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好朋友蜘蛛女曾伤感地说：“没有你，上海是柔软的；有了你，北京坚硬如冰。”她在讥笑我的不合时宜么？烟雨弄堂，在沧桑的季节里嬗递。 大上海虽然不曾为我的归来而呈现“柔软”，因为暖冬，我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是湿漉漉的。雨落在人气火热的大都会，如同落在烧红的铁板上。 我擎着油布伞，从大马路折进弄堂，感觉马上不同。噼噼啪啪的雨线，以难得的耐性，揩拭围墙后发呆的老树叶片，洗涤老而颓废的墙壁和路面，使压抑的弄堂欢悦起来。上海弄堂总不脱阴柔两字，一似弄堂女人在时装店和菜市时的心绪，慎密婉转，布局上尽管复杂，但熟悉以后尽可抄捷径。说弄堂具女性的特质，还因为它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方面它自命高贵，傲视简陋不堪的棚户区，但又自惭形秽，不得不在西区的别墅洋楼前小心翼翼地维护脆弱的自尊。这么一来，弄堂的景观出现另类景观：逼仄的天井旁边，几盆吊兰，满天星和自行车和婴孩澡盆争地盘，同一地方，正方形的阳光里，不失时机地晒着咸鱼、咸肉、被褥、床单。 如果要以一色地来形容，我觉得弄堂是墨绿色的，像阴沟旁的苔藓、屋顶的青瓦，也像弄堂里的冬青树。至于淮海路上的法国梧桐，如果春风有情，是会把叶影婆娑到弄堂的入口的，它的色调在弄堂也相当和谐悦目。 每次回上海，都感到弄堂越来越少，越近市区，弄堂越是寥落。好在我童年时居住的虹口区弄堂，都被市府重点保存下来。原因是地处文化圈，那一带住过鲁迅、瞿秋白。不远处，是著名的“文化一条街”：多伦路――当年左联的发源地。 可惜如今在文化圈生活的居民，并不在乎上世纪三十年代，哪位文化巨人的布鞋踏过这里的水泥路。居民们也未必在乎弄堂的黑白照上被哪家档案馆收入，他们绝对关心被拆迁以后建的公寓大厦，每平米开价若干。他们一边为涨个不停的房价亢奋，一边为“铜钿”捞迟了捞少了而忧心忡忡。如同归燕恋旧巢的，是我这般的归人，以及老式上海人。他们拍拍满身尘土，走过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旧宅，迁居遥远的郊外。 在雨里，我走进弄堂深处的一个人家。檐溜滴嗒，好象客厅正中的挂钟摆动，那是我儿时熟悉的音籁。我把伞放在门外的塑料桶，走进客厅。舅舅伛偻着腰，用银勺子清理象牙烟斗，那么全神贯注，全然没想到绿纱窗外大雨如织，他该去看看阳台上的盆花。我站在舅舅的背后，象刚才欣赏弄堂里的雨景一般，端详舅舅的衣着――深啡色羊毛衫罩着干净的衬衫，黑色料子长裤，烫工可了得，看，雪白的衣领笔直地护卫着多皱的脖颈，一条细小皱褶都看不到，裤子更是挺括，看不出是十年前请师傅量身作的。舅舅并不知道我进来，他全力对付烟斗里的黑垢。
我站了一会，便走进窗前看雨，透过窗纱的晶莹雨滴，散发着特有的凉意。舅母边揩手边走来，对我夸张地叹口气，一看我抱紧双臂，怕我着凉，连忙关上窗帘。她拉动帘钩时，我瞥见帘子的柠檬黄底色上，有好些咖啡色的小人儿，显然是白种人。记起来了，这窗帘是外婆留下的，这布料是一名英国教友回国前赠送的纪念品。难得大半个世纪过去，外公外婆早已作古，它还在遮风挡雨。这弄堂里的老房子，原来是外公外婆的，现在住着舅舅舅妈。他们是，我每次回来一定去拜访的、硕果仅存的亲人。 舅母好象动了气，大声质问：“回来了怎么不住在家里？见外呀？还是我们亲手带大的呢！”我徒劳地解释租旅馆住的理由。她不爱听，又唠叨下去：“你出国这些年，电话少，信也少，这也罢了。看，这回一进家门就给三百美金，当我们是叫花子啊？”尽管我从小习惯了舅妈的泼辣和说话没遮拦，但还是猛省起我是不是给少了。我尴尬地吱唔着，不知该说什么。舅舅在酸枝桌上轻轻敲了敲烟斗，抬头看我，然后看舅妈，再把眼光落在我脸上：“五号的羽羽，现住在上海长住了；还有一号的梅，昨天刚刚回来，她妈妈特地来电话报信的，你去找她们吧。” 我慌忙逃出房间。弄堂里，雨停了，滴嗒有声。 2， 黑古咙咚的柚木大门，极其普通，在中国随处可见。而这种老出火候的门，落在如今到处拆迁的上海滩，便是抢手的奇货。 三十年前，羽羽刚满七岁，干瘦的小手死命抓住门框，菜黄色的脸靠在这扇黑色大门上，大声哭喊：“我不回乡下，我要在上海，我是上海人！外婆……”羽羽的外婆坐在厅堂，没有说话，一味抹泪。羽羽的母亲，一身江北农妇的打扮，脸晒得黑红，正充当“打手”的角色，狠命掰羽羽的手指头，要把女儿拉走。我和几个小朋友措着手，不时背过身去，不忍多看。羽羽是我们的小伙伴，三年前她从乡下来到上海当借读生，现在，她不得不回去，因为没上海的户口，是遭驱逐的“黑人”。 隔壁的好婆听到吵闹声，过来劝慰羽羽母亲：“当心呀，孩子手指头要断了！唉……当知青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一把泪一把涕地回去，何苦啊！” 羽羽母亲没听见似地，瞪大布满血丝的眼睛，举起拳头恶狠狠地捶羽羽：“你是乡下人的命！！这里不是你的家！” …… 一个瘦小的女孩出现在门前，黑亮的大眼睛，秀美的鼻梁，我脱口而出：“羽羽！” 小女孩裂嘴一笑，拧了拧身子，说：“羽羽是我妈妈。” 啊，真是，羽羽现在也该三十六七了。我笑着打招呼：“哦，你妈妈在家吗？” 她指指弄堂口外：“她在外面工作。”
一个红色的身影火焰般闪过弄堂入口，我的目光尾随而去，咿，不就是羽羽吗？三十年，把身坯单薄的小女孩加工成如此丰满的中年妇人。那一头时髦的短发，教我怎么想象她“乡下人”的身世？我想开口喊住她，但忍住了，追上去，尾随她。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沓广告，跑进店铺里派发，店铺的人爱理不理，羽羽殷切地要说什么，店铺的人不耐烦地挥手，似乎要赶她走，羽羽急切地说着，店铺的人终于火大起来，将她递上的广告甩到外面，顿时街上纸张飞舞。羽羽追出来，广告象蝴蝶，围着她旋舞，她慌忙抓捡那些广告单。这一刹那，地上，空中，响起人们严厉的训斥声。 ……… 我回到老地方，小女孩仍旧呆呆地站在门口，对我熟视无睹。我蹲下来，和女孩说话，女孩告诉我：“妈妈天天这样，她说这是她的工作。” 我掏出纸巾，替女孩擦掉鼻涕，问：“妈妈干什么工作？” 女孩终于找到让她骄傲的话题，得意地说：“房地产公司经理。” 我问：“你爸爸呢？” “银行副总。” “爸爸现在在哪里？” “-----保安公司。” 忽然，女孩的声音低下去：“他们说，他们来上海是为了我。” 我们都沉默了，良久，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小女孩说：“我想回省城，妈妈骂我没出息。”说到这里，女孩不再忌讳我这陌生人，哭起来。 我将她轻轻揽入怀里。脑海里，浮现漆黑的柚木大门，七岁的羽羽，那倔强的小手。 我用手揩去小女孩腮上的泪珠，不料女孩来了劲，哭得更凶，哭成弄堂里的雨。 3 雨终于小下去。隆冬的黄昏，弄堂好整以暇地飘出炒芹菜的香味，油炸鱼丸子的吱吱声，锅铲在铁锅上飞舞出的铿锵。我不必看，就可以描画出矮小方桌上的图画：碧绿的生炒踏颗菜，浓油酱赤的栗子红烧鸡，雪白的火腿骨头汤，还有黄橙橙的蟹粉冬瓜。天色暗去，灯光喧闹，色香味的弄堂，温柔起来了。 我和昔日居住在一号的梅，撑着雨伞从弄堂口走过。一盏盏从窗棂，从门缝漏出的灯光，是邻居们的目光。多么熟悉的沪语！弄堂特有的切口，乘凉时散布的俚俗笑话，如唱片一般在耳畔响着，我略微顿了顿足。梅淡淡一笑，扯了扯我的一角，说：“搬得差不多了，出国的出国，买房的买房，如今弄堂里，大多数让外地人租下来住。” 我笑笑：“还好，江浙人多，还保持着我们昔日的饮食风格。嗯，听说要找正宗老上海口味，该去郊县，或者干脆去江浙一带。” 梅的手机响了，梅“喂”了一声，马上对我作了手势。我立刻猜出来，是远在澳大利亚的晴，梅早和她约好的。我的眼睛不禁转向三号――晴的父母家。 晴的父母一定还住在这里，然而我们走近一看，晴家一片昏暗。 梅将手机交到我手里，晴娇柔的声音在我耳边：“宁，你回来了？梅刚才带你去见我的宝贝？” 说着，晴抽泣起来，“我家宝贝怎么样？是不是很像我？” …… 一双冰冷的眼睛镶嵌在美丽的脸庞，如此不协调，女孩才九岁，那成熟的冷漠却令人不寒而栗。晴的丈夫面对我们这两位远客，手足无措，一边忙于递茶水，一边命令女儿出来：“宝贝，阿姨们来看你啊，快来，叫阿姨！” 女孩的脸向着墙角，只以眼角的余光扫了我和梅一下，不吭声。梅连忙打圆场：“不要为难她，生分呢！和我才见过几次，宁阿姨是第一次见嘛。” 晴的丈夫也赶紧附和：“是啊，宁离开上海有十三年了吧？真快，晴去澳大利亚也八年了。” 说到这里，晴的丈夫忽然意识到什么，脸一阵通红，一阵煞白，忽而痛楚，忽而愤怒，使他难以控制脸上的表情。 我和梅对视一眼，没话可说，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孩子身上。女孩不耐烦地瞪了我们一眼，走进自己房间，反手重重关上门。 晴在女儿一岁时到澳大利亚留学，再也没有回来。 不是她不想回来，有一次病重，她思女心切，打长途给父母想回上海，高瞻远瞩的父母却坚决反对：“不行！你的身份早已黑了下来，回去就出不来。眼光放远些，你丈夫挣钱不多，你还不多打工挣钱，好养活女儿？将来移民局大赦，你有了居留权，孩子就能去澳大利亚读书！” 晴的丈夫恨妻子狠心，更恨岳父母阻止他们一家团聚，便带孩子离开岳父母家。从此，晴没法和孩子在电话里多说几句。 此刻，晴在手机里哽咽着说：“我总要为了孩子……” 也许是为了弥补女儿对客人的无礼，晴的丈夫陪我们在他们家的弄堂里走。经过一排矮小破旧的厂房时，他指了指塌下的屋檐说：“我当年从日本回来，也算风光，用打工攒下的钱在这里开了服装厂。我以为就此打下根基，从此吃用不尽……可是，后来一批货给海关打回来，债主追上门，生意就这么败了，输个一干二净！上海这地方，你别惹它，太善变，一下子让你昏头六冲，你看，外地人，海龟，都朝这里涌，我们，只好缩回老弄堂……” 我回头，远远看到，他家窗口，他们的女儿扯起窗帘，怀着敌意对着我们。 我问：“如果晴回来，你们的生活该没问题吧？” 晴的丈夫低下头，不愿回答我。这时，一群打扮光鲜耀眼的年轻女大学生眉飞色舞地说笑着，迎面而来，一听，是在谈论刚刚参加的招聘会。 在我们家弄堂口，我和大洋以外的晴道声再见，挂断，把手机还给梅。梅叹息道：“说来说去，亲骨肉的整个童年，晴都失去了，这是当母亲的最大缺憾。” 梅和我也在大街上道别，她登上一辆出租车，说：“我要回宾馆，公司等我去签合同。” 我目送车子远去，出于下意识地扬手，向什么告别，不是和梅，而是和一段与我的人生无法剥离的弄堂历史。 梅离开上海也快十年，现在她和父母定居深圳。她初到特区时，赤手空拳奋斗，现在已经是当地房地产业界的副总裁。至今未婚，我和她谈了儿时的事好久，却不敢碰她的现状。
4 临离开时，上海还是瓢泼大雨。我躲在屋檐下，数丝瓜花和喇叭花的种子。舅妈一边将衣服挂在晾衣绳的衣架上，一边嘀咕：“这雨下个不停，真让人烦死，衣服不能晒，咸鱼不能做。” 我却为这下出烟岚气的雨很有点陶醉，支着腮帮子瞎想，雨停后，天井院子里一定爬满丝瓜藤和喇叭花藤，到初春更有看头，满院子金黄一片，明紫一丛，凤仙花也吐出粉红花瓣……只可惜，我无法看到。看不到的，岂止一个花期？我业已错过故乡多少季咤紫嫣红？可笑的是，每次回到在上海，我总是为尘俗的事劳心费神，也不曾留心花开花落。 舅舅和舅妈为我们饯行，唯一一次的“地主之谊”，是不能让老人家扫兴的。 我为别情所扰，神情落寞。我走进一楼的客厅时，舅舅正在摆桌子，长方形的大餐桌，铺好红白格子相关的桌布，银色蜡烛台擦得亮闪闪，已经点上蜡烛。精致的餐具整整齐齐摆好，水晶酒杯也斟上红色葡萄酒。 舅舅说：“还记得这些吧？当年你外公外婆宴客，好多次呢。” 我终于舒展眉眼，笑了。何夕何年？宾客满座，笑语盈庭，客厅一角的留声机，播着《啤酒桶波尔卡》。男人身穿英国绒做的西装，女士们窈窕的腰身上，彩裙飞扬。一盘盘由舅舅亲手制作的西式小点、虾仁水果沙拉、烤羊排，从客人们头上经过，落在餐桌上。水晶杯折射出的迷幻光芒，银色烛台映出宾客的笑颜。作为主人的外公满头银发，一身考究燕尾服，他轻搂着穿长裙子，戴白金项链的外婆，在临时舞池上翩翩起舞。一对对宾客纷纷跟进，尽显绅士的优雅，淑女的娴丽，那是一去不返的一代风流！ 那是八十年代，年小的我恍惚地靠着楼梯，望着他们兀自出神。正在往留声机放74转唱片的舅舅回头看到我，脸上漾开年轻的微笑：“我教你跳波儿卡，让一切旋转起来！” 舅舅在望了望窗外的雨，和墨绿色窗纱，喃喃着苍老的声音：“你要走了，还记得波儿卡怎么跳吧？” 我掠了掠头发，上前，牵起舅舅的的手，说：” 让一切旋转起来。” 桌上，烛光在我们的旋转里颤摇；窗外，冷雨消隐。伴舞的《啤酒桶波尔卡》，此刻才听出，严重走音了。暗灰色墙壁欣欣然转动，墨绿色窗纱无处不在，我在客厅旋转，我在天井旋转，我在弄堂旋转，上海成为旋转的大舞台。 接我们到机场去的出租车，停在弄堂和商业街交接处。 别情使上海如此美丽，雨点串成水晶珠链，连同路灯，将视野变得晶莹剔透。 羽羽来送行。刚才，她穿着雨衣，一如既往在各个商家跑进跑出，塞进去的广告被丢出门外。被甩在我的脚下的一沓，被雨洇湿了，我弯腰拾起，起码有一个人，尊重她的劳动。 羽羽失神地站在我面前，看了看车上的行李：几点钟的飞机？ 我说：我马上去机场。 羽羽望着我手里湿漉漉的广告单，沮丧地问：“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上海来，童年的夥伴怎么都走了？你回来了，为什么又要离开？” 汽车里，儿子向我招手。 我将广告单交到她手上：涌进上海的成千上万，谁在乎我这异乡流浪人！多一个少一个都不那么重要。 羽羽流泪：“我只有一个童年，你也是。” 浦东机场候机室，梅望着刚刚露出的蓝天，说：“回去吧，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 我问：“你呢？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回到上海？” 梅略一踌躇：“我过去只知道天下只有一个好地方，那就是上海。凡是在上海生活过的人，不会再适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然而，一旦离开上海，就休想再挤进来。” 我略有触动，抬头望她。 引擎发动，夕阳万点金光。 儿子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美国？ 我微笑：我们追著太阳走，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旧金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