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如何由“經濟中心”轉型為社會文明全面升華？ 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深陷痛苦、迷茫與不知所措的境況。而結束“文革”災難，成為全體中國人民的一個共同的願望。哪個關頭，即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歷次政治運動失敗後，整個國民經濟處於崩潰狀態，工業體系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普遍來說不能夠滿足全社會的需求，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一個術語叫做“短缺經濟”。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和農村人口，處於艱難的維持“溫飽”型的小農生產方式下，然而，農業勞動力被嚴格禁錮在1950年代建立起來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體制之內，不僅全面喪失了勞動熱情、而且由於缺乏產業分工發展的條件，整個農村社會都在一個“死胡同”的盡頭苦苦掙扎。由此，才有“小崗村”農民的血書。 改革開放時期開闢的一個簡單的歷史邏輯，就是鄧小平的通俗話語——“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窮了幾千年，是時候（改變）了”。因此，鄧小平矢志不渝的推進“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從1976年9月到1978年12月，是中國人民對歷次政治運動的痛苦的反思和覺醒的過程。1978年5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哲學文章，猶如一支報春的燕子，預示着“改革開放時期”——這個大時代的春天的來臨。 當前，在1980—2020年40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中國大陸究竟應該怎麼辦？這個問題是所有的政治家以及一切關心華夏民族未來、關注中國人命運的人們，必須首先做出正確回答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如果我們從1950年代作為一個斷代的時間點，那麼，在社會意義上，其運動軌跡與政策選擇的基本邏輯是：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期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結束後，應該也必須走上一條——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之路。 毫無疑問，“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的社會運動方式，都明顯存在巨大的缺陷、不足乃至錯誤。我們已經無法改變歷史，但是，華夏民族的所有成年人，應該具備正確的智慧，為中國大陸社會選擇和打造一個美好的未來。 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也就是說，終結改革開放時期，開闢中國大陸的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嶄新時代，這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並行不悖的同時展開。 在具體的政策方法上：1、進一步完善企業制度，健全財政與稅收機制、把金融機構放置在正確的地位上、完善產業結構並且提升資本的有機構成水平，在工業生產與商業、服務業的將銜接方面，制定完善供應鏈的規劃。2、激發教育—科研—民間—政府等多重力量，對於科學知識體系的發明力。3、開發14億社會成員的智力資源，這是華夏民族的迫切的現實任務和長遠發展的根本要求，中國需要制定長期而完善的智力開發計劃。4、制定改變勞動力結構與提升勞動力質量的詳細而具體的計劃、方案、步驟。5、教育系統是為社會培養後備合格的勞動者的最可靠的陣地，中國應該致力於建設一種富於創新活力的教育體系。6、創建一個完善的保證人民健康、治療和預防疾病的醫療系統。 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同時，農村社會的人口仍然占總人口的大多數，因此，中國在21世紀應該充當世界農業科技革命的急先鋒。中國本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然而，長期以來，在農業生產與農業科技方面，處於落後於歐美國家的狀況。中國需要強化農業科技人才的培養，從育種、播種、灌溉、肥料、收割、儲藏等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上，堅實的進行研究和探索，從而全面而徹底的翻新農業生產方式。致力於農業科技革命，這是中國的一個長期的任務，也是產業與科技革命的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反腐敗是政治工作和政府工作的一個側面，不僅在中國大陸，而且對於各個不同的國家而言，反腐敗都是一項極其常態化的工作。但是，反腐敗的關鍵是健全和完善各方面的制度，強化政府工作以及所有的公共管理領域的公開性、透明化程度。 中國大陸社會的發展任務千頭百緒，各個不同的社會領域、產業組成固然處於不同的發展水平上，但是，發展本身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心”。各個行業、各個領域的發展是綜合性的、協同性的，如果只是注重一個方面、一個領域的問題，註定會造成更大的不平衡，甚至造成畸形。 眼下，中國大陸社會最嚴重的問題仍然來自政治領域，一方面，幾乎所有公共事務的治理、政策與決策都嚴重缺乏廣泛的民意支持；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機制導致官民矛盾嚴重而普遍的存在。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沒有系統性的科學理論的指引。孔子講“政者，正也”。人類政治活動的本質，無非是通過一定的制度、程序和機理，而達到社會治理的最佳成效，也就是說，利用一定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的促進社會文明的進步。 因此，華夏民族與中國大陸最迫切需要的一個發展條件是：湧現一大批真正能夠“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的傑出政治家。如果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不能夠湧現這樣的政治家群體，那麼，華夏民族和中國大陸就難以走好21世紀的剩餘之路，而且還會遭受一系列的重大的社會人道災難。歷史上，華夏民族就是一個過於災難深重的民族，在全部華夏民族的歷史上，真正的符合人類文明標準的偉大政治家猶如鳳毛麟角，十分稀有。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姬昌算是一位站立在華夏民族文明源頭處的偉大政治領袖，孫中山先生是一位矗立於20世紀初頁的偉大政治家。除此之外的無數個王侯相將，基本不懂得人類文明的實質，並且不懂得社會發展所需要的根本方法。 如何推動和引領21世紀未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這是涉及所有華夏民族成員的一個根本問題。我仍然呼籲，中國大陸湧現一大批傑出的、優秀的政治家群體。 中國大陸的政治問題，有着最複雜的歷史包袱和現實困境。顯然，不是能夠在一個短時間內就能夠解決的問題。歷史地說，在20世紀百年，當1911年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華夏民族在政黨制度、選舉制度、法律制度、行政體系以及意識形態等等涉及政治領域的重要方面，都沒有能夠實現良性的、以公平、正義為核心理念的建設。華夏民族是一個普遍缺乏良好的民主機制和法治傳統的國家，在21世紀的未來數十年裡，中國大陸的最大問題，恐怕也是出現在政治領域。 在21世紀，華夏民族迫切需要進行一場偉大的政治制度的發明和確立。而樹立以文明為核心的價值體系，是創建一種超越型的政治制度的關鍵。 政治之爭應該是為了實現社會文明、促進社會發展與進步的鬥爭。如果政治鬥爭喪失或者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價值，僅僅成為一種自私的權力之爭，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國家的社會，都會不斷的墮落和沉淪。中國在所謂“治世與亂世”的輪迴中行走的太久太久，因此，華夏民族在政治上必須完成一場偉大的文明升華。由此，華夏民族才能夠迸發出無限的文明創造力、想象力、發現力，並且持久的、持續的、自覺的、自願的行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普遍說來，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華夏民族已經偏離文明軌道太久太久。所以，我們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才顯現的過於艱難困苦。 祝願華夏民族堅定不移地行走在社會文明的道路上，迫切期待華夏民族湧現出一大批偉大政治家，從而，期待在我們的社會中，湧現出無數位科學家、企業家、教育家、思想家，藝術家，這樣的傑出的精英群體，才是推動和引領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中流砥柱。 讓我們珍惜華夏民族吧！ 徐國進 2022年7月2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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