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韩大战，从笔战到诉讼，从网络到现实，引来围观无数，也引来争论无数。只有撇开其中纠结的细节，抓住事情的主要脉络，才能直抵此次大战中几个重要问题的本质。 存疑者要什么？ 在纷繁的考据、笔战之中，暗含了从低到高三个层次的质疑：代笔、才识、才思。对《三重门》、《求医》等文章是否代笔的质疑的本质，是对韩寒才识和才思的质疑。才识，指知识、素材、阅读、创作经验的积累；才思，指敏捷的思维、迅速的反应、绝妙的比喻、幽默的文字等，这通常也是一个人能被称为天才的原因。 事实上，对于作家，要自证才华，证明自己写过这样的文章，并不困难。怀才就如怀孕，孕育十月想让别人看不出来是非常难的。更何况，天才本来就是一个咄咄逼人，锋芒毕露的词汇。而且，更重要的是，作家在创作过程经历的知识的积累、经验的沉淀、灵感的愉悦、枯竭的痛苦、代入的体验等等，都会深深的烙印在作者思想上，并在笔会、访谈、交流中不可抑制地显现出来，并不断在同业团体中交流，取得行业公认。 推而广之，证明职业资质不单对于作家不难，对于编辑、会计，甚至木匠、瓦工、月嫂、乃至性工作者都不难，这种证明无时无刻不在行业中的日常工作和交流中进行着。所以，对大多数人而言，无需担心这种质疑。即使出现这种质疑，也会由同行公认的形式迅速得到平息。显然，在韩寒的另一个领域——赛车，就没有对他的这种质疑。 正是由于韩寒较少出现在公众面前，也不屑于参与同行交流，人们看到更多的是韩寒的作品——如果用飞鸟来比喻，就是精心制作、包装的标本羽毛。再加上在少数视频中韩寒表现差强人意，所以麦田质疑的一丝火星，就能迅速引燃公众好奇心的干柴、并继而引发围观和争论的燎原大火。质疑者以及背后沉默的公众，甚至韩寒的粉丝，都渴望看到韩寒扇动翅膀时鲜活羽毛的金色光芒。所以，对韩寒而言，是否代笔只是一个弱质疑，而对其才识和才思的质疑才是实质性的强质疑。 而对于韩寒青年领袖、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而言，他驳斥质疑的过程中会产生新问题，即他面对质疑的态度、涵养、在公共空间的礼貌等。这些综合在一起，构成了韩寒在此风波中所面临的全部考验：他除了回应对一个作家的尊严和底线的弱质疑外，还必须回应对一个作家才华的强质疑。在此之上，他还需要向合约方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向凡客证明自己作为80后领袖的推己及人的自由精神、向雀巢证明自己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手端咖啡的温润。最后，他还需要向社会证明自己作为意见领袖的素质和涵养。 遗憾的是，韩寒做得并不好。 在对待批评和质疑的态度上，韩寒在涵养和宽容上不如他所批评过的市长韩正；而对麦田的涉及麦田妻女的攻击，活脱脱就是鲁迅笔下的“由短袖联想到私生子”。不知以反传统著称的韩寒是否已“猛然发现”自己已是浸淫传统而“沉入杯底的布”。 对质疑本身，韩寒出示手稿并诉诸法律，但对于更为关键、更为本质的对他的才识和才思的强质疑，却做出了弱回应，甚至在访谈中出错，起到为质疑者背书的作用。这导致了考据派喋喋不休，也进一步刺激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加入质疑。 虽然说才思绝妙并不等于敏捷、再或者文笔和口才之间有着重重幔帐，但退而求其次，展示才识，展示知识上的积累和创作过程中的经历，并不需要敏捷的口才。深厚渊博的积淀如大腹便便，让人一望即知。到时，才华锋芒逼人，质疑自然烟消云散。 预估事情后续的发展，法庭只能判定方舟子是否侵权，而不能认定韩寒是否有代笔。即使通过宣传技巧把“方舟子侵权成立”演变为“《三重门》不存在代笔”，法庭判决也仅仅像一个文凭，而向社会证明才识和才思就如同面试。社会意识的形成是直觉性的。在以前，不参加访谈、不接受当面访问、不参加笔会，会被视为反体制的特立独立，而经此一役，如果不能做出展示才思和才华的强回应，这些举动将被视为虚弱，会继而招来嗜血的媒体，这必然将持续损害他的商业价值和领袖地位。 知识界和商业传播 韩寒提供给社会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小说而是博客，其本质是批评和“反对”。正是这种“反对”让周斌、萧瀚等名人纷纷认为韩寒不该质疑，可以获得道德和价值观的豁免，甚至无视韩寒已经具备的巨大影响力，生造出“疑似公众人物”这样的名词。而最终理由就是他是“反对的一面大旗”，是一面可以迅速传播、变成巨大压力的大旗，这面大旗下云集的芸芸众生让知识界激动不已，仿佛已看到了那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场面。 可叹的是，为了支持这面反对的大旗，某些知识分子不光在观点上大幅度摆动，甚至还放下了传统的清高，在传统文人被韩寒称为“手淫者”、“傻”，以自身献祭者被称为“蠢”之后，反而左右争相献媚于商业传播。也许这正是当年有陈独秀、胡适、鲁迅，但今天却严重依赖韩寒的一个原因。从这意义而言，当韩寒让姚文元穿越到整风时代，这就不仅是韩寒的羞辱，也不仅是商业传播领域的羞辱，而是整个知识界的羞辱了。但为了“反对”而做出的这种价值观和自尊的牺牲是否值得？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 反对，是民主和宪政的手段。蔡英文“需要反对的力量”的话语，让很多人心动神往。但这个话语的浅表之下隐含了更深的含义，那就是：“反对的力量”仍旧需要反对。“反对”并不是获得道德和价值观豁免的理由，反对力量内部需靠“反对”以自净。如果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不用价值观梳理自己的羽毛，那么，带病前行的中国舆论最终无非带来两种结果： 一种是道德豁免最终反过来吞噬反对的最初目的。太阳之下无新事，这已经反复在中国上演。中国历史上并不缺“推倒”，但却都在“推倒”的同时树立新神。质量不高的反对是通向“质量不高的民主”之路。 带病前行的中国舆论的另一种结果则是，存在缺陷的反对力量，最终将在压力下失败、消亡，或者选择媾和或妥协。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在当下似乎已见端倪。 那么，中国的知识界该如何处理和商业传播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而言，包装、信息时代的商业传播技巧都是知识界应该学习和利用的，但二者不应相互背书，甚至由商业传播绑架知识界、绑架价值观。知识界应当成为商业传播的指导者和倡导者。 知识界应该避免让“反对”绑架知识分子的独立和思辨。要做到这一点，知识界应秉持价值观，通过争论和质疑保持和而不同的团结，通过不断的自我审视自净自身的道德瑕疵，以价值观为纽带，因言取言，在就一事论一事的分分合合之中保持君子的和而不同，群而不党，而不是以人为纽带，因人取人，通过站队结派来党同伐异。只有这样，知识界才有力量和厚度担当起商业出传播的指导者。 中国当然需要反对的力量，但中国的反对力量也需要去伪存真，不断成长、健壮，这样才能经得起风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2973?page=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