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密電”是中共黨史、軍史中的一大公案，有人把它比作長征中類似“遵義會議”的大事件。

1960年10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對方提問：“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毛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當時黨內面臨着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而這一切的起因是一封來自張國燾的密電。

1.中央紅軍方面的說法

第一個透露“草地密電”信息的是張國燾的同縣老鄉、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 - 凱豐。

紅軍到達陝北後，凱豐在《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一文中寫道：“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幹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凱豐的話透露出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武力解決”的話出自張國燾“下面的幹部”，二是張國燾曾發出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1937年3月，在延安的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張國燾）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來審查中央”，他“背着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不慎重，那麼就會打起來的。”

在目前的資料中，毛主席只有兩次談到張國燾密電的內容，除了上面這一次，另外一次是在1971年8月28日。在71年8月的那次談話中，他說：“張國燾搞分裂，發個電報給陳昌浩、徐向前，裡面說，要堅決南下，否則就要徹底解決。當時葉劍英同志當參謀長，他把這個電報先給了我，沒有給陳昌浩、徐向前，我們才走了的，不然就當俘虜了。葉劍英在這個關鍵時刻是有功勞的。所以你們應當尊重他。”

毛的這兩次談話，雖然時隔30多年，但大意卻是一樣的，即張國燾當時要以非正常手段解決與中央的分歧。而且其中也都涉及了一個關鍵人物 - 葉劍英。

在《葉劍英傳》中，葉劍英是這樣回憶的：9號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裡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電報裝進口袋裡。過了一段時間，悄悄出去，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後很緊張，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菸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來了。”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從阿壩致電徐向前、陳昌浩並轉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對北進，堅持南下，並稱‘左右兩路決不可分開行動’。另背着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右路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看到張的電令，趕到中共中央駐地巴西向毛澤東報告。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紅三軍的駐地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率領紅一、三軍（即紅一、三軍團）連夜單獨北上。

1979年5月1日，時任瀋陽空軍副司令員呂黎平應《解放軍報》之約，發表了回憶文章《嚴峻的時刻》，其中提到張國燾“密電”一事，因時間久遠，呂黎平對個別詞不確定，其中“武力解決”一詞，就參考了徐向前在1977年9月19日文章（見後）里的提法。通過《嚴峻的時刻》這篇文章，大家第一次看到了造成紅軍草地分裂的“草地密電”具體的內容。

1982年3月12日，葉劍英傳記組把呂黎平文章中所述的密電內容用大字謄抄了一份，帶到軍科院2號院請葉劍英確認。葉劍英看後表示，意思是這樣的。

不久，呂黎平在《黨史研究資料》1982年第 5 期發表《對〈關於張國燾要 “武力解決” 中央密電的質疑〉的回答》，堅持這個“密電”是存在的。

呂黎平先是用毛澤東主席、周恩來、聶榮臻等領導人的講話肯定密電的存在，接着說徐向前在一九七七年九月寫的《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一文中，就用了“武力解決” 一詞。

2.四方面軍

我們再來看看另外一位當事人張國燾的回憶。1937年3月，毛澤東在延安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後，輪到張國燾發言時，張國燾並未承認自己發出過這封徹底鬥爭的密電，他的說法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和武力解決革命同志，如果這樣做便是反革命了。”他並不承認自己下達過要求“武力解決”的命令。

據時任四方面軍電台總台長的宋侃夫回憶：“有人說張國燾給陳昌浩發過一個電報，說對中央要‘武力解決’。當時我主管機要電報，收發報都要經過我，我不記得發過有此內容的電報。”

此外，還有兩位重要的當事人，也就是徐向前和陳昌浩。

徐向前元帥的態度前後不一。

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徐向前元帥的署名文章《永遠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其中寫道：張國燾對於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聞，擅自命令左路軍停止北上。並且發出密電，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圖裹脅黨中央和一方面軍全部南下，如果黨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決”。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發現了這份危害黨中央、毛主席的密電。在這千鈞一髮之際，葉劍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前面提到的呂黎平的文章就引用了徐帥上面的說法。

而1993年，廖蓋隆發表了文章《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其中記錄了他在1982年採訪徐向前時的談話。徐向前元帥說：“1935年（左路軍）南下時，張國燾是否發過“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問題。1977年的文章說有這樣的電報，是不對的。我沒有看過這樣的電報。”

“接到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

而陳昌浩作為當事人之一，晚年通過他的妻子孟力放話，說壓根兒就沒這回事兒，還給出了兩個理由：

理由一：壓根沒收到過所謂的草地密電。

陳昌浩給出的第一個理由十分直接，他說自己和徐向前根本就沒見過什麼草地密電。他表示，在1935年9月8日晚上，張國燾確實發來一封電報，內容是要求他帶領右路軍南下，至於什麼草地密電、武力解決中央的說法，完全子虛烏有。

理由二：更狠，陳昌浩直接搬出了歷史檔案。

他指出，如果真有這麼一封電報，而且內容還如此嚴重，要求武力解決中央，那在批判張國燾的時候，這肯定是重罪。可事實上，延安的文件里壓根兒就沒提過這事兒，這一點着實耐人尋味。

4.如何解讀雙方的意見分歧

按照目前中國官方的定位：毛澤東、張國燾同屬黨和軍隊的創始人，只是後來一個成了偉大領袖，一個成了叛黨者；徐向前和葉劍英，不同於林彪，同屬十大元帥中的正面人物。

幾個好人在如此關乎黨和軍隊前途的重大事件上，說出了截然相反的“真相”，這個確實難以解釋。

中共黨史、軍史中如此重要的一封“密電”，一方說“有”，另一方說“無”。而且說話的雙方同屬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軍隊的締造者。那肯定有一方說了假話，那是誰說了假話？這就成了黨史中最大的公案之一。

“草地密電”原件沒能保存下來，有研究者認為，出於保密的目的，當時收發電報原稿均按要求被銷毀，銷毀前會將內容抄錄在電報本上。這就存在着張國燾對內容敏感電報下令直接銷毀不抄錄的可能。

也有另一種說法，長征中的電報保存得非常完整，因為在長征中怕遺失發送電報的底稿和接收電報的抄稿，所以當時都是用本子記的，不是一張張的紙。四個本子，左路軍發給右路軍的電報和左路軍接收右路軍的電報各兩個本子。這些本子中，所有的編號是挨着的，沒有一個缺號。這四個本子的電報中沒有“草地密電”。

按照現在國內外法律界通行的說法，所有證據中，直接證據是最重要的，不管何種原因，缺乏直接證據，只靠“人證”，是不可靠的，很難定罪。

而徐帥前後兩次的說法不一，也可以解讀為，迫於形勢需要，第一次違心地說了假話，因為那時剛剛粉碎四人幫，葉帥在政壇的地位如日中天，僅次於華主席。

毛澤東和張國燾作為創黨元老及內鬥高手，雙方可能都沒說實話。“草地密電”只是政治鬥爭的一個工具，存在與否並非最重要的事情。非常可能的是，張國燾沒發過“密電”，但的確實動過“武力解決中央”的念頭；毛澤東可能編造了“密電”，但他對張想用武力併吞中央的判斷並不離譜。

著名學者馮勝平曾以一個結論，就是“查無實據，事出有因”。“草地密電”可能是子虛烏有，是毛葉編造的，但是當時的情勢，毛澤東所擔心的張國燾下毒手，又確實是非常有可能發生的。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張國燾的八萬多精兵強將，一旦翻臉，對付毛的七千叫花子一般的疲兵，那結局不言而喻。

毛澤東三十六計走為上。這麼逃之夭夭總得對全黨、全軍交待個說得過去的理由，“草地密電”於是橫空出世，張國燾也冤也不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