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1953年12月23日

【关于书价答读者问】

根据我们调查，目前书籍的售价与抗日战争前比较还是低廉的。目前书籍成本比战前增高，战前一般书籍的直接成本（包括纸张、印制、稿酬）低于定价的百分之三十，目前国营出版社一般书籍的直接成本约占定价的百分之四十多到五十。再加上发行费用百分之三十，编辑加工费、出版费、宣传费、国税等约百分之十左右，现在国营出版社的利润已比战前一般出版社的利润减低了。

现在书籍直接成本比战前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纸张的价格比战前高得多。因此，战前纸张一项只占书籍定价的百分之六左右，目前则占书籍定价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五。但定价却是降低了。例如，战前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的“家”定价为一元七角，约合当时中白粳米二十七斤，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家”，定价为一万二千元，只合上海中白粳米九斤了。如合北京的小站米，只合五斤多了。

事实上，国营出版社书籍的定价都已初步降低。如以一九五一年年底书籍定价为一百，到一九五二年底，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平均降低百分之十一点八四，人民美术出版社降低百分之二十，人民文学出版社降低百分之十一，青年出版社降低百分之二十一点二四，工人出版社降低百分之十五。其他国营出版社降低百分之五至十二不等。一九五三年以来，有些国营出版社的书价续有降低。。

》编者注

抗战前（1937年）的币值，与中共建政后实行的旧币币值无法直接比较，因此文章用大米的数量表示物价，证明现在书籍的价格较之抗日战争前要便宜。1955年3月31日发行新币。①旧币与新币的比值为1万比1，即旧币1万元相当新币1元。《家》这本书，现在定价一万二千元，合“上海中白粳米九斤”，换算成新币的话，是一元二角。战前这本书卖一元七角，合“中白粳米二十七斤”。

下面是民国时代收入和物价的一点参考资料。中共现行的文化政策是，民国时代的报刊和杂志不对一般读者开放。必须持有工作单位的证明，证明阅览者确实需要参考民国时代的资料，经过上级单位批准后，方可阅览。因此民国时代物价资料的收集极为困难。

·1931年11省市小学教员月薪②

·三十年代年代12名小学教员家庭一个月间日常支出平均费用③

其他方面，譬如民国时期的食品以及房屋的价格可以参考下面这段文字。

“1934-36年北平市1银圆可以买8斤好猪肉 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 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20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1000元。”④

根据《毛泽东传》作者的介绍，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教授的收入“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每月薪金只有八元。”⑤这也许是毛泽东要搞革命的原因。

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

第一、民国时期百姓的生活不像中共描述的那样贫困，反而是“解放后”生活越过越差。

第二、小学教师一人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家四口人。

第三、中共建政后，即便是大学教授，即便是大学教授的年薪也不足以买个“四合院”，更不要提还带一个“小花园”。

第四、民国时期月平均收入，小学教员以每月40元，大学教授以每月240元考虑的话，大学教授是小学教员收入的6倍，差距不算大。现在大学教授的各种收入远超小学教师，而那个时代的大学教授是真正的大师，同现在泛滥成灾的大学教授不可同日而语。

第五、毛泽东中等师范毕业，后来回湖南当了小学教员。像毛泽东这样的小学教员，如果不努力，成为教授的可能性很低。虽然民国时期也重视文凭，不过文凭只是学问的参考。像沈从文小学毕业，曾在西南联大担任过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副教授，抗战胜利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这里摘录《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一书中的片段，“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1917年高小毕业参加预备兵的技术班，次年正式入伍为上士司书。1923年脱离军队，1926年到北京升学未果，开始尝试写作。刻苦自学两年后发表作品，曾得到胡适、郁达夫、徐志摩的支持。1929年任中国公学讲师。1930年起先后任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教授。1939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副教授，讲授中国小说史。三校复原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⑥“三校复原”指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各回原校址。对照沈从文，毛泽东没有走“刻苦自学”这条道路，他选择了革命，对他来说这是获取财富、地位的捷径。

第六、鲁迅对学者、教授使用“中产知识阶层”，而不是“中产阶级”，说明鲁迅非常了解“阶层”与“阶级”的区别。

中国没有“中产阶级”，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只有“中产阶层”。因为作为“阶级”而言，首先在议会里要有“阶级”的代表，要有宣传“阶级”主张的媒体，同时有为“阶级”争取权力和维护利益的组织。在中共治下的那些自以为是“中产阶级”的人，有这些吗？任何时候，任何变故，自称是“中产阶级”的人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受到诬陷时，甚至没有团体敢站出来为他们申述，因为他们只是收入多一点，领子白一点的“中产”而已。

说到“阶级”，文革中毛泽东甚至将工人抬高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高度。党报这样写道，“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⑦

但是，工人就是工人，在中共统治下并不存在“工人阶级”。江泽民执政期间，下岗工人数不清。2003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去东北老旧工业区考察。党报介绍道，“踏着窄小蜿蜒的渣土路，温家宝来到本溪市牛心台沉陷区的小南沟。这里经过近百年的开采，地下煤炭资源几近枯竭。由于长期开采，这里出现了大面积的地面沉陷。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生活困难，住房也出现程度不同的险情。”⑧曾经“领导一切”的工人为何这么快就沦落了呢？说穿了，“人大”中的几个工人代表和中央委员的几个工人委员不过是党的代表，他们代表的是中共的利益。共产党要求工人下岗时，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媒体站出来为这个“阶级”说话，当然也不存在为这个“阶级”争取权力和维护利益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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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民日报》1955年2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

②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第一节 城市生活费用指数的编制”中“二、城市其他阶层收入的比较”一节

③王玉茹著《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第三节 近代中国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中“一、代表性城市工人的生活状况分析”一节的“（五）其他阶层的生活费支出”一条

④《历史新知》“民国时期的收入变化 民国上海物价”

https://www.lishixinzhi.com/miwen/466577.html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金冲及、逄先知主编《毛泽东传 卷一》“三、五四大潮的洗礼”

⑥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第二编 院系史”中“五、师范学院”一节的“国文学系”一条

⑦《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⑧《人民日报》2003年6月4日“总理的‘四道军令’——温家宝关心采煤沉陷区群众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