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龙 （一） 90年的十二月，我和竣一起坐Greyhound到了纽约。Greyhound车站就在著名的“红灯区”，四十二街上。我们站在街上等竣的姐姐。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鳞次栉比的店铺外面，“Adult Movie”、“XXX”、“Live Show 25￠”等招牌拼命地闪烁着。行人大都低着头从我们身边匆匆而过，一位黑人老头停下來﹐拖下帽子要钱﹐见我们不理他，说了声，“Merry Christmas!”﹐便又慢慢地往前挪。路边一些老黑縮在厚厚的冬衣里﹐三三两两地晃着﹐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路面很脏﹐破了的黄纸袋﹑踩扁了的罐头﹑空的咖啡杯在行人脚下东滾西跑﹐废紙随着寒风在路面上打着旋。汽车把大街塞得几乎不留什么空隙﹐可黃色的出租车仍高明地在空隙间穿梭着。喇叭声此起彼伏﹐仿彿彼此咒骂着。我在威州小镇呆了近四个月，现在总算又回到了大都市。我好久沒有见到这么多人﹐这么热闹的场面了。在Greyhound上昏昏沉沉地顛了三十多个小时﹐一下子被眼前的喧闹刺激着﹐觉得很兴奋。虽然对紐約的第一个印象聚集了“脏﹑乱﹑差”﹐我仍感到潛在的机会﹐虽然我不知道我在这个城市等待我的是什么。 竣的大姐和她的邻居平一起开车来接我们。平三十出头，上海人﹐身材魁梧。他披一件黑呢大衣﹐里面穿一套灰色西裝﹐一条白色的羊毛围巾掛在胸前﹐很象当年周润发在“上海滩”里演的文哥的扮象﹐只是他略胖些。平似乎对这片“紅灯区”很熟﹐对我也不见外﹐一路上他給我们介紹着那些他曾光顾过的“鸡店”。“我这里来多了﹐一些成人俱乐部还寄免費成人电影給我﹐希望我成为他们的会员。”平不免有些自豪﹐“美国这个地方就是公道﹐我的第一次就是留在前面拐角那家的﹐完事后人家马上还我一半‘开苞費’。唉﹗要不是共产党‘精神压迫’﹐我也不置于到二十七岁才第一次享受到‘肌肤之亲’。不过﹐你们不要以为我因此而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是什么‘民运分子’﹐上次我老爸在国內报上看到說‘民运领袖平在紐约法拉盛邮局前示威募捐’﹐还以为是我﹐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姓都不同﹐他们都会緊张。更何況我那天还去邮局前砸了他们的募捐箱﹐对他们說‘有本事回国闹去﹗在这里瞎起哄顶屁用﹗’在国內政治还沒搞夠﹖要发泄﹐曼哈顿上女人有的是﹗﹒﹒﹒”“平﹐你少说两句﹐不要毒害青少年了﹗”大姐打断了平。 大姐她们的家在法拉盛﹐那是一栋老式的两层楼洋房﹐一位台湾工程师买了出租做投资。这里住着四家，都是上海人﹕竣的两位姐姐和平各租二楼的一间﹐另外有个小间暂給竣和我住﹐楼下﹐小马夫妇帶女儿住一间﹐小周住一间。小周平时在波士顿打工﹐有时一个月回來一次﹐我几乎沒见过他。竣出国时﹐小周回上海探亲﹐然后同竣坐同一班飞机來紐約。在上海时﹐小周自吹在美国做生意﹐竣叫他“周老板”﹐飞机上周让竣改口喊他“周先生”﹐不要再叫“老板”了﹐到纽約后﹐小周脫下身上的行头﹐恢复原來打工仔的面目﹐竣觉得还是象其他人那样叫他“小周”比较妥当。 （二） 第二天﹐竣说要我陪他去新泽西﹐他以前打工的餐馆﹐看看老板和一起打工的朋友﹐顺便问问那里是否缺人。从住处到地铁站要走半小时﹐虽然可以坐公车﹐我们決定还是走走。纽约十二月的早晨﹐风有些刺骨﹐虽然比起威州冬天凜冽的寒风要溫和许多﹐路旁屋顶上的积雪被吹起﹐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漫无目的地飄着。法拉盛給我的感觉是好象回到了上海﹐街两旁到处是中文招牌﹐路上满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经常还可以听到上海话。 竣打过工的那家餐馆在新泽西的北部﹐从四十二街坐巴士三十分钟就到了。餐馆不大﹐地上深紅的地毯显得很旧﹐明显的有一些醬油跡。老板是台湾上海人﹐很客气﹐一定要厨房給我们煎些锅贴。一位中年企抬端上锅贴﹐那企抬的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双鬓和脑后还留着那么一圈﹐中间几绺銀丝整齐地搭过头顶﹐他说了声“慢用”﹐便到后面做事去了。老板看着他的背影，摇摇头说﹐“唉﹗有些人就是想不通﹐在大陆有官不做﹐跑到美国来做‘堂官’；在大陆秘书倒茶給他喝﹐他还要坐在椅子里摇三摇。现在反过来給人家倒茶。平时动作又慢﹐忙起來根本搞不定﹐要不是看在大家都是上海人的份上﹐早就叫他走路了。竣﹐你要不要回來做啊﹖”竣爽快地答应了。 离开新泽西﹐时间还早﹐我们就決定去唐人街，帮我找找工。唐人街位于曼哈頓的南端，与法拉盛相比﹐这里的街道狹窄許多﹐肮脏许多。在百老汇街一幢掛着各种工商招牌的楼前﹐我們推门进去﹐走上一排狹长的﹐踩上去嘎吱作响的楼梯﹐走进二楼一间门上写着“XX职业介紹所”的房间。说是房间倒不如说是一条狭长的过道﹐里面烟雾缭绕。两个头发蓬松的年轻人靠着门﹐用福建话在那里说笑着﹐他们穿着几乎完全相同﹐披着皱皱的西服式的外套﹐下面一条蓝白相间的“雪花”牛仔褲﹐脚上拖着一双脏得发黑的运动鞋。几张椅子被几位老人占了﹐一位坐着靠墙﹐在那里打呼﹐对面墙角两位老人下着中国象棋﹐旁边四五个老头围坐着﹐抽着烟﹐听其中一位讲他的“嫖经”。一位穿着白衬衫﹐黑褲，脚着一双黑色打工鞋的企抬打扮的中年人﹐低着头﹐来回踱着。靠窗﹐朝着門﹐放着一张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矮瘦的老人﹐头发油光光地往后梳着﹐戴着副厚厚的眼鏡﹐他叫林先生﹐这个介紹所的老板。看我们进去﹐林先生站起來﹐客气地伸出干瘦的手﹐同我们一一握了握﹐然后問我们想找什么工。听了我的情況﹐他说我能做的除了busboy﹐可以去送外卖﹐或者到外卖店接電話﹐包外卖。不过现在沒有工﹐让我们在旁边等等。电话不时地响起﹐林先生用不同方言客气地回着每个电话﹐有时他请对方等一下﹐用力喊﹐“有抄锅工”﹐那些老人便不約而同地转过身﹐抬起眼﹐连那位打呼的老头也會睁开眼﹐认真地听着﹐房间里顿时安静了许多。当林先生继续说工是在宾州﹐老人们摇摇头﹐轻轻地骂一声﹐又继续各自的事﹐房间又恢復了原先的嘈杂。我们待了近一个小時﹐只有一个福建人拿了份洗碗打杂的工走了。竣说去別处看看。我们走了另外几家介紹所﹐都大同小异﹐最后在一家叫“人人”的介紹所﹐我找到一份卖大排档的工﹐付了五十块介紹費﹐我赶紧去曼哈顿八街的叫“一条龙”的中餐馆见工。 餐馆在纽约大学附近﹐离著名的华盛顿广场不过五分钟的路。餐馆分两部份﹐大厅是堂吃﹐旁边小间是外卖部。一位叫Roger的经理接待了我。Roger约三十出头的样子﹐头发微卷﹐浓眉大眼﹐穿件Polo衬衫﹐帶条很相称的领帶﹐他說一口台湾国语﹐Roger在台湾应该算是“帅哥”了。后来知道Roger是老板的小舅子﹐这个店主要由他搭理。Roger随便问了我几句﹐便让我第二天早上开始上班。回家路上﹐我很兴奋﹐到紐約第二天就找到了工作﹐虽然钱不算多﹐一天三十二块﹐从中午十点半做到下午三点半﹐一周工作五天﹐但毕竟对我窘迫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帮助﹐眼下我只剩四百多块了﹐更重要的是再次证实了我來紐約的正确﹐增强了我的信心。 （三） 第二天我提前到了餐馆﹐离开门的时间还早﹐只有厨房的几位师傅在。大师傅孙是宁波人﹐十多年前来美国留学﹐念完书后找不到工作﹐便在餐馆打工﹐不知不觉也就成了他的职业。他验证了Roger后来经常感叹的一句话“进餐馆容易﹐出餐馆难”。毕竟餐馆包三餐﹐对多数打工仔来说，一人饱，全家饱。抄锅吴﹐上海人﹐身上除了把骨头﹐就剩一张皮了。吴在上海时是饭店的厨师﹐移民到紐約后﹐继续打餐馆﹐算是“专业对口”了。 差不多到开门的时间﹐前台的一些员工才陆续到來。另一名经理尤和收銀小姐Judy都是上海人﹐企抬杨从北京來。因为大排档靠近前台﹐沒多久大家就很熟了。 尤約五十多岁﹐平时上班时﹐谈笑风声﹐精力充沛﹐穿着打扮也很有派。这是他第二次来美国。二十年前﹐尤携妻帶女第一次到美国探亲﹐在三番市打餐馆。因为他英文好﹐人又活落﹐很快就当上了经理。一次老板让他炒了两个企抬的“魷魚”﹐那被炒的怀恨在心﹐为了报复﹐把尤告到移民局，说他非法打工。一天早上﹐尤正在酒吧里打点﹐兩名移民局官员进來﹐证实他的身份﹐便把他帶走了。他在里面待了兩天﹐每天早上和其他犯人一起去布告栏前看自己的名字是否在遣返的名单上。第三天﹐总算靠朋友帮忙﹐把他保釋出来。尤一不做二不休﹐携眷逃到加州的一個小鎮﹐在那里用太太的名子开了个夫妻老婆店。赚了几年钱﹐供女儿上了大学。后来因为父亲在上海病重﹐他卖了餐馆﹐只身回沪。几年后﹐女儿拿了公民﹐再把他移民过来。 鉴于自生的经历﹐尤很照顾我这个打“黑工”的。他囑咐我千万別得罪任何人﹐免得惹不必要的麻烦。即便有移民局来查﹐赶快坐下來裝客人。尤也住在法拉盛﹐下班后﹐我们经常一同回家。忙了一天的尤﹐坐在地铁里仿彿一下子老了十岁。他常感慨到﹐“在美国就怕老了沒钱﹐还得出來打工。你看我白天挺神气的﹐都是靠維他命撐着的。每天晚上我都腰酸腿疼得厉害。你年紀轻﹐吃点苦没关系﹐以后如果有了錢﹐千万別乱花﹐要想想穷的时候。人不怕从无到有﹐但一旦失去曾经拥有的﹐再要重头来过﹐那就很难很难﹐有的可能永远爬不起來。”我至今仍牢牢记着他的这番肺腑之言。 Judy三十岁不到﹐大概因为太瘦的緣故﹐人显得有些老。她父亲解放前曾为美国海军做事﹐为此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开放后﹐以前的美国同事去中国做生意找到了他﹐帮他申请全家移民美国。老人家说要不是怕将来再有一个“文革”﹐儿女们“吃二遍苦﹐受二回罪”﹐他才不愿意折騰着来美国呢。Judy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上海时是大小姐﹐喝呼百应﹐来美国后也不得不加入“勞工”的行列。 不忙的时候﹐杨也会湊上来和我们聊天。他是个典型的“京油子”﹐很会侃。在北京时﹐他在海关工作﹐靠帮着走私，攒了些钱。后來帶着女朋友去了德國﹐因为德国沒法打工﹐更沒法留下﹐他们便办了旅游签証來了美国。这么一折腾，带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杨只能出来打工。沒想到沒多久﹐女朋友被隔壁的拐走了。杨同那男的打过一架﹐也沒让女朋友回心转意。楊只能把她留在心中﹐时不时地念道念道﹐过把瘾。 鉴于我英文好，关系铁，人又活络，没多久变“升”做企抬。那感觉不亚于农民工转成城市工。虽然还是“工“。 （四） 我得从竣家搬出來了。邻居的一位美国老太太为了“正义”告到法院，说我们这栋房“人口过剩”﹐超过了法律允许的范围。房东无奈﹐要求裁员﹐第一个“砍“掉的就是我。幸亏杨把我介紹到他以前的房东那里﹐才不至于我流宿街头。 新的住处在皇后区的牙买加大道﹐地区不算好。房东陈和他太太及岳母住楼下﹐楼上和地下室都出租。我的房间除了放个单人床墊﹐一个小衣柜和一张椅子外﹐就沒什么转身的余地了。在纽约一百六十块钱一个月租单间﹐我还能奢望什么呢﹖ 房东陈六十出头﹐仍然打两份工﹐平时主要是开豪華出租车﹐周末在长岛的一家意大利餐馆作企抬。出租车的客人主要是高級俱乐部或豪华旅馆的客人﹐计程費加小費一天至少能賺几百﹐可是开销很大﹐两年得换辆林肯﹐光车上的对讲机就得三万多。陈原籍宁波﹐小时候家里穷﹐很小就去玻璃厂作工﹐被碎玻璃扎破腳逃回家﹐又被母亲打出家门。十几岁时在一位表哥的安排下坐船偷渡来美国。一入境便被移民局抓住﹐关在移民局的监狱﹐等待遣返。监狱里一位扫地的广东老人很同情他﹐帮他找了一对台山夫妇把他保了出去﹐並收养了他。在当初规模不大﹐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唐人街﹐陈也曾风云一时﹐他开过餐馆﹑賭场﹐作过生意﹐可是錢一手进一手出﹐生意沒持续很久﹐钱也沒攢下多少。陳的第一任太太是一位台湾留學生﹐有两个儿子。婚姻最終破裂﹐两个儿子虽然很成人﹐一个是导演﹐一个是醫生﹐可是他們都和陈沒什么感情﹐连父亲节也不肖打电话问候。年近古稀的陈伤心之余﹐回上海娶了比他小三十岁的现任太太﹐以伴晚年。陈太太长得很标致﹐为了改变家里的环境﹐嫁到美國﹐平時在一家花厂打工﹐每年回上海一次﹐穿上貂皮大衣﹐帶上成箱的礼品﹐用去一年所有的积蓄﹐回去过过“美国阔太太”的瘾。 （五） 大概是日有所急﹐夜有所梦的緣故吧﹐我做了企抬后﹐晚上时常做梦还拿着盘子在餐厅里拼命跑﹐而且总是在搞不定的时候惊醒。“一条龙”中午的生意好得让我怕﹐客人有时似乎預先商量好的﹐一起沖进來。有一次等忙完后﹐我才注意到外面的街道上已经积了一层雪﹐也不知道雪是什么时候下的。这样的忙碌﹐給我帶來的只是压力和紧张﹐而杨却险些为此送命。 尤打算与人合伙开餐馆﹐辞职走了。新來的经理保﹐二十七八岁的年紀﹐四川人。不知是因为不熟﹐还是对我们不懈一顾﹐他很少答理我们。一有空﹐或者说只要不是太忙﹐保就在前面讲电话﹐他身上的Pager也时常在叫。平时对员工管得很严的Roger﹐对他却睜只眼闭只眼。一天中午实在太忙﹐连Judy都帮着倒水﹑接单﹑出菜﹐保下來指手划脚﹐叫正忙着的杨去招呼新进來的客人。本來就看不惯保的杨﹐火了﹐“你他妈眼瞎啦﹖沒看我正忙着呢﹗”保二话沒说﹐跑过去給杨一记耳光。杨也不示弱﹐扔下手里的东西就和保打了起來。Roger和厨房的几位赶緊上去拉开。保指着楊﹐“小子﹐有种你等着﹗”说罢扬长而去。后面半天保一直沒露面﹐到差不多打烊的时候﹐兩个穿黑呢大衣的人走了进来。他们来勢很凶﹐但一见Roger﹐脸上立刻有了笑容。同Roger寒喧了一阵後﹐兩人走过來﹐把杨帶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让他坐下﹐然后一左一右挤在他兩旁。那架势如同Sopranos里“Having a sit down”。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隐约能听到几句﹐“今天你打了我兄弟﹐打我兄弟就是打我﹒﹒﹒”其中一位还用大衣口袋里的什么东西顶着杨。杨象是在竭力声辩着﹐又象是在苦苦哀求着。等他们走了﹐Roger过去拍拍吓得发呆的扬﹐“今天要不是我在这儿﹐你可能真的回不去喽﹗现在沒事了﹐你放心回家吧﹐不过这份工我看你是打不下去了。也算一次教训吧﹗”后來我才知道Roger哥哥是道上的“大哥”﹐Roger 以前也是个“混混”﹐道上的朋友都买他几分面子﹐这会算救了杨一命。 杨离开了“一条龙”﹐第二天保又回來上班了﹐一切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靜。 （六） 打工久了我觉得很无聊﹐也很闷﹐在纽约认识的一些朋友也都忙着为生机奔波﹐想找人说说话还得打长途去外州或国內﹐要么就拼命抽烟吐出心中的忧郁。寂寞比贫穷更容易使人沉论，发疯。我想再回学校去念书﹐也不愿再留在紐約。刚到这里时感到的兴奋和希望已经蕩然无存。我在紐約也只能走这么远了。90年紐約的治安实在让我心寒。曾有一个十几岁的美国小孩为了Impress女朋友﹐把一位送外卖的华人当靶子打。我周围时常发生着不幸：“一条龙”送外卖的小弟被抢过好多次；住处附近的地铁站也发生好几次白天持枪抢劫的事。尤其是打工的中国人的生命在这个城市随时都可能在瞬息間被毀滅﹐即使保了条命﹐心理上的创伤也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愈合。 （七） 91年的八月，我坐Greyhound离开了纽约。 未经许可，请勿转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