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年前春夏之交的那场运动或政治事件，上一个帖子中，我的观点是：更多的是回忆和眷恋，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尽管那时我们很渺小。

今天要讲的故事，主人公是我的校友、同事、兄长。他在这场运动中涉入的比我们要深得多，对之后他的生活、事业影响也大得多。他之后的平淡岁月，或许可以给予另一种方式的解读。

我大学毕业后，被分到了一个小镇上。镇子位于Z市郊区，距市中心约12公里；距另一座稍小、但明朝时曾是府城的城市约22公里。小镇的生活单调而孤寂，饭后到院外的玉米地散步和经常到不远处的电影院看电影是医院年轻人普遍的生活方式；而且医院管理松懈，上班时打牌、下棋是常事；我走后单位开始流行打麻将，以至于现在我都不熟悉这项全民性娱乐项目，成了终身的遗憾。

我是独自来医院报到的，那一年我们学校仅我一人分配到此。告别了热闹的校园，刚来时，完全陌生的环境，一个熟人也没有，非常孤单。幸而在这里遇到了批志同道合的朋友，M兄就是其中的一位。

M兄长我6-7岁，是我的校友，七七级的，是Z市人。嫂夫人虽然文化不高，仅是个打饭工，但长相漂亮；M兄的岳父是我们科的副主任。那时的我们个个年轻气盛，没人愿意在这个小镇上干一辈子。离开的办法多种多样，大多数是走后门调走，调走的人大多数都去了最近的两个城市，也有去周边县城的。但以M兄为首的一帮弟兄，志向要远大一些，盯上了省外的中心城市，实现的方法只有一个 – 考研。理想很远大，但现实很残酷。我们本身都不是名校出身，底子不太厚，又深处偏僻小镇，要想考上研究生非常困难。大M兄是这方面的先驱。他年年考试，年年失败，屡屡碰壁，但屡败屡战。之所以他们不放弃，一方面他们意志坚强，另一方面与每年他们的成绩都不错，与成功仅一步之遥有关。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英语，每年只有1-2分之差。正当他们在别人的白眼及家人的压力下，准备最后再拼一次之时。功夫不负有心人，M兄终于率先取得突破，第一个考取了江南的那所名校。医学界以前有一个说法叫“北有协和，南有湘校”，该校曾出过张孝骞这位内科大师。该校的考题非常刁钻，比北京、上海的题目都难。第二年我要是报考这所学校，以我的实力，肯定落榜。

读研时，与M兄保持联系，经常通信。那时的我们少不更事，时常慷慨激昂。八十年代末的那次事件，起初M兄保持着兄长般的冷静，劝我们做逍遥派，不要介入。后来不知何故，他违背了初衷，搅了进去，成了该校高自联的头目。为了此事，他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事件落幕后，本来因为成绩优秀可以留校，却被发配回原籍的母校。母校相对左些，对这位问题校友没讲情面。尽管母校那时的研究生很少，但还是告知M兄，不许提任何条件。之后，他的工作非常不顺。眼见前途无望，M兄有了调往发达地区的想法。单位这时候才发现，M兄是个人才，不愿意放走，还做出了即将重用的许诺。但M兄去意已决，每日到院长办公室“上班”。他每日一言不发，一杯水、一本书，坐在那里。院长是位泌尿科教授，是我们的老师，被他的这位高徒磨得实在无奈，终于同意放人。M兄终于如愿调到了南国羊城。几年后，M兄又回那所江南母校读博，毕业后再回羊城，成了远近闻名的名医。在新闻和网上经常能看到M兄的消息。现M兄已退休，在羊城开了一家私人医院，日子过的非常自在，儿子也成了一名医生。

春夏之交以后，我和M兄始终保持联系，还曾见过几次。我们的谈话内容涉略范围很管，但大多是事业和家庭，对那场政治事件，从没再提起。M兄本来对时事不敢兴趣。当年在医院，我们几个慷慨激昂时，M兄很少发表意见，他更感兴趣的是医学和病人。我也奇怪，他怎么就成了学生领袖？很可能是一时兴起，或在同学中的威望所致。

与那些一辈子都在吃“春夏之交”这碗饭的王某等名流相比，M兄又回到本色，不谈国事、只当医生。

尽管M兄的生活有过些挫折，但之后的人生平淡无奇，与他人无异，但平平淡淡才是真！这也是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