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煉鋼鐵”與“動態清零” 

 1957年11月毛澤東提出要15年左右時間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決議，號召全黨全民為此奮鬥，開展大煉鋼鐵運動。  

  在“大煉鋼鐵”失敗並且導致全國“大饑荒”之後的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共計7000多人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故稱七千人大會。主要目的，是糾正“大躍進”以來工作中的錯誤，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劉少奇脫稿作了三個小時的口頭報告，做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錯誤與成績三七開”的論點。由此，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矛盾驟然激化，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966.8—1976.10）”運動爆發埋下伏筆。 在7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名義上退居二線，中央工作由劉少奇、鄧小平為主導。然而，經過近4年左右的時間，毛澤東為了重新奪回最高決策權，於1966年5月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運動直至1976年10月以粉粹“四人幫”為標誌宣告結束。歷時長達十年之久。被稱為“十年浩劫”。1969年3月，中蘇之間發生珍寶島戰役，這次戰役後，前蘇聯領導人試圖對中國的核設施進行一場“外科手術”式的毀滅性打擊，但是，據報，當前蘇聯把這個消息告知美國後，美國阻止了前蘇聯的計劃。

 “大煉鋼鐵”不僅造成造成一場人力、物力、財力的無法估量的浪費，而且根本違背產業發展規律。“大煉鋼鐵”直接導致1959—1961年所謂的“國民經濟三年暫時困難”，事實上這是一場長達3年多的全國性“大饑荒”，造成全國3000—4000萬左右民眾的非正常死亡，這是中國現代史中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在公開宣傳中，把原因歪曲為“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

 在中共執政的歷史中，1976年9月毛澤東死去，中國人民經過近三年的痛苦的反思與探索，整個社會達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共識，由此開始了一場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千百倍的改革開放時期。然而，嚴格意義上說，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還不是中國的一種帶有根本性質的產業與科技革命，而是以主動的姿態接受世界尤其是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生產與科技成果的過程。只有當中國站在工業革命的全部成果之上，對於產業技術和科學知識做出獨立貢獻之時，中國才能夠算是超越了西方。

 在改革開放進行40年後，由於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喪失了深刻而博大的理論思維能力，從而也在政治上迷失了正確的走向未來和選擇未來的能力。事實上，中國大陸執政黨的了領導層自2012年以來，不僅沒有能夠找到和確立如何正確終結改革開放時期的理論觀點和意識形態，更沒有能夠找到和確立一種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方法。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對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模式的調整，仍然沒有找到正確的方法和出路。這是中國大陸社會的困境。 我一再強調，中國大陸在40年改革開放時期之後面臨的政策與決策，是比1976年毛澤東死後的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跨越更加重要和艱難。因為這場選擇是華夏民族能否走好21世紀剩餘時光的重大的歷史選擇。

 眼下，全體中國人民正在經受“新冠肺炎”大瘟疫的痛苦折磨。這場大瘟疫開始於2019年末的武漢。“動態清零”持續了三年多，事實上，面對瘟疫，首先應該是一個醫學科學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行政性問題。現實的情況是：一方面，是社會物資與人力的無法量化的浪費；一方面，是經濟領域各個環節的大停滯；一方面，是公民權益受到普遍侵擾；另一方面，是是防疫權限的無限擴大。“動態清零”已經演變成為一股對整個社會生活正常化的破壞力量，然而，普通民眾以及體制內部的反對勢力卻無法阻止並且進行糾偏。 在“動態清零”中，中國經濟已經跌如1980年以來的最低谷，並且將處於一種長期的在低谷中徘徊狀態。這勢必在具體的產業結構、金融領域以及教育、科技層面，都會爆發一系列綜合性問題。而且從內部幾乎無法找到有效的化解之策。   

目前看，“動態清零”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的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如果繼續堅持下去：一方面，對全社會的承受程度造成巨大考驗；另一方面，也是對公共資源的消耗與基層政府構成考驗。 事實上，面對大瘟疫，試圖利用行政手段對病菌進行“清零”，是一個根本無法實現和根本無法達成的結果。因為防疫首先是一個醫學科學與治療技術的問題，而不是一個行政命令的問題。依靠行政系統對瘟疫“清零”，主要方式演變為封城、封戶、封路、封廠、封店，而至於防控瘟疫所需要的醫療手段和技術措施，卻不能得到實施。全民的“核酸”檢測，不僅不利於人們的防疫，甚至成為傳播的一個途徑。 在疫情中倉促建設的“方艙醫院”，無疑是一種巨大浪費，疫情過後，即不能作為醫療設施繼續發揮作用，也不能作為一種民用設施而發揮效益。 當防疫成為衝擊其它一切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唯一行政作為的情景下，只能意味者對於正常社會活動的一場嚴重而普遍的破壞。對整個社會正常的日常生活與生產、流通等經濟環節造成的普遍破壞，根本無法用任何經濟學原理或者社會學思想進行解釋。但是，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十分容易揭示：它是最高統治者利用專制體系並且通過行政手段綁架全社會的結果。而在整個過程中，民眾只能選擇盲從、配合與屈服。 

在“動態清零”過程中，公權力與民眾權益之間的矛盾與衝突達到改革開放時期之後的一個頂點。一系列社會問題勢必會通過“動態清零”而爆發出來，這是不以統治者的意志為轉移的結果。總之，“動態清零”的美好願望，必須結合有效的醫療方法，並且在不對社會的生產、生活造成負面影響的前提下進行。

 在“疫情”中，中國與全球供應鏈近乎中斷，在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工業國對中國進行高科技產品（主要是芯片）的制裁中，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將在很大程度、很多領域失去原有的活力和動能，未來數年裡中國製造業的大萎縮在所難免。而如果在科技上不能實現關鍵性突破，不要說不能在經濟規模上超越美國，就其內部而言，更是無法實現產業技術的更新和資本有機構成的升級，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生產力方面和經濟形態上的差距，只能加大而不是縮小。

 一種必然是：在對於大瘟疫“動態清零”之後，由於中國大陸以收復台灣為一個根本利益，必然走向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的軍事戰爭，毫無疑問，台海之戰客觀上就是中國與美日聯盟之戰。爆發對抗美、日、台的戰爭，這幾乎是“動態清零”的必然走向，中國統一台灣的戰爭，毫無疑問是對抗美、日、韓等國聯盟的戰爭。中國不可能在無外國直接參戰的情況下單獨完成台海戰爭，因此，大陸與台灣的統一，註定是中國大陸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的一場關乎華夏民族未來命運的戰爭。 

“大煉鋼鐵”與“動態清零”，在中國大陸社會70年的進程中，仿佛構成了一種宿命般的歷史輪迴，不僅意味着華夏民族的一種無可言喻的社會性悲哀，也意味着一個國家無法走上文明發展之路的統治性悲劇。

 “大煉鋼鐵”與“動態清零”——這樣的事件都發生在中共的執政過程中，前者已經是一個歷史事件，後者則是眼下所有中國大陸人共同面對的現實。在三年多來的“動態清零”中，基層民眾承受了許許多多難以詳盡記述的磨難，人物越小、苦難越大。

 在世界史範圍內，在人類的現代史中，“大量鋼鐵”與“動態清零”都屬於中國大陸社會的獨有現象。1950年代至今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系列社會現象，與18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經濟的周期性完全不同，更不符合任何形式的經濟周期理論。可以說，是人類歷史重大罕見現象，在世界現代史中更是絕無僅有。這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後“焚書坑儒”和“指鹿為馬”2000多年惡果積累的結果，其根本原因深藏於華夏民族的“暴力文化”與“巫術文化”的基因中。

 作為一個國家形態的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後，直至20世紀結束，始終是一個嚴重缺乏內源型文明發展的國家。也就是說，“大一統”的統治模式，導致統治者的唯一目的即是維持和延長自身的統治，而從來不懂得民生改善的根本方略，而維持統治的方式則是一以貫之的“槍桿子”。“大一統”的統治模式導致國家內部的任何形態的文明因素都無法得到正常的形成、發育和成熟。

 行政權獨大的弊端——這是自孫中山先生開始深刻認識到的中國的一個政治弊端。行政權的邪惡與專政，是造成華夏民族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社會災害和苦難的一個首當其衝的根源。然而，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卻從來不能對於社會公權力的職能進行合理的分工監督。 孫中山先生是一位致力於設計和創新國體和政體的偉大人物，同時，孫中山先生深通社會產業與科技革命的原理。這是孫中山先生的真正偉大之處。當然，孫中山是主張暴力革命的，而在21世紀中國，則必須避免通過暴力途徑和方式進行政治變革。 

中國大陸在21世紀的政治文明，仍然應該以孫中山先生為一個歷史的起點。從而在價值文明、制度文明和產業文明等三個主要的社會領域，實現華夏民族社會的一場偉大文明升華。 

中國大陸現行政治體制的變革，如果在沒有外力的衝擊的前提下，根本不可能走出一條類似台灣社會在20世紀80年代的變革之路，只能在喪失所有的合理、合法情況下，通過一場流血的暴力而改變，然而，即使現行體制瓦解，也不會創建出類似西方和台灣社會的政體。因為中國內部，無論民間還是官方，已經完全不具備、不擁有真正懂得社會文明實質規律的政治勢力。即使這樣的力量存在，也是一種分散的、無組織的個體成分。可以說，對於目前的中國大陸社會而言，孫中山型的政治領袖根本不存在。這從中國內部的所謂的反抗者的政治意識和流亡國外的所謂民運人士的理論表現中，就可以得出清晰的結論。

 現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以什麼樣的路徑和方式、又需要用什麼樣的政策與決策為中國大陸社會注入發展的動力？這不僅是中國大陸的各級決策者的任務，也是全體人民需要共同思考的課題。

 “動態清零”註定會充當中國大陸社會根本轉型和文明升華的一個窗口。也有可能，透過這場“動態清零”，導致並且激發中國大陸社會從內部開始進行一場深刻的反思運動，由此為華夏民族持久的走上文明之途而奠定思想前提。

 21世紀中國文明的社會體系迫切需要進行自覺的設計、創建、確立，21世紀華夏民族的文明事業應該在這場大瘟疫結束之後而波瀾壯闊的展開。

 祈禱人類早日走出當前的這場大瘟疫！

 祝願華夏民族能夠擁有一個美好未來！

 徐國進 2022年11月26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