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朱家骅：地质学家，政治家 朱家骅，字骝先，1893年出生于浙江吴兴，16岁时在上海结识同乡大佬张静江，陈其美等人，随之跟随他们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1908年，朱家骅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 (同济大学前身)。1914年毕业后，在张静江的资助下，赴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采矿专业。 1917年，朱家骅学成回国，出任北京大学德语教授，为北大当时最年轻的一位教授。朱氏讲课认真，德语娴熟，深受学生欢迎。 1918年，朱家骅获教育部以教授资格，同刘复，周作人等其他几位教授公派出国留学深造，先赴瑞士伯尔尼大学，后入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地质。 1924年，朱家骅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期间，朱家骅多次领导北京师生举行游行集会活动，反对北洋政府。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朱家骅被段祺瑞政府上了黑名单，不得不进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避难，后离开北京回到浙江老家。 1926年，应张静江和戴季陶的邀请，朱家骅前往广东，先出任广东大学地质系教授兼主任，后升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管理工作。（广东大学由孙中山创办于1924年，1926年改名为中山大学，戴季陶兼任校长）。 任上，朱家骅积极筹措经费，延聘名师，扩建校舍。在傅斯年的协助下，先后聘请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汪敬熙，何思源等国内著名学者，更是邀请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Sergei Shirokogorov) 等国际学界名流来校任教。同时创立地理系，邀请德国教授 Wilhelm Credner和 W Panzer先后任系主任，开创中国大学地理系之先河。顿时使名不见经传的中山大学声名鹊起，威望日隆，从而奠定了中山大学在中国南方的学术地位。 1930年，朱家骅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 1930年12月13日，朱家骅转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朱氏一面改革学校行政体制，取消总务长，改设教务长，聘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任教，一面积极筹措经费，主持中大大礼堂的恢复修建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学潮而主动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 1931年12月22日，朱家骅接替蒋介石任教育部部长。任上制定各项教育法规，对全国教育制度建设，颇多建树。 1932年至1948年间，朱家骅先后任交通部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教育部部长等要职。其任职交通部长期间，利用英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主持修建了粤汉铁路广东至湖南456公里路段，并提前一年半完成全线贯通，对于中国的交通建设以及以后的抗战军事上都有重大的贡献。执掌浙江行政期间，整理政务警务，清丈全省土地，废除苛捐杂税，查惩贪污腐败，建设公路铁路，改良丝茶渔业，发展地方经济，开浙江政坛新风。 英国政府于1931年决定退回庚子赔款后，朱家骅长期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任内，积极利用庚款之利息收入新建中央图书馆，博物馆，整理影印敦煌经卷，创办中国地理研究所，蚕桑研究所，和中国美术学院和甘肃科学馆，同时资助全国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 400余人，派遣学生193名赴英国留学，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为称道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将故宫文物13000余箱全部南迁至南京，上海保存，居延汉简8箱运至美国保存。抗战期间又下令文物专家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利用庚款基金120多万元，抢救收集散失的珍贵古籍善本15000余部。 1940年9月，蔡元培病逝后，经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选举，朱家骅以24票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任内，将原动植物研究所分设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新组建医学研究所和数学研究所。1949年迁台后又新设民族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为中央研究院的恢复重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抗战期间，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他虽官居高位，但仍不忘学界士子，在梁思成兄弟在四川李庄贫病交加，生活陷入困境时，朱家骅接到傅斯年的求救信后，马上伸出援手，通过翁文灝，陈布雷两人向蒋介石请款两万元。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当陈寅恪一家落难香港之际，又是千方百计，动员一切力量，终于将陈氏一家从绝境中营救出来，安全抵达桂林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抗战期间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的周钧时后来因反对蒋介石而遭军统特务逮捕，朱家骅也想方设法加以营救。
1945年11月，朱家骅以教育部长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会议，并主持筹备该组织中国委员会。 1947年4月，朱家骅兼任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8年冬，朱家骅主持将中央研究院和故宫以及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等大量文物南迁至台湾。 1949年将介石辞职下野后，朱家骅短期参加阎锡山内阁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于1950年2月19日-3月1日代行总统职权。从而遭蒋氏怀恨在心，加之与台湾的第二号人物行政院长陈诚关系不和，终于在1957年10月22日被迫辞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改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1963年1月3日，朱家骅在台北忧郁而终，享年70岁。 朱家骅去世后，蒋介石亲书”怆怀勋硕”挽章，并亲临追掉会。朱氏遗体安葬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学人山墓园，同胡适，董作宾和董同龢（注1）相伴。 朱家骅身居高位几十年，非常清廉自律，以至于后来在台湾因病住院，连做手术的钱也没有，后来还是靠多位好友旧属捐赠才得以进行。他一生为中央研究院，为中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胡适曾多次讲过“没有骝先先生，就没有中央研究院”，此话当是对朱家骅为政为学一生的最高总结。 朱家骅先后有两任妻子，前妻程亦容女士，俩人于1942年离婚。1946年2月与王文渊女士结婚。 注1：董同龢，1911年出生于昆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学习音韵学，1937年考取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生，师从赵元任，李方桂。毕业后任职于史語所语言组，为从事方言调查，曾跑编大半个中国，对收集整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作出了很大贡献。 1944年，董同龢在四川李庄石印出版第一本语言学专著《上古音韵表稿》，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从而奠定其学术地位。 1949年，董同龢随同史語所前往台湾，并兼任台湾大学教授。195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59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任客座教授。后期代表作有《中国语音史》，1963年因病去世于台湾，年仅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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