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二. 保路运动

清政府出台全国铁路干线国有的方案，其出发点是正确的，出台也是有必要的，目的是加快全国铁路干线的建设，并争取早日联网运行。

问题是自从1903年清廷下令开放铁路建设权后，各省民间积极性很高，纷纷自筹资金支持铁路建设，而如果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如何弥补各地前期已投入的巨额资金，这个问题在盛宣怀的方案中只是将这部分资金全部折换成国有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金。这样势必会激起各地绅商的强烈反对，从而引出了各省为争路权的保路运动。

因主要涉及到粤汉，川汉两条铁路，所以保路运动也主要在这两条铁路的广东，湖南，湖北和四川发动。

1.   最先站出来反对铁路国有政策的是湖南省。

    1911年5月14日，湖南各界组织上万人召开大会，一致主张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继续执行原来的铁路民办政策。如朝廷一意孤行，他们将不惜牺牲，发动罢课，罢市和等行动，同时向湖南巡抚杨文鼎请愿。

杨文鼎出于对湖南民众的同情和压力，向清廷要求调整此项政策，避免激化矛盾，引起不必要的冲突。

5月24日，正在北京的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闓等湖南官绅代表向都察院上了一份抗议书，要求清廷阻止新政策的执行。但清政府根本不理会杨文鼎，谭延闓等人的请求，反而要求杨文鼎采取强硬立场，不得迁就姑息。

6月，湖南咨议局全体议员愤而辞职。全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

2.    紧随湖南的是湖北省。

    早在4月下旬，当获知朝廷可能出台铁路国有政策时，湖北绅商便推举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赴京请愿，指责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是卖国政策。

政策推出后，湖北咨议局，省铁路公司等团体于5月14日联名致电清廷表示严重抗议，要求朝廷收回这一政策。

但湖北各界的抗议同样没有使清政府醒悟，于是学者黄侃，何海鸣等在创刊不久的《大江报》上发文，号召民众切莫对清廷抱有幻想，而应该起来发动一场政治革命，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机制。

3.    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到会的一千多名股东通过了一个措辞严厉的声明，抗议清政府撕毁协议，实行铁路国有政策，表示广东人民一定会誓死抗争。由于广东粤汉铁路的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于海外华侨，他们也纷纷来电声援粤汉铁路公司的一切行动。

4.    四川因地处内地，交通不便，相对比较闭塞。所以他们的反应也比较迟缓，但却是反应最为激烈的省份。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起先为官办企业，后来用随粮租股的方式吸收了大量民间资本，逐步变为商办公司，公司股东除四川当地富裕官绅外，还包含大量家境稍为殷实的农民和市民，全省共计有2000多万。

但由于公司管理十分混乱，川汉铁路进展缓慢，到宣布铁路国有时，才修筑了宜昌至万县的30多公里铁路。不仅如此，大量民间资本被管理层挪作他用，甚至于投资上海的钱庄和股票市场，因倒闭风潮致使股本损失225万两白银。

当公司高层获悉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后，他们并没有像其他省份那样表示反对，而是希望清政府能够偿还投资款项以及在上海的损失数额。

5月11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清政府将历年来的投资款以及在上海的投资亏损额补上，先返回现金六成，其余四成折算成铁路公司股票。

当然这个动议被盛宣怀断然拒绝了。从此四川的局势急转直下，开始朝着同朝廷激烈对抗的方向发展。

6月17日，在省咨议局的支持下，川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咨议局副议长罗伦，《蜀报》主笔邓孝可，公司高管颜楷，张澜任领导人。并号召成都各界和各州县成立保路同志会分会，用和平手段起来抗争，维护四川股东的权益。

5.    当时的四川护理总督为王人文，站着同情川人处境和反对盛宣怀国有政策的立场上，他希望川人同清政府能够通过对话方式，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王人文多次向朝廷建议考虑当地的特殊情况，区别对待，给与适当的补偿。当然清廷对王人文的建议根本不予理会。

6.   6月17日，清政府对粤汉，川汉铁路国有化提出解决方案：

（1）   广东铁路公司，因全为商股，从优每股先发还六成现金，其余四成，发还国家铁路股票。

（2）   湖南，湖北铁路公司，股本发还。其余筹款，发还国家铁路股票。（3）   四川铁路公司宜昌段已支出工程款400余万两，发给国家股票。

这一方案出台后，广东，湖南和湖北三省绅商觉得尽管从商业角度来说可能是有点吃亏，但也基本接受了。但对于四川铁路公司的高管们，眼看铁路马上要被收回，前期亏空的巨额资金无法向全省股东交代，于是只能选择同清政府继续对着干的这一条道路走下去。

7.   8月19日，原来反对铁路国有化的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总经理李稷勋（川汉铁路公司设总公司于成都，分公司于宜昌，因实际开展工作的是宜昌分公司，故宜昌分公司总经理具有相当大的职权）被盛宣怀说服，表示支持国有化的政策，于是李稷勋被清廷邮传部继续留任，并代表清政府正式接管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并将原有的700万两铁路款项全部折为国家铁路股票，同时开始清查账目。这一行动最终导致双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才正式展开。

   8.  同时，清政府又任命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四川总督，代替同情和 支持四川人民不愿采取强硬手段的王人文。

赵尔丰到任后，并在获知四川铁路的详细情况后，对四川铁路国有化中股东的损失也深表同情，他联名地方官员建议清政府从大局考虑，改变现有铁路国有化的政策，并将李稷勋撤职查办以息民愤，尽快平息事态，否则可能会引起社会动乱。这时，四川各界已经开始发动全省的罢市罢课活动。

8月27日，赵尔丰又致电中央，要求清政府将铁路国有化的政策向资政院报告，并征得资政院的同意后方可推行。并警告清廷这次如果不能妥善处理，非常可能会激起民变，后果不堪设想。

应该说，这时的赵尔丰还是清醒的，采取的行动也是值得称赞的。但是，这时候的盛宣怀和端方太自负了，正踌躇满志推进铁路国有化，根本听不进赵尔丰的劝告，端方反而向朝廷上奏，严厉弹骇赵尔丰，要求撤换四川总督，另派新人。

   9.  9月1日，应湖广总督瑞澂建议，清廷命令端方率领一支湖北新军前往四川，准备强力镇压四川的反抗行动。

  这时，赵尔丰在受到朝廷的严加训斥后，马上改变了立场，支持清政府以镇压手段来平息事变，恢复秩序。

9月5日，成都发现了保路同志会印发的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号召川人共图自保。

9月7日，赵尔丰便以开会名义诱捕了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伦以及《蜀报》主笔邓孝可，和铁路公司高管颜楷，张澜等共九人。

下午，成千上万的成都市民来到总督府，要求赵尔丰放人，但遭到拒绝，赵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市民32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当日，赵尔丰下令关闭城门，宣布戒严。

   10.   成都血案发生后，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怒，同盟会会员立即与当地哥老会首领联合各地保路同志会成立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云集城外，试图攻取成都。但因武器装备差，人员参差不齐，导致伤亡过大。最后改变策略，以攻取成都周边的州县为主要目标。先后占领了俾县，新津，灌县，荣县等十多个周边县城。

   11. 成都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使清政府高度恐慌，一方面催促端方率领新军加速赶往成都，另一方面又急调湘，陕，黔，滇各省军队入川，意图镇压起义。

9月15日，清廷紧急起用原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尽快平息四川的乱局。

岑春煊是清末同袁世凯，端方并称的三大能臣之一，深得慈禧皇太后信任，曾任四川总督，但岑在接到朝廷命令后，却反对对四川民众实行镇压，主张清政府对川汉铁路国有化后的投资款悉数先由中央承担，同时建议清廷下罪己诏，释放被关押的绅商和民众。当然岑春煊的主张此时是不可能被清廷采纳的。

   12.  四川的局势一直呈胶着状态，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手忙脚乱，将镇压的重心转移到了湖北前线。

11月15日，赵尔丰自知清廷大势已去，为取得四川人民的谅解，主动释放了被关押的蒲殿俊等所有人员。

       11月27日，四川宣布独立，赵尔丰将权力交给蒲殿俊为都督的四川军政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