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關鍵要件：《政黨法》與《選舉法》 在21世紀，中國大陸共產體制的瓦解與文明體制的再造，這是中國社會在政治領域裡的一條主線。 中國大陸現行的共產體制，於1950年代開始設計與創建，在制度方面完全借鑑前蘇聯。當然，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有着極其深刻與複雜的自身經濟、政治與文化背景。起自1980年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中國對於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場全面的矯正和糾偏，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雖然及計劃經濟體制快速而明顯的瓦解，但是，根本而言，中國大陸仍然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而且，計劃經濟的政策思維、理論基礎與現實條件從來沒有被完全根除。 在中國，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後，雖然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民主主義者在南京創建了“中華民國”，然而，由於中國從來不具備良好的基層民主經驗和法治傳統，更由於中國從來沒有進行過持久的產業革命的歷練和分散的小農經濟形態，使得在辛亥革命中建立起來的共和國只具有一種名義上的象徵。而1917年爆發的俄國10月革命，卻直接為中國輸入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參與下，於1921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中共自成立起到1949年10月，通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軍事方法，從最初的“武裝割據”最終奪取了中共大陸的國家政權。 從宏觀中國歷史的角度看，共產主義以及共產體制在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形成，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大一統”體制的一種變種與重新塑造。把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制度披上共產主義的光環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外衣。毛澤東把自己視為“馬克思+秦始皇”具有十分典型的自我說明意義。而其實，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只是長在皮上的毛，而秦始皇才是真正的內核與包裹其內核的皮。 現在，共產體制模式在中國大陸已經存在了70多年。經歷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兩個不同的時期。 在中國大陸走到“政治掛帥”與“經濟中心”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之後，無論對於中共還是對於中國而言，共產體制都屬於無以為繼且難以為繼。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後，華夏民族本應走向一條“全面的社會文明升華”之路，然而，很不幸，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出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一代人，根本沒有能力從理論上認識到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邏輯，也更沒有提出和制定一系列正確的社會政策與方法，甚至試圖運用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理論思維和固有方法解決“改革開放時期”之後的問題，其結果，只能把共產體制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激發成為一場整體性的官民對立狀態，從而，共產體制只能在各種大陸瓦解，甚至已經失去了體制自救的任何理由。本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徹底失敗後的一種體制型和政策性的自救，中共大致通過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而贏得自身統治的一些合理性與合法性。然而，由於這個體制本身的僵化性、頑固性和落後性，再加之，在其走完“經濟中心”的一個時期後，沒有能力推動和引導這個社會實現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文明升華，因此，只能面臨最終瓦解的局勢和結果。 站在歷史的高度衡量，可以說，70多年來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已經從理論、政策與結果等等上遭遇全方面的失敗。把共產主義實踐放置在宏觀中國歷史中考察，一方面，是中國20世紀出在走投無路情況下對前蘇聯學習和照搬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的“大一統”治理模式根深蒂固天然延續的結果。 眼下，2019年末首先發生在武漢的以“新冠肺炎”命名的大瘟疫，在三年來“動態清零”的管控措施下，這在演變成為中國大陸社會的一場普遍的不滿和反抗行為。這種不滿涉及社會各個階層，而民眾的反抗也已經通過各個城市開始，並且迅速傳到到政治領域，顯然，“大瘟疫”與“動態清零”十分有可能充當21世紀中國大陸社會開始在政治制度上激發質變的一個歷史性的節點。通過正在發生的一些抗爭事件，可以說，現行體制瓦解的聲音已經嘹亮的響起。 對於中國大陸而言，設計、創建和確立一種基於文明價值的政治制度，其艱難程度不亞於在荒原上播種。因為中國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對於人民進行過絲毫的民主教化，只是未來維護自身統治而自覺的甚至蠻橫地對人民進行欺騙。 在21世紀，華夏民族欲要實現並且完成一場偉大的政治文明升華。從現在起，就必須自覺地構思、設計、規劃實現政治文明的良好組件。在這些組件中，《政黨法》和《選舉法》是兩個基石般的要件，而且最為關鍵。 在20世紀百年中國的政黨發展中，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代表的政黨，在爭奪國家政權方面都使用武裝暴力和軍事戰爭而進行。而這種形態的中國政黨制度是導致20世紀中國社會整體發展失敗的根源。其國家也也始終無法走上良好的民主於法治軌道。 對於《政黨法》和《選舉法》的具體條文的制定，是需要中國的政治家、法學家與一切智者共同思考的問題。在這方面，同樣也需要全世界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研究者們、思想家們共同的聯合起來進行工作。 毫無疑問，中國迫切需要設計和確立一種偉大的制度體系。這是華夏民族的社會實現持續的法治和進步的保障、也是社會生活長治久安的前提條件。 在21世紀華夏民族的民主之路上，決不再需要民眾的鮮血，也必須屏棄一切形式的暴力，而只需要全體社會成員的正確的智慧。 徐國進 2022年11月3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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