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在21世纪应该为人类贡献什么？

21世纪注定是人类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枢纽般的转折性世纪。至此，首先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下半页到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走向成熟，大致经历了两个半世纪的时间。开始于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科技革命，首先以美国的硅谷为基地，从而推动了人类经济形态的信息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全球化。

21世纪的人类社会，必然沿着全球化的方向而进一步发展。信息经济首先起源于美国，但是，这种经济形态最后究竟要在哪个国家达到最高的成熟状态？或者，另一个问题是，成熟的信息经济形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这是一个未有答案的问题。因为信息经济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结果仍然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对于中国，从较为长远的社会发展前景看，应该在两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对世界做出自己的独立关系。一是农业领域；二是能源领域。

第一，21世纪中国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农业革命。

农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产业，也是维持人类解决吃饭问题的产业部门，而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然而，自300年前人类开始工业革命以来，农业在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却逐渐缩小，这不是因为农业不重要，而是由于现代社会的不同产业与金融体制的关系模式所导致的。

而且，迄今为止，农业始终处于一种最原始的生产方式之下。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产业与科技革命，需要回归农业领域，可以说，这是21世纪人类的一项明确的社会任务和产业发展方向。可以预计的是，哪个国家哪个首先在农业科技领域取得领先世界的成果，哪个国家就会成为对于全人类最具贡献的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国家，中华民族理当在21世纪的农业科技革命中独占鳌头，不仅因为中国式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因为中国理应在21世纪人类社会的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的前列。

21世纪中国的农业革命，是一场农业、工业、科技领域的综合型的革命任务。农业科技革命是人类面临着的最后一场产业革命。需要在育种与播种、灌溉与施肥、收割与储藏、加工与流通等各个环节进行革命性的升华。

现在，对于中国而言，农业仍然是产业中的一个十分虚弱的领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但是，在农业的自动化和科技化程度方面，以及在粮食和蔬菜的自给自足上，始终存在较为明显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千百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人为着“吃饱穿暖”而奋斗的历史。这个问题，已经通过19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才算真正解决。然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始终处于一种低科技水平的状态，因此，21世纪中国的产业与科技革命，亟需重返农业领域，从而全面解决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由此，中国社会才能够走上坚实的、持续的发展之路。

21世纪中国应该也必须充当人类农业科技革命的策源地，充当世界上农业产业革命的主要场地，如此，中国才能够拥有自身的社会文明进步的坚实的基础。21中国必须进行并且实现全面的农业科技革命。

第二，中国应该成为首先发现“光”与运用“光能”的国家，由此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的能源基础。

向阳光要能源，这不仅是人类能源革命的核心内容和方向，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得到实质性升华的前提。从更长远的未来看，由于地球地质与气候的角度变化，终将成为一个不再适应人类生活的星球，也就是说，人类终将走出地球，为了智慧生命的延续而寻找崭新的星球做为栖息地。而走向崭新星球，必须的要件则是拥有走向宇宙身处的强大的动力。完成这样的伟大科学任务，这便是人类能源革命的方向和内容。

在现代光学研究领域，由于激光的发现和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光学分支学科。1905年爱因斯坦在研究光电效应时推广了普朗克的上述量子论，进而提出了光子的概念。他认为光能并不像电磁波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把能量分布在波阵面上，而是集中在所谓光子的微粒上。这种微粒仍保持着频率的概念，频率为ν的光子具有能量hν。

未来人类的能源，肯定是以“光能”为核心能源。光能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的运行基础，从而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出行发生实质性的飞跃。

在科学与产业科技方面，华夏民族应该涌现类似美国伟大的富兰克林与爱迪生那样的伟大科学家。

21世纪中国普通教育之上的专科、大学与成人教育，都应该以各门类的产业人才的培养为目标，从而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产业人才教育、培育、锻炼的健全的大中专教育体系，再结合科研部门的优势，把大学—研究院—实业领域紧密的联合起来，真正实现“科技—技术—实业”为一体的产业与科技向融合。如此，中国社会的产业技术构成的升级规模与速度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

李约瑟是一位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4日）出生于英国英格兰伦敦的生物化学家和汉学家，他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巨大。在李约瑟对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一个由他提出的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理论难题曾经引起过各界关注和广泛的讨论。李约瑟的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分封诸侯，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固然，李约瑟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但是，他的分析与结论还远远回答不了中国政治权力、政治形态与社会文化、科技、教育的真实关系问题。而且，李约瑟对于中国的“封建制”与科技领域的关系的认识，本身说明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分野以及真正的“封建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中国的“封建制”源自周朝，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说，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制，在政治上导致了百家争鸣的文化与科技大繁荣的局面。因此，真实历史中的封建制，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国社会科技进步的作用。而公元前221年秦朝推行的郡县制以及秦朝皇室的焚书坑儒与指鹿为马，彻底终结了周朝的封建制，也彻底终结了百家争鸣的文化与科技繁荣的局面。

汉朝初年的重要的学者们便把姬昌的《周易》完全石市术数化和巫术化，从哪时算起，汉民族的文化形态和思维方式就始终没有走上逻辑推理和科学论证的线路。以《易经》为源头的术数，在唐宋两代被推向更高峰，算命、占卜等术数文化完全的学术化，成为中国社会民间和官方的一种“显学”。直到清朝仍然如此。巫文化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特殊的现象。

华夏民族应该继承诸子百家的墨家、农家、医家等三大流派的科学精神，而对于其他各家阐述的价值原则以及政策主张，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华夏民族的社会生活，只有再现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文化与科技大繁荣的局面，才能够实现所谓的“民族复兴”。“百家争鸣”是我们民族全部历史中的一个绝响，在诸子百家之后，中国直到20世纪结束，都没有出现类似诸子百家时代的社会局面。

人类的社会文明，首先是由持续而昌盛的产业与科技革命缔造出来的。一个民族的伟大也是通过这个民族的产业与科技能力体现的。从21世纪开始，华夏民族必须持之以恒的走在产业革命与科技创新的道路上，才能够最终行走到人类文明的最前列，并且成就一个伟大的民族。

徐国进

2021年1月27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