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小平=再祭邓公

   华夏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颂圣”传统的民族，在这方面，从最古老的史书到《诗经》便开始了。从一定的角度说，对统治者的任何歌功颂德本身都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罪恶。因为，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能动地改造客观环境智慧的生命体，本身不应也没有必要对于自身社会中的统治者进行空洞的歌颂和赞美。当然，人类社会的运动、发展与进步，从来离不开政治领袖的有效的引导、组织和管理。

华夏民族是一个不具有浓厚的宗教情绪和意识的民族，以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为标志到20世纪，形成了顽固不化的“官本位”与狭隘的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社会的经济活动始终处于政治权力的严格束缚和制约之下，因此，在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发生持续的产业革命浪潮，更没有出现过科技革命的洪流。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说，改革开放时期是一场媲美公元前8—3世纪诸子百家争鸣的一个历史时期。

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起自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犹如一道绚丽的彩虹，飞跨在中国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也恰如一架恢弘的桥梁，把中国的20世纪与21世纪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犹如一座丰碑，矗立在中国20世纪的末端。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中，改革开放时期将永远与邓小平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的最有效的超越。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人民经过大致两年的痛苦思考，到19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凝集成一种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华夏民族一个大时代的开端。改革开放时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在产业分工方面的一场最快速、最剧烈、最为波澜壮阔的局面。使得中国改革开放时期40多年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要远远超过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总和。中国人在吃、穿、住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在改革开放时期全面解决了。从此，中国历史的航船，走上了一条正确和接近正确的社会运动道路上。

毛泽东与秦始皇一脉相承。而邓小平是华夏民族政治家的一道明显的分水岭，以邓小平为标志，华夏民族的政治家群体已经与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统治者发生了一次质的飞跃。

毛泽东的1949—1976年，中国大陆社会深陷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整个社会不仅在理想和信念、而且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断走向幻灭、再幻灭。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面，而邓小平的错误则是一个点。

因此，在我看来，邓小平不仅在社会实践上超越了毛泽东，并且，也是对传统中国的统治者的一场实质性的超越。

邓小平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且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治氛围，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在1992年春季南巡谈话时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邓小平的晚年是光辉灿烂的。当然，邓小平是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他的“猫论”与“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极其典型的表现。

邓小平在内心深处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界限，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改革开放是华夏民族从以往数千年的贫困交加的社会现实中找到的使自己富裕起来的具体方法，也是一条摆脱一切愚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最强有力的伟大实践。

改革开放时期是21世纪华夏民族创造崭新社会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序幕。现在，这场序幕已经结束，华夏民族正在演出创造社会文明的历史正剧。

8964事件，是改革开放时期进行了大致10年后出现的一次社会阵痛。至今，这场阵痛所造成的巨大社会伤害仍然没有痊愈。历史地看，从学运本身看，不具备引领和推动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转型的纲领，也没有能够提出如何推动中国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具体可靠的步骤与方案。在经济上，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在1984年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城市经济的活力正在刚刚被激发出来，而且国有企业的改革正在步入快车道。在政治上，中国大陆不具备快速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群众基础和意识形态。最高决策者尚未对社会民主化的做好思想与行动上的准备，因此，一场后果严重的统治者与反抗者的流血冲突不可避免。

在8964事件后的90年代，官商勾结下的权力贪腐，快速达到一种触目惊心的地步。这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不可克服的历史现象。

眼下，如果从1949年算起，中国历史走过了“政治挂帅”—“经济中心”的“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运动过程。事实上，所谓的“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都是偏离人类文明实质的思维和观念。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与进步，既不能简单地依靠政治挂帅，也不能机械地依赖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毫无疑问，华夏民族是世界上具有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然而，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尤其是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之后到20世纪结束的漫长的22个世纪里，却始终属于一个不具备强大而丰富的社会文明创造力的民族。即使在20世纪百年，尤其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的疯狂和荒唐，到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对金钱的痴迷与不择手段，都表现着我们民族在文化、政治、经济上的幼稚、愚昧和浅薄。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固然激发出整个社会追求富裕生活和创造物质财富的热情，然而，全体社会成员却严重而普遍的缺乏良好的经济活动规则与高尚的精神境界，这是一个以现世的物质利益为核心目标的民族的固有表现、必然结果和自然归宿。

对于中国，在20世纪的开端，矗立着一位叫孙中山的伟人；在世纪末，矗立着一位叫邓小平的巨人。现在，我们已经在21世纪度过了两个十年，华夏民族在21世纪未来，必须涌现出无数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由此在产业与科技革命的前提下，不断提升社会文明的总体水平，并且把社会运行的物质与科技基础翻新。

生活在21世纪的几代中国人，注定是为创造崭新社会文明体系而上的几代人。从现在开始，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勇者，都应该深刻思考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功之路和致胜之策，而树立文明的价值体系、设计公平的制度体系、建造富于持续活力的产业体系，此三者，才是华夏民族走向社会发展成功的基础条件和根本保障。

政治挂帅—经济中心—文明升华。引领和推动中国社会实现一场全面的文明升华，这才是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超越经济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并且克服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缺点的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方向，也是经历4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中国社会的必然运动规律和历史逻辑。

劳动是社会文明的唯一来源，是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最可靠、最坚实的基础。在21世纪里，华夏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劳动、发明、创造的民族。

中国迫切需要涌现出一大批超越邓小平的政治家。

在21世纪，华夏民族需要超越邓小平、并且牢固地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

徐国进

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