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陈寅恪：历史学家，一代宗师

    陈寅恪，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戊戍变法时任湖南巡抚，以大力推行新政闻名全国。父陈三立，号散原老人，为清末著名诗人。陈寅恪青年时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哈佛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十七年，攻读哲学，东方古文字学，以及梵文，巴利文。通晓日语，英语，法語，德语，以及拉丁語，希腊语，蒙古语等十多种语言。在哈佛学习期间，与汤用彤，吴宓被称为“哈佛三杰”。

1925年，因哈佛同窗好友吴宓（注1）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主任一职，经吴宓和梁启超力荐，陈寅恪回国，被清华校长曹云祥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和导师。

1928年清华大学成立后，陈寅恪改任历史和中文两系教授。同期在北大兼课，主要开设课程有：佛经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研究等。凭着其深厚的才学和人格魅力，陈寅恪得到清华同仁的普遍尊敬。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经傅斯年邀请，陈寅恪兼任史語所历史组主任。因陈氏对佛学，中国中古史，蒙古史等学问精深博大名扬海内外，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刘文典尊称其为国宝，傅斯年称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抗战爆发后，陈寅恪携家人颠沛流离，一路转辗长沙，桂林，香港等地，因妻女在香港患病，不得不于1938年4月只身一人经越南海防到达设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大文学院（注2）。陈氏随身携带的两箱珍贵书籍，手稿和其他文献资料在越南托运时全部被盗，损失惨重，经此打击，竟一病不起。

半年后，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入昆明，陈寅恪依靠史語所所藏丰富的图书资料，开设”两晋南北朝史“ 和隋唐制度渊源论”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1939年，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并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邀请其赴英国讲学。这是牛津大学三百年来发出的第一份中国教授聘书。当陈氏抵达香港后，不料欧战爆发不得不推迟行程。

1940年，当英国局面稍微稳定后，陈寅恪再次来到香港。此时的陈寅恪右眼失明，左眼视力模糊，本想利用这次赴英国讲学之机治疗眼疾，却被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告知又要推迟一年行程。无奈陈氏只好在香港等待时机，同时通过好友许地山（注3）在香港大学暂谋得客座教授一职，以维持全家生活。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时，日军同时进攻香港（注4）。病中的傅斯年获知消息后，马上向朱家骅，杭立武（此时为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紧急求救，要求国民政府想方设法抢救陈寅恪一家，逃离即将陷落的香港。当朱家骅通知陈氏一家乘坐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专机离港，陈家一家老小以及国民政府其他政要抵达香港启德机场时，却被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家人的霸道行径挡在门外，无法登机（注5）。陈氏一家于是被迫滞留沦陷后的香港。

陈寅恪滞留香港期间，由于日军封锁粮食，生活陷入绝境，但陈寅恪表现出了一位中国学者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不仅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向欲占据所居大楼的日本军队严正交涉，终于使对方同意延缓搬迁时间。而且面对日军驻港司令送上门来的两袋大米，坚拒不受。面对日军当局的高薪诱惑，陈氏更是拒绝出面主持东亚文化会以及审查教科书等工作。

1942年5月，在朱家骅的亲自督办下，由中研院和中英庚款基金会共同出资19000元，陈寅恪一家终于通过走私方式，逃离香港来到澳门，再从澳门到湛江登岸，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广西桂林，暂住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陈寅恪到达桂林后，原本计划稍作休息后，即赴李庄史語所报到。但长期的颠沛劳累和缺乏营养，使得陈氏夫妇双双病倒。于是陈寅恪不得不一面在桂林调养身心，一面暂在广西大学授课，以维持全家生计。同年8月，陈氏被教育部评定为全国十六名部聘教授（注6）之一。

1943年夏，日军开始进攻湖南常德，桂林形势吃紧。陈寅恪一家向四川转移。尽管傅斯年再三邀请陈氏来李庄史語所任专任研究员，但考虑到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困苦，加之李济爱女夭折的消息传来，陈寅恪乃决定赴成都接受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职。自此，史語所与陈寅恪失之交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