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长沙  （长沙—史上最牛钉子城）

寒山云

二，广场发钱

1938年11月底，救济会给长沙每位市民发放救济款5元（约合大洋三块，那时候三块大洋差不多能买一百斤大米，不少了）。当时，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比较松散，没有有效的发放渠道（不象现在这样从上到下，政府管理一捅到底，即使最底层的市民社区也设立了高效率的街道办、居委会，当然还有严格的户籍制度，这就是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大历史观中反复强调的中共政权的功绩之一：在国家内部建立起了有效的数目化的管理机制），政府只能在市教育会坪(今教育街省农业厅大院)和协操坪(今东风体育场)两处公共场所进行设摊发钱。

发放救济款的消息传出后，灾民陆续回到长沙，近郊民众也闻风而至，扶老携幼地赶到长沙领取救济款。这一天天刚亮，民众即从四面八方涌入发放地点，两个地点都是人山人海，十分拥挤，却又平和安定，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任何混乱与伤亡事故。

救济款由田汉率领他的演剧队经手发放，也不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也没有户口身份证暂住证之类可查，无论男女老幼，来者不拒，人人有份。领款后工作人员在领款人手上作一不易擦去的蓝色记号以免重复领取。

当然，也并非完全没有小插曲，工作人员也发现有妇女借他人婴儿冒领救济款事，处理却相当的宽容，只是予以制止，并未过分追究。

此外，有几位军警人员财迷心窍，竟然换上便装混进人群中冒领救济款，两名宪兵，两名警察被执勤人员当场拿获。

当时，长沙市警察局因局长文重孚被处决，大量警员逃亡而被暂时撤销，现有警力被集中起来，和新开进长沙维持秩序的陆军宪兵十团一起履行警察职责，统称警察总队，由宪兵十团团长李成仁兼任总队队长。政府发放救济款时，由李成仁率部负责监督和维持秩序。

发现军警冒领救济款的第二天下午，李成仁总队长集合全队宪兵警察现场办公，当场下令将两名冒领救济款的宪兵执行枪决。接着，李成仁指着两名跪在地上的警察说：这两个人也应当枪毙，不过自己刚到警察总队不久，对他们教育不够，如果现在就把他们处决，那是不教而诛，这次就宽大处理。但今后如有违犯军纪法令的，决不宽货。后来，这两名警察经关押教育后，被开除了。

我没有查到李成仁李总队长的生平，也不知道他是否也为黄埔门生，只是他这种严惩自己手下士兵，却宽贷他人的做派，与黄埔老校长蒋伟人严惩自己的门生却宽贷张治中等人的做法如出一辙。

在多数中国人眼里，李成仁总队长大概可以算得上治军治警有方，但他对事情的处理却缺少起码的法理依据与基本的法律程序。如果我们把李总队长的现场办公勉强算做一个简易法庭，那么在这个法庭之内，检察官，法官，律师，陪审员，甚至连法律本身，都由李总队长自己一人充任，在这种情形下，两位宪兵就因为贪图区区五元钱而丢了性命，让人觉得这俩冤得都快赶上窦娥了。

在中国，很少会有人追问是谁给了李总队长这样生杀予夺的大权。与此相对照，几年以后，在欧洲战场上，美国的铁血英雄巴顿将军却因打了某位小兵一记耳光而惹来一身麻烦。“人权”，“以人为本”之类的玩艺，决不仅仅是两声口号，几句大话而已，而应该是深深地沉淀在文化底蕴之内的东西。

李成仁总队长借人头立威，且恩威并用，军警们有所忌惮，尚能公平执法，使发放救济款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此次广场设摊一共发放救济款50多万元，共十余万人次领取了救济款。我说十余万人次，是不排除有重复领取的人，但长沙市共有三十万常住人口，却只有十万余人次领取救济款，即便有重复领取的人，恐怕也不会太多。

政府的努力与宽容，民众的坚强与自律，是火后长沙能够顺利重建的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