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好朋友蜘蛛女曾傷感地說：“沒有你，上海是柔軟的；有了你，北京堅硬如冰。”她在譏笑我的不合時宜麼？煙雨弄堂，在滄桑的季節里嬗遞。 大上海雖然不曾為我的歸來而呈現“柔軟”，因為暖冬，我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是濕漉漉的。雨落在人氣火熱的大都會，如同落在燒紅的鐵板上。 我擎着油布傘，從大馬路折進弄堂，感覺馬上不同。噼噼啪啪的雨線，以難得的耐性，揩拭圍牆後發呆的老樹葉片，洗滌老而頹廢的牆壁和路面，使壓抑的弄堂歡悅起來。上海弄堂總不脫陰柔兩字，一似弄堂女人在時裝店和菜市時的心緒，慎密婉轉，布局上儘管複雜，但熟悉以後盡可抄捷徑。說弄堂具女性的特質，還因為它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一方面它自命高貴，傲視簡陋不堪的棚戶區，但又自慚形穢，不得不在西區的別墅洋樓前小心翼翼地維護脆弱的自尊。這麼一來，弄堂的景觀出現另類景觀：逼仄的天井旁邊，幾盆弔蘭，滿天星和自行車和嬰孩澡盆爭地盤，同一地方，正方形的陽光里，不失時機地曬着鹹魚、鹹肉、被褥、床單。 如果要以一色地來形容，我覺得弄堂是墨綠色的，像陰溝旁的苔蘚、屋頂的青瓦，也像弄堂里的冬青樹。至於淮海路上的法國梧桐，如果春風有情，是會把葉影婆娑到弄堂的入口的，它的色調在弄堂也相當和諧悅目。 每次回上海，都感到弄堂越來越少，越近市區，弄堂越是寥落。好在我童年時居住的虹口區弄堂，都被市府重點保存下來。原因是地處文化圈，那一帶住過魯迅、瞿秋白。不遠處，是著名的“文化一條街”：多倫路――當年左聯的發源地。 可惜如今在文化圈生活的居民，並不在乎上世紀三十年代，哪位文化巨人的布鞋踏過這裡的水泥路。居民們也未必在乎弄堂的黑白照上被哪家檔案館收入，他們絕對關心被拆遷以後建的公寓大廈，每平米開價若干。他們一邊為漲個不停的房價亢奮，一邊為“銅鈿”撈遲了撈少了而憂心忡忡。如同歸燕戀舊巢的，是我這般的歸人，以及老式上海人。他們拍拍滿身塵土，走過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舊宅，遷居遙遠的郊外。 在雨里，我走進弄堂深處的一個人家。檐溜滴嗒，好象客廳正中的掛鐘擺動，那是我兒時熟悉的音籟。我把傘放在門外的塑料桶，走進客廳。舅舅傴僂着腰，用銀勺子清理象牙煙斗，那麼全神貫注，全然沒想到綠紗窗外大雨如織，他該去看看陽台上的盆花。我站在舅舅的背後，象剛才欣賞弄堂里的雨景一般，端詳舅舅的衣着――深啡色羊毛衫罩着乾淨的襯衫，黑色料子長褲，燙工可了得，看，雪白的衣領筆直地護衛着多皺的脖頸，一條細小皺褶都看不到，褲子更是挺括，看不出是十年前請師傅量身作的。舅舅並不知道我進來，他全力對付煙斗里的黑垢。
我站了一會，便走進窗前看雨，透過窗紗的晶瑩雨滴，散發着特有的涼意。舅母邊揩手邊走來，對我誇張地嘆口氣，一看我抱緊雙臂，怕我着涼，連忙關上窗簾。她拉動簾鈎時，我瞥見帘子的檸檬黃底色上，有好些咖啡色的小人兒，顯然是白種人。記起來了，這窗簾是外婆留下的，這布料是一名英國教友回國前贈送的紀念品。難得大半個世紀過去，外公外婆早已作古，它還在遮風擋雨。這弄堂里的老房子，原來是外公外婆的，現在住着舅舅舅媽。他們是，我每次回來一定去拜訪的、碩果僅存的親人。 舅母好象動了氣，大聲質問：“回來了怎麼不住在家裡？見外呀？還是我們親手帶大的呢！”我徒勞地解釋租旅館住的理由。她不愛聽，又嘮叨下去：“你出國這些年，電話少，信也少，這也罷了。看，這回一進家門就給三百美金，當我們是叫花子啊？”儘管我從小習慣了舅媽的潑辣和說話沒遮攔，但還是猛省起我是不是給少了。我尷尬地吱唔着，不知該說什麼。舅舅在酸枝桌上輕輕敲了敲煙斗，抬頭看我，然後看舅媽，再把眼光落在我臉上：“五號的羽羽，現住在上海長住了；還有一號的梅，昨天剛剛回來，她媽媽特地來電話報信的，你去找她們吧。” 我慌忙逃出房間。弄堂里，雨停了，滴嗒有聲。 2， 黑古嚨咚的柚木大門，極其普通，在中國隨處可見。而這種老出火候的門，落在如今到處拆遷的上海灘，便是搶手的奇貨。 三十年前，羽羽剛滿七歲，乾瘦的小手死命抓住門框，菜黃色的臉靠在這扇黑色大門上，大聲哭喊：“我不回鄉下，我要在上海，我是上海人！外婆……”羽羽的外婆坐在廳堂，沒有說話，一味抹淚。羽羽的母親，一身江北農婦的打扮，臉曬得黑紅，正充當“打手”的角色，狠命掰羽羽的手指頭，要把女兒拉走。我和幾個小朋友措着手，不時背過身去，不忍多看。羽羽是我們的小夥伴，三年前她從鄉下來到上海當借讀生，現在，她不得不回去，因為沒上海的戶口，是遭驅逐的“黑人”。 隔壁的好婆聽到吵鬧聲，過來勸慰羽羽母親：“當心呀，孩子手指頭要斷了！唉……當知青這麼多年，好不容易回來一趟，一把淚一把涕地回去，何苦啊！” 羽羽母親沒聽見似地，瞪大布滿血絲的眼睛，舉起拳頭惡狠狠地捶羽羽：“你是鄉下人的命！！這裡不是你的家！” …… 一個瘦小的女孩出現在門前，黑亮的大眼睛，秀美的鼻梁，我脫口而出：“羽羽！” 小女孩裂嘴一笑，擰了擰身子，說：“羽羽是我媽媽。” 啊，真是，羽羽現在也該三十六七了。我笑着打招呼：“哦，你媽媽在家嗎？” 她指指弄堂口外：“她在外面工作。”
一個紅色的身影火焰般閃過弄堂入口，我的目光尾隨而去，咿，不就是羽羽嗎？三十年，把身坯單薄的小女孩加工成如此豐滿的中年婦人。那一頭時髦的短髮，教我怎麼想象她“鄉下人”的身世？我想開口喊住她，但忍住了，追上去，尾隨她。只見她手裡拿着一沓廣告，跑進店鋪里派發，店鋪的人愛理不理，羽羽殷切地要說什麼，店鋪的人不耐煩地揮手，似乎要趕她走，羽羽急切地說着，店鋪的人終於火大起來，將她遞上的廣告甩到外面，頓時街上紙張飛舞。羽羽追出來，廣告象蝴蝶，圍着她旋舞，她慌忙抓撿那些廣告單。這一剎那，地上，空中，響起人們嚴厲的訓斥聲。 ……… 我回到老地方，小女孩仍舊呆呆地站在門口，對我熟視無睹。我蹲下來，和女孩說話，女孩告訴我：“媽媽天天這樣，她說這是她的工作。” 我掏出紙巾，替女孩擦掉鼻涕，問：“媽媽幹什麼工作？” 女孩終於找到讓她驕傲的話題，得意地說：“房地產公司經理。” 我問：“你爸爸呢？” “銀行副總。” “爸爸現在在哪裡？” “-----保安公司。” 忽然，女孩的聲音低下去：“他們說，他們來上海是為了我。” 我們都沉默了，良久，我站起身，準備離開，小女孩說：“我想回省城，媽媽罵我沒出息。”說到這裡，女孩不再忌諱我這陌生人，哭起來。 我將她輕輕攬入懷裡。腦海里，浮現漆黑的柚木大門，七歲的羽羽，那倔強的小手。 我用手揩去小女孩腮上的淚珠，不料女孩來了勁，哭得更凶，哭成弄堂里的雨。 3 雨終於小下去。隆冬的黃昏，弄堂好整以暇地飄出炒芹菜的香味，油炸魚丸子的吱吱聲，鍋鏟在鐵鍋上飛舞出的鏗鏘。我不必看，就可以描畫出矮小方桌上的圖畫：碧綠的生炒踏顆菜，濃油醬赤的栗子紅燒雞，雪白的火腿骨頭湯，還有黃橙橙的蟹粉冬瓜。天色暗去，燈光喧鬧，色香味的弄堂，溫柔起來了。 我和昔日居住在一號的梅，撐着雨傘從弄堂口走過。一盞盞從窗櫺，從門縫漏出的燈光，是鄰居們的目光。多麼熟悉的滬語！弄堂特有的切口，乘涼時散布的俚俗笑話，如唱片一般在耳畔響着，我略微頓了頓足。梅淡淡一笑，扯了扯我的一角，說：“搬得差不多了，出國的出國，買房的買房，如今弄堂里，大多數讓外地人租下來住。” 我笑笑：“還好，江浙人多，還保持着我們昔日的飲食風格。嗯，聽說要找正宗老上海口味，該去郊縣，或者乾脆去江浙一帶。” 梅的手機響了，梅“餵”了一聲，馬上對我作了手勢。我立刻猜出來，是遠在澳大利亞的晴，梅早和她約好的。我的眼睛不禁轉向三號――晴的父母家。 晴的父母一定還住在這裡，然而我們走近一看，晴家一片昏暗。 梅將手機交到我手裡，晴嬌柔的聲音在我耳邊：“寧，你回來了？梅剛才帶你去見我的寶貝？” 說着，晴抽泣起來，“我家寶貝怎麼樣？是不是很像我？” …… 一雙冰冷的眼睛鑲嵌在美麗的臉龐，如此不協調，女孩才九歲，那成熟的冷漠卻令人不寒而慄。晴的丈夫面對我們這兩位遠客，手足無措，一邊忙於遞茶水，一邊命令女兒出來：“寶貝，阿姨們來看你啊，快來，叫阿姨！” 女孩的臉向着牆角，只以眼角的餘光掃了我和梅一下，不吭聲。梅連忙打圓場：“不要為難她，生分呢！和我才見過幾次，寧阿姨是第一次見嘛。” 晴的丈夫也趕緊附和：“是啊，寧離開上海有十三年了吧？真快，晴去澳大利亞也八年了。” 說到這裡，晴的丈夫忽然意識到什麼，臉一陣通紅，一陣煞白，忽而痛楚，忽而憤怒，使他難以控制臉上的表情。 我和梅對視一眼，沒話可說，目光不約而同地落在孩子身上。女孩不耐煩地瞪了我們一眼，走進自己房間，反手重重關上門。 晴在女兒一歲時到澳大利亞留學，再也沒有回來。 不是她不想回來，有一次病重，她思女心切，打長途給父母想回上海，高瞻遠矚的父母卻堅決反對：“不行！你的身份早已黑了下來，回去就出不來。眼光放遠些，你丈夫掙錢不多，你還不多打工掙錢，好養活女兒？將來移民局大赦，你有了居留權，孩子就能去澳大利亞讀書！” 晴的丈夫恨妻子狠心，更恨岳父母阻止他們一家團聚，便帶孩子離開岳父母家。從此，晴沒法和孩子在電話里多說幾句。 此刻，晴在手機裡哽咽着說：“我總要為了孩子……” 也許是為了彌補女兒對客人的無禮，晴的丈夫陪我們在他們家的弄堂里走。經過一排矮小破舊的廠房時，他指了指塌下的屋檐說：“我當年從日本回來，也算風光，用打工攢下的錢在這裡開了服裝廠。我以為就此打下根基，從此吃用不盡……可是，後來一批貨給海關打回來，債主追上門，生意就這麼敗了，輸個一乾二淨！上海這地方，你別惹它，太善變，一下子讓你昏頭六衝，你看，外地人，海龜，都朝這裡涌，我們，只好縮回老弄堂……” 我回頭，遠遠看到，他家窗口，他們的女兒扯起窗簾，懷着敵意對着我們。 我問：“如果晴回來，你們的生活該沒問題吧？” 晴的丈夫低下頭，不願回答我。這時，一群打扮光鮮耀眼的年輕女大學生眉飛色舞地說笑着，迎面而來，一聽，是在談論剛剛參加的招聘會。 在我們家弄堂口，我和大洋以外的晴道聲再見，掛斷，把手機還給梅。梅嘆息道：“說來說去，親骨肉的整個童年，晴都失去了，這是當母親的最大缺憾。” 梅和我也在大街上道別，她登上一輛出租車，說：“我要回賓館，公司等我去簽合同。” 我目送車子遠去，出於下意識地揚手，向什麼告別，不是和梅，而是和一段與我的人生無法剝離的弄堂歷史。 梅離開上海也快十年，現在她和父母定居深圳。她初到特區時，赤手空拳奮鬥，現在已經是當地房地產業界的副總裁。至今未婚，我和她談了兒時的事好久，卻不敢碰她的現狀。
4 臨離開時，上海還是瓢潑大雨。我躲在屋檐下，數絲瓜花和喇叭花的種子。舅媽一邊將衣服掛在晾衣繩的衣架上，一邊嘀咕：“這雨下個不停，真讓人煩死，衣服不能曬，鹹魚不能做。” 我卻為這下出煙嵐氣的雨很有點陶醉，支着腮幫子瞎想，雨停後，天井院子裡一定爬滿絲瓜藤和喇叭花藤，到初春更有看頭，滿院子金黃一片，明紫一叢，鳳仙花也吐出粉紅花瓣……只可惜，我無法看到。看不到的，豈止一個花期？我業已錯過故鄉多少季咤紫嫣紅？可笑的是，每次回到在上海，我總是為塵俗的事勞心費神，也不曾留心花開花落。 舅舅和舅媽為我們餞行，唯一一次的“地主之誼”，是不能讓老人家掃興的。 我為別情所擾，神情落寞。我走進一樓的客廳時，舅舅正在擺桌子，長方形的大餐桌，鋪好紅白格子相關的桌布，銀色蠟燭台擦得亮閃閃，已經點上蠟燭。精緻的餐具整整齊齊擺好，水晶酒杯也斟上紅色葡萄酒。 舅舅說：“還記得這些吧？當年你外公外婆宴客，好多次呢。” 我終於舒展眉眼，笑了。何夕何年？賓客滿座，笑語盈庭，客廳一角的留聲機，播着《啤酒桶波爾卡》。男人身穿英國絨做的西裝，女士們窈窕的腰身上，彩裙飛揚。一盤盤由舅舅親手製作的西式小點、蝦仁水果沙拉、烤羊排，從客人們頭上經過，落在餐桌上。水晶杯折射出的迷幻光芒，銀色燭台映出賓客的笑顏。作為主人的外公滿頭銀髮，一身考究燕尾服，他輕摟着穿長裙子，戴白金項鍊的外婆，在臨時舞池上翩翩起舞。一對對賓客紛紛跟進，盡顯紳士的優雅，淑女的嫻麗，那是一去不返的一代風流！ 那是八十年代，年小的我恍惚地靠着樓梯，望着他們兀自出神。正在往留聲機放74轉唱片的舅舅回頭看到我，臉上漾開年輕的微笑：“我教你跳波兒卡，讓一切旋轉起來！” 舅舅在望了望窗外的雨，和墨綠色窗紗，喃喃着蒼老的聲音：“你要走了，還記得波兒卡怎麼跳吧？” 我掠了掠頭髮，上前，牽起舅舅的的手，說：” 讓一切旋轉起來。” 桌上，燭光在我們的旋轉里顫搖；窗外，冷雨消隱。伴舞的《啤酒桶波爾卡》，此刻才聽出，嚴重走音了。暗灰色牆壁欣欣然轉動，墨綠色窗紗無處不在，我在客廳旋轉，我在天井旋轉，我在弄堂旋轉，上海成為旋轉的大舞台。 接我們到機場去的出租車，停在弄堂和商業街交接處。 別情使上海如此美麗，雨點串成水晶珠鏈，連同路燈，將視野變得晶瑩剔透。 羽羽來送行。剛才，她穿着雨衣，一如既往在各個商家跑進跑出，塞進去的廣告被丟出門外。被甩在我的腳下的一沓，被雨洇濕了，我彎腰拾起，起碼有一個人，尊重她的勞動。 羽羽失神地站在我面前，看了看車上的行李：幾點鐘的飛機？ 我說：我馬上去機場。 羽羽望着我手裡濕漉漉的廣告單，沮喪地問：“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上海來，童年的夥伴怎麼都走了？你回來了，為什麼又要離開？” 汽車裡，兒子向我招手。 我將廣告單交到她手上：湧進上海的成千上萬，誰在乎我這異鄉流浪人！多一個少一個都不那麼重要。 羽羽流淚：“我只有一個童年，你也是。” 浦東機場候機室，梅望着剛剛露出的藍天，說：“回去吧，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了。” 我問：“你呢？沒有想過，有朝一日回到上海？” 梅略一躊躇：“我過去只知道天下只有一個好地方，那就是上海。凡是在上海生活過的人，不會再適應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然而，一旦離開上海，就休想再擠進來。” 我略有觸動，抬頭望她。 引擎發動，夕陽萬點金光。 兒子問我：媽媽，我們什麼時候回到美國？ 我微笑：我們追著太陽走，太陽升起的地方，就是舊金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