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进步计划

当下，为了中国人民的现实福祉以及美好未来，必须涌现出一大批智者、勇者与贤圣之辈，为我们高举旗帜、确定航向、点燃希望。

在华夏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是公元前8—3世纪被称之为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共相争鸣的时期。然而，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起直至20世纪末，华夏民族逐步退化为一个不善于劳动、创造、发明的民族。在政治上的王朝循环与从未改变的以家庭为劳动核心的小农生产方式下，导致整个社会在文化、教育、科技、医疗等方面毫无活力和发明力，在社会产业的分工以及产业技术的发明、应用等等方面都几乎处于停滞的局面。

中国自1898年“戊戌变法”迄今，康有为、梁启超等代表的维新派，曾经认真提出许多规划，孙中山先生更是中国崭新政治制度与产业发展规划的一位伟大设计者。然而，在20世纪，华夏民族的社会发展并没有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

起自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普遍激发了全体社会劳动者的致富热情，并且焕发出整个社会的活力。但是，经济归根结底仅仅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中心”的思路与政策，如果不结合社会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等方面的协调性发展与进步，不仅难以为继而且无法普遍培育出文明的社会成员。

   21世纪中国站在起自198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客观地说，改革开放时期历史地充当着21世纪华夏民族创建崭新社会文明的伟大序幕。21世纪百年理当是华夏民族创造崭新社会文明的正剧。

     当中国走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后，必须从政治与政策的方面自觉的摆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种种泥淖，有效化解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并且走出改革开放时期，开辟一个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局势。然而直到现在，中国大陆仍然没有充分表现出这样的政治智慧，也没有能够制定出引导中国走向社会文明全面发展的全局性的政策与策略。

在经历1980年以来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迫切需要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升华。因此，开辟出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的社会文明升华局面，这才是正确选择和方法。

    因此，中国需要制定21世纪社会进步的现实行动方案与长期发展计划。这些行动方案与计划至少包括：

（一）、选择和树立以文明概念为核心的价值形态，普遍而根本性的改变社会成员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素质。中国问题的根源来自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不良文化因素。可以说，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结束，华夏民族始终处于“官本位”的状态下，权力意志以及公权力的愚昧邪恶是所有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从根本上提升社会成员的文明素质，最主要的破除许许多多的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文化的影响。造成的社会心理

（二）、设计与确立基于公平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政治框架与国家体制（其中行政、立法与司法）以及企业制度。中国大陆在政治方面的三大任务包括：1、培育高质量的政党，并且设计富于竞争性的政党制度；2、有条不紊地引入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举制度；3、对于涉及到公权力即国家职能的部分，必须进行合理的分工、各司其职，在社会生活中分别发挥促进文明的作用。公权力必须扮演服务于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与进步的角色，这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重心。在企业制度方面，主要是理清政府与劳动组织的相互关系。

（三）、产业体系与社会供应链的完善，不仅是中国社会在经济上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在秦朝之后，中国始终是一个没有良好的商业传统和产业创造力的国家。劳动组织从来不具备自主性，因此也缺乏创造力，而且，劳动组织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四）、造就一个结构完整、机制发达、内容先进的教育系统，并且把教育视为创造美好未来的关键的一个领域。改革和优化各类学校的教育内容，赋予教育崭新的文明理念，培育受教育者良好的价值与劳动技能。从而，我们的社会才能够拥有赋予活力和创造力、并且拥有一个可期待的美好未来。

中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20年里，没有能够树立崭新的政治理念以及政策措施，成功的实现由“经济中心”向全面社会文明升华的转型。中国不仅丧失了21世纪前20年的重要历史转折的机遇，也有可能导致未来长时间的社会动荡。中国仍然是一个严重缺乏伟大政治家的国家。而民间的文明力量，也根本无法参与到各种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决策机制中。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越来越严重。中国在看预见的未来10年，难以真正走出外交孤立局面，并且，内部社会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21世纪华夏民族需要救赎、需要再造、需要新生，而赢得新生的前提是：生活在当下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贡献出正确的智慧、自愿付出艰辛的劳动、以及一往无前追求真理的热情。毫无疑问，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实现和完成一场伟大的社会文明升华，这种文明升华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

文明价值与正确方法，是21世纪中国成功的前提。正确的方法最为重要。可以说，20世纪百年中国始终处于丧失文明价值和正确建设方法的状态中。目前关头，华夏民族的一切智者、勇者和社会贤圣之士，首先应该集中智慧提出、制定和确立中国社会建设、发展与进步的正确方法。

1940年代之后出生的中国大陆人，直至60年代（甚至包括70年代），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教育的角度衡量，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没有能够得到系统而完整的文明价值的培育，也没有能够得到全面而深入的科学知识的培养。现在，中国大陆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社会成员，都将逐步退出工作岗位。出生于1940—1960三个世代的社会群体，没有能够涌现出方方面面的大批的杰出人物，尤其是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和企业家。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包含两个层次的基本的与核心的关系：一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一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的社会文明首先体现在对于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的研究、认识、探索、开发和利用的水平、程度、规模上，同时，也体现在人类相互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上。

社会文明的进步，归根结底是“人”本身的进步。文明首先是人本身的文明。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树文明之人。当1980年代出生的社会成员成为社会劳动大军的主流后，中国大陆社会必然的、也自然地会发生一场实质性的改变和升华。

21世纪中国的文明事业，首先来自全体中国成年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中国的文明事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一场引人入胜、波澜壮阔的伟大事业。

徐国进

2022年7月12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