初中以后，因为菜市口中学是个新学校，图书馆是新建立的，经常购进新图书，我要帮助代老师画新书广告，能优先看到很多图书，比如《红岩》《红旗谱》《苦菜花》《迎春花》《林海雪原》《青年近卫军》《牛虻》《怎么办》《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也妮葛朗台》和《子夜》《三家巷》《家春秋》《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七侠五义》，还有三言二拍等等，当然也包括四大名著。那时看的书很杂，抓住什么看什么。在这过程中，我隐约知道了男女之间的事，再洗衣服母亲扔给我沾满精液的内裤，我就不声不响地放在一边，母亲才知道我长大了，不再让我给她洗内裤了。

我出麻疹晚也是十四岁，记得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我昏睡了一整天。母亲下班回家看老二老三在生炉子，老四饿的直哭，我在床铺上躺着。母亲走上前来，伸手摸了一下我的额头，自言自语地说：还烧呢。转身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母亲举着两根糖葫芦回来，一根是山楂一根是麻山药，让我坐起来吃。我坐起来接过这两根糖葫芦，三个弟弟都围了上来，我把手伸出去说：你们一人咬一口吧。母亲立刻阻止把他们轰到一边，说：你出麻疹呢，这是给你吃的，你把这两根都吃了。这是发物，吃了麻疹就发出来了。他们仨眼巴巴地看着，我含着眼泪一口一口地吃，真的很不好往下咽，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待遇。

姥姥说我父母不懂事，那两件事我都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可能是母亲提前约好的，在晋阳饭庄请姥爷姥姥吃饭。那时姥爷已经退休，并且患中风偏瘫病。当姥爷在姥姥的搀扶下，一瘸一拐从米市胡同走进晋阳饭庄时，桌上已是盘碗狼藉残羹剩饭，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站不起来了。姥爷气得扭头就走，让姥姥搀着回家去了。这件事我对三姨讲，三姨说确实是那么回事，而且她也在被邀请之中，那天她跟着姥爷姥姥去的。我不知道父母是怎样想的，请老人吃饭怎么可以这样？老人没到自己一家就吃完了？更不能理解的是，因为这是母亲的亲爹妈！第二件事是姥爷和姥姥打架，姥姥跑到我家，姥爷追来在院子里追着打姥姥。母亲用手指着姥爷说：妈，你不用怕他，咱们上法院告他去！这都什么社会了，他还敢打人？气得姥爷仰面朝天倒下去，好半天才醒过来。事后姥姥对我说：你妈太不懂人事！爹妈打架跑到你这儿来，作闺女的应该给劝架，跟你爹说：爹呀，别生气啦，大半辈子啦，你还不知道我妈，她就是嘴不好，可是心眼儿不坏，她还是心疼你的。您别生气啦。想吃点儿什么跟我说，闺女给你做。你这么说多好！你可倒好，火上浇油！亏你想得出来，还上法院告你爹去，把你爹气得死过去！难道这是闺女应该办的事？人事不懂！其实在姥姥的儿女中，我母亲还是比较孝敬的，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在厂里种了几十棵蓖麻，收获时母亲连旁人种的一起摘，带回家让我剥出籽来拿去卖，卖来的钱和油票给姥姥，大豆饼拿回家。我给弟弟们砸碎，每人拿着一块啃，挺香的，我们很爱吃。所以，人们说三年自然灾害怎样挨饿，我们弟兄并不觉得难熬。以往吃洋白菜，我会把菜根扔掉，那时我就把菜根的皮削掉，把菜根的芯切成细丝，浇上点儿醋撒点儿盐，拌一拌挺好吃的。把萝卜皮洗干净，切成细丝拌着吃也很好吃，没有挨饿的感觉和印象。房东大妈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着，她说：宁买不值不买吃食。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可说是终身受益。她的意思是：有钱买什么也比买吃的强。她看见母亲嘴馋好吃，不赞成母亲的做法才对我说这话。她说买了吃食，上边吃了下边拉，什么也剩不下。不如买东西，哪怕只是一时半会儿有用。我的体会是：喜好收藏的男人可人疼！他们有一点儿钱都要买东西，他们不抽大烟，不喝大酒，不嫖女人，没有婚外恋，因为那些事都是要花钱的。财富既要靠努力去挣也要靠点滴积累，时间长了就成为一笔可观的财富，尤其是这种积累的习惯。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积少成多，有了这种习惯不愁不发达。

我的小学同学家庭成分很复杂，有富裕人家的周学东，他家住的是四合院，方砖漫地红柱绿窗，有两个半人高的荷花缸，还有藤萝架，听说解放前他家卖珠宝。陆亚英家住煤市街一所老宅里，房子比较高大，屋里阴森森的，挂了很多早期电影明星的大照片，记得有胡蝶，圆脸大眼睛；有金山，西装笔挺，分头乌黑锃亮；还有赵丹白杨张瑞芳，更多的我不认识，据说大观楼电影院是她家的或者她爸爸是经理。刘美文住南新华街路西后院二层楼上，长长一排房子都是她家，院里人管她母亲叫刘太太。开家长会的时候，刘美文和周学东的母亲，都穿着丝绸或者丝绒、紫色或者墨绿色的旗袍，轻施粉黛略点朱唇，胸襟上别着白色丝绸手帕，只是旗袍开叉较低，在膝盖处上边一点儿，不象现在电视剧里的演员，旗袍开叉开到腰间象妓女一样。王忠励的父亲不知是干什么的，他家住在韩家潭一座的妓院里，坐南朝北，院里一圈小房间，中间是一个直对大门的木楼梯，直上直下。二楼上也是一圈小房间。他家住在二楼上，他爸爸先后娶了四个老婆，他母亲是大房生了四个孩子，三房住在他家隔壁也生了四个孩子，二妈离婚走了，但是带来的女儿却嫁给了他爸爸。他父亲每月给王忠励母亲四十块钱，给三妈四十块钱，全家人对他父亲跟二妈的女儿搞在一起很有意见。王忠励让我画光屁股的小人，跑到他父亲房里到处去贴。我估计他父亲可能是给外国人做事，在国家机关或国企是挣不到那么高薪水的。也有家里非常困难的陈汉华，他是唯一不交学费的，他家生活费平均不到七块钱。还有李致家，父亲在首钢每月四十多块钱，四个孩子还有爷爷奶奶得赡养，日子过得很艰难。李致的母亲在家糊信封，我们在他家做完作业就帮他母亲糊信封，我抓小边的速度很快，全家人都喜欢我。李致的母亲会给我一些奖励，就是质量不过关退回来的信封，每次给我好几沓，一沓十个，拿回家父亲给老家写信能用很长时间，我家的信封都是我从李致家挣来的。所以我知道北京的十大建筑，既：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中国美术馆、广播大楼、军事博物馆、华侨大厦、农业展览馆、中苏友谊展览馆、万人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家庭情况好的还有舒庆莲和舒新春，父母是老红军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舒庆莲的母亲不喜欢她，总骂她打她，喜欢妹妹舒新春。也难怪，舒新春五岁上学，但是功课比谁也不差，后来当上少先队大队长，舒庆莲反倒是中队长。但是，舒庆莲比她大姐和弟弟强，那两个孩子是弱智。舒庆莲的母亲特别喜欢我，只要有画画的作业，姐儿俩就让我去她家，让她妈妈看着我画画。她妈妈一边看一边夸奖我，天热时还给我扇扇子。她打舒庆莲下手很重，舒庆莲连躲都不许躲。其实舒庆莲很聪明，长着一颗大奔儿头，唱歌跳舞都很好，胆子特别大，她敢在虎坊路五十年代的楼顶，一尺宽的矮墙上跳猴皮筋，吓得楼下的人不敢出声，生怕惊到她掉下去。

我在小学时虽然很贪玩，但是我从不影响别人，因为我一看就会一听就懂，老师却没玩没了地絮叨，我嫌烦就自己玩儿。有一次，课间休息我抓了一只土鳖虫，因为有手工劳作课带了剪刀和浆糊，我剪了一只纸乌龟涂好颜色，把土鳖虫沾在纸乌龟下边，浆糊干了我把纸乌龟放在地上，顿时全班课堂大乱。老师以为大家笑她写错了字，她仔细看黑板好一会子，没发现写错字。又以为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她在讲台上自转了一圈，也没有什么不妥。她奇怪地望着大家，见大家都在看地上，她也走下讲台凑到跟前，却看见一个纸乌龟在地上动，当下把她吓了一跳，她问大家是谁干的？全班同学的目光出卖了我，老师把我叫到跟前，让我拎起来。当她看到纸乌龟的背面是一只土鳖虫时，松了一口气，命令我扔出去。下了课，老师在我的脑门上戳了一指头，佯装生气的样子说：你个小淘气儿，吓死我了！

上课总玩儿总搞小动作，四年级我也入不了少先队，高老师对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坚持背手一个星期？只要你坚持一星期我就叫你入队。我就坚持了一个星期，高老师果然让我加入了少先队，还让我当小队长。当小队长后每周有少先队活动，我是组织者当然不能带弟弟。出门的时候我让老四在家里玩，他就一动不动。老二和老三都要跟着，我给老三三分钱让他买根红果冰棍，他接过钱高兴地跑了。老二还要跟着，我给他五分钱让他买奶油冰棍也不行，我噼里啪啦打他一顿转身就跑，他追不上只好哭着回家了，老二从小就是这样，推着不走打着倒退。班上有几个男生数学成绩不好，主要是四则应用题搞不清，高老师让我给他们讲，有曹继良、陈汉华、赵学勤和刘文斗，最后刘文斗还是蹲班了，其他仨个人成绩上来加入了少先队，我们一班成为红领巾班。我们年级只有两个班，有十个少先队小队，队簿只有我做的最漂亮，当年让我参加十一国庆节观礼，这可是非常光荣的事！我入队时母亲花五毛钱给我买条布红领巾，连白衬衫也舍不得给我买，她又不会用缝纫机，给我做了一件白衬衣，用的是白棉布，皱巴巴，领子歪着袖口拧着，哪儿都不合适，穿上象农村孩子一样。

国庆节那天很不走运，前边过什么大军根本看不见，只看见头顶上的红旗和彩旗，只听见震耳欲聋的锣鼓和大喇叭声。我们几个同学要解手，老师带着我们往南走，拐来绕去，走到一圈柏树围着的空地上。我认识这里，曾带弟弟来这儿捉过蟋蟀。我很纳闷为什么这里种了一圈小柏树，中间空着，地上是几排水泥板铺的路。现在才明白，原来隔一块宽的去掉一块窄的，就是一个茅厕坑，这里是庆典活动的临时厕所，广场上几十万人没有厕所怎么行？现在想来那个位置就在纪念堂。三个人撒尿两个人拉屎，然后老师带着我们回去。观礼进行半截下了一阵雨，彩色皱纹纸做的花掉色，把白衬衫染成了花色的。文艺大军过完，全体少先队员涌向天安门，喊毛主席万岁。老师事先再三嘱咐，摔倒了谁也不要管，只顾自己往前跑，鞋子掉了不许捡，每年都有捡鞋被踩死的孩子！我们跑到观礼台跟前，眼巴巴地望着远处高高的天安门，等了半天走过来三个人，我们就声嘶力竭地喊“毛主席万岁！”其实根本看不清哪个是毛主席。后来我们议论很长时间，最前边的肯定是毛主席，后边两个有人说是刘少奇和朱德，有人说是朱德和周恩来。太高也太远了，我们虽然跑到了观礼台跟前，离西边的公厕很近。在我眼里闪现的人只有蚂蚁般大小。事先规定，只要喇叭不停我们就得不停地跳着蹦着，举着花摇晃，一直叫喊毛主席万岁，直到喇叭不叫喊为止，其实我们什么都没看见。回家的时候真是很狼狈，一个个落汤鸡似的，有的光着一只脚，有的光着两只脚，衣服全湿透了，而且还变成花色的。那时天气比现在冷，大人在衬衫和裤子里套着秋衣秋裤，女人花裙子里边穿着毛裤，只有我们小孩子穿的少，冻得瑟瑟发抖，象一群小叫花子一样。从夜里两点到学校集合，然后步行走到天安门，一直站到九点半，十点半结束走回家，真是又冷又累又饿，到家连话都懒得说。父母从未参加过天安门观礼，弟弟们也问这问那，我嗯啊两声拉开被子就睡着了，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参加国庆观礼，终生难忘！

因为我们弟兄三个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所以开家长会如果父母没时间，弟弟的家长会就得我去参加，对于这一点三弟的老师特别不开心。我读六年级，二弟读三年级，三弟读一年级。开始时他比较老实，甚至还有同学欺负他，名字好像叫司大伟。三弟哭着来找我，我的同学李晶绰号面包，他是个淘气鬼，什么事他都掺和。听说三弟受了欺负，我还没说什么，他拉着三弟去把司大伟打了一顿，这下就给三弟撑了腰。后来我读初中走了，学校里还有二弟，老三就无法无天成了一霸。他淘气得出奇，每天上课前他都要点名，就是把每个桌子踩上他的脚印！班主任姓程爱絮叨，文化程度不高，象个家庭妇女。开家长会我告诉她父母不在家，但是家长会散了她跟着来我家。我忙着做饭，她在我身后不停地唠叨，弄得我切菜时划伤手，炒菜时忘记放盐。我恼羞成怒，当着她面打了三弟一顿，程老师满意地走了。三弟哭我也哭，因为我并不想打弟弟，她是小学里我最讨厌的老师。有一个老师名叫高学源，人长的并不漂亮却会画画，曾经是我的班主任。逢年过节搞庆祝活动，高学源老师美化黑板，我就呆呆地站在一旁看，她见我看得认真就教我，后来学校出墙报老师让我去画插图。高老师说三弟：你大哥也淘气，但是人家淘气让大伙儿喜欢，你淘气得叫人讨厌！你能不能学学你大哥，改改你这些坏毛病？后来，三弟大些不那么淘气了，体育老师康信玖也夸奖三弟。三弟参加工作后去学校看望老师，老师们都向三弟打听我。

小学毕业我们跟上届又不一样。上届学生学的拼音是汉字改的，我们学的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这次毕业要考两次，第一次成绩是毕业成绩，第二次才是升中学的成绩。我知道自己两次成绩都不错，数学两次都是满分，语文也差不了多少。我要给弟弟们做饭，报的志愿不能离家太远，第一是四十三中，第二是九十五中，第三是和平门中学，三个学校离我家都是一站地。但是，邓恩深老师认为我报低了，他说你的成绩我知道，你把志愿报低了。我问怎么办？邓老师说可以改。我问怎么改？邓老师说把四十三中改成第二志愿，九十五中改成第三，再加一个第一志愿。我问第一志愿写那个学校？邓老师说第一志愿你报男六吧。我按邓老师说的改了，但是通知书下来那天，把我看呆也气傻了！竟然是菜市口中学！一个没听说过的新学校。连功课很差的体育课代表陈林根，外号小辫儿留都考上了九十五中。报到后才知道我们这届学生是开校元老，上边没有高年级学生，老师多数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同学们找我去邓老师家，感谢他对红领巾班的教导。我不愿意去，认为他在戏弄我。可是我反过来回想自己考试的过程，认为邓老师不会的，那样做对他有什么好处？于是，我跟同学们去了邓老师家。邓老师一见我马上站起身来说：哎呀志刚，真是对不起你！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一个志愿都没考上呢？连陶世明也是菜市口中学的，这是怎么回事呀？真让人想不通！对呀，陶世明是二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少先队大队长、红领巾护旗手，她都去了菜市口中学，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后来我才知道，由于朝鲜战争需要大量兵源，我们这一代人生多了。那时凡事都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英雄母亲多生多育。但是，没想到朝鲜战争没打起来，中国人不值钱外国人值钱，中国往战场堆人，联合国奉陪不起。于是，我们这代人多得没法处理了。上小学小学不够，读中学中学也不够，菜市口中学就是一所新开的学校。那几年，北京新开了好多地名中学，和平门中学、广安门中学、南菜园中学、校场口中学、白纸坊中学等，光宣武区就这么多，还有其他城区呢。后来闹文化大革命，好几届初高中毕业生往哪儿塞？那时候大学毕业也得下乡，我们只能去军垦或者上山下乡。其实我不想去插队，我愿意回老家。俗话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爷爷虽然在土改时没被斗争，但是红卫兵没有把他放过去。爷爷去世是一九六六年，伏天里让爷爷穿上装裹衣裳，棉裤棉袄棉长袍，头戴高高的纸帽子，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边写着：地主分子赵宝泉。红卫兵让大伯用小平车拉着他去游街，连中暑带生气爷爷到家就病了。我爷爷特别爱面子，他说：一辈子没现过这么大眼！伏天里得病腊月里死。说起爷爷的死真的很神奇，他头脑清楚的境界无人能比！他竟然知道自己哪天死，甚至连几点钟都知道！头两天大伯给爷爷喂饭，他说不吃了，死了拉得哪儿都挺脏，叫人讨厌。大伯再三劝他也不吃，他说我这就该走了，吃饭没用了。然后吩咐大伯次日去刘家铺接我大姑。大伯问他：吃了早饭去接还是不吃早饭？爷爷说：不吃早饭天亮就去。大娘开玩笑地问：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走哇？爷爷懒得搭理她，大娘忍不住又问了一句：那么着，你几点走？八点半，爷爷说完这句话再也不说了。第二天天亮，大伯赶紧蹬车子跑十五里地把大姑接来。大姑进门爷爷只说了一句话：蕊呀，快着给我穿衣裳。大姑叫了一声爹赶紧爬上炕，跟大娘大伯一起给爷爷穿衣服，穿好衣服放平身子，爷爷呼出一口气，真的就走啦！没有屎没有尿，干干净净地走了。大娘忽然想起连忙跑到北房里去看座钟，正好八点半！大娘回来对大姑说：我奶！大姐，你说人家怎么这么灵呀？说八点半揍是八点半！一点儿都不差！真是活神气儿！二爷也是那年死的，大车从身上轧过去受了内伤，游街回来就气死了。哥儿俩死在同一年，爷爷活了六十八岁，二爷才活了五十四。我们这辈人谈论起爷爷，包括二爷那院的堂弟们都极为佩服。他们都说：想当初要是依了大爷爷的主张把地都卖了，上北京买两所院子，三百亩地换一所，得换个怪好的呢！那可揍闹得（方言：音dei）溜！咱们揍都成北京人喽！结果，木有听大爷爷的话都成了老农民。这还不算完，还闹了个地主成分！来个运动揍挨整，不渣儿个小事儿揍叫人家斗争。我爷爷我奶奶连北院大奶奶和咱大伯，都木有远见看不明白，大爷爷那是真英明呀！老叔赵仁玖说：那个时候也难怪，咱们的日子正处于上升阶段，今年买二十亩明年买三十亩，日子过成那样儿容易吗？我爹没文化，他哪有我大伯那两下子？我大伯早就看透了，国民党不行了，共产党要坐天下了。他心里明白看得远！我最佩服我大伯。母亲嫁到我家应该是解放前夕，母亲说：过那个日子可真是不容易！秋天棒子拉到场上扒棒子皮，谁扒的谁就可以背回家烧火。你奶奶心疼得不行，她也跑到场上去抢着扒棒子皮，一扒就是一整天，扒到天黑才回来。回来哪还走得动呀？一双小脚勉强扭到家门口，进大门“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然后赶紧回身关上大门，怕叫人家看见笑话。就这么趴在地上，一步一步地爬，一直爬进屋里，爬到炕上就瘫啦！你奶奶这一辈子呀，一点儿福也没有享！过了个地主不假，尽受了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