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黨宣言
21世紀百年，註定是中華民族以全新的文明形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並且對人類做出獨立貢獻的百年。
在21世紀初，文明已經成為全人類生活的共同目標、一致要求、明確方向和根本目的。因此，從世界觀的高度把文明的形成機理、價值原則以及實現文明所需要的客觀方法闡述出來，不僅是理論科學的首要使命，而且是人類實踐的迫切需要。
直到現在，事實上，人類仍然不完全清楚自己在地球上的起源和最後歸宿。人類對自身生命以及自己居住其上的地球和浩瀚的宇宙的認識都十分有限，同時，能夠根本改變人類命運的因素又在不斷的增加中，比如地球上地質災難、其它天體對地球的威脅、人類疾病種類的不斷增加、社會嚴重不公平的存在等等，都將對人類命運產生深刻的影響。人類從地球上誕生到現在，其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僅有短短的數千年，但是，自20世紀下半頁以來，人類進化的速度在加快，而人類文明覺悟的提高及科技能力的發展是人類進化的最有力的助推器。
社會進步的關鍵是引導人類實踐轉向面對自然界的方面，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石。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都源自於對自然界運動規律的發現以及合理的利用自然資源。因此，人類精神活動的實質必須發生根本性的轉化。
中華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很早成熟的文明民族之一。文明的精神價值和科學方法是推動中華民族走上正道的保證。中華民族21世紀的建設與發展最需要文明力量的組織、引導和推動。中國美好的未來需要用文明的方式方法來達成。因此，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事業需要一切文明的社會力量聯合起來，這需要一個高質量的政黨組織，這些力量的政黨名稱可以直接定名為——中國文明黨。
文明體現為物質性的社會存在，但卻置根於人類精神之中。因此，文明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品質。文明素質是一個民族、社會、國家的內在品格。文明通過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一切方面表現出來。
中華民族應該具有贏得未來文明發展的充分的智慧和才能，中華民族不能夠再浪費自己的任何聰明才智。只要把建設、發展的力量凝結在一起，中華民族就會成為人類族群中最為光明燦爛的組成部分。中國的建設、發展和進步是人類現在和未來的最重要的文明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取得的任何意義上文明進步都將極大的推動全人類的文明水平。
世界上還從來沒有存在過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這個國家的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註定是對全人類的偉大貢獻。地球上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民族的文明程度和發展，將直接影響到全人類的歷史進程。21世紀中國必須成為世界上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
但是，這個國家迄今還未經充分的發展過。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發展夢想，我們需要偉大的行為準則。當21世紀中華民族站在一個新世紀紀元的起點上開始自己的社會建設之時，我們的民族必須總結全部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使自己站在一個人類真理和道義的至高點上，不僅俯瞰人類全部歷史上的得失，也展望人類未來文明的景象和基本輪廓。如若不然，中華民族就有可能遭受歷史上失敗的重複教訓。
文明發展的不平衡性是當代世界各國面臨的主要問題。科技革命為解決文明發展的不平衡創造了條件和奠定了基礎。實質的問題在於：人類衝突並不是因文明不同而導致，而是由發展差距所形成的不同利益引起。
事實上，偉大思想家們已經把人類本身業已存在的文明素質揭示的非常詳盡。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只需要進一步覺悟和實踐這些偉大的精神元素即可。人類思想史中提出過的各種各樣的理論，我們都可以歸結到一點：就是探尋人類生存的文明狀態和未來面貌。
文明是21世紀中華民族勞動、創造和生活的最基本的訴求，也是人類在地球上從誕生到現在的基本覺悟。因此，文明不僅是中國的，也是全世界的本質使命。但是，文明不是空洞無物的抽象概念，是同全部人類生活聯繫在一起的美好素質。
為了保證中國在21世紀以及更長遠未來的順利發展和文明進步，為了把中華民族社會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為了把國家公權力改造成為不折不扣的為人民群眾幸福而工作的機構，必須使得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善於使用權力的民族，政治文明是21世紀初中華民族最首要的工作。
身處21世紀之初的人類，迫切需要一種系統的、超越傳統的嶄新的世界觀。新世界觀的主軸以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特點定位並且以文明的價值體現社會生活的本質。人類之間的鬥爭、矛盾與衝突只是社會在不發達的情況下解決具體利益糾紛的產物。人類的共同利益高於國家、階級、政黨、集團的利益。人類必須把目光集中在合理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方面上來，政治家需要更多的同科學家合作，制定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的方案。人類的共同利益首先來自於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
人類生活在地球上，各個民族社會與國家在歷史上走過了極其不同的進化與發展道路，但是，人類文明的實質卻是相同的。21世紀中華民族應該也必須成長為一個引領人類文明潮流的民族。在21世紀初中國歷史的劇變和轉折關頭，中華民族必須對於有史以來的人民文明成果和價值進行一次全面的認真疏理，並且在此基礎上為21世紀這個的建設與發展奠基，使中華民族踏上一條恆久的文明進步之路。
對於人類生活而言，提出一種宏偉而遠大的理想相對於實現理想的手段來的更容易些。但是，人類必須擁有遠大而正確的理想，才能夠正確的走向未來。籍此目的和夢想，我們向世人公布本篇宣言。
一 人類文明的要素與本質特徵
目前，人類還無法知道在地球上產生的具體時間及其方式。在人類沒有發明文字以前的生存狀態與進化過程，也有待於進行全面揭示。自從人類發明文字並且運用文字記錄自己的活動以來，最早可以上推到五千年前左右。
人類對自身社會的認識皆以歷史的結果為出發點。
無可否認，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人類無論在社會發明還是在自身智能的進化方面都在加速。但是，人類現實的生存狀態還遠遠無法達到幸福的程度。實現幸福的目標需要創造出能夠豐富的物質財富並且與美好精神因素相結合。
21世紀人類的社會追求與實踐必須自覺轉移到文明的軌道上來。這需要深刻改造人類的世界觀，尤其是改造一切落後的歷史觀。歷史在人類的手中必須成為一種自覺的文明創造的過程，從而推動人類歷史從自然歷史向文明歷史的方向轉化。文明不僅是未來的追求、方向與理想，也必須成為現實實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
我們把文明定義為，文明是人類在同自然界發生關係過程中對物質世界運動規律的認識以及對社會形態符合人性需要的改變過程。文明是包括人類改善與自然界關系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以及全部社會關係中符合美好人性素質的總和。因此，文明不是憑空產生的，文明有着廣泛的自然生態基礎以及人性前提；另一方面，文明是人類自身的文明，自然界不是文明本身而只是人類創取文明的客觀物質，自然界是無意識的客觀對象，自然界存在和運動不依人類意志而發生，所以文明的屬性完全是社會性的。文明以人類出現在地球上為起點，由於人類是具備智能的生物體，所以文明也就具備了無限發展的可能性。
文明是人類從自然界關係以及社會關係中不斷發揮出來的美好品格。文明屬於人類，但是，文明相對於人類既是外在的又是內在的，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文明具有雙重性的特質，是因為文明既是人類的創造物又直接影響人類的生活方式。
文明對於人類來說具有一致性和本質相通的特點。人類的肉體是承載全部文明的自然界的生成物，來自人類精神素質中科學能力、技術發明以及一切美好的價值和心理等，則都屬於文明。顯然，人類生活既承載着文明，也存在着野蠻、愚昧和迷信。人類社會進步需要教育，但是，同樣需要認識到，教育本身也存在着向受教育者灌輸落後觀念和違背科學真理的現象。
文明具有選擇性。在現存社會物質條件下選擇走向未來的目標以及採取的方式，既是人類的本能也是自覺。選擇性不僅直接影響着社會運動的方向，也直接造就着人們現實的生活方式。
從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是理解人類文明的最基本的理論思維前提。而脫離開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社會意識，最容易把社會進步的方向引向歧途。因為對於人類所追求的幸福而言，只有通過勞動轉化自然界中本來蘊藏的人類需要的財富才能夠達到，一切社會手段都必須服務於人類幸福的目的。文明是人類活動中，在同自然界關係以及社會關係中表現出來的一切有益於生活質量提高的品格。勞動是人類為了生存而處理同自然界關係的聯結點，勞動也是人們結成社會關係的主要內容與方式。不過，社會關係經具有極其複雜的性質。文明是人類在勞動過程中智力水平的提高和生活關係方面的美好人性品格的發揚。勞動首先是以人類體力開始的，體力勞動是不斷煥發和驚醒人類智力的前提。蘊含於人類自身的智慧是開闢社會文明的首要素質與品格。人類智慧是文明的起點與基本素質。
因此，人類的進步取決於普遍的勞動技能的提高。社會進步的實質性推進是教育的普及、科學知識的豐富、技術發明的不斷提高等因素所帶動的人類智能水平的進化。
由此觀點出發，可以認為，人類歷史是一部文明演化史，是在實踐中改善同自然界的關係以及人類自身關係的歷史。但是，這決不是說，歷史上和現實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符合文明的，恰恰相反，無論歷史上還是現實中，人類社會都存在着比比皆是的不符合文明標準和要求的事實。
人類只要在地球上生存，就會永遠存在着因追求物質利益而產生的矛盾和鬥爭，文明則是在協調人類社會之間的不同物質利益矛盾採取的合理方式方法。一切高尚的社會目標的達成必須以文明的方式方法來實現。反過來說，不符合文明價值原則的手段決達不成良好的結果。
人類用自己的智能不斷改善同自然界的關係以及用公平制度保證美好人性的發揮，是文明形成與進步的兩個基本要素。因此，人類必須把智能與制度當成成歷史前進的兩個缺一不可的車輪。
因此，人類智能問題無論在社會的歷史中，還是對於現實與未來，都是建設、發展與進步的最重要的素質。在西方國家，對人權的重視是促使這些國家進步的重要方法之一，中華民族國家必須重視人權，而一個比人權更重要的問題是人智問題，即人智的開發、利用和培育。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到現在，一個可能的問題是，人類還仍然處於真正科學的外圍或者邊緣上，而沒有發現自然界所存在的真正核心秘密和運動規律。正像人類對自己身體、人性的認識水平和了解程度一樣膚淺。
人智水平的提高是人類文明的最關鍵的要素。人智、人文、人權，是人類生活最需要的品質。人類文明是一個不斷脫離動物界弱肉強食的進化過程，不斷用智慧的創造煥發美好人性的過程，不斷提高社會生產力的過程。
教育是提高人智的最有效的方法。人智包括科學技術知識和美好人性素質兩個方面。教育的方向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科學技術知識和文明的人性品格。教育必須克服狹隘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束縛。
文明是無差別的人類素質，對於人類的各個不同民族、社會和國家而言，只存在文明發展程度的不同。地理環境、種族、膚色都不構成文明的本質差別。文明的本質是相同的、相通的和一致的。
我們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理解和認識人類文明，並且解釋人類以往走過的歷史和共同面對的現實。
一般說來，根據地理環境和歷史發展不同劃分人類文明，幾乎已經成為許多思想家、理論家們的思維定式。這種思維的前提是，人類的實現生活由各種不同的文明組成，並且，由於文明的不同而導致衝突、鬥爭和矛盾。在世界範圍內，最著名的表述是薩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格局的決定因素表現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還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這位來自美國的思想家也是從“人類文明的歷史不同”這個命題出發解釋人類文明和當代世界格局的。
與亨廷頓不同，我們在截然不同的思想出發點上和理論命題中研究和認識人類文明。
人類實現和達到文明程度的腳步有先有後、有快有慢，但是，本質的命題是：文明是人類沒有本質差別的社會存在。歷史地說，文明是人類通過勞動積累的物質成果以及不斷煥發出來的光輝人性。文明的勞動、生活、創造、發明是人類共同的願望和追求。人類在地球上結成不同的種族和國家，其基本目的和生存方向是要求文明的。
在地球上，人類共同利益是人類生存的最高原則。而文明不僅是人類處理自然界與自身社會兩種關係的最高價值要求，也是現實的手段和方法。
所以，文明必須成為21世紀人類的自覺意識。人類具體利益要求的不同才是社會矛盾、問題與鬥爭的根源。而文明則是用最平衡、最合理的的方法化解問題和尋找出路。
人類的終極危機和根本危機，說到底來是來自於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危機。人類命運的最終極的決定因素是來自於自然界中的各種力量。
人類文明是一種不斷提高自己利用自然界物質資源能力的勞動、發明的過程，也是一種傳播、擴散的過程。從21世紀開始，文明必須成為一種對於歷史和現實的自覺。
文明是貫穿人類生活一切方面的狀態，是不斷改善人類同自然界與社會關係的一個過程。文明是蘊藏於人類生物體本身的狀態與能量，文明是根據人類智能的發育不斷發展和擴展的。
人類是地球上唯一的具備改造自然環境能力的文明物種。人類通過自己的勞動創造物把自己的文明留在地球上，並且開始把自己的文明輸送到其它的星球上，而且，不管人類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在什麼時間發現地球之外的文明，以什麼樣的方式方法同地外文明溝通交流。或者在什麼時間找到適宜人類生活的星球。人類已經開始了這項工作。這預示着和標誌着人類最偉大的實踐的開始。這項工作意味着人類已經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野。
人類是地球上的文明創造者，文明隨着人類在地球上出現就開始了。文明是人類活動所存在的一切物品，而這些物品的創造、存在與使用是人類精神智慧的同一過程。人類文明既是處理自身同自然界關係的結果，也是解決人與人關係的結果，前者的進步標誌是人類上餓會物質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後者進步的標誌是社會制度和人類文化的發明。
人類在地球上存在構成與自然界關係的總的文明系統。人類在地球生存的共同利益是文明發展的前提。社會治理是一個自覺的制度設計、政策制定過程。支配資源進行物質財富的生產勞動的過程是經濟系統；運用公權力從事解決和處理一系列社會公共事務是政治系統；以人類精神產品的創造為標誌的勞動是文化系統。
人類社會發展必須自覺的採取和運用合理的、公平的方法。幸福和自由的關係是哲學需要回答的一對重要的關係。幸福是人生的目的，而自由則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與狀態。我們不可想象失去自由的幸福和幸福的不自由。但是，我們必須在生活過程中尋找具體的幸福和自由。如果用幸福和自由的標準衡量我們民族的歷史，完全可以說，中華民族的幸福和自由才剛剛開始。
到目前為止，人類思想的出發點還是首先從社會存在出發開始自己的思想活動。在人類思想的一個高峰——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也僅僅認為“人是一切社會的總和”。但是，人類在地球上存在首先是同自然界關係的總和。人類生命同自然界的關係是比人類自身社會關係更重要、更基礎的關係。
人類文明具有共同的基礎，文明是人類生活的一致性和共同性的素質。人類不同民族、國家以及國家內部的不同階級、集團的矛盾、衝突、鬥爭是不同具體利益的結果而不是文明的結果。我們把文明理解為人類社會的共同素質。只有在團結、合作、友愛的前提下進行改善自然界關係的實踐，人性的美好才能夠得到充分的發揮。
運用自身的智能不斷改善同自然界的關係以及行為方式，是人類文明存在的基本形態。從政治上判斷，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以及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為傳統意義上國家的消亡理論提供了最有力的素材和條件，使得國家在符合美好人性的要求下發揮作用。傳統的國家概念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轉變，並且，國家主權高於一切的觀念正在讓位於人權高於一切的認識。
人類文明在實質上是相通的和具有共性特點的品格，表現為對於自然界的認識和處理人類自身問題的相互愛護的素質。人類以對人類生命的愛護為起點和歸宿。是人類腦力和智能發展的結果。
人類在地球上生存，其文明構成包含着兩大系統，一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一是人類社會關係。馬克思把人視為全部社會關係的總和，從而忽視了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這個最重要的方面。人類社會文明是建立在自然界基礎上的文明，一方面，文明是人類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從自然界中轉化生存的基本物質需求，吃、穿、住是其最基本的條件；另一方面，文明也是建立在以解決基本生存需要基礎上的社會關係問題。人類生命與其它一切生物體一樣，首先必須呼吸空氣、攝取水分、沐浴陽光。自然界為人類生存提供了一切必須的物質是人類生命存在的基礎。也只有在自然界的這些適應人類生存的環境中，人類才能夠進行自己的生物活動。
從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出發理解人類歷史，本身就包含了超越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的歷史觀的一切理論前提。自然界的一切物質，是比人類更永恆的存在。站在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出發點上，以認識自然界為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最首要的和最核心的任務，在實踐中可以激發人類的文明覺悟。
站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上認識社會內部以及解決國家之間的矛盾衝突，就可以使得人類站在高於一切具體的物質利益的立場和態度上處理人類之間的各種問題。並且，從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出發，當着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時刻，人類共同利益也就成為社會發展所普遍關心的問題。
當我們把人類文明首先理解為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層面並且升華到人類的精神領域後，無論人類從事改造自然界的實踐還是進行社會實踐，就會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出發點。人類文明的產生從處理與自然界關係開始，最後升華到精神領域。與自然界相比，人類以及人類所結成的社會是非常渺小的組織系統和結構形態。
自然界生成了人類。自然界是人類生存最基礎的成因。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步驟和自然邏輯是由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構成特點決定的。
由於不同的物質利益（包括觀念價值的不同）之間的關係，導致人類在自身的社會生活中不斷發生矛盾。但是，從本質而言，這不是人類不同文明間的矛盾。人類文明是共同的、一致的和相通的。
因此，劃分人類文明的標準既不能以地理位置為限，也不能以種族的不同、膚色的差別為依據，更不能夠以不同民族社會和國家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為尺度。到目前為止的一切關於文明問題的理論，都是從不同地理、民族等因素為依據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的，這是沒有正確理解文明實質的表現。文明對於人類生活而言是一種始終如一的發展過程。到目前為止，人類文明的品質已經被比較充分的表現出來。
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必須面向整個自然界並且以探尋自然界運動規律為目的，才能夠構建一種符合人類文明要求的文化內容。在中國，漢語中的“文明”一詞，最早出自《易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易•干•文言》）。文明在中國人的日常話語中，從來就是指一種先進的生活與文化狀態，是一個涉及到意識、技術、禮儀、宗教、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等等各個方面。但是，在歷史上，中國並沒有成為現代科技的發源地，原因在於，自秦漢王朝以來，政治權力把中國建成了一種以權力為中心的社會結構。
中華民族從21世紀開始必須走上一條自覺的文明創新之路。文明的價值體系與公平的政治制度兩者最為重要。一部中華民族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強權抑制的歷史，也是一串串用暴力方式不斷反抗強權又重新恢復強權的歷史。在20世紀，國民黨和共產黨同樣沒有能夠帶領中華民族徹底擺脫政權更替的輪迴。“專權”和“濫權”是中國政治的傳統惡習。西方興起的憲政是自覺控制權力的政治方法，但是，在中國，整個20世紀都從來沒有學到西方民主的真正精髓。
在21世紀初，中華民族必須首先占在人類發展的意識形態最高峰之上。才有可能走好中國的未來之路。理論正確、制度正確、方法正確才能夠保證一切社會實踐獲得良好的結果。
一個擁有13億人口國家的社會建設和文明發展必須具有明確無誤的理論指導和現實方向。這就需要研究以漢族為主體的中華民族國家的運動規律和建設方法。對於一個有着13億人口的中國來說,必須具有一大批為着民眾福趾而奮鬥不息的企業家、思想家、科學家和政治家。置身21世紀初的中國公民，註定是為創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
中華民族在21世紀之初的發展點上，必須對人類生活的實質、意義和未來有一個全面的覺悟、理解和認識。世界東方的中華民族的文明進步，是對全人類的貢獻。在21世紀，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將對人類產生積極的影響。在地球上為人類貢獻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文明國家，是中華民族勞動奮鬥的基本方向。
從21世紀初的現在起，中國人民的一項政治任務是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
從20世紀暴力革命狀態形成的歷史必然性而言，我們認為，以公元1000年左右中國宋代為一個時間點，在此之後社會發展的停滯和小農經濟的沒落，所造成漢民族社會的貧窮和國家的羸弱，最終導致中華民族在尋找和選擇自己社會的發展道路與方法方面，不可避免地運用和採取暴力革命的方式。社會發展的長期停滯所造成的貧窮是20世紀百年歷史的基本成因。而在20世紀初形成並發展起來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組織，則歷史地充當了20世紀後半葉軍事戰爭和政治運動的主要組織領導者。
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形成中國全部歷史的一道明顯的分水嶺，在這之前與之後的人民生活實質不同。這個時期是中華民族現代商業文明形成的開端和一抹最為濃重的曙光。這個時期最實質進步是中國人從觀念和法律的角度確立財產權的範疇。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世界背景是經濟全球一體化。同時又成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的推動力量和組成部分。20世紀最後2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在解決中國社會的貧窮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方面做出了超過以往中國歷史全部物質財富的成就。這個時代的偉大就在於她使得全體中國人民認識到經濟發展是改善生活質量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同時，發展的不平衡和社會分配的不公平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重大缺點。
在21世紀初，站在人類歷史的重要關口，中國社會中一切文明力量必須團結起來，共同進行中華民族的文明重建。
二 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以及社會文明
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是一切社會存在和人類文明成長的基礎。
人類的本質在於，人類是同自然界關係與社會關係的總和。站在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上認識人類歷史和現實，是人類嶄新世界觀的要求。在世界範圍內，這是人類21世紀文明進步和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世界觀。到目前為止，這個嶄新的世界觀尚未被人類的思想家全面的闡述出來。
> 從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出發認識人類生活的本質，是21世紀人類新世界觀的最典型的特質，也是人類發展到21世紀的文明程度對自身社會和客觀世界關係的基本態度。
> 我們知道，在太陽系中，地球、太陽和月亮是影響和決定人類生物規律和生存條件的最直接的星球。不僅人類的生物鐘來源於此，而且人類一切社會實踐活動必須在此基本上進行。與地球發生最密切關係的太陽、月亮等是人類生存的最初的和最終的決定力量。人類永遠無法擺脫自然規律的決定、影響和束縛。
> 自然界不僅把時間和空間提供給人類，也把人類存活需要的一切物質元素提供給人類。人類是地球上的生物鏈中唯一的具有智力創造和擁有科學能力的生物。人類生存僅是對自然界物質的轉化和利用。
> 把自然界納入人類社會實踐的哲學視野內，是人類發展到21世紀初這個勞動階段的必然要求。世界各國在解決本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問題的同時，已經開始自覺地關注於生態環境惡化、全球氣候變暖、自然資源枯竭、天然能源匱乏等人類同自然界相互影響下產生的諸多問題。保護自然環境直到人類在２０世紀末期才成為人類活動的自覺意識。但是，即使有了這樣的自覺性，人類活動仍將對自然環境造成破壞。不過，相對於大自然，人類活動對自然界的影響程度到底有如何，這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充分證明的問題。人類從在地球上誕生就在自然界提供的時空內生存。自然界是全部人類歷史（包括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基礎和起點。
人類歷史最重要的篇章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史。截止目前，人類還仍然不能夠完全清楚和回答自己如何在地球上誕生，其最後的歸宿又究竟是什麼的問題。人類的存在對於自然界並沒有意義。但是，人類生活本身卻是由自然界決定、影響和發生最重要的作用。自然界按着它的存在規律決定着人類的生物運動規律，並且也是最終決定人類命運的物質因素。
自然界中存在着人類生存需要的一切必需品。人類的吃、穿、住、行所需的一切，都不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結成的社會關系所能夠解決的問題，更不可能通過人與人的鬥爭而獲得解決。因此，人類為了自身的幸福目的，實現消費的最根本的方式是通過自己的智慧不斷從自然界中發現和轉化物質財富。從人類對自然界運動規律的認知中，也會產生出科學。人類科學必須回歸對自然界物質的合理利用。包括空氣、水和陽光。
人類的首要任務是認知自然界。人類認知自然界的程度越高、範圍越廣、規模越大，其自身獲得的自由度也就越大。人類自由是以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為基礎的，人類不可能脫離對自然界的認識而從社會生活中尋找到自己的自由。人類到了已經需要具備這樣一種自覺的意識的時刻：人類社會的一切存在，必須不斷革除人類自身社會存在中的人們之間的落後意識形態以及束縛人類實踐的落後價值原則。
人類社會關係的起點和人類繁衍的前提是男女兩性關係。性是人類生命繁殖和延續的天然基礎，也是一切動物的生存本能。但是，在一切民族的歷史生活中，人類都把許許多多違反人類本性的意志、觀念與道德強加給性生活本身，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本來美好的兩性關係存在了過多的奴役、迫害和摧殘的不良關係。
到目前為止，家庭是人類自然生育和培養後代的最好的組織細胞，使得任何社會性質的關愛不能夠替代親情。但是，就人們交往範圍的擴大和男女兩性關係的越來越獨立以及性的享樂性特點看來，家庭組織受到諸如此類等一系列因素的衝擊。然而，除了家庭外，人類仍然沒有找到延續生命本身的任何取代家庭的組織方法，生物科學的發展是否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還有待時間的證明。不過，現代社會已經要求我們必須重新認識男女兩性關係和角色。傳統意義上的兩性觀念已經嚴重落後和不合時宜。
人類社會結構是在家庭基礎上擴展的。在家庭制度產生並且確立下來之前的人類社會結構，由於缺乏真實的歷史記錄而多流於推論的性質。
即使在２１世紀初的目前，人類對於自然界規律以及社會本身運動的知識依然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說，人類積自己在地球上產生以來的全部知識成果，仍然認識不到自然界與社會本質的億萬分之一。在自己生活和實踐的許多方面，人類仍然處於盲目的、蒙昧的、混沌的生存狀態之中。人類社會自身面臨的問題同樣很多：貧窮、疾病、愚昧、野蠻、不公，等等。
社會是人類在客觀世界中生存結成的系統。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程度的時刻，人類只有推動自己生活其中的社會越來越便得美好。
對自然界的哲學認識，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需。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與生俱來。在人類生活中，自然界運動規律是人類生活的第一支配力。自然界寒暑晝夜變化直接決定了人類的生物鐘。
把人類歷史放置到自然界的客觀環境中並且從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出發考慮和解決社會問題，這本身就為人類提供了一種新的世界觀。而新的世界觀則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必須素質。因為她能夠改變人們對一切社會存在的認識方式並且由此改變社會實踐的方式方法。
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水平以及轉化位置財富的能力決定着社會的文明水平。因此，人類從21世紀初開始，需要自覺地把自己一切社會實踐的注意力放到調整與自然界的關係方面上來，社會系統對自然界的適應、和諧與統一，是人類自身文明的必然。人類對自身社會運動規律的認識，永遠建立在對於自然界運動規律的認識基礎之上，沒有對客觀世界本質的不斷發現，人類也就失去了認識和發現自身社會存在真理的前提。人類對自然界運動規律認識和掌握的越多，其通過勞動創造出來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也就越多，在社會關係中人與人的彼此尊重、友愛、寬容也就越多。人類的智慧力作用於自然界永遠極其有限。
關於自然界對作為生物體的人類以及社會存在的全部影響，是人類科學的永恆任務，同時也是人類智慧增長的根本。人類智力永遠不可能達到認識自然界全部規律和秘密的程度。把人類歷史放置到與自然界關係並且以此為出發點考察人類活動的文明程度，才有可能對人類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具有清晰的認識。
中華民族對新的世界觀的需要非常迫切，但是，人民群眾對新世界觀的接受和認識卻異常緩慢。到目前為止，宗教力量仍然是影響人民群眾世界觀的最普遍的精神力量，除此之外，馬克思主義最為深刻的影響到20世紀的人類命運，並且，在共產黨的實踐下，馬克思主義成為影響中華民族命運的最巨大的理論力量。
新世界觀的表達是通過對現實社會的理論分析得到體現的。因此，沒有抽象的世界觀。
社會系統是人類在自然界基礎上而結成的系統。人類生活的目的是獲得幸福。社會系統的複雜性根源於人性的複雜性，並且與一切人性品質相關。就目前人類對自身社會的劃分而言，這樣包括經濟系統、政治系統與文化系統。在這三個大的系統中，又存在着許多社會的子系統，並且，各種社會系統對於人類文明進步作用的關係，構成極其複雜的相互聯繫。社會存在的各個子系統的關係是相互依助、相互促進、彼此平等的關係。政治、經濟、文化各自存在自己相對獨立的規律。
社會建設、發展與文明是人類的一種自覺的和能動的活動。一切社會建設都是從自然界中轉化人類生活的需要。從這點出發，人類才能夠正確的理解自己吃、穿、住、行的意義。人類存活的基礎是自然界。
社會建設對於自然界運動規律的符合、適應和摸寫是人類文明的一個不自覺的前提。在20世紀裡，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另外，在政治方面，通過20世紀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對抗、鬥爭和戰爭，人類已經自覺地走出了國家暴力的階段。在20世紀，人類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陣營出現了希特勒式的戰爭狂，而在共產主義實踐中，發生了前蘇聯斯大林和中國毛澤東式的專制與暴政。
國家機器仍然具有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和現實性。但是，各國的國家機器在對本國人民的統治中已經更趨理性和法制。當21世紀初恐怖主義勢力出現後，人類生活中的犯罪越來越個體化，法律是解決個體犯罪的有效手段。但卻不能夠從根本上避免犯罪的發生，科學技術手段將在預防人類個體犯罪工程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
中華文明的轉型、改造與前景問題，是關係13億之眾根本命運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文化創新是激發社會活力的關鍵。中華民族文化中缺少理論思維的成分和探索自然界本質的傾向。
在社會發展方面，我們必須懂得，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不僅使得中國成為勞動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同時必須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最豐富智力資源的國家。
中國需要制定一個覆蓋13億人口的智力開發計劃和切實可行的方案，這對於社會發展和中華民族文明進步至關重要。在21世紀初，中國應該也必須着手制定這樣的可操作的方案。
21世紀初中國綜合發展局面已經形成。而引導發展和進步的力量也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推動發展和引導進步的力量是超越權力和金錢的智能因素、是全體中國人頭腦中的聰明才智、是精神世界中的一切文明價值。
青年是民族的未來。社會發展與文明進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青年的創造力、發明力以及價值取向。同青年問題密切相關的是教育問題。教育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地和必要條件。教育必須同人類全部文明成果聯繫起來。
青年必須跟隨文明走，教育必須充當人類文明進步的的有效工具。教育是真理發現和傳播的最直接的渠道。科學意識與民主品格必須從青少年開始培養。
中國社會是一個聚多種形態的產業基礎為一體的社會結構。中國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雖然農村社會的人口與勞動力數量仍然占大多數。
人類命運的終極決定力量仍然是自然界。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是人類生存的第一的和首要的關係。但是，人類的社會文明是一個與自然界相對獨立的形態，人類的精神力是直接影響與決定社會文明程度和方式的力量。
人民群眾是社會文明的創造者、實踐者與最能動的力量。
三、中國社會的基本趨勢與再造新文明的條件
公民社會的形成是21世紀初中國表現出來的基本趨勢和明確方向。在21世紀百年，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公民社會，需要21世紀中國人的百年奮鬥。新文明是什麼？是把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當成人類實踐的首要的使命，在認識大自然的運動規律的過程中，人類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必須尊重、友愛、合作。自由是人類文明和真理之源，而以文明和真理為基礎的自由，則是人類生活實質的組成部分。自由、文明、真理在人類社會中是統一的。
21世紀初中國必須完成一次最深刻的社會制度翻新，其出發點是從改革政治程序中的權力形成制度開始。
一個擁有13億人口國家的社會建設和文明發展必須具有明確無誤的理論指導和現實方向。這就需要研究以漢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的運動規律和建設方法。對於中國來說,必須具有一大批為着民眾福趾而奮鬥不息的政治家、企業家、思想家和科學家。置身21世紀初的中國公民，註定是為創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擁有13億人口的民族國家的社會生態是無比複雜的，她的內部存在着千差萬別的狀態和不平衡性。
21世紀中國發展是多中心的，文明發展也是多層次、全方位的。經濟建設與發展只是人類文明系統的基礎部分，而不是中心和全部內容，經濟發展不可能代替和自行解決社會政治、文化領域的發展問題。
科學是解決人類與自然界關係的手段，民主是處理人類社會自身問題的方法。而共和國則是人類生活最先進的國家體系。20世紀中國在實現這樣的目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類社會文明是建立在自然界基礎上的文明，一方面文明是人類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問題從自然界中轉化生存的基本物質需求，吃、穿、住是其最基本的條件；另一方面文明也是建立在以解決基本生存需要基礎上的社會關係問題。
在21世紀初，從民間發起一場能夠覆蓋全社會的文明運動是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結果。在20世紀裡，中華民族經歷了太多的苦難，我們需要對自己的歷史具有客觀而而正確的認識。
從宏觀的中國歷史運動和發展的角度判斷，漢族農業文明的鼎盛時期在唐宋王朝。到北宋的結束，農業文明的歷史進步意義已經基本結束，在北宋後的南宋及元、明、清等各個封建王朝時代，漢族的社會文明和生產力發展的動力基本上處於停滯的局面。唐代是漢族文化發展過程中巫文化的形成時期。漢族在科學技術發展與理論思維能力方面的也從此轉向停滯不前。從唐宋農業社會文明的鼎盛中,站在今天人類歷史的高度，我們也可以發現中國以農業為產業基礎的社會文明走向衰敗的必然邏輯。一是產業分工與生產方式的停滯不前；二是文化形態的陳舊與統一。
中國農業文明在宋代達到頂峰並且開始走下坡路。時間上大致在公元10世紀前後。宋代是中國農業文明的分水嶺，其後的元明清三代封建王朝，在社會發展方面幾乎沒有任何貢獻。農業文明是一整套體制、制度、思想觀念，涉及國家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在經濟思想方面“以農為本”，在政治組織和思想方面，自上而下的權力授受是主要特徵。
漢族社會農業文明的形成首先來源於同土地的關係。從社會結構上說，以家庭為核心生產單位的勞動方式給預農耕最穩定的勞動組織上的支持，到春秋時期，基本上形成了以農業生產為中心內容的文化形態。
農業文明在中國的確立和發展經歷了從春秋時期（前770年—前476年）到北宋王朝結束的1500年上下的時間裡。此後，從北宋的結束到1911年的800年上下的時間裡，中國農業文明處於緩慢的演變、維持和走向崩潰的過程中。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標誌着中國的農業文明全面崩潰。在經濟上，農民基本上成為難民，並且沒有向其它的社會分工產業領域轉移的條件和經濟基礎；從政治上說，以孫中山先生在日本首先成立“興中會”開始到1921年共產黨的成立，中國政黨政治的格局形成；從文化上的表現看，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在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纛的同時，也憤怒的呼喚“打倒孔家店”的口號。由此，可以判斷，到20世紀初，中國農業文明為主體的社會形態已經處在崩潰的過程中，漢族文明需要重建。身處21世紀初的一代人的使命是重建社會文明的一代人。中華民族文化轉型的重點和出路是將以人倫為主旨的意識形態轉化為以面向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意識形態。同時，在人倫意識形態的發展方面，注入人類生活所需要的普世價值觀，在這兩個方面，中國知識分子有着無限的創新空間。
20世紀初葉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首先在文化上上的又一次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文明重建。政黨政治在20世紀的百年裡完全改變了中國社會上層建築的生態，但是，同時也繼承了許多傳統政治的落後的形式與內容。
中國農業文明的全面崩潰之路，從時間上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落後的一個未被指出的原因是，從1840年後，我們就開始試圖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忽視從文化、制度、科技、教育等社會上層建築的構成方面進行激發民族自身創造力的變革。
必須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文明發展與進步，必須通過這個民族自身的力量來完成。
在20世紀，中國社會的具有標誌性歷史意義的變革事件首先是從政治和文化領域開始的。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是典型的事件。20世紀中國結束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中，歷史走過了她的自然而必然的輪迴。從文明進步的實質意義上判斷，20世紀中國的暴力革命、新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都沒有能夠解決漢民族國家的根本的社會發展問題，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促使社會經濟發生了甚至超越農業經濟2000年時間的成就。但是，也必須看到，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經濟內部結構的不平衡以及日常生活的先導性的商品無不來自於發達的國家，從家用電器到汽車飛機、從電腦的硬件軟件到航天航空技術，中國仍然是一個缺乏自主創新能力的國家，在21世紀，漢民族國家必須站在現有的世界經濟基礎之上，走出簡單的模仿、學習、借鑑的局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達到超越和領先的位置。因此，中國發展必須確立一個和幾個正確的突破口，首先實現自我超越。
經濟領域的學習、接受對於社會生活的改變來的如此之快和迅猛。但是，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永遠來自於自身。中國不可能總是處於學習他國的地位上。在經濟改革過程中的政策選擇上,我國逐步走過一條從計劃到承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對於市場經濟的理解上，我認為無論是主流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家，都存在着明顯的誤區。市場經濟的實質應該是一種以人們的有效的社會需求為基礎的經濟，建立在勞動者的公平競爭和交換自由的前提下。但是，我國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還缺乏這樣的明確無誤的理念。另外，我們必須清楚，經濟系統僅僅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分支，它不可能自覺地解決國家生活中的根本問題和矛盾。
從自然界中轉化和創造社會需要的物質財富的力量正在發生迅速的轉移，因此，在經濟生活中，資本的範疇是一個不斷擴張大因素，其中人類的智能起着最關鍵的作用。
家庭手工業在中國伴隨着農業社會的形成而確立起來，由於家庭結構的穩固性和國家政治權力強烈的重農輕商傾向，中國社會的工業化進程到2008年已經走過了150年的歷史，但是，在世界範圍內，中國仍然還不是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
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緩慢，直到現在，農業人口仍然站全社會總人口的多數。通過1978年代經濟改革與社會開放，特別是90年代後互聯網的人數劇增，形成了社會內部產業分工綜合發展的局面。基礎勞動力數量的龐大與勞動力素質底下的矛盾是經濟發展與社會文明進步中長期存在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是全面推動社會基礎教育、產業升級和公平分配製度的形成，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是一個在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信息化的大背景下的產業、文化、教育等綜合性發展的局面。帶動發展和推動進步的力量來自於教育、科技、文化、信息為一體的因素。
從人類生存的客觀事實出發，我們必須承認，歷史上沒有任何一種偉大的思想觀念和優秀的價值形態能夠直接支配人民的社會實踐和行為，並且達到良好的結果。從孔夫子的“仁”到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解放理論，都明白的證明了這一點。因此，21世紀的中國文明再造首先需要從制度與文化兩個層面進行。在19世紀末期，以官僚為主要推動力的洋務運動最後歸與失敗，而五四運動的推動力量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也沒有徹底的取得成功，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發動的基層群眾的以奪權為目的的造反運動，更對中國社會帶來數不清的災難。可以說，從洋務運動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百年時間裡，中國社會都走在極端的道路上。但是，有一點已經明確，僅僅由社會上層和精英集團的作為，中國的發展實踐肯定會導致失敗。歷史已經說明，對於中國社會的整體文明發展，任何單一的力量都不會推動成功，無論是社會上層的統治者還是普通的群眾力量。
21世紀的發展，從文化上，漢民族需要徹底地貫徹一種人類普世的價值觀念和文明標準，我們或者並不需要創造美麗的詞彙。
中國的發展需要有一大批富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具備世界視野和歷史使命感的思想家、發明新生產力的科學家以及博大胸懷和遠大目光的政治家的引導。一個現代社會，如果缺乏這四個方面的傑出人才，漢民族發展動力的來源就會出現問題。而這四種人才的成長和出現，則需要公平的制度保證和優秀的文化氛圍。
公平正義的政治制度建設並不直接來源於社會的經濟基礎，而是取決於我們所持有的文明的、先進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因此，在社會制度的建設方面，決策者首先應該檢驗自己的立場和持有的觀念。使政治活動成為激發中國社會內部活力的最有效的工具。到目前，思想理論與整個意識形態已經為此做了許多準備。對於自然規律和社會運動認識的缺乏知識、對權力的盲目崇拜和神秘化、長期專制文化形成的對於人類生命價值的藐視，都是漢民族在政治文化心理不理性的原因。
再造中國文明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科學思維的產生是需要人類面對自然界運動規律的思考。
從21世紀初的現在開始，中國需要一場覆蓋全民的社會文明運動。中國社會文明運動的構成大致包括：自然生態保護和利用運動、勞動與勞動組織的保障與福利運動、科學技術發明和應用運動、政治制度與文化改造運動等四個部分和主要內容。
中國必須成為一個服從於真理的社會。文明是科學技術能力的提高、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自由民主的生活理念，文明意味着人類同自然界的和諧相處， 文明是人類自身關係的關愛、幫助、寬容， 文明標準是高於傳統道德保證的人類活動準則。
在社會生活方面，從現在開始，中國政府就必須設計出能夠覆蓋全民的社會福利體系。在計劃體制下，生產資料所有制被機械地劃分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態。國有部門的職工是國家通過計劃管理的，而為數重多的農民則只有通過土地獲得生活來源和保障。現在，在通過20世紀80—9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對於社會福利體系的重新設計已經是中國穩定和政治進步的關鍵條件。
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是缺乏整體性的社會福利體系建設的國家。皇權政府把全部負擔都轉架給農民，而農民的全部希望是風調雨順的年景獲得好的收成。而在西方，國家第一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從俾斯麥時代就開始了。
中國必須建設一整套完備的社會福利體系。以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生產方式在存在巨大差別層次的情況下的生產力進步。社會福利知道的建設首先要覆蓋三部分人口：一是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二是兒童少年的教育，三是社會傷病殘疾人群的基本生活。由於中國社會的特點所決定,一個事實是，社會的穩定並不直接取決於經濟的增長速度和規模，在很大程度上，我國社會的穩定取決於國家福利體系的建設。可以肯定，在中國全面推動和實行社會政治民主之前，必須把國家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起來並且建立完備，否則，政治民主就有可能或者必然演變成為為了奪取權力的內亂。因此，覆蓋全民的福利制度建設必須在政治民主之先和之前建立起來。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中國實行政治民主的最重要的條件，它比經濟的增長更為重要。
中央政府應該在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方面有大的作為。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實現政治民主的最重要必要條件之一，是比經濟增長更加重要的條件。因為經濟增長的巨大不平衡性和市場經濟的特點，會天然地不斷拉大社會成員間的收入距離。
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同時，在經濟領域，一個最重要的制度建設任務是分配製度建設。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的分配製度是“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極其簡單的分配思想。在勞動力就業異常困難的今天的經濟升活的運行狀況下，基本上，這樣的分配思想已經過時。必須進行分配製度建設的創新。
中國在21世紀的上半葉，其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國內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問題。21世紀文明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農業文明的轉型出路和方法的問題。農村社會仍然是困擾着中國的發展的最大問題。在對於漢民族自己的文明特徵、性質的認識方面，我們仍然存在着太多的誤區。
對於農村社會發展的規劃以及對於農村勞動力的組織，仍然是政府的最薄弱的環節。農民最需要的是有些的組織，組織農村勞動力的生產和學習。
信息時代的農村建設需要有超實現的遠大眼光和規劃。農村社會發展取決於各級政府對於農村社會的正確有效的發展規劃和組織引導。農村擁有中國社會勞動力最為豐富的資源。在有效的組織下，農業勞動力也最為吃苦耐勞和勤奮。中國政府解決農村社會的發展問題，需要着眼於全球信息化的宏觀產業背景下。中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和政策選擇必須是超越性的。
政治文明是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根本保障。中國大陸政治文明的基礎構件必須從選舉開始。中國是一個沒有選舉傳統和習慣的國家。因此，政治家表現的害怕選舉和拖延並且抑制選舉的發展。選舉可能看上去是混亂的，但去存在內在的秩序，對社會文明進步的推動作用也最為有效。任何社會制度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都會存在缺陷，但是選舉至少存在兩個好處：一是可以使權力向人民低頭並且真正關注民生問題；二是使權力分散並且公開監督。因此，最壞的選舉也比最好的專制要好。
社會基層民主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以自然村莊的直接選舉為標誌。需要正確的引導和良好的組織。選舉從基層開始，沿着逐級遞進的台階，一直擴大到中央政府的產生。選舉制度需要詳細而具體的設計。不能真正實現公平、公開的直接選舉，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文明就不會找到正確是方向。必須把選舉制度的建設確定為21世紀政治文明建設的最重要的基礎條件之一。
基層民主的缺乏是造成許多社會問題積累和不得解決的重要原因，基層民主的缺乏也造成了整個社會對於行政體系的依賴，如果說在美國一切社會問題都會轉化為法律問題的話，那麼，在中國，一切社會都會轉化為政治問題。推進基層民主和增加行政權力的透明度是中國大陸政治發展的關鍵。在中國，基層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一方面同官方的宣傳不想符，另一方面也同新聞媒體的宣傳相脫節。中國大陸尚缺乏官方和民間的有效的溝通渠道和方法。
選舉制度應該加快從村莊到上級政府推廣的步伐，應該制定出落實選舉制度的時間表。讓公平的選舉制度的輪盤有效的運轉起來。選舉制度的內容應該包括：1、在公民普選條件尚不成熟時，規定出選民的資格，2、候選人的推選和確定；3、選舉時間，4、選舉機構，5、權力交接。走向全民普選是最後目標。根據政治文明的發展情況而定。但是，這個目標是必須要達到的。通過選舉讓人民自己選擇自己的領導者，是最好的辦法。人類社會的制度發明工作在中國還是一項全新的工作。
可以肯定，選舉會逐步成為21世紀中國人民社會生活中的話語和政治進步的代表符號。在全民普選條件尚不具體的階段，中國需要根據一個行政區域內的人口數量，參與者民主是這個階段的主要形式。
選舉制度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全民普選。全民普選的目標需要按部就班、有條不紊的逐步達成，既不拖延也不冒進，必須堅持在社會政治穩定、秩序、和平、和解、理性的基礎上進行。
政黨制度改革是達成全民普選的政治條件，在中國大陸社會中形成兩個以上高質量的政黨是一個基本的前提。
在社會方面，中國需要認真反思兩個主要的問題,一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保護自然環境的問題,一是漢民族國家的人文精神如何健全的問題。在可以預計,在21世紀初,中國有望迎接一次政治開放的浪潮到來。中國大陸必須推動和形成一種理性的政治開放態勢。首先在現行的體制基礎上修正、完善符合中國大陸特點的國家體制和政府體制。
對大自然的熱愛、關注與研究，對人類生命的尊重、敬畏與呵護，是中華民族從文化到心理轉向文明的起點。在理論建設方面，堅持人類思想史上已有的一切符合人類文明生活的價值和準則。我們認為，對於一切社會現實存在的不良現象的批評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促進力量。讓社會在批評聲中進步，才會形成人們之間的平等、寬容並且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真理的標準。正像任何一個政黨都必須具備自己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形態一樣，作為整體的民族社會的發展、進步，則必須接受、灌輸人類普遍的文明價值原則和精神品質。
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社會互聯網的迅速普及的十年。互聯網不僅把世界變小，更通過同步信息傳播，使得文明傳播具有了最有效的方式和渠道。必須用全新的觀念認識我們所處的社會生活。文明存在於普通百姓中，是一種世代流傳的力量。
共產黨內擁有大批優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和管理社會生活方面的通才。但是，我們的社會還缺乏使政治人才脫涌而出的良好制度。僵化的政治體制、呆板的理論宣傳和自上而下逐級幹部任命制，不僅使得共產黨組織缺乏思想理論方面創新的活力，而且使公權力同社會大眾嚴重脫節。因此，共產黨黨內民主必須與社會民主同時進行和同步發展。
缺乏基層民主的實踐和法律秩序，仍然是中國21世紀政治文明建設的主要障礙。
通過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是否已經走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這仍然需要未來歷史的檢驗和證明。不過，改革開放時期中國所取得的社會經濟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對於已經取得的成就，應該採取正確的方法進行維護、保持和推進，而對於嚴重的社會問題，則必須通過有些的制度建設克服。
經濟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社會開放、打開國門後的商品引進。國內製造業仍然在很低的技術和資本有機構成基礎上，第三產業的發展水平遠遠落後，而金融業從經營管理到組織體制都弱不禁風。如果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成果不能夠進行良好的維護、繼承與發展，而對於經濟結構中的不合理和社會整體發展中的嚴重的城鄉與城鄉內部的不平衡現象現迅速解決，就有可能形成社會動盪和經濟危機的局面。站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社會發展成果基礎上，中華民民族仍然不具備驕傲和自豪的資本。政治文化、組織與制度的落後，是中國大陸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政府以及官員的腐敗是制度問題，也同時是政治文化和傳統政治心理問題。
從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判斷，改革開放時期在中國現實歷史進程中已經是一把無比鋒利的雙刃劍。正在考驗着社會政治家的智慧、勇氣和信心。
創造和建設新文明的力量正在形成。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在21世紀，如何能夠走好21世紀，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在理論上正確認識改革開放時期的成就與存在的問題。
現在，中華民族必須具體兩點基本的文明覺悟，一是以產業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為前途的社會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才是人民群眾生活質量改善的根本；二是一切政治活動必須緊緊圍繞和牢牢抓住建設公平制度的要點，人類政治活動的根本目的和正確選擇是一步不推動社會公平和實現上社會正義。
新世界觀強調人類同自然界的關係是社活基礎性的和基本的關係。人類在地球上存在首先是與自然界關係的總合，然後才面對自己的社會問題。因此，馬克思所揭示的“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合”，只是從人類的社會屬性方面對人類生活的理解，而人類文明的進步，卻主要的以改善自己同自然界的關係為標誌和內容的。
社會文明不是天然的，她必須從人類創造物質財富的過程中成長。人類自身社會關係的進步，是深刻基於這一點的。而適合於人類自由創造的制度體系，是人類生活的一個主要的方面。
國家政權制度建設的核心問題是政權的形成制度。這是一切政治活動的中心目標。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到現在為止，一切國家政權的取得都無一例外的是通過武裝力量和軍事戰爭的方式奪取的，當政權通過武力完成更替後，一切社會權力都來自於自上而下的任命。
從21世紀初開始，中華民族的進步的政治力量，主要的任務是推動中國大陸社會建立起一種以公平、公開的選舉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從而根本改變中國的政治傳統，即根本改變人民與權力的關係。
中華民族社會對良好的政治制度的需要，是最迫切的需要。而良好的政治制度建設與維護需要和平理性的政治組織。歷史上，在國民黨成立之前，中國社會從來沒有民間組織的良性發展，皇帝家族依靠強權維持統治，而朝代更替 的農民組織，基本上是暴力的和從來不能超越王朝輪迴的歷史宿命。
貧窮之下無文明。貧窮既是社會問題的結果也充當所有社會問題的原因。貧窮告訴我們，人類必須走一條以產業革命為根基的社會建設之路。所謂產業革命，就是人類在不同的社會勞動分工下創造自己的需求並且不斷從自然界中轉化財富。自然界蘊涵着的物質元素是人類文明生活的基礎。貧窮、疾病、愚昧、野蠻、強權等是破壞人類幸福生活的因素，因此人類必須把這些社會因素視為共同敵人與之鬥爭。
民主與科學是文明的兩翼，而自由勞動和公平制度則是文明的雙足。沒有人類的自由勞動和社會的公平制度，民主科學也就無所附麗。
四 在幾個具體問題上的態度及立場
人類歷史是向着文明不斷進步的歷史。但是，又必須認識到，人類歷史過程中的許多客觀事實並不符合文明的標準。人類不同民族間的發展程度千差萬別，不管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人類間的交往規模如何，而人類文明素質卻是共同的和一致的。
世界觀是對人類精神的總稱。新的歷史觀認為：人們之間結成的社會關係只是人類在地球上生存的一個方面，比社會關係更重要的是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認識、研究、探討和發現自然界運動規律，是人類生存最重要的任務，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最基礎的條件。當我們對歷史具有了這樣的認識觀念之後，人類生存的目的行和實踐方向就會發生本質的改變。
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可以按政治、經濟、文化三個領域劃分。政治觀中主要包括國家觀與權力觀，經濟觀中主要包括勞動觀與生產觀。文化中主要包括自然觀與道德價值觀。而一切美好的人性需要都必須得到自由發展的制度保證和政策保證。
在這裡，我們對如下幾個具體的歷史與現實問題表明態度和立場：
1、對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的總看法：
中國20世紀的偉大事件是：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以及1978—2008年的改革開放時期。
但是，在整個20世紀百年裡，中華民族沒有能夠學會用民主的方法解決自己社會面臨的問題。其表現如下：一是20世紀初形成的政黨，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代表，逐步發展成為一種軍事武裝力量，並且依靠國內戰爭爭奪國家政權；二是中國政黨沒有能夠從思想理論上和實踐上尋找具體的民主方法與方案；三是公民意識發育的落後。因此，在20世紀裡，以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開始，直到1989年學生運動喊出的“反腐敗”、“要民主”的口號，中國的政治民主都沒有能夠深入到具體的制度設計、推廣和落實的層面上來。
民主首先是具體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合理方法，而不是簡單的口號。由於中華民族自春秋時期形成的農耕文化特質與對待自然界的態度，導致中國從農業文明到1980年的2500多年時間都沒有全面發生和完成一次產業革命和生產方式的升級，而在經濟基礎的長期停滯和落後的生產方式下，政治組織和國家形態一直保持着專制的形式和內容。
在中國20世紀開始的時候，具有正確而明確的方向。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政治家通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後，致力於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共和國，而五四新文化運動則高舉起了“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在20世紀初，國家的共和、社會的民主與科學，是中華民族最需要的素質和最迫切的要求，也是古老的以漢族人口占大多數的國家獲得新生的基本條件和不二選擇。然而，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整個社會生活卻沒有能夠沿着民主與科學的方向行進，而且，在政治上，國民黨和共產黨在20世紀裡爭奪國家政權採取了內戰的方式。
從政治形態上說，“家天下”—“黨天下”—“民天下”的政治邏輯，將是中華民族國家層次分明的“三步曲”，21世紀初的中國已經明確的開始了由“黨天下”向“民天下”的轉型過程。這個任務需要由共產黨來完成。
20世紀代表民族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與國際上傳來的共產主義力量，以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形成的軍事力量，同時受到來自國際上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扶持，在祖國大地上進行了你死我活般的軍事戰爭和政治鬥爭，導致20世紀政黨政治從來沒有能夠向着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政黨逐步發展成為軍事集團，標誌着中國這個缺乏民主與法律傳統的民族國家在政治上的極大失敗。
2、中華民族文化特點：
中華民族文化以及理論思維轉型的方向是建立起面向自然界的價值觀念。其兩個主要任務：一是宣傳和確立文明價值；二是設計、建設公平制度。
《周易》的思維培養了中華民族的神秘主義思想傾向，而儒家倫禮觀念在專制皇權的利用下，使得成為一種文化與政治合而為一的力量，僅僅為統治者服務。面向人間事務而不是面向自然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徵。
中華民族要實現文明和走向文明的目標，就必須對起自《周易》到孔子的儒學傳統進行總結，這是對中華民族先祖持有的價值觀念的評價和判斷，同時，另外一個重要的而且更加關鍵的文化任務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做出嚴肅的歷史性評判。從中可以看到中國歷史運動的基本線索和斷裂的邏輯，21世紀中華民族在文化方面要完成的工作，是從全部中華民主的文化中選擇出符合現實與未來發展文明需要的成分，並且把這些素質貫徹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去。
儒學是深刻而全面的影響了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人類思想。在公元前五世紀前後的春秋時期，是中華民族在思想上的一個燦若星辰的時代，那個時代不僅產生了孔丘創立的儒學，而且存在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學說，成就了一個光輝燦爛的“百家爭鳴”時代。
儒學唯我獨尊的地位固然取決於其思想光輝，但是，主要還是在漢武帝採納思想家董仲舒的文化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被政治權力的利用，這之後，歷代王朝統治者都推崇儒學，直到1911年清朝的結束。
儒學是中國先賢思想家在公元前5世紀對人類生活的普遍原則和價值形態的闡述和揭示。但是，由於漢民族國家在權力形態的產生規則方面的暴力性，儒學所闡述的人類文明價值原則從來沒有能夠同合理的社會制度與法律體繫結合起來。而缺乏文明權力形態支持下的普世價值，也就成為無源之水。因此，中國文明的一個前提性的條件在於，權力產生與行使必須文明。
在現實的中華民族的正統的意識形態中，儒學仍然是優秀的文化傳統和價值體系。必須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把儒學這樣的思想理論、道德價值貫徹到行動中。
在中國社會，缺乏權力文明對我們的民族社會造成過數不勝數的災難。
3、20世紀中國的政黨與意識形態
把20世紀百年放在宏觀歷史的背景下，我們認為20世紀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的存在是中央集權專制的家族政治的一個自然的轉型。20世紀的中國政黨政治，是辛亥革命以前的皇帝家族政治的巨大進步。但是，20世紀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生存方式和理論觀點都存在自身不可克服和解決的缺點。
20世紀存在的兩大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為中國的進步做出過應有的貢獻。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貢獻不能夠代替對於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的批判。
在中國大陸時期的國民黨：推翻帝制和取得抗日戰爭勝利是中國國民黨的兩大歷史性貢獻。
對於20世紀中1937—1949年國民黨和共產黨間進行的內戰，需要在持有嚴肅批判態度的前提下，具體分析內戰的歷史根源、現實條件和客觀責任。
經典馬克思主義站在世界工人階級的立場上解釋人類社會的意識形態。 她之所以能夠為世界工人階級認同，就是因為在對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批判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內在所蘊藏其中的新文明——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從社會生產的階級構成出發認識人類生活和資本主義制度，在19世紀40年代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起到了推動人類思想進步的作用，最主要的是向全人類傳達了共產主義的光輝理想。但是，隨着馬克思1883年逝世後150年來人類生活的巨大進步，從階級立場認識人類社會的世界觀已經顯現出不可克服的缺陷。事實上，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缺點主要是在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實踐中表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認識客觀世界和社會存在的一種意識形態，其在思維方法方面仍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作為理解人類歷史和認識社會生活的一種理論思維方法，馬克思想後人提供了一種常用常新的理論思維方法和工具。
在對人類生活本質的認識方面，馬克思認識到人類生活社會性，即“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然而，人不僅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類首先是與全部自然界關係的總和。只有當人類共同面對自然界時，才會結成和發生社會關係。而男女兩性關係是人類延續必須發生的生理關係。馬克思主義的片面性根源於只從人們的階級關係出發對社會存在進行分析。但是，馬克思為人類認識社會存在留下的認識論、方法論以及整個理論思維方式，仍然是任何一派社會理論必須師承的工具。人類思維科學的發展與進步，仍然需要站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為之鋪設的基石上。中國的建設、發展和進步仍然需要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為豐富馬克思主義理論，已經進行了近一個世紀的工作。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是影響中華民族命運和思維問題方式的最重要的理論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產生與19世紀40年代歐洲資本主義社會成熟期的工人階級意識，她代表了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和美好理想。
在21世紀初，人類歷史正在走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視野。馬克思主義體現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發展初期階段的世界工人階級的認識高峰，反映了19世紀以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生態，但是，任何一種單一的意識形態也無法全面概括整個人類的生存狀況和規律。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點是社會生活中在經濟基礎之上結成的階級關係。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首先表現為階級關係。馬克思主義強調工人階級在社會發展與進步中的作用，並且認為階級鬥爭是人類歷史的主線。馬克思主義關於“人的本質”規定是“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但是，要知道，馬克思從來沒有從抽象的意義上談論“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人”從來都是處於一定生產資料之下的不同產業階級中的人。而新揭示的歷史觀首先把人類歷史放置在自然界的關係中。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從1848年春《共產黨宣言》的誕生到現在，已經顯示出了對人類生活本質認識方面的偏狹、缺點和片面，在馬克思之後，世界範圍內的共產主義實踐，並沒有能夠站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之上對經典馬克思主義進行豐富、充實與發展。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最符合真理要求的理論批判。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開始就是一個開放的政黨，向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以及借鑑前蘇聯的模式，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發生了極其複雜而又深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自20世紀在中國傳播並且通過俄國十月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最深刻最廣泛影響到中華民族精神世界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必須開始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從1980年以來改革開放時期繼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站在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人類一切光輝思想的基礎上，會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全新的高峰。經典馬克思主義依然是我們認知歷史運動規律和現實生活的最好的思維工具。馬克思為我們提供的認識社會的思維方法永遠不會過時。現在，需要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種思維方法而不是行動指南，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人類發展進程的一個特有的意識形態體系而不是社會的站統治地位的思想。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質的飛躍和理論創新需要從中華民族認識到必須從人類與自然界關係入手解決一切社會問題起開始。對於中華民族21世紀發展和進步事業而言，把散發着和儒學思想與共產黨引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是中華民族形成強大的精神力的可靠的支點。
馬克思主義是深刻影響了中國20世紀歷史實踐的理論學說。中國共產黨是這個學說的接受者與實踐者。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的60年，是為中國尋找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60年。從1949年10月起，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基本可以被劃分為兩個主要的形態，一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掛帥”時期，一是鄧小平時代的“以經濟建設中心”的時期。第四代共產黨領袖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已經標誌了共產黨執政理念的實質性超越。
共產主義理想在世界範圍內的實踐過程告訴我們，人類為了實現和達到一切美好的目的，其社會手段和方法必須是以認識和改善同自然界的關係為出發點，而不能簡單地通過人與人的社會關係達到目的。
中國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同世界共產主義緊密相聯。在世界範圍內，以1991年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的垮台為標誌，宣告了共產主義運動在世界範圍內實踐的失敗。那時，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從1980年算起已經進行12年。雖然經歷了1989年“六四”政治事件，但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並沒有因此而受到根本威脅，她的執政基礎也並沒有因為這次事件被瓦解。
在20世紀後半葉共產黨執政過程中，對民族文明和國家進步貢獻最大的政治家是鄧小平。鄧小平通過對歷次政治運動錯誤的認識，特別是總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比較迅速地選擇了理性、法治和正義的理念。改革開放時期是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貢獻，也是對自己組織在1957—1976年長達20年所犯錯誤的一次糾正。
共產黨推動和領導的中國共產主義實踐，是２０世紀中華民族在探索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和方法過程中的一次歷時長久的實踐。在這一過程中，從１９２１年開始，共產黨人懷抱在這個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對各種社會邪惡勢力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並且為此做出流血犧牲。中華人民共和國在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的成立，則是共產黨人前仆後繼奮鬥的結果。共產主義實踐在中國20世紀裡留下了無法抹去的烙印。站在人類現有的認識高度，我們必須用全部的智慧和理性去撫平共產主義實踐留給中華民族的政治遺產。
到目前止，共產黨所經歷的歷史發展可以被劃分為三個不同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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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革開放時期：
繼承1978—2008年30年改革開放時期的優秀成果，是中國21世紀發展的必然要求。歷史上，中華民族並不是一個善於繼承的民族。20世紀的百年更是在暴力革命、軍事戰爭與政治運動的破壞性實踐中生存。
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既不簡單是一場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改革，也更不是中國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倒退。從這個性質上，共產黨所強調的中國特色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和中國的一次新生。但是，改革開放時期遺留下來的問題卻是共產黨自身不能解決的。
因此，21世紀初中華民族最迫切的政治任務是設計並建設公平的社會制度體系。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實踐，是中華民族在文明進步方面30年取得的成果超過過去3000年的一個光榮時代，這個時代的政治偉人是鄧小平。中國21世紀的建設、發展與進步，必須是站在改革開放時期基礎上的實踐。
> 改革開放作為一個具有獨立性質的歷史時期，到2008年為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從理論到實踐的一切方面，都需要明確的為這樣的一個歷史時代劃上句號，即終結改革開放時期，並且，必須推動中國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模式。
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整體上回歸到物質利益第一的價值原則上來的時期。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以及實踐在中國隨着毛澤東1976年的去世而事實上宣告失敗。1978—2008年3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新文明的形成和開始階段。因此，在這個起點上，由於中國現階段是聚傳統農業、工業和科技等產業產業的共同發展，中國發展具有爆發性、在生產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性的特點，因此，所表現和反映出來的社會矛盾、價值衝突、生活方式差異也就非常明顯甚至截然對立。
改革開放時期表現出來的歷史缺點是拜金主義使得社會道德墮落、權力的貪污腐敗成為家常便飯以及社會分配的不公平；其歷史局限性表現為在經濟中心的指導思想下，政治改革沒有能夠同步跟進。
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形成了中國社會生活的多樣化，各種不同的社會力量客觀上要求不同政治力量的代表者，因此，在中國大陸，形成新的政黨就成為政治發展的必然，
5、21世紀初的世界格局：
不僅21世紀中國發展需要和平，而且，和平與繁榮已經成為全人類的共同願望和要求。人類共同利益原則必須成為21世紀國家關係尊守的價值原則。
21世紀初國際格局處在深刻而劇烈的變革中。世界多極化的局面尚未完全形成和確立，不過這個趨勢已經相當明顯。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世界範圍內方式了兩件歷史性的大事件，一是1991年前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一是2007年起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兩個事件對世界格局將發生重大影響。
起自2007年2月的美國發生“次貸危機”，到2008年，已經演變成為一場全球性金融危機。並且，無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歷史上，金融危機的規模及影響度都是從來沒有達到國如此巨大的規模。
目前，還難以對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體系以及國際關係構成的變化做出全面的評估。但是，我們認為，這場起源於美國本土的金融危機必然對1991年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後所形成的美國單極世界格局帶來巨大的衝擊，從而形成世界的新型的多極局面。美圓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是美國主導國際關係的重要的支撐方面，而發生在美國國內的金融危機，勢必終結美圓在世界經濟體中的一元獨大的局面。美圓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歷史地說，是源自於美國在人類1938—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地位，美國的直接參戰，迅速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交戰雙方的力量平衡，美國對結束二戰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同時，美國也是二戰後的最大的收益者。其中之一，就是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且確立了只有美圓與黃金掛鈎，而其他各國的貨幣同美圓掛鈎的局面。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石油危機導致這種局面的破產。但是，在當時，美國的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使得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與科學技術發明的搖籃和基地，美圓的霸主地位並沒有因為發生石油危機而告終結。
到2007年初，以“次貸危機”為直接誘因導致的美國金融危機，直接的後果註定是世界金融體制的重建。這場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人類將會考慮世界統一貨幣的問題，並且會重新認識貨幣的作用，從而改進貨幣的發行、流通及分配方式。因此，本次全球金融危機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也不是社會主義的危機，而是人類社會經濟體中因貨幣的發行與分配同實體經濟的不平衡性造成的危機。
科技革命的直接結果是誘發並且推動了發達國家內部的產業機構的重大調整，致使美國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們，認為美國的經濟已經走出工業經濟的時代而進入到“後工業社會”或者 “信息社會” 。到20世紀80年代，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局面在客觀上形成。
在世界範圍科技革命的過程中，中國正發生着如火如荼的國內改革開放，1978—2008年3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社會成就，把中國放置在國際關係中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改革的過程正同全球經濟一體化局面的形成過程相對應。到2008年6月止，中國已經擁有了18000億美圓的外匯儲備，並且是美國債權5000億的擁有者。因此，也可以說，中國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發展並且不可避免地卷人到美國金融危機的風暴中心地帶。也就客觀上要求中國必須同美國一道拯救金融危機。
中國通過30年改革開放，已經歷史性的成為了一個世界大國。在21世紀，必須着眼於中美關係的全局和長遠未來判斷國際關係的走向和實質。中國——一個具有悠久歷史並且長期停滯的古老國家、新興的發展中的大國，美國——一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美關係是21世紀中國外交最重要的內容和篇章。
由於歷史的原因和現實利益的考量，美國仍然會在技術、軍事等許多方面遏制中國，因為中美兩國仍然是不同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的國家。但是，兩國都應該看到，21世紀的人類社會以及國家之間的關係，應該是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
21世紀的國家關係，主要體現為合理利用資源、科學技術發明和商業信息競爭的方式展開和進行，軍事力量與軍備競賽將退居次要的位置，同時，任何國家的軍事力量都必須以強大的經濟實力作保證。
對世界形勢的看法決定對外交看法，世界上需要美國這樣的一個強大的國家，但是，也同時需要中國與其平等的存在與競爭。
6、對台灣問題的態度：
台灣人民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台灣地區是祖國的組成部分。台海兩岸問題是在20世紀中的1946—1949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大規模內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台灣的發展和人民幸福對中華民族有利，大陸人民的幸福發展同樣對中華民族有利。台灣不具備從單獨成立國家的國際空間和歷史條件，在現實條件成熟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採取一致更改國號的方式進行國家意義上的統一，以解決1949年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也解決中華民族內部的分裂現象，同時結束祖國大陸與台灣的政治隔絕問題。因此，對於大陸來說，必須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對於台灣來說，必須放棄以台灣名義建國。
對於台灣問題，我們必須承認如下兩個基本事實：一是中華民國是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的國號；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10月建國後沒有對台灣形成實際的管轄權。因此，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20世紀中國的兩個不同的國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進行武裝鬥爭的結果。這樣問題的存在，證明了20世紀中國政黨政治的不成功。由於中國是一個沒有選舉傳統的國家，也是一個沒有法治傳統的國家，當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後，政黨取代皇族而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但是，政黨間對國家政權的爭奪採取了武裝戰爭的方式而非選舉的方式。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發展過程中都成為一種擁有軍事力量的政黨，這既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結果，也是國際間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間較量的結果。
在21世紀，政黨的地位與作用必然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政黨要成為一個選舉的工具，發揮新文化的思想庫的作用。
戰爭是祖國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的共同災難，因此，也是中華民族自身的災難。占在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的角度，兩岸必須放棄戰爭。對台灣問題必須“化干戈為玉帛”，用和平思維代替戰爭思維。
中國大陸的快速發展和文明進程為解決台灣問題的奠定了條件。大陸與台灣的統一已經不存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障礙，所有的障礙完全來自於政治方面。兩岸人民必然統一在文明的旗幟下。在具體的操作方面：1、在“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層面上協商並且解決問題。1946—1949年中國內戰形成了兩個國號的同時存在。2、重新設定中國的國號。既中國大陸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稱號，台灣改變“中華民國”的稱號，讓兩者一起走進中華民族的歷史中，開闢中華民族國家的新紀元。
台海兩岸關係問題考驗着中華民族的文明水平與政治智慧。兩岸關係問題，需要在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的前提下解決，這個共同利益的基礎是和平、合作與平等交流，而不是對抗、戰爭與互相遏制。兩岸之間永遠不需要進行戰爭。而中華民族內部在20世紀中期形成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需要着眼於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視野來處理。
另外一個重要的國內問題是民族問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問題是中國面臨着的一個實現問題，也是在未來時間裡將要面臨的問題。無疑，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是民族團結、少數民族地區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發展的原則。
7、人類社會的戰爭問題: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社會內部戰爭不斷的國家。至到20世紀上半葉仍然如此。1946—1949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兩大政黨主導的國內戰爭，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最後一場大規模的內戰，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創傷。
1991年代蘇聯解體為標誌,人們認為“冷戰”時代已經結束，形成了美國主導世界形勢的單級格局。但是，通過1991年後到2008年以來的世界軍事外交表現判斷，世界並沒有因前蘇聯的解體而轉變的比“冷戰”時代更加美好。當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軍事爭霸和意識形態對決結束後，國際形勢經過了一個短暫的轉折期，以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為標誌，世界又開始進入到一個不穩定的局面中。而核競爭與核戰爭的危險又重新通過另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即通過小國諸如朝鮮和伊朗這些國家進行核武試驗與研究的方式表現出來。顯然，在21世紀，人類依然生活在核戰爭的威脅下。美國發生911事件後，進行了阿富汗戰爭，在2003年又進行了伊拉克戰爭。
小國和經濟上的弱勢國，諸如朝鮮和伊朗，都表現出對於核武的不可扼制的研製熱情。在經濟上獲得穩定的俄羅斯也在尋求同美國相抗衡的方法。亞洲有可能成為世界戰爭的爆發地，到2008年底，以色列向巴勒斯坦發動全面戰爭，同時，印度與巴基斯坦的軍事戰爭也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對於中國來說，東面是日本、西邊有印度，都是中國的事實上的對手。亞洲仍然是一個不團結的大洲。
世界仍然存在戰爭的條件與因素，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壞的結果就是，存在着將局部地區間的戰爭轉變為世界性戰爭的可能性。中國需要考慮着一點。但是，中國要完成的一個政治任務是：必須從制度上根除國內戰爭發生的一切條件與可能性。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給予我們的沉重教訓。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設計和建設初一種良好的社會制度體系，如此才能夠為萬世開太平。
任何偉大的、正確的和美好的社會目的，都必須通過人類的合作、共贏、協商的方式方法達到，因此，實現社會目的需要採取的合理合情合法的手段，而不應採取任何不符合人性要求和人權需要的手段達到自己政黨的目的。一切社會目的都必須服從於合理的、文明的、具體的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
人類的哲學意識，總是在通過總結過去才能夠達到一定的高度。文明黨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反對黨，她是以文明的價值標準為尺度的合作黨。對權力的落後觀念是中華民族最急需改變的觀念，社會公權力永遠是造福於人民生活的工具而不是幸福本身。文明黨人不在乎社會公權力掌握在哪個具體的人或者政黨的手中，她關心的永遠是公平的權力產生制度、權力行使的科學性以及對權力的嚴格監督。社會公權力的產生制度的改變，是改變中國文化與社會的關鍵素質。中華民族文化的進步，首先需要改變關於國家政權的全部落後的、陳舊的、封閉的觀念。把權力視為一個徹底的公有物。
人類生存的共同利益是高於一切的。在追求和實現自身的幸福之路上，和平、自由、平等、博愛才是最重要的品格。
人類對自身社會生活認識發生的一次飛躍，來自於20世紀50—60年代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發生後，使得思想家第一次認識到人類智力是比體力更重要的生產力，並且認識到在科技革命發生後人類生活已經開始走出工業化的時代。因此，從人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判斷，在20世紀後半葉里，當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後，以電子技術為標誌的科技革命和1991年代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是深刻影響了人類認識的一系列重大的歷史性事件。
在21世紀人類生活的背景下，中國必須為自己找到和確立起正確的發展道路和方法。從經濟、政治、文化等人類生活的一切領域、一切方面推動自己社會的文明進步事業，並且把中國的建設與發展當成是全人類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部分。對人類生活本質的科學認識與正確把握、對當前中國社會所處階段的狀態和必然邏輯充分了解、對人類與中國未來和變化趨勢的清晰輪廓，是中華民族找到自己社會的文明發展之路的關鍵。從21世紀初中國的現實出發，需要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一切方面對中國進行一次文明的再造。這個過程是痛苦的和艱險的。
一切社會思想、觀念、主義等意識形態都是試圖對人類生活的本質做出回答。不管當今世界的人類生活尚存在多麼巨大的差距，中國哲學以及對此進行了最高的概括——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
五 關於社會發展的政策主張與方法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全面的、整體性、綜合型的發展時期。這個結論來自於各種社會力量的對比關係的變化。在這個階段，同改革開放時期存在着實質的不同，社會已經不是單一的經濟增長，而是各種社會因素的整體性、綜合性的發展，它要求的不是以某個單一的社會因素為中心的增長，而是整個社會的協調進步。這種特徵既是改革開放的必然邏輯，又是21世紀上半葉的基本歷史生活面貌。而恢復中國的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能力以及提高全民的教育水平，構成21世紀初中國社會綜合發展的前提。
綜合發展的戰略是複雜而有具體的。這首先需要政黨與各級政府負起責任，對於中國來說，所謂的權力腐敗意味着一種普遍的墮性、特權意識和對於各種社會不良現象的麻木，這本身就是形成社會不公平的重要原因。綜合發展戰略當然包括政治系統的改革與發展，而政治改革的最重要議題就是如何現實權力形成機制的公平化、制度化、公開化。對於20世紀初形成的政黨體系的改造，是中國在經歷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時間的改革開放後的重要的政治任務。可以肯定，在21世紀初，只有順利地完成了這項歷史使命，中國才有可能贏得21世紀百年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振興。
2008年一系列社會事件的發生，標誌了起自1980年代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完成了其歷史使命，改革開放時期作為20世紀中國最後一個運動階段已經走進了歷史。目前，中國面臨着極其嚴重的社會治理危機。危機首先來自於執政黨的幹部制度，由於共產黨執政以來長期的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導致整個幹部隊伍同社會生活實際嚴重脫節，並且，掌握社會公共權力的部門成為一種官僚主義的機構，而不是能動的、積極主動的為解決各種民生實際問題而工作的機關。
因此，中國21世紀初的首要的任務是再造中華民族未來發展需要的整個上層建築體系。否則，社會的經濟增長與文明進步都會受到嚴重的阻礙。
對於一個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來說，必須遵守如下兩個原則：一是必須堅持勞動價值為核心的原則；二是必須貫徹社會公平高於一切的原則。從前者來說，中國需要創造出符合自身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勞動組織，這是奠定社會公平的第一的基礎性力量；從社會公平的角度說，它需要政治程序和法律制度的保障。現實的問題在於，勞動組織的自由發展仍然受到各種行政因素的嚴重干擾，貧富差距的形成不是基於自然的經濟分工規律，而是來源於各種權力意志的支配，在這樣的局面下，就客觀地造成了社會生活不穩定和動盪的條件。所以，在經歷了30年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之後，國家政策必須迅速地校正社會運動的方向，否則，大規模的社會危機就將不可避免。
我們設定，21世紀中人類不遭受毀滅性的自然災難和全球戰爭的毀滅性打擊。在這兩個前提條件下，我們可以對21世紀中國發展在階段上劃分，那麼，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明顯的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就是從現在開始到本世紀中葉的50年時間的中國社會綜合發展時期，這個階段的發展任務最為繁重，同時也最難以駕御和最容易發生問題。完成政治體系的革命性改造，是這個時期中國面臨的最困難的任務，也是中國實現超越性發展的標誌性事件。第二階段，主要的標誌性事件表現在經濟與科技能力的自主創造方面，到這個時期，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具有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推廣應用能力的國家，對人類生活質量的進步會做出與其擁有的人口相稱的貢獻。第三階段，到21世紀的末葉或者22世紀初期，中國將恢復民族文化的國際影響力，真正成為一個具備世界領袖能力的文明大國。
但是，在目前，只有充分正視中國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和矛盾，並且找到解決這些問題與矛盾的方法，我們才能夠走好21世紀。而如果一味浪漫的憧憬、簡單的說教以及粉飾現實的缺點，我們也只能繼續20世紀所犯下的錯誤，並且有可能失去21世紀。要是這樣，對於中國未來局面來說就會非常的可怕。
基於對21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形勢以及未來發展的要求，提出中國社會近期任務和長遠發展目標。
我們所正在經歷的是21世紀初開始的第一個階段——中國社會的全面發展和文明重建階段。這個階段的歷史基礎是1978年代開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到2008年，社會發展已經走出以單一的社會領域為中心的運動發展模式，而是轉變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發展，是農村社會和城市社會的共同進步，是農業、工業以及第三產業的共同提高，是科學技術、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群眾體育事業等的普及性成熟，是物質基礎建設和人們精神文明的並行不悖的進步。
中國大陸社會的綜合發展時期將貫穿於21世紀的上半葉。這個時期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為中華民族社會奠定一個完備的民主政治架構體系。
對中國在21世紀百年發展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研究，不是本篇宣言的任務。
在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政策選擇方面，近期中國社會政策如下：（一）社會方面：1、全力設計一整套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兒童少年、老年人、殘疾人的生活保障，是整個上會保障制度中特殊性質的三個部分，需要優先考慮解決。2、消除城市與鄉村二元結構形成的制度內因，推動整個社會成員共同面對相同的政策與制度體系。3、把教育、科學究竟、技術開發與應用、醫療衛生健康等公共事業作為優先發展的範疇，而不是經濟中心。4、制定全民性的文明教育宣傳普及與智能開發計劃、方案。5、社會資源的公平合理分配。（二）、經濟方面：1、產權改革與勞動者相一致的企業組織。2、製造業全面的產業升級。3、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4、分配製度的創新是中國社會最迫切需要進行的一項經濟任務，5、自由交換的法則要成為制定經濟政策的依據。（三）、政治方面：1、完成對社會公共權力的合理分工和“憲政”制度設計。2、建立以選舉為基礎的公權力產生制度，設計出完善的選舉制度。3、國體和政體的重新結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間的合理分工，地方自治在行政區劃的合理規劃下進行。4、落實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5、改革政黨制度，制定《政黨法》 。6、進行文化教育改革，以人類普世價值的內容教育兒童少年，革新教學內容。
就政治改革而言，需要首先對現有的國家機構進行合理的權力和職能分工。現行國家體制是中國進行政治文明建設不可逾越的前提，必須在此基礎上進行。共產黨的存在既是中國大陸社會的現實，又是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1921—1949年長達28年的同國民黨的武裝鬥爭取得的。 在共產黨在執政的60年時間裡，已經建立起了完備的國家機構系統，中國政治改革必須站在這個基礎上進行，而不是割斷歷史、另起爐灶式的重新建設。在國家機構方面，已經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會為立法機關、政府、中共黨委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大國家機構。合理而公平的劃分人民代表大會、政府、中共黨委和政治協商四大國家機構的職能，是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改革的一個起點。
文明黨人不主張打粹原有的國家機構而進行重建，而是在原有的國家機構的基礎上重新劃分社會公權力的職能。在重新劃分的國家機構的職能方面，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繼承和延續國家立法機關的一切職能，可以增設一個獨立的選舉委員會，負責全國範圍內行政領導人的選舉工作。政府承擔處理和解決社會行政事務的職能，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進行合理的職能劃分，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能集中在國防、外交和貨幣發行三個方面，把民生問題下放到省級以及省級以下的政府。中共黨委和政治協商會議中的黨派共同成為兩個政黨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獨立的政黨作用，政治協商制度改造成為政黨的聯盟組織，具有向各級政府推薦政府首腦的候選人的職能。
社會上層建築文明是人類最能動的文明建設，這項工作要比經濟基礎的發展與進步來的更快更迅速。經濟基礎的發展需要沿着物質生產力的發展邏輯進行，而上層建築則更大程度上依據人類的意識形態與人性文明的標準來完成。在21世紀初，中國大陸社會的上層建築是最需要進行一次跨越式發展的領域。因為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築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們社會的順利發展。
推動中國大陸儘快設計和建設起公平、公開的選舉制度，是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最基礎的工作之一。選舉成為主導各級政府領導人產生的渠道，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定選舉制度，並且以選舉作為政府領導人產生的合法渠道。選舉是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一個突破口。公平選舉和嚴格監督會從根本上提高社會行政的水平。文明黨人全力推動社會政治選舉的發育和發展。
新聞自由必須得到保證。新聞自由與選舉制度是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文明發展的兩個最基礎性的工作。
建設一個以民意為政策基礎的政府系統，是中國政治文明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任務。同時建立透明的財政體制。
在中國歷史上，權力的不作為和亂作為為害深遠，而且，由於權力從來都缺乏必要的制度規範和監督機制，專權和濫權的現象十分普遍。漢民族國家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完成充分的社會分工，而且在政治權力方面，同樣沒有根據社會公權力的不同性質而進行合理分工、相互獨立、彼此制約的制度體系建設，在皇權統治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20世紀百年政黨政治形態下，一黨專政同樣是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狀態，國民黨從1928—1949年對中國大陸進行事實上的統治，共產黨1949年10月至今60年的時間，同樣是一黨統治。
社會制度的發明是21世紀初中華民主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政治改革的原則是“合理分權、職能獨立、相互制衡、服務民生”。
在中國進行政治制度設計和根本改革之時，我們必須對西方民主政體的模式——普選制、多黨制、三權分立制度進行充分的學習、比較和借鑑，對孫中山先生設計的政治制度（“五權憲法”）進行重新思考、利用和貫徹，對共產黨在執政60年間的政治作為進行一次全方位的疏理、評判和甄別。
權力是社會公器，同時，權力是最典型的“雙忍劍”。因此，必須保證權力在好人的手中，同時保證權力不做壞事。前者需要需要完備選舉制度來保證，後者需要依靠公開監督來執行。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制度，必須通過21世紀中國政治家之手設計出來並且一絲不苟的執行下去。
中華民族社會需要最優秀的上層建築系統，沒有這樣的系統，我們的民族在發展、創新方面就不可能獲得偉大的成功。
龐大的和官僚主義的行政系統，既對中國社會起到了穩定的作用，同時也對社會發展和進步起着嚴重的抑製作用。政府必須成為能動的及時解決和處理各種民生問題的工作機構，而不是層層疊疊的機關。
> 推動政黨回歸到國家機器中的正常的地位，並且使得政黨從公共財政開支中撥離出來。建立透明的財政體系。把政府開支向社會交代。
文明黨人不在乎權力職位在哪個具體的個人手中，她在乎的是社會公權力合理的產生方式和權力行使過程的透明性與公開化。反過來說，一切社會公權力必須掌握在具備完善的現代文明素質的個人手中，如果掌握權力的個人不符合文明道德的規範，無論表現在個人品質或者社會政策執行的方面，他都必須立即被解職。
文明黨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反對黨，她的一切社會目標和政策都建立在深刻分析現實利益關係和長遠未來需要的基礎上，因此，她在許多方面和更多的情況下是一個合作的政黨。自覺聯合一切文明的社會力量，促進文明的順利生長。
社會政治問題嚴重的存在着：1、經濟上的貧富差距以及社會生活的城鄉二元體制，2、政治上的缺乏選舉活動和選舉制度建設，權力成為一種脫離社會生活實際的力量，由此導致政治權力的普遍腐敗無能；3、在文化上，政黨的意識形態缺乏活力。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即是歷史性的也是政策性的。21世紀初開始，必須為解決着三方面的現實問題找到合理的方法和政策出口。
在政治上進行一場普及整個社會的和風細雨般的思想轉變和價值革命，是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必須。在保證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好不出現大斷裂的前提下進行政治制度創新，必須成為中國大陸一切政黨的共識。 一切內政必須在民族大和解的前提下，通過國內各種社會力量的協商而解決。
21世紀初這個存在着嚴重的社會治理危機。到2008年，這些危機已經通過大量的危害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表現出來，我們的社會存在着嚴重的食品安全、生產安全等等問題。
13億中國人民需要一個廉潔、高效維護社會公平和及時解決各種各樣民生問題的政府。
自古以來，由於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建立起一種以選舉為基礎的權力形成制度和有效限制權力的機制，到21世紀初，中國大陸社會有一次面臨着最為嚴重的社會治理危機。起自1978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30年改革開放時代，雖然有效化解決了毛澤東時代“政治掛帥”的社會危機，同時有造成了來自經濟方面的嚴重危機，產品質量、食品污染、環境破壞、道德淪喪等一系列問題都威脅着中國社會的政治穩定和進一步發展。
共產黨必須認真反思自1949年10月以來逐步建立起的政治制度。現在，在我們的國體中，包括政府、人大、中共黨委和政治協商等四大系統，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改革也必須在這個體制框架基礎上進行。
21世紀中國政治文明建設，必須推動中華民主社會徹底跳出傳統政治的輪迴。
文明黨人不會迷信任何簡單的社會建設方案和方法，人類社會是一個相對於自然界最為複雜的系統，自然界有自身的運動規律而不具備智能。而人類則是受自己精神力支配的生物。社會問題與矛盾的解決，最根本的方法是通過物質財富的創造來解決。貧窮沒有文明可言。
中華民族在21世紀前五十年裡，其主要精力必將是致力於本民族社會的發展與國家的文明。中國是一個後發國家，不容否認，自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後，在這個較漫長的歲月中，中國是處於被掠奪的地位的。成熟而理性的中華民族只有從自身出發尋找歷史問題的根源，以實現21世紀中華民族的厚積薄發。
六 結論
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自覺地為自身文明而奮鬥，這同時是中華民族對全人類文明做出的貢獻。文明標準是一種客觀存在，而一切不同觀念價值的衝突都必須運用和平、理性的態度來解決。
鑑於人類文明具有擴散性的特點。從社會方向而言，文明黨人向一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不文明現象宣戰。對於人類自身而言，最可寶貴的就是生命本身。在人類擁有生命的前提下，蘊含於人類身體中的智能與一切文明素質最為重要。人類為了獲得幸福生活的條件，必須不斷滌盪不符合文明要求的因素而發揚符合文明要求的品格。人類只有克服了狹隘的思維，把立場站在人類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才能夠找到解決導致具體矛盾的各方共贏的辦法。
任何文明都是具體的。但是，一切文明的標準卻是永恆的。把人類帶上文明之途，使文明的光輝普照人間，是文明黨人的自覺責任。
以電子技術為先導的科技革命和全球通訊以及互聯網的普及，正在為全人類新的文明形態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科技成果的廣泛應用極大地改變着人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我們認識到，人類文明的實質是相同的、相通的、相融的。文明是人類在共同利益下的建設、發展與進步。人類共同利益將成為高於種族、國家和一切政治組織的價值原則。“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這一中華民族的最高哲學智慧，也幾乎是對全部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最好總結。
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信息化，在政治上的一個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是將深刻的影響到國家消亡的步伐。起自2007年2月的美國金融危機以及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後果之一註定要加速人類貨幣的全球統一化過程。歐洲各主要國家以及統一在歐元下，為全球貨幣統一樹立了一個典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告訴人類，社會發展決不能夠簡單地依靠貨幣力量的推動，從根本上說，社會發展的根本內因來自於人類的科技智慧以及美好的道德原則。當人類進行交換所使用的貨幣在世界範圍內統一起來後，全球政府也會逐漸生成。
20世紀歷史過後，人類生活的現實完全支持我們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否則，人類文明進步就不會獲得正確的方向和方法。必須把人類歷史看作一個不斷創造新文明的發展運動過程，並且以此推動人類歷史由自然歷史的過程轉向文明歷史的過程。
文明的生長和成熟不僅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根本需要，也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需要。人類文明擔負着兩個方面的責任與使命：一是認識自然界運動規律；二是創造社會幸福。文明的成長需要教育、科學、公平制度，而文明與道德兩者的關係卻相當複雜。人類生存文明的最重要的特質在於選擇性。
人類社會文明的四個基本層面包括：環境文明、勞動文明、制度文明和價值文明。
身處21世紀初的一代人的命運，註定是為創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以漢民族為人口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的文明創造，基礎的因素是經濟，中間的環節是政治，而終極的目標是文化。現在，對於中華民族這樣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國家來說，最關鍵的創造任務已經是政治領域，政治文明的創造是一項最偉大的社會發明過程，我們必須改變從秦始皇到毛澤東的政治傳統與權力心理，由此出發，才能夠翻新整個社會運行的制度，用文明政治的力量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落後習慣進行全面的翻新。
做偉大文明的創造者，是21世紀一切希望中國進步的社會成員的責任。20世紀中國發展的許多失敗以及國家內部戰亂根源，必須從我們自身進行探尋。21世紀中國的進步與發展，既是對於本民族悠久的優秀文化觀念的回歸和升華，也是站在未來發展的高度對現實社會的改造。
文明黨——是中華民族社會中一切文明力量的聯盟組織。
中華民族在文明的旗幟下為幸福生活而奮鬥！
全人類團結在文明的旗幟下！
徐國進
2008年2—12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