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中国大陆兴起一场文明的女权运动 眼下，在中国大陆，1月28日网络曝光一起发生在江苏省丰县欢口镇董集村的颈上拴着锁链先后生育了八个孩子的虐待妇女事件，据报，这个女子是1998年被拐卖到丰县的，至此事件被揭露已过去23年。 该事件被揭发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在中国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掀起一场巨大的舆情风暴。社会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度，甚至要远远超过正在进行的冬奥会。无疑，这个事件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会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时期，拐卖妇女儿童社会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厚的文化、法制与政策根源。可以说这是一种群体性的犯罪。 事实上，比那条冷冰冰的锁链更可怕的是当地的公权力部门对于这些现象的熟视不睹或者放任自流，看看哪些户口证、结婚证以及不准离婚判决书，就会知道，有些公权力部门正是充当加害者、充当帮凶、充当刽子手。而街坊邻居与村民对于拐骗与虐待行径的围观、麻木与默许，更是一种群体性的共犯。可以说，当地公权力部门的不作为以及群众对于这种邪恶现象的认可与麻木，要比拐卖、家暴本身更加邪恶。在如此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个孤零零身陷其中的女人，只能任人宰割和被肆意蹂躏，反抗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大陆的基层政权的施政状况，可想而知处于一种多么低端的层次。 在中国，任何个人的灾难往往是以群体为帮凶的。试想，对于被拐骗的女性如果有人大胆揭发，如果基层干部对此现象严加查出，那么，至少不会发生如此极端的情况。这说明，一方面，农村基层政府已经丧失了良好的治理能力；另一方面，民众已经普遍丧失了应有的文明价值观念。在这样的官民结构中，在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善恶颠倒下，个体的悲剧就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这个事件不仅是中国大陆基层社会治理崩坏的直接表现，也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的具体而艰巨的工作。中国大陆社会需要一场文明的女权运动，这场运动应该有全社会的广泛的参与，各行各业的普普通通的成年男女都应该参与其中，并且，社会的各界精英人士更应该发挥引导的作用。 华夏民族自大致公元前12世纪，以姬昌刻撰《易经》为标志开始能够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文字记录之后，在我们民族的的全部历史中，对于基层社会普通民众遭受和经历的种种苦难，从来没有正史被严肃认真的记载过、描述过、探究过和评判过。对于女性成员犯下的人道灾难和明目张胆的侵犯，更是习以为常和甚至于津津乐道。比如，自古以来，有权势的男性头领、帝王相将都使用女性为之殉葬。再比如，女性的缠足如果从宋朝开始，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后才明令禁止缠足，这些无法用任何语言描述的惨无人道的风俗，竟然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 我不得不哀叹，华夏民族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实在没有涌现过几个真正值得讴歌的、符合人类文明价值标准的伟大男人。当然，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涌现的一群伟大男性，而其中的农家、医家、墨家才是最伟大的社会文明力量。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易经》开始，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在家庭结构上，一夫多妻的婚姻形态一直维持到20世纪中叶。传统中国人的婚姻观念，男人娶妻是为了传宗接代，所以许多地区的一句口头弹是“骗上床的媳妇、卖回家的驴”，在心理上就把女人和牲畜放在同一个地位上，而女人出嫁则是为了“穿衣吃饭”，一句俗语叫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在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心理中，在男女关系方面，普遍不存在纯粹而真挚的爱情，更多的却是男性对女性的欺骗、凌辱、强暴，从孔丘讲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记载），中国民间涉及对女性的侮辱性话语则更多——什么“头发长见识短”、母老虎、母夜叉，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人类而言，由于男性作为社会生活的支配和主导性别，因此，男性对于女性的欺压、迫害和摧残，在历史上世界各个不同的民族中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只是程度的差别、方式的不同与时间的长短而已。中国古代的殉葬、缠足，非洲的割礼以及欧洲存在的妇女买卖，都是男性社会成员对于女性的无底线的践踏。 世界范围内的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因此，欧洲也是女权运动的发源地，歌德（1749-1832年）《浮士德》诗剧最后一句话是——“永恒的女性光辉，指引我们前进！”。 美国的第一次妇女运动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到1920年美国妇女获得选举权。学界普遍认为，美国历史上共出现过三次女权主义浪潮。第一次始于19世纪40年代末，终于20世纪20年代；第二次浪潮起于20世纪60年代，止于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次浪潮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仍然在持续中。 应该说，中国的女性解放程度，在20世纪百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自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可以认为是华夏民族的女权运动的开始阶段。秋瑾是一个杰出的女革命家，是追求女性解放的伟大先驱。秋瑾创刊的《中国女报》1907年1月14日发行，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秋瑾为该报撰写的《发刊词》中，痛斥以往4000年的“黑暗”，最后号召——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 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闇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毫无疑问，文中的“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是振聋发聩的伟大历史先声。 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之后到现在，妇女解放程度是巨大的，这是“新中国”的一项功绩。中国大陆在1958年“大跃进”中产生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据报道，1958年江西省修水县妇女开展“千菊万牡”劳动竞赛活动，提出了“妇女力量大无边，生产能顶半边天”。1964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妇女们，发扬革命精神争取新的胜利》，在“三八”社论中使用“半边天”的提法，用以指代“妇女”，到7月10日，“妇女能顶半边天”在《人民日报》以标题出现。之后，这句“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广泛的使用和宣传。 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中，妇女解放是这股历史洪流中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辛亥革命后禁止女童缠足到1949年后确立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都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大陆社会的妇女运动方面，虽然在政治体系中存在一个“妇联”机构，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尚不具备系统性、组织性和普及性。 在21世纪，华夏民族当然继续一场伟大而文明的女权运动。这里的前提是，中国必须涌现一大批真正具有文明价值和实践文明价值的男性。无论在历史的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男性的文明素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女性的文明程度，而不是相反。 中国妇女届需要涌现一大批领军型的人物。通过这个事件，中国大陆迫切需要催生出一场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女权运动。我们需要把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个悲惨的现代故事，转化成为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其中的文明的女权运动。 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妇女的劳动权益是衡量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标准。应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劳动解放程度，较之以往的历史相比，的确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改变，这种改变既是政治上引导和推动的结果，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和表现。 在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富有感召力的女权运动，必然是华夏民族文明事业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现在起，我希望，一切致力于实现华夏民族社会文明的志士仁人们，都应该自觉关注、推进并且提升妇女的权益。在妇女的公民权、劳动权、组织权、继承权以及涉及妇女的诸多具体问题——孕产保护、堕胎、家庭地位等等方面，从价值与政策措施上提出可行的方案。 在华夏民族的社会生活中，至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场持续而自觉的、具有组织性和政治性的女权运动。现在，我们的社会亟需进行一场普及而文明的女权运动。不仅为了占人口总数一半之多的女性成员的权益，也为了我们的整体社会和子孙后代。 每个有良知的人面对“生育八孩的锁链女”事件都不会无动于衷。我想到鲁迅先生一句话——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我改一字“谎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灭亡（1926年4月1日在《记念刘和珍君》）。 徐国进 2022年2月19日星期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