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生舞台》之七《后台》             作者：弘魁

    金木水火土  命运我做主    我行我素我自知  苦亦甘来甘亦苦                人生一出戏  唱唸做打舞    歌罢曲终人散尽  细品功过荣与辱

第五章：面朝黄土背朝天，可知要熬多少年

我在村里日子不好过，家里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去山西插队，老二在家里做饭，老三去红星农场插队。哥儿仨长得都比父亲高，但是谁也出不去，母亲真是愁死了！记不得是哪年冬天回北京，父母下班我做好饭，父亲拿起酒瓶子，母亲一把夺了过来气愤地说：喝什么喝！儿子都是因为你，一个都出不去，你还有心思喝酒？父亲举起酒杯使劲儿摔在地上。我忍不住说：妈您也是的，他一辈子没干过体力活，现在扛大包挺辛苦的，想喝点儿您就让他喝呗。给你们把饭做熟了，不好好吃饭还打架玩儿。不料母亲当即说了一句：你少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天哪！这是从何说起？我什么都不敢说，含着眼泪跪在地上给父亲磕个头，起身走出家门，我想找老姨借点儿路费回山西。刚到老姨家母亲追来了，对我说：儿子别生气啦，是妈不好，我这不也是急得吗？你们都找不着工作，我能不着急吗？跟我回家。我说您先回去吧，我在老姨这儿待会儿。那些年我经常去老姨家，一是母亲对老姨特别照顾，让我给老姨送炸带鱼送饺子，做什么好吃的都想着老姨。二来老姨是大学讲师，和老姨说话不费劲。老姨心灵手巧，从来没有做过针线活儿，知道我会用缝纫机，便和我一起商量做衣服。老姨有个闺蜜叫李乃兰，她第一次见到我惊叫起来：哎呦！王月舫，这是你什么人呀？怎么长这么漂亮！老姨骄傲地说：这是我二姐的大儿子，人家爹妈都漂亮，儿子能不漂亮吗？老姨愿意我去她家。一次跟老姨去王府井，老姨买了三个羊肉串，我吃一串老姨吃一串，表妹小红吃剩下的老姨吃了。老姨买了两只塑料牡丹花，一支红色一支绿色让我拿在手里，老姨抱着小红，我们走在长安街上，惹得多少人回头观看，我那时十八、九岁，人也漂亮花也漂亮，老姨和我比肩而行很是骄傲。

老姨爱搞恶作剧，那次老姨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今天来，所以特意准备了两种面条。一种是鸡汤面，就是很普通的面，用炖鸡剩下汤煮的面。另一种你肯定没吃过叫阳春面，是上海最有名的面！你说你是吃鸡汤面呢？还是吃阳春面？随便挑由你来决定。我说那我就吃阳春面吧。老姨说：好，你等着。面条端上来我傻眼了：原来她们娘儿俩吃的鸡汤面有大块鸡肉。我的阳春面里就是放一点儿味精和盐，再撒一点儿葱花。老姨一边吃一边笑着说：这是你自己选的啊，我可没有勉强你。还有一次去老姨家，听见屋里有人说话我就敲门，里边突然静下来，我有些纳闷儿，老姨住的是铁道部五十年代老楼房，一点儿不隔音。听见小群表妹小声说：妈妈，是大哥，开门吗？我没听见回答，一会儿门打开进去一看，我真后悔死了！原来老姨父从波兰回来了，一家人正在吃对虾。老姨说：你说你他妈这小子，怎么这么有口福！我们一辈子也舍不得吃一回对虾，好不容易吃一回还让你赶上了，得啦，坐下吃吧。我心里明白就说我不爱吃对虾。老姨瞪大眼睛惊讶地说：哎呀呀，还有这种人！不爱吃对虾！我可爱吃了，就是吃不起！你不爱吃我们可就不客气啦。我说你们快吃吧。

那年夏天老姨和老姨父来我家，买了一个人头大的西瓜，不吃饭说完事马上走。母亲说那哪儿行啊？说吧，什么事儿？老姨说想让老三帮她盖一间小厨房，三面借墙只砌一面砖。母亲说那好办，礼拜天叫老三给你弄去。母亲留老姨和老姨父吃饭。老姨说你要是做费事的我们就不吃。母亲说麻酱面还不行吗？老姨答应下来，姐儿俩聊天母亲说：我呀懂事晚，不如人家他们哥们儿。用手指了一下我接着说：你看他们哥儿几个从来也没红过脸，有什么事都是商量着办。我也就是这几年，五十多了才懂点儿人事儿，年轻的时候真是人事不懂。母亲拐弯抹角说了些阴阳怪气的话，老姨闷着头一声不吭，吃完饭他们走了。第二天老姨到舅舅家去哭诉，说二姐骂她不懂人事儿，她说她五十多才懂事，我不到五十我就是不懂人事儿呗。舅舅马上跑到我家指责母亲：二姐，你怎么能这样骂月舫呀，不懂人事儿人家能当大学教授吗？母亲说：谁骂她啦？走，找她去。到舅舅家姐儿俩就抓挠起来了，又打又骂，闹腾半个钟头。母亲披头散发地回来，让我给她评理。我说你们是长辈，没有我说话的份儿。母亲非叫我说，不说不行！我说：您非叫我说我就说，你们仨人没有一个是对的。母亲奇怪地问：难道没有一个是对的？我就不信！我说：头一个是我老姨不对。这些年你二姐怎么疼你，你心里准不明白吗？你男人不回来就罢了，这次男人回来过年，你们就应该来看看你二姐。初一初二初三你们不来，不就是怕花钱吗？初四我妈上班了，你男人来把手风琴拿走了，我能不告诉我妈吗？这次你们来又是有事，你姐姐即便说你几句，你应该好好听着，长姐如母长兄如父，说你说得着，骂你都得听着！你回去应该好好想想，什么事情对不起二姐，更不应该跑到这儿来胡闹。第二个是我舅不对，一边是妹妹一边是姐姐，没有远近。你应该对我老姨说，二姐没有骂你的意思，即便骂了你，你应该好好反省。你听我的话我是你哥，你不听就不是我妹子，我也管不着。什么事儿没他还好，添上他更乱！第三个就是您不对了，不管怎么说，老姨是小的你是大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我舅过来您应该跟我舅说：庆琛，我不过去了，月舫正在气头儿上，你劝劝月舫叫她别生气，到时候我会打发孩子去给她盖厨房。说来您也不是个善茬儿！一句话的亏都不吃！有个姐姐样儿吗？一奶同胞亲姐儿俩抓挠起来，祖宗奶奶地对骂，不叫人家笑话吗？但凡有一个好的能闹得起来吗？母亲认真地听我说完一句话也没说，事后母亲打发老三去盖厨房。事实正相反！借一面墙砌三面墙，从早晨干到天黑一刻不停，溜溜干了一天。老三对我说：老姨使人真狠，差点儿没把我累死！我也给老姨干过一次重活儿，是往墙上刷大白粉。不是简单的刷，要把旧的白粉铲下来，再刷两遍新的大白粉，一天就要干完，整整两大间老楼房，除了地板五个面。老姨要好儿，哪儿铲不干净都不行，哪儿刷不匀也不行。尤其是屋顶，仰着脖子铲屋顶，脖子酸疼不说，眼睛都睁不开。连打杂的老姨父都受不了，忍不住发几句牢骚。老姨委屈得哭起来，吓得我一股劲干活儿。从早晨八点忙到晚上十点多，老姨才算满意，我到家就累瘫了，躺三天才缓过来。

盼一年，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一天也不闲着，总有干不完的活儿。我走后老二学会了做饭，我的任务是做衣裳。父母、弟弟们和自己的。有时候还给三姨家小表弟做，三姨总记着这些事，夸我心灵手巧。朋友给三姨打了一对沙发，还没有包人造革。三姨对我说：红魁你来的正好，我买了人造革，你看看怎么给我包上。我问三姨有皮尺吗？三姨说没有。我只好又手扎量，我的一扎是六寸五，心里默记下尺寸，抱着人造革回家了。按照记忆我用剪刀裁好，用缝纫机砸好给三姨送过去。三姨把人造革往沙发上一套，不大不小正合适！三姨高兴地说：哎呦！你说我儿子，可真是心灵手巧！连尺子也没量，做完大小正和好，一丁点儿都不差！你怎么那么心灵手巧呀？这件事儿三姨念叨了半辈子。经常忙得我难得和同学聚会，所以我不想回北京，不过是在家里能吃饱肚子。人都说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母亲特别爱吃饺子，甚至是酷爱！那时猪肉一块多钱一斤，三毛钱吃一顿，两毛钱也能吃一顿，这可就坑苦了我！母亲只管调馅，老二擀皮我来包，一家六口人我一个人包。母亲只在开头包一会儿，只要够煮一锅她就不管了，煮熟后他们都去吃。我却要不停地包，老二赶出一堆皮，他抽空也能坐下吃饺子，我要包到馅干面净。把剩下的饺子都煮熟，才轮到我吃。好的挑出来给母亲第二天带，我捡那些破皮开口的，没滋没味儿地吃饱拉倒。饺子是什么滋味儿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最怕吃饺子！可是母亲偏偏爱吃饺子，这也是我不愿意回北京的一个原因。

春节后有些同学不想回山西，我愿意回村里。那年分的口粮不够吃，县里拨下来一部分粮食，听说是小麦和玉米。黑市上小麦每斤五毛三，玉米两毛八，把分到的粮食卖掉，能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村里只有七个知青，有人建议按劳动日分，坚持劳动的人能多分。我认为这是口粮跟劳动日无关，即便奖励坚持劳动的人，可以一半按人口一半按劳动日分。这样既照顾坚持劳动人的情绪，也给没回来的人留一点儿粮食。不料我的想法遭到大家一致反对，炮筒子孙文才首先跳出来，结结巴巴地骂我：你——你他妈的——胳膊肘，到底是——朝哪边拐？我说：朝理拐，朝道理的理拐。我告诉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儿！孙文才说：你别他妈——装丫挺的啦！我他妈骂你啦！怎么着？我说：再骂一个我听听！孙文才说：我还就他妈——骂你丫挺的------没等他说完，我扬手就是一记大耳光，我俩抱在一起在地上滚。万万想不到的是，平常跟我一个锅吃饭的刘坤明，忽然站出来拉偏手；只要我把孙文才骑在胯下，他就照我后背踹一脚。孙文才趁势翻上来压住我，我再把孙文才骑在身下，刘坤明朝我后背又踹一脚，如此反复踹我好几脚。我本来不会打架，只是凭借身材高，朝孙文才脸上挥舞拳头乱砸，直打得他满脸花。有人叫来支书尹克敏，孙文才哭着诉说我打了他，他满脸是血，连衣服上都是血。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一点儿伤，显然是我打了人。尹克敏说：为一点儿粮食你们就打架，这事情我也做不了主，上报公社吧，公社咋决定听公社的。晚上睡觉脱衣服时我才发现，胳膊上有一个黑色的牙印子，原来孙文才咬了我！当时胳膊绷着劲儿他没咬下来，要是松了劲儿可能就得掉一块肉，毕竟是一个成年人咬的！过两天公社决定下来了：二八开，两成按劳动日八成按人口。

我赢了，但是我却高兴不起来，刘坤明的背叛让我很伤心。插队五年，每月家里给我寄十块钱，李xx家条件差，两个月寄十五。刘坤明插队六年，只有云南军垦的妹妹寄过五块钱。几次分灶他都和我赖在一起，没有人愿意要他。他比我大一岁，我也不想要他，但是他认李xx作干姐姐，我只好和他一起吃饭。如今我和李xx分手了，按说我俩也应该分开。赶集、坐汽车、洗澡、理发和吃饭，出门就得花钱，自己花这十块钱都不富裕，还得跟他分着花！在挨饿吃不饱的日子里，这十块钱多么重要！现在他竟然踹我好几脚！这口气我咽不下去，不能和这种人在一个锅里吃饭了。我听见有人说：刘坤明那娃怪兮活（怪可怜），这个赵志刚也是，就不叫人家沾一点儿光。听了这话我更坚定信念，非得把他开出去！废话，七十年代十块钱什么概念？两块钱买二十个鸡蛋，还给一只五斤重的大公鸡。一块钱十六颗鸡蛋，老乡凑不够两块钱的鸡蛋，把大公鸡给我拿走。如果不是他分走我一半，起码我能吃饱肚子。我对他说：我们分手吧，需要什么你就拿。他拿走了蒸锅、菜刀和案板。我心里有数，凑合几天，家里寄来钱我还能再买，此时我成了孤家寡人。

那一次，我去曲村赶集买一只水桶，本来应该买两只，但是钱不够。买完水桶到饭馆吃饭，我要了一碗炒面、一碗汤面和一盘过油肉。我正埋头吃饭走进来一个小脚老太婆，标准的三寸金莲，当年这种老女人很多。只见她膝盖下边全是土，颤巍巍凑到卖饭的窗口，胆怯地问：饼子要粮票吗？里边说要。她又问：麻花要粮票吗？里边说要。她再问：那------啥不要粮票？里边说啥都要。老太婆转过身叹口气，看样子她没有粮票。我吃不下去了，摸口袋还有五斤全国通用粮票，我走过去递给她说：想吃啥你就买吧。我回来坐下继续吃。她望着手心里的粮票迟疑地问我：那，你要啥？我说我都有了，啥也不要。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她竟然什么都没买！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巾，把粮票小心翼翼地包好揣进怀里，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默默地出门走了！我顿时吃不下去了，站起身走到门口，望着她渐渐远去摇摇晃晃的身影，心里十分感慨：这是怎样一位伟大的母亲！空着肚子来赶集，没有粮票什么也买不成，好心人给了五斤粮票却舍不得买，空着肚子走回去，不知便宜哪个儿女了。这就是农村的女人！这就是农村的母亲！和我的母亲能比吗？我非常羡慕农村孩子，他们有一个慈爱的母亲；无论走到哪儿都为他们牵肠挂肚，羡慕人家是因为自己没有。

 五月还在屋里做饭太热，我跟老队长请一天假，想盖个小厨房。老队长问一天能盖成？我说能他就准假了。第二天早晨我去搬土坯，大队部的土坯足够使。晋南的土坯不是用水和泥脱的土坯，而是用半干的土，用石头锤子硬砸而成，要比和泥脱的土坯重得多。一块土坯长一尺半，宽七八寸，厚二寸，大约重十多斤。开始时我能一次抱四块，后来逐渐减少，最后只能抱两块，一百米的距离来回跑，抱了二百多块我觉得够了。因为这个小厨房，借西边一面院墙，垒南面、东面和北边半面，北边要留一个门，面积只垒两米见方，能伸直身子不碰头就行。我挖坑挑水和泥，把土坯垒到理想的高度我没办法了。屋顶用什么呢？总得有檩和椽子吧？我一样都没有。忽然想起下地时，路边有一棵杨树死了，我拿上菜刀朝村外走去。过一会儿我扛着这棵死杨树回来了，只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粗。没有锯我就用菜刀剁，一棵树砍成三截，最粗的一根只有小臂般粗，把它放在中间，其他两根放在两边不太吃重的地方。还有一个问题，老乡盖房子要用苇箔，没有苇箔怎么铺麦秸泥？我想起桃园每年都要修剪枝条，何不背两捆桃树枝来当苇箔呢？于是，我拿上绳子背来两捆桃树枝，铺在那三根细细的杨树杆上，我担心杨树太细经不住重量。我把桃树枝穿插编织在一起，让枝条之间有拉扯关系，如果抹上麦秸泥，晒干后使屋顶结成一个硬壳，就能经得起这个屋顶的重量。铺好桃树枝后，往水桶里铲麦秸泥，我不知道泥比水重！根本举不起一桶泥，我只好往外铲，铲出一锹举不动，再铲出一锹还是举不动，直到桶里只有一锹泥时，才能把它举上墙头。我踩着凳子爬上墙头，把泥扣在桃树枝上，然后把水桶扔下来，跳下来铲泥再举。这样上蹿下跳往屋顶上摊抹麦秸泥，硬是赶在天黑之前把房顶抹平了。生产队收工大伙儿路过，社员们见我一个人盖房子，有人说：这娃真算话！一个人也敢盖房子！有人说：他这也算盖房子？纯粹是槽花头（方言：乞丐）日腿腕儿——穷对凑。

不管别人说什么，我还一天没吃饭呢。趁着天不黑赶紧垒灶台，灶台垒好往锅里添水，下了一把挂面。煮熟之后我盛出一碗，蹲在北房台阶上吃。这一天真是又饥渴又劳累，这碗挂面吃得真香！这时，西北方向飘来大片乌云，云根很厚很黑。紧跟着雷声轰隆隆响，我暗自欣慰，总算在下雨前把厨房盖好了，明天晒一天把房顶晒干，这间厨房就算大功告成。那几年山西常闹干旱，下雨极少。但是这场雨越下越大，忽然“咔嚓”一声屋顶塌了，东西都被埋在泥里边。雨还在哗哗下，我什么也顾不得想，冲进大雨里头挖泥，我要把埋在泥里的那锅挂面挖出来，锅里还有三碗挂面呢！麦秸泥没法儿用铁锹，桃树枝错综复杂只能用手挖，不顾指甲掀掉手指流血，挖了近半个小时，才把那锅挂面挖出来。第二天，老队长听说后觉得我很可怜，给我拿来一根断了的马车辕杆做檩条，那是一根老槐木非常结实，又给我两张破席子铺在房顶上。我用一天时间终于把厨房盖好了，最后两年的夏天，我就在这个小厨房里独自做饭。后来母亲说：那些年，不是我催你爸给你写信寄钱，他才想不起来呢。我相信这话不假，因为父亲就是一个谁也不想的人，家里事情还是母亲操心比较多。

 快过年的时候，家里寄来二十块钱，因为我说不回去过春节，父亲信上说春节不寄了，让我俭省着用。我正在感冒发烧，杨广平找我借钱回北京，我说没钱只有一张汇款单，让他把钱取了给我留下十块，回北京想着给我寄来，阳历年我就把这十块钱花了。眼看春节越来越近，杨广平却不寄钱，我的粮食也吃没了，只剩下一点儿麦麸，还有几十斤胡萝卜。领粮食就得交钱，我一分钱也没有。我东家借一碗西家借一盔，借来借去要好的伙伴借遍了，离年关越来越近，我一点儿粮食也没有，只能天天煮胡萝卜吃。村里来了卖枣的可以用麦麸换，我就换了二十斤大枣，天天煮胡萝卜和大枣，居然吃得红光满面！除夕那天孙文才找我玩，因为粮食打架的事早已忘记，我们和好了。想起小时候在北京，厂甸上卖的风车和走马灯，我说那很简单我会做。找来高粱杆，打糨糊扎架子，不到一个小时，走马灯和风车做好了。我俩拿着玩，小孩子们围上来问我卖不卖？这下提醒了我，做风车去卖一毛钱一个，卖了不是就能取粮食吗？说干就干，当晚我开始做风车。做风车要先做牛皮纸的泥鼓，这好办，我们村有烧瓦窑，窑上有现成的胶泥。我来到烧瓦窑一看，窑工回河南老家过年去了，他们和好的胶泥冻成一大坨。忘记带工具，窑上没有人，我只好用脚踹，好在用不多，我踹了好一阵子，总算踹下来一块。我用双手捧着胶泥往村里走，回到宿舍门前，手指冻僵开不了锁。我只得把双手插进腋下暖一会儿，手有了知觉，打开门我把胶泥搓成条，然后弯成圆圈放在炉子上烤。但是烤干后泥圈就断裂，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一会儿明白了，用泥条弯圆内紧外松，烤的过程中势必要断裂。如果我把胶泥揉成圆球，从中间扎个圆孔，捏成圆圈再烤还会再断吗？这样果然不断裂了。天快亮时，我做了三十个风车。我把三十个架子捆在一起，车轮放在纸箱子里，插的三角形小红旗放在最上边。吃几个大枣躺下迷瞪一会儿，我被过年的鞭炮声惊醒了，赶紧去找淑恋家借车子，骑行二十五里到翼城县城。我想做个广告，把一个风车安装好插在自行车上，风车“哗啦啦”响，街上的人都回头看，有人说：哎呀快看！这他妈的北京插学生，这是出啥洋相哩！还有人说：他车上插的是啥玩意儿？还会转，还会响，不晓得他卖不卖？我大声回答：卖哩！一毛钱一个，想要的跟我来。我把车子支在十字路口，立刻围上一群人，一毛钱一个象抢一样，三十个一会儿就卖完了，连破了车轮的也有人要。第一天大获全胜，我先买了十个饼子一碗羊汤，把自己喂得饱饱的，回村废寝忘食继续去做。初一初二和初三，我连做三夜卖了三天，每天最多只睡两个小时，总算把领粮食的十块钱挣出来了，而且天天饼子羊汤吃得饱饱的。那是我在市场上挣的第一笔钱，它解决了困扰我几个月的粮食问题。见我做风车挣了钱，孙文才也刻窗花去集上卖，一张一毛他也挣了不少钱。

其实我稍微脸皮厚一点儿，大可不必做这样的事。因为我有一户关系非常好的人家，什么时候去都有饭吃，但是我不愿意那样做。这户人家就是我写《男梦》的素材，上大学临走时认的干大干妈。老两口很可怜，老汉弟兄五个他是老四，他被过继给同姓本家，那户人家比较富裕，先前在天津做生意。家里不仅有宅院，喂牲畜的牛院，还有打粮食的场院。这户人家不知道为什么，辈辈不生养代代过继。我干妈是续弦，干大的前妻也没有生育。老五媳妇生产死了，留下一岁的男娃叫茅盾，小的才十一天，我干妈把这两个孩子要过来，十一天的没养活，茅盾养到十四岁又得脑膜炎死了！好像他们俩命中注定无子。茅盾死后第三年北京知青来了，茅盾和我是同年。有人发现我长得象茅盾，跑去告诉我干妈，老婆婆忍不住好奇心，跑到知青点看了一回。回到家干大问她长的象么？她说：身架眊着（看着）象，可是眉眼儿不像，咱茅盾生得不如人家娃排场（漂亮）。从那儿以后，只要我从她家门口路过，她就叫我：娃，来，你来。我不知所措跟在她身后，不知道她有什么事。走进她家，她马上拿出点心月饼让我吃，还给我沏茶。我觉得白吃东西不好，就给他担满水瓮或者帮助打煤泥。有人劝说我干妈：四婶，你既然那么喜欢这个娃，还不把他要下？我干妈说：你们这些不开眼的！这娃眼下是贵人遇难哩，额（我）要是把人家留下，就是害了他啦！在你们眼窝里，额这点儿光景老值钱，在人家身上这算啥？从北京回去我给他们装一匣点心，干妈却说：你这娃多心哩。不用给额拿这拿那，早先额父亲在天津做生意，啥东西额莫（没）吃过？光头上戴的绢花，额父亲哪年都给额买一盒子，从初一到十五，额头上的花不重色！村里人见过吗？这些点心额都吃过，你大爷胃不好不能吃。放这儿吧，还得你来吃。果然，今天两块明天两块，最后还是我吃了。

后来，他们要了外村一个地主成分、娶不上媳妇的后生，改名换姓叫闫庭栋，娶个媳妇叫反娃。婆媳不和在村子里常见，但是反娃有点儿过分。天天大大叫个不停点，死活不叫一声婆婆妈。要是给公公端饭，把筷子比齐放在碗旁边。给婆婆端饭就把筷子插在饭中间，把碗撴在婆婆面前。气得我干妈数落她：难道你屋给老人端饭也是这个端法？你妈就没教育你，给死人摆供才这样插筷子！做啥哩？你巴不得我死是咋地？任你怎么说反娃死活不吭声，下次还是这个干法。干妈对我说：她的心思额晓得，就是让额把钥匙交给她，她要当家。额又没有旁个娃，你着啥急？不是额不愿意给你，老亲戚多，来了人使唤啥不遽便（方便）。额就是俭着省着，还不是给你过光景？你佛（说）这个娃，咋这么不晓得道理！我跟她回家把反娃数落一顿，闫庭栋什么话都不说，反娃也不和我顶嘴。我去一回就能管几天事，不久她会故伎重演，干妈就再来找我。

二队有个青年叫张鸿德是个能人，他常年不在生产队干活儿，在外边到处画毛主席像，回到村里来找知青玩，他看了我的画，让我跟他去画毛主席像，说吃得好不受累还能挣到钱。我虽然很想跟他去，但是我不敢，怕的是给家里找麻烦，因为他那种做法在“农业学大寨”时，算流窜和投机倒把，哪怕是画毛主席像。

但是，此时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重大变化。四月里的一天，下乡干部老陶对我说：小赵，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父亲的问题解决啦。以后你可以参加工作可以上学了。父亲来信说中统特务嫌疑终于否定了。粮食局书记派人去南京档案馆查，名册里确实没有父亲，只有三叔的名字赵仁礼，回来就给父亲平了反。在山西太谷五零八厂工作的表姐，给我寄来她抄写的一九七三年大学招生简章，主要招在农村劳动的下乡知青。文件说初中毕业可以上大学，这让我很是不能理解。我知道文革闹了十年，好多高中都停办了，上哪儿去找应届高中生？但是毕竟是大学，怎么可能要初中生呢？万一出了高中题怎么办？我是初二，高中的课程一点儿都不会，没有办法只有自学。我们村有在公社读书的孩子，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父亲在外边工作的，我去这些人家借书。吃过晚饭我就看例题做习题，查字典死记硬背。这种方法用在语文、数学、历史、政治、甚至外语上勉强凑合。但是，化学和物理没人讲根本不行。而且天天要干活儿，还要自己磨面、担水和做饭，每天睡不了四个小时实在太累！表姐写信叫我去她那里，有什么问题不懂，他俩下班可以给我讲。院儿里有在读高中生，能跟他们交流。我偷偷跑到表姐家，白天他们上班我看书，不会的记下来他俩回来给我讲。就这样，我放下数学拿起语文，放下语文拿起政治，放下政治拿起英语------整天不停地看书，整整一个月，我的脑神经出问题了。前十天是难以入睡，中间十天半宿半宿地演电影，后边十天则是彻夜不眠。从天黑到天亮完全闭不上眼！我想：坏了，大学考不上再得了病，那就雪上加霜了！其实我已经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告别表姐我回到南韩村。

考试这天我来到曲沃县一中考场，参加考试的一百多人，每个考生的桌子间隔半米。卷子发下来一看，好大的卷子！一尺半宽近三尺长，中间是一条线，左边是初中题，作为录取分；右边是高中题，作为参考分。我想：既然只是参考，答错不如不答。我只保证录取分就行，数学我是满分。我把答案抄在手臂上，出来和大家对照全部正确。下午考语文，语法修辞、诗词格律和古汉语，我保证没问题，出来核对答案都没错。作文不好说，问题也不大，起码没跑题。我预备那么长时间，花费那么大精力，找了那么多书，结果只考两门！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刚把书还给人家，听到张铁生交白卷，考试成绩作废！这让我的心情又揪紧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所有工农兵学员中，只有七三届学员是老师一个个挑选的。而且，张铁生的事件逐级上报到中央，中央再发下文件到基层时，学员的录取工作已经定局了，所以社会上才说：工农兵学员中七三届是最好的。

我报的是北师大外语系，日语老师对我面试，让我跟他唸两个单词，他要看发音口型，记得一个词是农民，发音有点儿象糯米。然后他对我说：好啦，你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吧。等于告诉我没问题了，但是五年的农村生活让我怕死了！我居然问老师：您说的充分思想准备是什么意思？老师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这么说，不能再说别的了。我只好悻悻然走出招待所。那些日子我象发疯一样，整天去大队部打电话，同学姜百霞在电话局做接线员。从十五号问起，有我；十六号有我，十七号有我，十八号有我，十九号有我，二十号有我，二十一号有我-------二十四号公榜，二十二号突然没我了！这是怎么回事？撂下电话我坐火车来到临汾，找到县招生办杨老师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先回去，你那个事比较麻烦，现在跟你说不清。我问为什么说不清？杨老师说：你这娃咋这么难缠？说不清就是说不清。我忍不住脱口而出：说不清就是有问题！杨老师很生气说：你这娃竟敢这么说话？本来我想今年走不了，明年一定让你走。你要是这么说，明年你也走不了！你给我滚出去！说罢当胸一拳把我打到楼道里。我气得浑身哆嗦，我去找领导小组，我就不信弄不清楚！来到临汾地区招生领导小组办公室，里边有一个男人，微胖，皮肤比较黑。我问：老师，您是领导组的负责人吗？请问贵姓？他点头让我进去坐下，于是我对他说了刚才的事。他说：我姓吉，吉祥的吉。你的事我知道，你说你父亲的问题做了结论，但是档案里并没有这份材料。现在是下午四点，明天下午四点之前，你能找来或许还有希望，找不来就真的不好办了。

我说：吉老师，我马上回去找，估计应该能找到。我向您保证，我绝不是为了上学向领导撒谎，我从来没有骗过人！这时，我才想起表姐给我写信说，如果别的学校考不上，可以去找太谷农学院的李老师，我们托他一定把你招上来，并告诉我李老师在襄汾。我马上坐车到襄汾县招待所，他下村招学生我扑了空。此时我才想起自己整天滴水未进，饥渴难耐，摸摸口袋只剩下三个钢镚，一分、二分和五分。用这八分钱我买了两个香瓜，用自来水冲一下几口吃光了，然后我躺在候车室长椅上睡着了。睡到半夜忽然被人摇醒，一个小伙子光着脚问我：喂，你知道谁偷了我的球鞋吗？我坐起来说：刚才听见门响看见出去一个人。他问往哪边去了？我摇头说不知道。他太大意了，睡觉前我看见他躺在我对面，一双崭新的回力牌球鞋那么耀眼，怪不得叫人偷走。我看墙上的挂钟十二点，不能再睡了，要想明天下午四点之前找回材料，必须立刻往回赶。从襄汾到侯马有几十公里，只能徒步。我顺着铁路往南走，漆黑的午夜一点儿月光也没有，铁路边只有一尺宽的小路，不小心就会滑到路基下边去。走着走着，忽然迎面开来一辆火车，大灯特别亮。我一点儿经验也没有，火车瞬间呼啸着从我身边驶过，疾风一下子把我吹倒，滚到路基下边去了。我趴在草丛里数着，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整整五十六节车厢。我站在枕木上大骂一声：我操你祖宗！然后回转过身来继续走。

天亮才走到侯马。我把李家立从床上拽起来，叫他去买早点，我赶紧歇一会儿。过了好一阵子，他回来说：太早，人家还没做呢。这是头一锅，你先吃吧。我一边吃一边跟他讲，他给我借来自行车，吃完我直奔曲沃县城。到县安置办去问，人家说不知道。我再骑车十五里地到公社，公社也说不知道。这事情真奇怪！知青档案都在公社，为什么单单没有我的？我回到村里问支书尹克敏，他也说不知道。这下我蒙了，那个要命的档案去哪儿啦？我忽然想起来，告诉我做结论的是下乡干部老陶，他肯定知道材料在哪儿！但是老陶家在侯马，来不及多想，骑车六十里回侯马秦村找老陶。我象疯子一样拼命地蹬车，来到老陶家已经是上午十点。我冲进老陶的家，他还睡在被窝里！看见我他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哎呀呀！坏啦坏啦！我忘了把材料装进档案里啦！快着，就在墙上背包里。我连鞋也没脱，一步蹿到炕上，摘下背包取出材料看了一眼，装进口袋跳下炕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到临汾已经是中午十二点，我把材料交给吉老师，吉老师惊讶地说：哎呀，你这娃，这是档案！怎么就这样拿来啦？你等等。他找一个牛皮纸信封装进去，抹上浆糊沾好，放在窗台上晒着。趁这时间吉老师问我弟兄几个？你是老几？在哪儿插队？插了几年？我觉得他得知我是老大时，眼神既放光又和蔼了许多。信封干了，他让我把信交给我县的杨老师，告诉我不要着急耐心等待。是啊，明天就公榜着急也没用。我感觉事情黄了，明天就是全国公榜的日子，怎么来得及？完了，今年彻底完蛋了。这个可恨的王八蛋老陶！赶紧回村劳动去吧，别叫老乡笑话我，说我心气儿高想考大学，结果人家不要。真是丢人败兴！

第二天，我在南坡骑在树上摘柿子，忽然看见有个人跑出村子，一边跑一边叫喊：赵志刚，赵志刚，快去公社拿录取通知书。明明听见了但是我不敢答应，生怕旁人取笑，我假装没听见。身边有人提醒我：赵志刚，吆唤你哩。那个人一直跑到树下气喘吁吁地说：赵志刚你是咋哩嘛！咋吆唤你都不答应，你是聋啦还是哑啦？我只好从树上下来问他什么事？那人说：公社通知你去拿录取通知书。我沉着脸问：你不是开玩笑吧？那人转身一边走一边说：爱去不去，反正额通知到了。他不是第三生产队的，我不知道他叫啥名字。我只好走着去公社拿通知，不敢再借自行车了，万一搞错了不是我，而是和我同名同姓另一个赵志刚，我岂不是让人笑话死？过了西海村快到周庄的时候，一队知青唐莉骑车子和我走个碰面，她下了车子说：赵志刚，我把你的通知带回来了。我接过牛皮纸信封一看，“赵志刚收”确实不假，可是怎么变成山西大学了呢？唐莉骑车回村去了，路上四面无人。我坐下来拆开信封，内容很简单，无非是要我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到山西大学报到，上面盖着鲜红的山西大学公章，看来应该没问题。明明是北师大外语系的日语老师，叫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嘛，怎么变成山西大学中文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愿意相信又没法不相信，通知来了却疑神疑鬼，一点儿也不高兴。

我心怀忐忑去办粮食关系，很顺利地办了，看来这个通知不是假的。我又去办户口，照样不费吹灰之力。我一直担心在办理手续过程中，突然有一天来人把我的通知拿走，说是寄错了人，但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可是我不敢白天拆洗被子，也不敢接到通知就不下地，我还每天下地干活儿。社员们开玩笑说：天天想着逃出额们这个穷地仗，拿了大学通知书，还傻（舍）不得走，还跟着额们走地。咋？还莫停够哇？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白天黑夜胆颤心惊，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离报到的日子不远了，看来这次是真的要走了！我这才把过日子的东西，送到关系不错的几户人家。告别干妈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有人说：这下四婆子兮活啦，赵志刚要走啦，再有麻搭就没人替四婆子说话了。我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在此之前，我一直把他们叫大爷大娘。如果我走了反娃再和大娘闹别扭，大娘找谁替她说话？不行，不如认个干妈，闫庭栋也不是亲生的，我认了干妈，让他们两口子心里有点儿顾忌，人家外边还有一个干儿子，是吃商品粮的干部。对，就是这个主意。我来到干妈家说出我的想法，不由分说给他老俩磕了头。干大慌了手脚，他忙说：哎呀娃呀，你让额可咋办？这啥啥都是立了字据的，啥啥都是人家的，额拿啥给你呀？我说我啥也不要，只是让他们知道你们还有一个干儿子！干妈取出一个布包，打开给我看，有一个金戒指和十几块银元。她对我说：娃，没事的。额还有这些，咱牛院里还埋着一罐罐哩。明着是他的，暗着是你的，你去上学额给你留着。我推开干妈的手说：您快收起来吧，我不要！亲爹妈的我都不要，还要你们的？和他们老俩在一条炕上睡了一宿，第二天我该走了。干妈蒸了一口袋白饃，给我揉了半口袋烟叶，生产队派了小毛驴车，装上我的简单行李，闫庭栋吆车送我。干大没有送出门，干妈只在门口招一下手赶紧回屋了。我知道他们心里难受，不愿让我看见他们落泪。乡亲们送我到村口，大伙儿挥挥手，我朝着高坡上走去。一步一步腿脚是那么沉重，爬到坡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回头望望那个山洼洼里的村庄，泪眼模糊心酸得很。直到看见火车站，我突然朝着南韩村的方向，双腿一软跪在地上，“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哭了好一会儿，闫庭栋对我说：别哭啦，火车来了。我只好擦干眼泪，站起身来蹬上火车，朝庭栋摆摆手。火车缓缓启动了，我一直站在门口望着窗外，默默地告别这埋葬我青春的南韩村。

 到了山西大学，在报到处听见北京口音，我转头看是个年龄相仿小伙子，我问他：喂，是北京知青吗？对方答道：是地，我叫武小慰，体育系的。你是那个系？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中文系，赵志刚。办完手续我俩一起走出来，简单地说了几句，他说：体育系伙食好，管饱吃，馋了一定来找我！我来到中文系宿舍，把行李打开躺下，浑身象散架一样，发高烧昏沉沉睡不醒，我累病了。曹玉梅老师带我去校医务室，给我打针拿药，把我送回宿舍，我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散文，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散文》上，题目叫“我的大学梦”。有个山医大的学生叫胡太平，是曲沃县人，礼拜天来找我，说他是吉登云老师的外甥，要带我去看吉老师。我也觉得应该去看看，若不是吉老师帮忙，可能我连山西大学也上不了。空手去不太好，可是我又没有钱。胡太平说不用花钱，拉着我去太原重机学院。见到吉老师和师母，他俩热情地招待我们，吉老师和师母多次交换眼神，很开心很满意的样子。我俩每次去师母都做很丰盛的饭菜，招待胡太平和我，让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有一次师母对我说，大女儿吉莉在侯马插队，听说我要去侯马开门办学，让我给吉莉捎点儿东西。到了侯马，我按地址找到吉莉，把东西交给她，问她还有什么事，她吞吞吐吐说没有，坐了一会儿她不说话，我就赶紧出来了，孤男寡女的，我怕给女孩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从那以后，胡太平不再约我去他舅舅家了。过多少年回想这件事，才明白误会了！他们以为我没看上吉莉。她家人没有明说，我也不知道送东西的真正意思！其实吉莉很漂亮也很文静，比我小两岁，蛇盘兔辈辈富，又是知识分子家庭，我当时真的很傻很木讷！

大学生活比插队强多了，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是不干体力活儿就无所谓。再说，我馋了去找武小慰开开荤或者到太谷县表姐家，姐夫梁世宁总是热情招待，不是鸡就是鸭，买鸡总是买两只，一只红烧一只白斩。我不去梁世宁还不乐意，到那儿他就说：走，红魁，抓鸡去。好像不要钱似的。同学们到一起混熟了才知道，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多数人是参加工作的，起码也是民办教师，甲班只有我和周学英是放下锄把来上学。同学们刚入学有说不完的话，天天晚上讲故事说笑话，笑得肚子疼。这下可要了我的命！因为五年来，我一直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大家每晚这么兴奋，我也不得不跟着兴奋。但是，熄灯后别人呼呼大睡，我却整宿睡不着。我到校医务室去要安眠药，大夫不肯给，让我加强锻炼。我只好坚持天天跑步，过了半年终于缓过来了。因为多年受压抑，即使在小组九个人面前发言，我的嘴唇也哆嗦说不利落，我恨自己没出息便有意识锻炼。第一年我在班上默默无闻，放暑假军人卢琼找我，他说有亲戚在北京想去北京玩，但是他不认识路，请我跟他一块儿玩。原来他的亲戚是他大嫂的父亲，二十八军军长康林。我们班有五十个人，分成五个小组，一个组一个军人，军人是组长，再选一个副组长，我是一组副组长。

班里有一部分干部子弟，大约十几个人，多数是工农子弟，支部书记是五组军人徐向东。第二年他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党申请。我说能上大学已经梦想实现了，不敢奢望入党，况且我也不够条件。他说：够不够条件不是你考虑的事，有没有入党的想法，是看一个青年想不想靠近组织，有没有上进心的表现，这个事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我觉得素不相识，支部书记主动找我谈话，关心我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无动于衷，于是写了入党申请，没想到马上把我列为发展对象。我才知道，一组的发展对象原来是谭琛和侯与明，现在把侯与明撤下把我换上去。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小组非得同时发展两个，为什么不能一个个发展？渐渐地我明白了，原来徐向东是有企图的！他今天向张三表示亲热，让李四急得抓耳挠腮；明天又和李四套近乎，让张三恨不能生吞活剥李四。他用这样的手段拉拢人利用人，所以有人给他抄笔记，有人给他洗衣服，有人请他下馆子，有人给他送礼物。原来如此！算了吧，我是不会来这套的，我不入了还不行吗？不行！他叫你巴结他，你就得巴结他！不巴结他会处处刁难你！我就不巴结！看你能把我怎样！他见我不买账很恼火！年终评三好学生一组评的是张家顺，我给他汇报了，在全班大会上他只字不提张家顺，一股劲儿表扬谭琛。我站起身来大声说：徐向东，一组三好生是张家顺！他厉声喝道：坐下！开会哪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全班人面前澄清了自己，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散会后他把我叫到主楼下边气恼地问我：你刚才是什么意思？捣乱是怎么的？我冷笑一声说：我只想当众澄清事实，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他说：那你完全可以在下边告诉我，站起来大喊大叫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汇报三好学生是张家顺，你凭什么只字不提？他说：我是支部书记，难道我还没有表扬谁的权力？我说：你爱表扬谁就表扬谁！但是三好学生必须是张家顺！他说：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不着！我说：你想怎说就怎说就是不行！他说：不行怎么样？啊！你敢把我这班长和支部书记怎么样？我说：徐向东，告诉你一个道理，你看电线杆子高吗？没有人碰在上面，除非是瞎子。地橛子低吗？绊你一下就是狗啃泥！他摇晃着脑袋说：嗯，很有哲理，很有哲理。但是，我就不知道你这个地橛子，怎么能让我来个狗啃泥！我说：你不要着急，会有机会给你的！他说：好吧，我们走着瞧！我说：对！走着瞧！我俩不欢而散。

那时甲班已经乱套了。本来干部子弟少，工农子弟是多数。到第二学年下学期，班上竟然一半对一半！十九个党员，一边九个一个中立。团员二十七个，一边十三个一边十四个。在这种情况下团支部和党支部改选，可想而知有多麻烦！徐向东找我说，团支部改选让我当书记。十四比十三，必须投自己一票，我拒绝了。他说：我就不信你不答应！他叫三个党员靳青虎、刘伟生和郑长权轮番找我谈话，每天谈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我不能按时睡觉。一个星期困得我无精打采，象熬鹰一样熬我，我实在受不了，只好同意投自己一票。没想到礼拜一下午选举，我居然是十七票！对立面还有人投我的票！这就掩盖我投自己一票的事实，第一轮我定下来了。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没选出来，这下就乱了阵脚。黑板上写满了人名，有三票五票的，也有十票八票的，还有一票两票的，黑板写得没了空地方，真是胡闹！简直乱套！礼拜一没选完礼拜二选，结果七嘴八舌没选成。礼拜三又选，还是乱成一锅粥。礼拜四更乱，差点儿动了手。礼拜五大伙儿索性都不吭声，连票也没投成。礼拜六校团委书记来了，他说：我就没见过你们这么乱的班！一个团支部改选，居然一礼拜选不出来！今天我在这儿坐镇，选不出来不散会！非选出来不可！既是这样，我们这边统一思想，集中到两个人身上，一个是潘和平一个是籍睿。而且要求他俩投自己一票，只有这样才能过半数。所以投票就定局，我们胜利了，三名成员都是我们这边的。事后徐向东找我说：可喜可贺。怎么样？我们胜利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我让你上你就得上！你等着看党支部的吧。我没说话，心说：你等着！有你骄傲的日子！这回我要借刀杀人！

第二天，我找对立面党员徐文耘，把徐向东干的坏事一股脑倒給她，还把徐向东说过不利于团结的话也告诉了她。因为我不是党员，不能在党支部会上揭发他。礼拜六晚上党支部生活会上，讨论支部书记改选，大伙儿一起向徐向东开炮，质问他做过的每一件事和他说过的每一句话，把他问得哑口无言，连自己人也无法为他辩解。会议开成了一锅粥，吵得要把房顶掀起来，整个宿舍楼的人都没法儿睡觉。会议结束已经过了十二点，徐向东跑到我的宿舍气急败坏地说：志刚，你怎么可以这么干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毕业之前我一定把你的组织问题解决，这个你尽可以放心！你听我跟你说啊，趁现在我还没有交出去，我派两个人来调查，你就说你讲的不是真的，不过是跟我闹了一点儿矛盾，说的都是气头儿话，好吗？我扫他一眼说：你让我想想吧。徐向东说：好好好，不着急你慢慢想。说完走了。礼拜二我还没起床他就来了，眉开眼笑地问：志刚想好了没有？我摇摇头，他失望地走了。第三天一大早他又来了，笑嘻嘻地问我：志刚，今天考虑好了吗？我还是摇头，他又无奈地走了。第四天在上课的路上，他揽住我肩膀亲热地问：志刚，我跟你说的事，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咱弟兄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我说我有什么顾虑？白丁来白丁走，什么顾虑也没有！徐向东紧接着问：那，我说的事情你怎么想的？我说：我怎么想的暂时不告诉你！你不是气焰嚣张吗？我非得玩儿玩儿你不可！叫你尝尝被人玩儿是什么滋味儿！礼拜五早晨我还没起床，徐向东跑到我的床铺跟前，我睡在上铺，他趴在我的床沿上小声对我说：今天晚上党支部就要改选了。志刚，这是最后的紧要关头！我求你了，你考虑好了没有？话音儿里带着哭腔。我坐起来俯视着他说：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告诉你徐向东，什么时候我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谁来调查都可以！你让我说过的话不认账，我没干过这种事！你让我拉出来的屎再缩回去，姓赵的没有这个功能！你死了这条心吧！徐向东垂头丧气地走了，党支部改选他落选了。部队把他送到大学，前两年是支部书记，最后一年落选，看他回部队怎么交代！中文系拍毕业照他没参加，七三届毕业生的合影里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