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韓大戰，從筆戰到訴訟，從網絡到現實，引來圍觀無數，也引來爭論無數。只有撇開其中糾結的細節，抓住事情的主要脈絡，才能直抵此次大戰中幾個重要問題的本質。 存疑者要什麼？ 在紛繁的考據、筆戰之中，暗含了從低到高三個層次的質疑：代筆、才識、才思。對《三重門》、《求醫》等文章是否代筆的質疑的本質，是對韓寒才識和才思的質疑。才識，指知識、素材、閱讀、創作經驗的積累；才思，指敏捷的思維、迅速的反應、絕妙的比喻、幽默的文字等，這通常也是一個人能被稱為天才的原因。 事實上，對於作家，要自證才華，證明自己寫過這樣的文章，並不困難。懷才就如懷孕，孕育十月想讓別人看不出來是非常難的。更何況，天才本來就是一個咄咄逼人，鋒芒畢露的詞彙。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家在創作過程經歷的知識的積累、經驗的沉澱、靈感的愉悅、枯竭的痛苦、代入的體驗等等，都會深深的烙印在作者思想上，並在筆會、訪談、交流中不可抑制地顯現出來，並不斷在同業團體中交流，取得行業公認。 推而廣之，證明職業資質不單對於作家不難，對於編輯、會計，甚至木匠、瓦工、月嫂、乃至性工作者都不難，這種證明無時無刻不在行業中的日常工作和交流中進行着。所以，對大多數人而言，無需擔心這種質疑。即使出現這種質疑，也會由同行公認的形式迅速得到平息。顯然，在韓寒的另一個領域——賽車，就沒有對他的這種質疑。 正是由於韓寒較少出現在公眾面前，也不屑於參與同行交流，人們看到更多的是韓寒的作品——如果用飛鳥來比喻，就是精心製作、包裝的標本羽毛。再加上在少數視頻中韓寒表現差強人意，所以麥田質疑的一絲火星，就能迅速引燃公眾好奇心的乾柴、並繼而引發圍觀和爭論的燎原大火。質疑者以及背後沉默的公眾，甚至韓寒的粉絲，都渴望看到韓寒扇動翅膀時鮮活羽毛的金色光芒。所以，對韓寒而言，是否代筆只是一個弱質疑，而對其才識和才思的質疑才是實質性的強質疑。 而對於韓寒青年領袖、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而言，他駁斥質疑的過程中會產生新問題，即他面對質疑的態度、涵養、在公共空間的禮貌等。這些綜合在一起，構成了韓寒在此風波中所面臨的全部考驗：他除了回應對一個作家的尊嚴和底線的弱質疑外，還必須回應對一個作家才華的強質疑。在此之上，他還需要向合約方證明自己的商業價值——向凡客證明自己作為80後領袖的推己及人的自由精神、向雀巢證明自己具有公共知識分子手端咖啡的溫潤。最後，他還需要向社會證明自己作為意見領袖的素質和涵養。 遺憾的是，韓寒做得並不好。 在對待批評和質疑的態度上，韓寒在涵養和寬容上不如他所批評過的市長韓正；而對麥田的涉及麥田妻女的攻擊，活脫脫就是魯迅筆下的“由短袖聯想到私生子”。不知以反傳統著稱的韓寒是否已“猛然發現”自己已是浸淫傳統而“沉入杯底的布”。 對質疑本身，韓寒出示手稿並訴諸法律，但對於更為關鍵、更為本質的對他的才識和才思的強質疑，卻做出了弱回應，甚至在訪談中出錯，起到為質疑者背書的作用。這導致了考據派喋喋不休，也進一步刺激了更多的知識界人士加入質疑。 雖然說才思絕妙並不等于敏捷、再或者文筆和口才之間有着重重幔帳，但退而求其次，展示才識，展示知識上的積累和創作過程中的經歷，並不需要敏捷的口才。深厚淵博的積澱如大腹便便，讓人一望即知。到時，才華鋒芒逼人，質疑自然煙消雲散。 預估事情後續的發展，法庭只能判定方舟子是否侵權，而不能認定韓寒是否有代筆。即使通過宣傳技巧把“方舟子侵權成立”演變為“《三重門》不存在代筆”，法庭判決也僅僅像一個文憑，而向社會證明才識和才思就如同面試。社會意識的形成是直覺性的。在以前，不參加訪談、不接受當面訪問、不參加筆會，會被視為反體制的特立獨立，而經此一役，如果不能做出展示才思和才華的強回應，這些舉動將被視為虛弱，會繼而招來嗜血的媒體，這必然將持續損害他的商業價值和領袖地位。 知識界和商業傳播 韓寒提供給社會最重要的東西，不是小說而是博客，其本質是批評和“反對”。正是這種“反對”讓周斌、蕭瀚等名人紛紛認為韓寒不該質疑，可以獲得道德和價值觀的豁免，甚至無視韓寒已經具備的巨大影響力，生造出“疑似公眾人物”這樣的名詞。而最終理由就是他是“反對的一面大旗”，是一面可以迅速傳播、變成巨大壓力的大旗，這面大旗下雲集的芸芸眾生讓知識界激動不已，仿佛已看到了那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場面。 可嘆的是，為了支持這面反對的大旗，某些知識分子不光在觀點上大幅度擺動，甚至還放下了傳統的清高，在傳統文人被韓寒稱為“手淫者”、“傻”，以自身獻祭者被稱為“蠢”之後，反而左右爭相獻媚於商業傳播。也許這正是當年有陳獨秀、胡適、魯迅，但今天卻嚴重依賴韓寒的一個原因。從這意義而言，當韓寒讓姚文元穿越到整風時代，這就不僅是韓寒的羞辱，也不僅是商業傳播領域的羞辱，而是整個知識界的羞辱了。但為了“反對”而做出的這種價值觀和自尊的犧牲是否值得？最終結局又會是什麼？ 反對，是民主和憲政的手段。蔡英文“需要反對的力量”的話語，讓很多人心動神往。但這個話語的淺表之下隱含了更深的含義，那就是：“反對的力量”仍舊需要反對。“反對”並不是獲得道德和價值觀豁免的理由，反對力量內部需靠“反對”以自淨。如果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不用價值觀梳理自己的羽毛，那麼，帶病前行的中國輿論最終無非帶來兩種結果： 一種是道德豁免最終反過來吞噬反對的最初目的。太陽之下無新事，這已經反覆在中國上演。中國歷史上並不缺“推倒”，但卻都在“推倒”的同時樹立新神。質量不高的反對是通向“質量不高的民主”之路。 帶病前行的中國輿論的另一種結果則是，存在缺陷的反對力量，最終將在壓力下失敗、消亡，或者選擇媾和或妥協。從某種程度而言，這在當下似乎已見端倪。 那麼，中國的知識界該如何處理和商業傳播之間的關係？從某種意義而言，包裝、信息時代的商業傳播技巧都是知識界應該學習和利用的，但二者不應相互背書，甚至由商業傳播綁架知識界、綁架價值觀。知識界應當成為商業傳播的指導者和倡導者。 知識界應該避免讓“反對”綁架知識分子的獨立和思辨。要做到這一點，知識界應秉持價值觀，通過爭論和質疑保持和而不同的團結，通過不斷的自我審視自淨自身的道德瑕疵，以價值觀為紐帶，因言取言，在就一事論一事的分分合合之中保持君子的和而不同，群而不黨，而不是以人為紐帶，因人取人，通過站隊結派來黨同伐異。只有這樣，知識界才有力量和厚度擔當起商業出傳播的指導者。 中國當然需要反對的力量，但中國的反對力量也需要去偽存真，不斷成長、健壯，這樣才能經得起風雨。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973?page=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