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的三次重要政治會談

1911年南北議和

1945年重慶談判

1989年學運對話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中國形成了南方以孫中山革命黨為一方與北方以袁世凱為武裝實力集團為一方的對峙。袁世凱提出了六點要求，（1）明年（1912年）召開國會；（2）組織責任內閣；（3）開放黨禁；（4）寬容武昌起事人員；（5）寬籌軍費；（6）授以指揮前方軍事之全權。

伍廷芳 民國議和全權代表，唐紹儀 北方議和全權代表。到1911年12月底，共進行五次（18日、20日、29日、30日、31日）談判，主要爭論的是實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下詔退位。次日，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務。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南北議和結束。

1911年南北議和的歷史性成果，即是迫使清廷退位。並且，開啟了華夏民族在政治上從來未有的創建共和國的國體步伐。眾所周知，之後的中國，經歷了張勳復辟、袁世凱稱帝以及各路軍閥之間的多場混戰。直到1928年以東北張作霖的易幟，中華民國才在名義上實現了統一。

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接受吳鼎昌提議，三次電邀毛澤東前往重慶商討國內和平問題。經過43天的談判，於1945年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實現政治民主化、黨派平等合法、軍隊國家化等原則屬於共識。

然而，寫在紙上的協議，遠不及談判雙方的軍事實力更加重要。談判結束後，中國再次深陷1946—1949年長達三年多的大規模內戰中，結果是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1989年中共建政40年，並且起自1978年的改革開放進行了10多年。此時，台灣1987年已經放開“黨禁報禁”，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運動的浪潮風起雲湧。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這是引發大規模學生運動的導火索。4月22日舉行胡耀邦悼念儀式，當天有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舉着寫有七項要求的請願書，希望政府能夠出面接收。7點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

在8964學生運動過程中，4月29日，5月14日和5月18日共舉辦了三場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話。在最後一場對話後的5月20日中央政府宣布戒嚴。

   可以說，在8964對話過程中，在攸關中國社會的重大問題以及政治改革的內容、方向與理念方面，學生一方沒有提出任何具有實質意義和真正價值的方案、步驟。顯然，當時的學生一方根本沒有能力和智慧提出有關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問題的理論、方案和具體步驟，更沒有涉及中國社會未來的較為完整的指導思想，而政府一方則只是要求學生儘快結束絕食行為。

無論從政治與談判本身的角度平衡，8964過程中的這三次對話，都不具備重大政治談判應有的意義。中國大陸沒有通過1989年學生運動走向民主的方向。華夏民族也錯過了在20世紀末實現政治民主化的機遇。

8964的學生與政府的對話，是一場極其幼稚而缺乏政治智慧的對話。跪着開始的學運，最終在64凌晨以流血終結。

8964一代的青年學生，由於自小學到大學的政治教育的原因，在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方面，既不能夠充當五四精神的傳承者，又不能夠正確而全面的接受西方民主、自由的價值引領。由於8964一代大學生的天然的精神層面的殘缺不全，同時，當時根本不存在傑出的思想領袖和實際行動的組織領導，必然導致學生運動的悲劇結果。

8964後，中國大陸社會在經濟與政治上幾乎處於一種窒息的狀態，原有的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被停滯下來，全社會都深陷一種迷茫和觀望中。直到1992年2月，鄧小平南巡打破這種沉寂，鄧公南巡再次激發出全社會的致富熱情和經濟活力，首先是房地產開發以1992年為起點，以一種從來未有的規模和速度興起，自1992年至今的30年，中國的房地產業，無論在建築面積還是建築類型方面，其結果都遠遠超過了中國有文字之後全部建築業的總和。當然，這也是為這個行業深埋下一種危機的局面。

在華夏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在統治者與民間力量從來就不存在真正意義的平等溝通和交流機制。而如何建立起這樣的良好渠道與制度？這仍然是21世紀華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項具體任務。顯然，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中，必然植入良好的政黨制度與選舉制度。是時候了。在21世紀，中國大陸在政治層面上必須植入良好的政黨制度，以及有條不紊的選舉制度。由“黨天下”升華為“民天下”——這是華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個重要任務。

中國政治體制運行的基本邏輯必然是——家天下、黨天下、民天下。

在20世紀百年裡，華夏民族經歷了罄竹難書的苦難，然而，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並沒有能夠建立起一個良好的政治體制和國家體系。其中的原因是多重的和極其複雜的。

現在，站在21世紀的目前關頭，華夏民族必須始於足下，倡導、宣傳和樹立以基於文明價值的文化形態；設計、創建和確立起一種優良的政治制度；並且，自覺的、堅定不移的進行社會的產業與科技革命。只有如此，華夏民族才能夠走好21世紀的剩餘之路。

華夏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屬於一個極其早熟的民族，我們的先賢在公元前8—3世紀，曾經湧現出無數位傑出的志士仁人，開創出諸子百家。開創出了一個文化、科技大繁榮的社會局面。21世紀的華夏民族，必須是諸子百家偉大傳統和精神的繼承者和發揚光大者。如果沒有這樣的覺悟性和領受力，那麼，中國必然會葬送21世紀剩餘的寶貴時間，並且繼續迷失在一種自是而非、夜郎自大的景象中。

我的問題依然是：對於華夏民族而言，我們民族的真正的社會文明力量如何能夠實現聯合？並且保證文明力量的正常發展與成長？

生活在21世紀的幾代人，註定是為創建嶄新的社會文明體系而生的幾代人。政治家肩頭的責任最為重大，因此，我仍然呼籲：華夏民族在21世紀湧現出一大批符合社會文明發展與進步需要的偉大政治領袖。

徐國進

2022年6月24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