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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进博客  
徐国进——文明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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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的统治者、反抗者及国民的政治心理 2022-06-07 16:55:07

   论中国的统治者、反抗者及国民的政治心理

    一、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我们这个以汉族为人口主体的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伟大的统治者和符合文明人性标准的反抗者。统治者和反抗者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充满血腥的暴力和战争关系。

    就统治者方面而言,不要说以我们现代人特有的文明标准衡量,就是用一种正确的历史标准判断,中国的统治者从有详细记载的秦始皇到1976年死去的毛泽东的大致2100多年时间里,几乎所有实际统治过中国人民的统治者,都罪恶累累和血债如织。宋朝的统治者是一个例外,赵匡胤倒是没有对属下进行大规模的公开杀戮,但同样是怀着一颗多疑的心而褫夺了他手下将军们的兵权。

    就反抗者而言,从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的揭竿而起,他们的宣传鼓动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和一系列巫术手段,直到20世纪中国农民运动中的“打土豪、分田地”,其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使用暴力方式推翻一个暴力政权并且使用暴力方式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中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到1851年的太平天国和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其愚昧、暴力以及邪教般的性质,随着中国农村社会的普遍贫穷程度的加剧也达到了一个顶点。事实上,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不仅民族资本主义没有能够真正发育起来,而且是导致整个中国社会陷入了的全面破产的境地。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良好的统治者和反抗者。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是一个有好官而没有好政府的国家,中国更是一个有好百姓而没有好的反抗者的国度。

    而贫穷和愚昧则是一对互为因果的孪生子。暴政产生暴民、强权产生愚民。

    二、

    中国——我们这个以汉族为人口主体的国家,有比较明确的文字记载的朝代是从周朝开始的。西周的前期人物周文王、武王以及周公旦等人,是堪称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政治人物和思想人物,周文王作《易》,而周公旦则是在他的属地建章立制、制礼作乐、推行井田,在施政的思想方面,主张“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等。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封建王朝,绵延时间近800年。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显然,从周朝开始,中国社会便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国家形态。而且,在周朝时期,中国社会的稳固的家庭结构已经形成。一方面,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农耕单位,另一方面,家庭是传宗接代的社会细胞。

    从建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朝开始,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便明显地被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部分。在法律方方面,用《礼记》中的一句话概括,即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是相对于统治者而言,“刑”则是相对于被统治者而言。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叫“天子”,这个称谓一直延续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而终结。到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秦王嬴政改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叫“皇帝”,并自奉为“始皇帝”,自我的称为是“朕”。

    中国皇帝的形象,直接源自于家庭中父亲的形象,在一个家庭中,父亲的地位是不可动摇和不可取代的,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皇帝也具有同样的地位,即具有天然的合法性。

    到孔子的时代,周朝已经接近于没落。但是,孔子却对周朝的制度一直情有独钟,他一再亮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即:“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且在晚年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并且在谈话中多次提及周公。孔子所尊崇的周公,即是周公旦。姬旦是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是周武王的弟弟。对于今天的我们,周公留下的最著名的遗产即是“周公解梦”。

    周文王(前1152~前1056),即殷商西伯(意即西方诸侯之长),又称周侯。姬姓,名昌,生于西岐(今宝鸡市岐山县)。 “姬昌”一说在东汉时期成型,后世因之,遂称文王为姬昌。传在羑里(今河南境内)根据伏羲氏(人皇始祖)的研究成果演绎了易经八卦。

    姬昌和他的儿子姬旦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他们在使用文字记载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并且创建了社会的礼制等一系列规范。同时,两人也是中国“巫文化”的奠基者。

    三、

    中华民族虽然是世界民族之林中最先发明并且使用文字的民族,但是,却可以说,中华民族至今仍然没有从最普遍的社会意义上形成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尤其是从来没有形成和确立起一种符合文明标准的权力观。这即是为什么中国历史存在一个明显的朝代“周期律”的根源。

    从恶的方面理解人类历史,古今中外都存在许多大致相同的观点。在中国,鲁迅先生是从恶的方面揭开中国历史真相的第一人。他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并且指明“所谓的历史记载都是统治者愚弄人民的谎言”。同时,鲁迅先生也是最无情地对于统治者进行批判的第一人,他讲过的一句嘴深刻的话语是“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的中国人在这样做着。关于这一点,看看哪些仍然崇拜毛泽东的人们的表现即知。

    李宗吾(1879-1943)先生用一种极其戏谑的方式讽刺了中国的胜利的统治者们,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厚黑学》。这本书于1912年以“独尊”之名发表,不仅轰动—时,而且十分接近历史的真实。以后他又陆续写了—系列文章,其中包括1927年发表的《我对圣人之怀疑》。1928年发表了《社会问题之商榷》。李宗吾先生的观点,概括如下:古之帝王将相权谋成功之道和英雄豪杰不外"面厚心黑"而已,触类旁通二十四史都可一以贯之。

    吴思,这位当代思想家在研究中国历史后提出了一个“潜规则”的概念。这个概念很快被广泛的接受并且使用,在吴思看来:“潜规则的意思是在正式的制度、冠冕堂皇的法规和道德信条之下,支配社会运行的另外一条新的规矩,这条规矩跟道德原则有一些冲突,不能明说,要悄悄的隐蔽起来”。

    我们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但是,人类欲要赢得幸福的生活,就不想把历史视为一种不断走向文明和接近于文明状态的过程。否则,人类便只有不断地重复历史,而重复历史的结果便是裹足不前。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着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深刻而惨痛的教训。比如,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固然,通过武装暴力能够推翻一个政权并且夺取政权,但是,必须认识到的一层意思是——枪杆子里面从来没有出过良好的政权,因此,人类社会要进步,必须改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状况。这才是我们认识历史的真谛。一个总是重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家,注定不是一个好国家。

    四、

    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文化形态,在政治伦理方面主要表现为“权术”。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一特点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即形成了。老子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孔子主张“仁政”等等。其实都是古代的文人们为了博得统治者的好感和重用而提出的服务于统治者的价值观念。

    《道德经》和《论语》,在很多内容上都是统治术。老子直言不讳的讲“圣人不仁,视百姓为刍狗”,孔子主张的“仁”等儒学价值,固然是人类在2500年前的最光辉的人文价值,但是,如果把孔子口中的“仁”同为统治者服务的主观意向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可以证明孔子的“仁”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伪善性。

    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权力意识的基本的内涵停留在“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平上,而这样的权力意识是建立在维护统治本身的意识。至于在中国一直被人们提及的所谓“亡党亡国”的宣传,更是一种极其落后的政治心理和文化思维的表现。

    愚民是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倾向,欲要愚民必须欺民,而对于民众的欺骗,则是一方面利用并且宣扬一种美好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不让民众知道真相和禁止民众的言论自由。

    “打天下坐天下”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法则,也是统治者的矢志不渝的心理。

    元代无名氏《马陵道》“楔子”中一句话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这句话几乎是对中国历史上文人心态的一种高度概括。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现象表现的最为典型。各国诸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致力于网罗人才,而文人学子们为为了争养而乐此不疲。如孟尝君、平原君等四大公子的出现,弹挟当歌的冯援也是如此。秦始皇灭六国后,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临行之时,上书劝课,秦始皇觉得有理,于是收回成令,李斯后来得以重用。

    可以说,从春秋战国时期,我们即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悲剧性的命运。我认为,也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其实命运能够形成良好的知识分子集团。在我看来,对于一个民族社会和国家而言,良好的知识分子集团应该是由以探索和认识自然界运动规律而对象的社会群体。但是,中国却严重缺乏这样的一支社会力量。而无路是老聃还是孔孟,严格地讲,都只能算做一种认识文字和使用文字的个体,他们传播的仅仅是一种良好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始终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方面严重缺乏应有的能力,加之政治制度的周而复始,使得中华民族始终没有跳出农耕生产方式。

    孔子一生“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的命运也如此。他们始终怀着一颗仁义之心和远大抱负,却不被统治者重用,因为统治者深知:美好的价值不是获得权力和维护权力的首要条件,美好价值只能作为一种装饰品。

    中国读书人集团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心理,以及老百姓的“毛毛草”的心态,是历代统治者为所欲为和指鹿为马的社会基石。普通老百姓对于权势普遍抱有一种“毛毛草”的心态,即“老百姓是墙头上的毛毛草,那边刮风就望那边倒”。我把这种心理叫做“毛毛草”现象。

    五、

    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政党理当承当一个民族社会里的最具有文明觉悟的组织力量。在中国,政党的历史从1895年孙中山先生成立兴中会开始,才刚刚有120年的时间。而在20世纪,中华民族社会由“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转型为“党天下”的过程中,可以说,中国的政党政治在整个20世纪的建设和发展是失败的。一方面,在20世纪上半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成立都采取一种秘密结社的形式,并且,在成立后,都走上了一条以军事武装力量为生存基础的路线,最终,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大拥有军队的政党,在1927年走向分裂后,又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1949年,进行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另一方面,在1949年10月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政后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把中国人民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成果消灭殆尽,毛泽东的1949—1976年,事实上是毛泽东一人专制的时期。毛泽东依靠花样百出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专制复辟。

    1954年,毛泽东在宪法讨论会上的发言――“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事实上,在1949、10—1976、9这段长达27年的岁月里,毛泽东个人为所欲为,几乎达到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的地步。

    毛泽东是一个集暴力观念与专制心理于一身的统治者。他在1949—1976年之间对中华民族社会的摧残和折磨是史无前例的。他从整体上把中国社会带到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境地。从理论上,他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以自己的名称命名了毛泽东思想,而在实际的政治作为上,则是一次又一次的发动政治运动,进行大规模的人与人之间的人身迫害和打击。

    直到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社会而言,毛泽东的罪行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区,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坚信,文明起来的中华民族,必然在不远的未来把毛泽东牢固的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毛泽东在1949—1976年对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中华民族必须对此进行全面、彻底的历史清算。

    经过1912—1949年民国时代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到1949年面临又这一次面临最严重的分裂。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或者流亡国外,而留下来的优秀的知识分子,在1957年被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中被彻底封口。从1957年“反右”后,毛泽东这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便在中国大地上冉冉升起并且“永远不落”。直到毛泽东在1976年9月9日去见阎王为止。

    毛泽东是集全部中国历史一切恶劣的政治传统为一身的统治者。一切具有文明觉悟的中华民族成员,必须对毛泽东进行思想上的清算。

    看现实,总有一些人不断的抱怨和批评中国社会的道德的堕落。然而,在我看来,所谓社会道德堕落是一个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和量化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民族社会而言,其社会的文明素质永远是占据这个社会主流的素质。而对于一些社会堕落的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对于中国大陆,我始终认为最严重的道德问题是“官德”的堕落,这只需看看和听听一些官员的言行即知。甚至,一些官员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文明人性和人道伦理。官德问题才是中国大陆社会道德问题的一个关键。我们的社会只要普遍拥有了良好的官德,而师德、医德等其它领域里的道德问题,就极容易得到提高。而整体上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好道德,定能够带动普遍的社会道德的极大提升。

    官德问题不能够依靠道德约束而解决,而必须依靠公平的干部制度来解决。统治集团的文明觉悟,首先是正确的对待公权力和使用公权力。统治者集团的文明需要法律与制度的严格约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约束,任何一个社会的统治者都不会自发的走向文明,即使从执政的以开始统治者有一些文明的愿望和想法。

    六、

    中华民族在对待公权力的意识方面,必须实现一场全面彻底的升华。

    统治者集团的文明觉悟,对于中国大陆这样的社会极其重要。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社会仍然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大陆的这13亿之众,自1949年以来就几乎没有受到过良好的理论思维教育和良好的意识形态引导。

    由于在长达三代人的历史时间里,中国大陆社会没有良好的政治教育和文明价值理念的持续浇灌,使得大多数中国大陆人对统治者失去了起码批判精神,而且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站在统治者的利益上发言。好像只有这样做自己也才能够获得统治者的保护和认可。这是一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拜权心态。

    统治者的文明价值和公平制度的设计能力,是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中华民族的统治者一朝不具备这样的自觉意识和能力,就一朝不能坚实地走在人类文明的道路上。

    在战国过后的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其国家体制基本是对家庭组织结构的直接摹写。其中的皇帝的形象与礼制、长子继承制以及皇权与百官的关系,都来自家庭(或者家族)的组织框架和管理体制。这是一种家国不分的政治形态。

    20世纪中国形成的党国不分的国家形态。

    中华民族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家是蒋经国。蒋经国先生是中华民族划时代的政治家。他用专制的手段推进台湾社会的民主。1987年在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并且直接声言“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社会在台湾的崭新的民主化历程。蒋经国必将以一个杰出的政治家的形象而载入史册。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明方面的进步极其艰难和步履维艰,原因其实很简单,只是对于权力的固有的落后观念的束缚。

    显然,统治集团的文明以及实践文明的水平,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起着引导整个社会文明进步方向的作用。

    七、

    在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建立起一种有效约束统治者的政治制度。美国第43任总统讲过大致如下的话——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不是汽车、飞机,更不是导弹、原子弹。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把权力关进被监督的笼子里。

    在中国台湾,我们已经看到,中华民族社会同样具有“把权力关进笼子”的智慧。

    “把权力关进笼子”——这是从现在开始这个大陆社会迫切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知道,这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宪政民主制度”。

    由于中华民族大陆社会从来没有能够建立起良好的政治制度体系,因此,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中国从来不存在真正符合文明进步需要的统治者和反对者。统治者的全部行政目的,都在于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变,并且使用一切手段维护其统治,从来不惜使用武力镇压反抗者。

    而反抗者的反抗,只是推翻一个朝代的政权而建立一个实质完全相同的政权,新政权只是改变王朝的姓氏而已。反抗者的意识形态大多都是使用巫术的方式进行蛊惑性的宣传,以发动人们组织起来反抗,而决不是为了建立一种基于合理的法律机制上的政权系统。

    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从来都处于一种严重的割裂状态中。官方社会和民间社会从来缺乏良好的沟通渠道。

    因此,对于中大陆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精英文化?究竟依靠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迅速形成我们社会的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企业家群体?

    总之,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根本的问题在于形成一种以追求科学真理和人文正义为核心理念的精神素质。

    徐国进  岁末杂谈

    2012-12-31

浏览(2990) (7) 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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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作者:俞先生 回复 xguojin5 留言时间:2022-06-07 17:52:09

目前中国存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类型的体制。统治者的权力不受制约,结果会出现很多荒唐的事情。过去,社会科学界有人直接表示宪法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从马克思开始,经过列宁到毛泽东,都是否定法律的任何进步意义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里存在很多因幼稚而产生的错误,却被后来的追随者当作真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社会全面专政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悲剧。到目前为止,头脑清醒的人还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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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guojin5 留言时间:2022-06-07 17:18:59

我们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但是,人类欲要赢得幸福的生活,就不想把历史视为一种不断走向文明和接近于文明状态的过程。—— 我们固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但是,人类欲要赢得幸福的生活,就必须把历史视为一种不断走向文明和接近于文明状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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