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北路,我脚下的琴键 曾宁 刚刚走出浦东国际机场,我就和各拉着行李箱的两位家庭成员——老公和儿子讨价还价:恩准我在虹口区单独待半天,然后坐上开往南京的火车。老公居心叵测地问我:“不是去幽会吧? 和青梅竹马时代的小男生?”我不置可否地笑答:“差不多是。” 我撂下最亲近的两个男人,从机场打的,直奔四川北路。一到路口,我就对带崇明口音的“差头”司机嚷嚷:“让我下车吧!”热情得有点过分的“差头”说:“小姐,送侬去目的地,是新亚大酒楼伐?”我谢过,说不必,这儿就是。他恍然大悟:“哦,是来血拼咯。”他别着舌根说出新学来的洋字眼。我付了车费,关上车门前,诡秘地甩下一句教他莫名其妙的话:“我来弹钢琴呢!” 是 的,我要以穿着踏遍万里风尘的平底鞋,把梦绕魂牵的四川北路,当作乡愁的大钢琴,以脚步弹奏。黑键白键,带着寻常百姓的悲欢歌哭,起伏低昂;高音低音,带 着我此生的泪痕与梦痕,逶迤绵延。太紧张了,踏出第一步时,在马路和人行道相交的石级前打一踉跄,它在警告我:携带的记忆太沉重,怕要压得我闪腰。 开端却是我万万预料不到的——弹下一个奇妙的“白键”。在新亚大酒楼旁边的联华超市前,遇见一个地道的白种人。他有如狩猎者,警惕地盯着路人,把我的点头和微笑捕捉到了,忙不迭趋近,用美式英语问我,他手头的兑奖收据是否能当钱钞用。我摇头,用英文说:“那是收据, 可以参加抽奖,就像美国的乐透”。他知道我是大洋那边来的“同乡”以后,兴奋莫名,喋喋不休地交代行程,声明他是斤两十足的缅因州乡巴佬,出生以来,没踏出美国一步,一飞就飞到彼岸的黄浦江畔。 我告诉他,我也和他一样,没去过中国以外的地方,可是,一走就从上海走到旧金山湾区,一呆十六年 谈论不一会,居然有了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他把手头刚买的啤酒罐子晃了晃, 他告诉我,他 从美国东海岸飞到这里,时差的困扰一点也没有。“我有的只是好奇心------。”他一屁股坐回到石阶上,猛喝一口啤酒,“来中国三天,哪儿也没去过,一天到晚坐在这门口,早上端星巴克瓶装咖啡,下午拿啤酒罐,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头。他来了劲儿,指着交通繁忙的马路,高谈阔论:“这 里的车流比纽约皇后区的百老滙还堵,而且,车子都好像没有速度限制似地横冲直撞,动不动越线超车,抗议的喇叭声此起彼落,好几次我看见车子不理睬红灯,照 样冲过去,看得我心悬上嗓子眼!行人呢,不走斑马线,在车流中穿来跑去,毫无畏惧。在人行道上,摩托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够乱吧?然而,教我惊讶万分的是, 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哪怕极为轻微的擦撞。”他激动万分地大喊大叫,“不可思议,这怎么可能?我不甘心,一直等,非看到事故发生不走!”白种人的蓝瞳忽闪着怪异的火。我微微一笑,道声再见,继续弹奏我的“琴键”。 说话就到了黄昏,华灯初上的四川北路却失去昔日的喧嚣。处处大兴土木,尘土滚滚,商店关门装修,车辆行人比去年少了一半。我这识途老马,左一脚,怀旧的咏叹调,以穿街过巷的“小钵头甜酒酿,糯米小圆子”“栀子花白兰花” 叫卖声为和声;右一脚,如歌的行板,那是后现代时尚的变奏。 我所面对的灰色大厦,别看色调有点伤感,却有过显赫的往昔。它建于清朝,正面排列着混合英国古典主义风格和古罗马气派的圆柱,不必看它的外表,光是按时间排出的名字,就有足够的沧桑意蕴:“大清邮局”、“远东第一大厅”、日寇占领上海时期,它是什么指挥部,日本军刀曾在这里发出瘆人的寒光。小日本投降后,牌子变成上海警备区司令部。这60年,它是上海邮政总局。 阴森的大楼所拥有的历史,在脚下化为钝重的长调,然而,我家族的小人物,只配在低音部充任卑微的和弦。沿命运的五线谱倒溯60年, 那个夜晚,两声沉闷的大炮声夹杂机关枪炒豆子一般的碎响,穿过位于四川北路尾山阴路的两层厚窗帘。黑洞洞的房间里,外公外婆紧紧搂住年幼的妈妈和舅舅。他 们不能不满怀疑惑,这些被激进分子们渲染为给无产阶级带来黎明的硝烟,是否也给这个洋行高级职员的家庭带来希望?几天前,在离他们住处才几步之遥的吉祥路 上,一群年轻人被抓上囚车——围观的人指着一个门口说,那是上海地下党领导武装起义的总部。 其实,这是决定上海人命运的夜晚,发生过解放上海一役中至关重要的四川路桥枪战。国民党守军在最后关头没有杀害共产党的人质,走玉石俱焚的绝路,放下了武器。他们交出军人的尊严,成全了上海百年以来命若游丝的荣华梦幻。 大厦旁,依稀有水声的音符流转,啊,是苏州河!它该是黑键敲出的吧? 记忆中,外白渡总是倒映在乌黑的酱汤里。然而,风水轮流转,好几代被污染整得苦不堪言的两岸居民,在千禧年以后,不但目睹苏州河渐渐变清,周围新建的公寓大厦群,每平方米动不动卖出五万十万的天价。老上海人从前为困顿所苦,如今却为了暴富而浮躁惶恐。 向深处走,向记忆走。琴键委婉,如梦如幻。布店在哪里?外婆最爱带我去逛的地方,看着打扮素净整洁的外婆,在柜台前志得意满地选料子,披在身上,对镜顾盼。熟识的店员漫不经心地用铁夹装好收据,猛地一扬,“呜!”的一声,铁夹子顺着纵横交错的铁线从空中滑到高台上收银员的手中。外婆低声与我争执起来,她喜欢色泽典雅的毛料子,五岁的我则被花花绿绿吸引,外婆瞥一眼我手里的花布,不屑地说:“乡气!”我说我偏要学“李铁梅”。我说不过她,却乘她不注意,一溜烟跑到街角的烟纸摊,递上一分钱,一颗白粽子糖就捏在手里。有时我捧上五枚硬币,换来结结实实的一包“话杨梅”,纸包大得小手抓不住,黑红的糖浆渍透米黄色薄纸,直抵我酸酸麻麻的舌根。身后,拖辫子的电车悄悄开来,我靠着贴着大标语的墙壁,看衣着光鲜的乘客上下,丢一颗话杨梅在嘴里。外婆呢,在布店旁边的里弄加工组,不厌其烦地询问拷边的价格。 文具店呢?我追问飘渺的琴声。七岁我上了小学,为了买到五彩缤纷的橡皮泥,从山阴路走到武进路,沿途的文具店至少有三家,家家缺货。我的心里回响童年的脚步声。 横浜桥到了,桥下的水来自苏州河,当年尽管是稠稠的黑色,却不怎么让人嫌弃。我喜欢爬在桥头的石栏杆上,俯首看桥下摇橹缓行的船家,猜想着:厚帆布遮盖的舱里,有什么稀奇玩意儿?调皮的男生对着下面喊:“乡下人!”不 时用弹皮弓打些石子过去,朴实的船民通常只是骂两句我们听不懂的江北话。船儿在我们的起哄声里匆匆穿过小桥,那时刻,旁边点心店里小笼馒头的香味,总是恼 人地钻进鼻子,我多么渴望,有求必应的爸爸,哪个周末带我来吃一顿?尽管,比起这种制作粗放的大众食品来,我更喜欢复兴中学对面伊斯兰馆子的咖喱生煎。 那仅仅是空想,妈妈的病很重,刚刚以照顾家庭为理由调进复旦大学任教的爸爸,忙里忙外,心力交瘁,哪有带我逛街的心情?那时,我八岁,不识愁滋味的年龄。 “斯为美”理 发店该到了吧?我问脚步,脚步问硬邦邦的马路。那根永远不会把红蓝双色旋完的圆筒要在就好了。妈妈和妈妈的妈妈都是斯为美的忠实粉丝。带点异族血统的妈 妈,一头天然卷发,常常受师傅们赞美,说可以做各种造型。那年代,妈妈长得确实出众,然而谁敢直截了当的赞美呢!尽管妈妈为了爱美,被同事批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但不妨碍妈妈的照片被“斯为美”贴在玻璃橱窗内,作为发型模特。我在九十年代初期,步我家两代女性的后尘,走进“斯为美”,仅仅一次。做完头发,好端端的长波浪,曾经是最热门的时尚,我却气愤地刷平了,对着镜子皱眉:“真土!”从此不再踏足,转到淮海路的“红玫瑰”去,那里的年轻发型师去香港实习过,不但会为我盘妖娆的“宴会髻 ”,还会剪利落而帅气的时尚短发。过了好几年,我终于为了那次抗议“斯为美”负疚——拍陈逸飞的《海上旧梦》时,我省悟,一头兼具温柔与豪迈的汹涌“长波浪”,配上团花紫旗袍,是何等的淑女风情! 找不到斯为美。 我对着霓虹灯低声问:玻璃墙闪闪发亮的精品大厦,可是建在斯为美的旧址上?谁会回答我?光阴无言。 -------忽 然之间,我触到一个低音区的白键,脑际里的天亮了,公园里,陆续走进晨练的人们,大路旁梧桐树行,不理民间的困顿,一味欣欣向荣。有七十年代末期大饼油条 的香味绕来绕去,闹猛的叫卖声压倒滑梯前孩子们的喧哗。我骑着小小自行车溜进鲁迅公园门口,赶往儿童乐园。在后面妈妈焦急地喊:“当心掼交!”尚未过门的舅妈,慌忙搀住刚动完癌症手术的妈妈:“侬自家当心,唔要被人撞了。”儿童乐园里,我兴致勃勃地玩大转盘,被癌症折磨了足足七年的妈妈,眼窝深陷,极度疲倦,被舅妈搀着,坐在一旁。在闹成一锅粥的场地里,这两个大人的交谈偏偏清晰地传进我的耳鼓:“阿丽(舅妈的小名),我这次怕是不好,熬了那么多年,也该去了。”舅妈急急打断她:“你乱说什么,别让孩子听见 -----”“你和我哥哥为了照顾我,到现在都没有办结婚------我的女儿就交给你们了-----”我急忙从转盘跳下,差点摔个嘴啃泥。舅妈为我裁制的绣花连衣裙,随着风儿张开,降落伞一般,我的充满着妈妈伤感目光的童年,就这样随风而去------ 脚 步直着敲人行道,横着敲斑马线,音符起落。四川北路快要走完,迎面是鲁迅公园,从前居民叫它虹口公园。门口两株高大的广玉兰无恙?那馥郁的香气熏遍远近。 即使能见度有限,也可断定,外墙刚刚修理和粉刷过。里面的树木影影绰绰。儿童乐园里的转盘又在缓慢旋转。我按照从少年时养成的习惯,往右转去,我当然知 道,走过两排水杉树夹着的甜爱路,便是山阴路,穿过梧桐绿叶密布的山阴路,到欧阳路,再右转就是老家。橘黄色的小灯如豆,把最富诱惑力的光晕印在墨绿色窗 帘上。舅妈在等我,她知道,我为了探望被摩托车撞伤的爸爸,从旧金山飞回来,今天路过上海。 此刻,我徘徊复徘徊,以犹犹豫豫的脚,把马思聪的《思乡曲》来来回回地弹。-----小学即将毕业那年,每天放学回来,墨绿色窗帘上,外国小人儿在舞动。橘黄色的灯光下,我牛饮舅妈专为我做的火腿骨头冬瓜汤,一碗灌下去,连渣滓都不剩。舅妈疼爱地望着我,又盛上一碗递过来,轻声问:“功课做完了?不要让外公外婆操心。 近乡情更怯,近乡情更切,我快步向橘黄色的灯光奔去。手机响了,是老公打来的:“幽会够了吗?提醒你,别误了火车,上海的亲戚不要见了吧?” 我仿佛看到,拂动的墨绿色窗帘,清晰地印着舅妈苍老的身影,掐指一算,她也该六十出头了。舅妈,对不起,错过了,都错过了!一如来不及看山阴路的鲁迅故居、秋瑾公寓、瞿秋白旧居,还有那曾经让我骄傲的多伦路文化街。 我坐上出租车,走上回头路。缅因州来的白人还在门口喝啤酒,旁边堆着易拉罐。他一定还没等到交通事故,我为此庆幸。 他身后便是四川北路一号,那个著名的“上海邮政总局”。我向他笑笑,他没看见我。 。 火车启动,我和家人离开上海。爸爸从南京打来电话:“你舅妈准备了一桌子菜等你呢!”我不敢回答。上海在背后。琴声行将休止。 “囡囡,火腿冬瓜汤已经炖好了,放在桌子上,快去吃。”火车铿锵铿锵的轮子,代替我的脚,敲出最为荡气回肠的尾声——每次归国,舅妈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