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应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之邀请，由成都经昆明，转印度乘飞机抵达英国讲学。但因时间拖的太久，眼疾治疗手术失败。

1946年5月，陈寅恪回到南京，10月返回清华园，继续执教清华大学历史，中文两系，兼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此时的陈寅恪已双目失明，经北大同意，延请其弟子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王永兴协助陈氏教学和研究。

1948年12月15日，中共接管北京前夕，陈寅恪一家在朱家骅和胡适的帮助下，与北大毛子水，钱思亮等其他几位著名教授乘蒋介石派来接胡适的专机一同飞离北京。第二天，陈氏一家抵达上海，暂居表亲俞大维之第俞大纲家中。

1949年1月，陈寅恪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注7）之邀请，前往广州，出任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自此，一代史学大师终生留在了南国这块温热的土地上。

陈寅恪南下后，中共接管下的清华大学派吴晗，叶企孙去函邀请陈氏北上返校。同时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也派陈氏门生汪篯（注8 ）南下广州，规劝他前往北京出任中科院第二历史（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终不为所动。出于对陈氏学问和人格的敬重，陈寅恪得到了陈序经的保护和照顾。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岭南大学被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继续任中大历史系教授。面对国内汹涌而来的政治运动，陈氏小心谨慎，如履薄冰，提出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藏否人物，不接见外国客人。

1954年，陈寅恪花费半年多时间写作完成《论再生缘》一书，却因当局不同意正式出版，只好自费油印若干本，分送友人。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陈寅恪被划为中右分子，受到监控。期间，郭沫若，范文澜（注9）等对陈寅恪展开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批判。中大历史系的部分学生也闻风而动，在校园内贴出大字报，批判陈氏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陈寅恪悲愤莫名，向学校提出抗议，要求迁出学校住宅和不再授课。最后学校当局同意他不再讲课。自此，陈寅恪彻底告别32年的授业解惑的讲台，专注于明末清初文坛大儒钱谦益和柳如是的研究，并着手写作《柳如是别传》。

尽管陈氏在学校受到学生的冲击，但因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竭力保护，陈氏在生活和工作上还是获得相当的照顾（注10）。如学校加派黄萱（注11）作为助手，协助他写作和研究，同时派专职护士为他服务。

1966年文革爆发后，随着陶铸的被打倒，陈寅恪的厄运终于来临。先是助理黄萱被造反派勒令赶走，三名照顾其生活的护士被撤走，停发工资，家庭存款被冻结，三个女儿也被发配至农场劳动。陈氏本人也作为中山大学的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遭到批判。

1969年，陈寅恪一家被赶出所居住的小楼，住进中大校园内一个四面通风的小平房。10月7日，贫病交加的陈寅恪在家中悲惨离世，享年79岁，被傅斯年称之为三百年才得的一代史学大师就此远去。一个月后，原本体弱多病的妻子也追随大师而去。

陈寅恪因一意求学，直至39岁执教清华大学时在赵元任夫妇撮合下，与台湾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崧之孙女唐筼结婚，夫妻恩爱一生，婚后俩人育有三女。

    作为闻名中外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独立之学术精神，为中国学术界树立了一个光辉典范，他以其渊博的国学知识和人格风范为中外学子所敬仰。除上述两部著作外，其他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初编》，《寒柳堂集》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