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说真话，拒绝跪舔 玄野 长江黄河不会倒流。/ 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 人在干，天在看。--李克强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道德经 李克强先生猝逝，震惊世界。在越来越神经质的中共高层，消息越发不透明，语焉不详的报道和众多不合情理的细节，导致整个世界都对这位前总理离世的原因倍加质疑。有人在第一时间惊呼道：某某某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其实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也是有目共睹，洗与不洗有区别吗？有那个必要吗？中国素有盖棺定论的文化传统，在前人去世后大家总要多总结他们的长处与贡献，尽量避谈其缺点和失误。李克强总理从政数十年，书生意气过重，政绩不多，然而其最可贵之处就是捍卫了书生的本色，能说真话，拒绝跪舔。说真话应该是最容易的事情，然而在当下的中国说真话却需要顶住生命的压力，即使作为总理也是一样。面对李总理的真话，许多人的结论是”百无一用是书生”,”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然而如果人们连句真话都不敢说了，那还能自称为活着的人吗？行尸走肉，还是圈养的某种那个？ 李克强之后，能说真话在中共体制内成为了已经灭绝的素质。皇帝的新装里那个真话是被一个小孩子说出来的，之后人们才渐渐敢于重复这句真话，最终所有民众都敢说真话了。大家常说皇帝的新装魔幻，当下的中国则更加魔幻更加昏聩。总理顶住压力说出来了，却不见任何人重复，更谈不上所有国民的呼声。中共的高层也是连一个敢于重复真话的人都没有了。我曾经无比看重的那位有能力无魄力的李源潮早就销声匿迹了，而我同样曾经无比看重的能力魄力兼有却心术不正的王岐山也没有说真话的勇气和责任感。当今官场都在竞相比赛跪舔的姿势，就更谈不上他们有说真话的奢求了。相比之下，中国民众即没有发声的权利也没有发声的效果，他们只能用行动来表达，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政治学本是比较容易理解辨析的学问，现实生活中大家之所以在政治选择中作出错误决策，主要是人们参杂了许多利益关系。当下政治已经进入死局，所谓遂事不说成事不谏，所以近来笔者无心探讨政治。然而值此时刻也难以保持沉默了，下面再延展开跟朋友们探讨一二。 习近平到底是咋回事？我反对简单地把他归入邪恶。他的本意也应该是造福桑梓甚至造福天下，然而他所具备的认知和价值理念却大多是虚幻而诈欺的东西，是完全感性的臆想，是现实发展中和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中被无数次证明会招致社会灾难的东西。最近几年一直跟朋友们说“恶的本质是理性的不足”。此言并非在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都能适用，然而在政治学领域，这应该是个普遍适用的真理。习近平不是魔鬼，他的恶在于其理性的不足，理性的缺位，甚至于理性的沙漠。 重回改革开放是否能够救中国。私以为不行。而习近平扭头加速倒车的依据所在就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我想这一点应该肯定他，错误不在于他对中国现状的不满，而在于他所采取的修正策略。近几十年来的乱局应该纠正，而这个乱局的起源也的确来自邓小平。邓小平明白提起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意义，但是他自己不敢触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留给具有足够智慧的后人来完成。自己找容易的干，难题留给后人。而问题是当时的难题在留置了三四十年后就变成了无解的癌症晚期。习近平为什么要选择加速倒车，因为他所具备的认知中，当年毛泽东治下完全没有改革开放中所出现的众多乱象。那么他就有理由重回毛时代的僵化统治。这就像邓小平所作的比喻那样，因为进来了几只苍蝇而关闭了窗户，拒绝了新鲜空气，让人们重新进入窒息。而另一方面，问题远没有几只苍蝇那么简单。邓小平挑了容易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又顽固地把政治体制绑在共产主义的信仰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架构中。说好听的是留待后人智慧，说难听的就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家乡农村有一种做法，当你想让某棵枣树在年内结大量果子而不管以后的话，就在树干底部环形切道口，将韧皮部的筛管全部断掉，从而所有养分将不再回到根系，这一年内会结出超量果实，而下一年这树基本就死了。最近传出习近平抱怨前三届领导人留下的乱局。如此消息也并非空穴来风，而习的抱怨也并非全无道理。只是他的道路不是解决经济改革的问题，不是消灭苍蝇，而是将经济封闭将人们窒息。本来是经济体制改革后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是习近平因为看到单纯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混乱就反而把经济体制改革也给杀掉了。 经济体制改革绝不是终极方案，而改革开放也不是永远的灵丹妙药。政治体制改革是必需的，而最终的支撑在于国民的信仰。习的昏聩在于他不但不愿意进行他本应走的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反而连经济体制改革也否定了。更离谱的是他给中国所有的信仰群体的选项是阉割或者禁绝，此举堪称逆天。中国人民在共产主义信仰破灭后，逐渐回复到人类历史所沉淀出的诸多传统信仰与宗教中之后，他对此大为惊恐，禁绝而后快，做蜀犬吠日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赵紫阳那里已经开展了，只是八六学运后被高层抵制，而八九学运后被彻底枪毙。其后的两届政府的改革也就只局限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则唯恐避之不及。如今看来，胡耀邦胡锦涛虽是开明，但就其在政治体制层面的理念看，也只能是缓颊之人，而赵紫阳温家宝所主张的方向却是中国的光明所向。至于江泽民朱镕基二人则完全是邓小平的耍滑头政治，本有些不错的认知，却没有担当。胡温以后，中国应该去的方向在哪里也就无从谈起了。遗憾遗憾，共产主义这东西太扯。 深入探讨一下，经济体制改革后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行呢？比如说，美国拥抱熊猫派曾经期待的渐进式的和平演变有成功的希望吗？私以为那不过是聪明无比的华尔街大佬们看明白了中国这无比优异的十亿韭菜是奇货可居而已。至于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如何，那是美国政客头大的时，不是华尔街的责任。此处斗胆断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启动才行，而且必须协调于信仰层面的辨析讨论与纠正。当年四千人大会邓小平把那个希望的星星之火给浇灭了，而同步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他逼退胡耀邦尤其是清除赵紫阳团体的政变过程中被扼杀掉了。其中仅剩下温家宝一人，他所能做的不过是提前十年警告大家文革再来。 信仰层面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选择？首先，无论什么选择，都必需小心教条左派。 第一选择显然是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民主自由的思想与思维习惯，同时，中国人必需搬走民主迷信这三座大山之一。笔者曾经一再提起。民主迷信之说不是说民主就是迷信，而是说大家对民主没有正确的认识，而是有着不切实际的期待。民主是好东西，但不是上帝发下来的灵丹妙药，药到病除。民主是建立在每一个民众思想意识上的，所有民众的正确认知构成了民主的基础。从政治体制上说，民主体制必备的要件就是分权制衡。缺乏了分权制衡，民主就成了骗人的幌子，就是耍流氓的趁手工具。分权制衡看似浪费资源，但没有分权制衡就必然落入深渊。百年中依次十个最高领导中可能只有一个混球，但是这一个就足以令政体万劫不复了。 民主自由的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历史中的循环问题。当某政治文化看似没有可以匹敌的其他文化挑战时，当这个文化似乎可以造福万世时，那就是这个文化开始腐朽崩塌之刻。当下白左盛行西方，圣母婊的爱心泛滥无边，杀任何一个小动物都招致他们的挞伐。当然，从其他生命的痛苦折磨中获得快感是邪恶的，有意虐杀任何生命都是人道所不容的，但天道的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生命必需竭尽全力地生存。现实中大量白左的泛滥爱心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伤害与挑战。他们那些对小动物的慈悲往往变成对自然世界中小动物的毁灭性摧残。例如那些人工饲养的乌龟蛇类鱼类被放生，从而导致当地生态的崩溃的案例，数不胜数。更高理性层级的白左人群会津津乐道于拯救地球的宏愿。拯救地球吗？把中间那个“地”字去掉就合适了。人的所有爱护自然环境的行为都是为了人类自己而已，毕竟对当下自然环境依赖最重的生命就是人类。其实人类思想的这种膨胀现象于一千年之前自我价值膨胀的儒家如出一辙。 那么儒家又是如何呢？赵宋时代，虽然军事上中华正统被辽金打压，但文化层面儒家却是对当时武力可及的地域形成了碾压性的影响优势。包括日本在内，这个地理版图内所有文明都尊儒家为唯一正确政治方略。于是张载先生喊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言。人作为天地中渺小的生命，你给天地立心，完全是僭越上帝，信仰丧失的说法。孔子在天地面前都是诚惶诚恐，自觉渺如落叶的心态，到宋朝咋就能给天地立心了？至于其他三条的荒谬这里不再赘述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一个失去挑战的文化，其中的教条左派的自大将会造成毁灭性的结局。当下的白左就是千年前宋朝的儒左。全面恢复宋代的儒家显然不行，那么回到孔子老子的本义如何？我想，孔老本义可能要好许多，但两千五百年前的思路中有哪些是切时切地的哲学信仰，哪些又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信仰，学者们达成一致那就不是一般难度，而以此说服政客们不要心术不正地借尸还魂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这其中有一个难点就是摒除群体虚荣这个中国人头上最重地一座大山。 基督教怎样？也许是比较可行的信仰工具，毕竟这是上古流传的各大宗教中在当下发展最完善的一个。据国内学术界高层的朋友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拓展根本就挡不住，不但当今的某某主义被冲的七零八落，就是我们最自豪的自诩为比基督教底蕴更深厚的儒道佛都难以匹敌。而基督教早期的苦难传播历史也致使一切的政治迫害将无法阻挡其传播，甚至于起到相反的助力作用。同样必需防范的是教条左派，而这里面的教条左派远比儒左和白左来得更加恢弘磅礴。 不再啰嗦，抛砖引玉而已。感谢大家的任何坦诚交流。毕竟是祖国，念兹在兹，感情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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