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以興盛何以衰落？--尋找中國人的神（三）

玄野

人的盛衰源於其精神的盛衰。國家民族的盛衰則源於其文化靈魂的盛衰，只是滯後效應十分嚴重，須以百年甚至千年計。中華文化靈魂的構造主要在於春秋戰國時期，五百多年的時間裡得以塑造豐富並架構完整。這個文化靈魂支撐其後兩千年的興盛。春秋時期是中國最特殊的時期也是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當時周王室權威喪失但諸侯依然堅持着尊重王室的習慣。大諸侯間互相征伐但多無滅國之志，百姓還能安心生活。最核心的特點是士人皆可直抒胸臆，精神可以盡情馳騁，文化得以有效鍛造。貴族仕宦的短視行為改變了政治版圖，但在士人所追求的精神價值面前顯得軟弱無力，不存在權力對文化的脅迫與操縱。著名的案例不勝枚舉。在魯侯敬拜故去的孔子時左丘明可以痛斥他為何孔子生前你不聽他的話，死後卻來裝大尾巴狼。在宋國史上最牛國君宋襄公做出各種重大決策時，他的庶兄左師子魚總要批判他貪圖虛名不切實際。中國歷史上這個唯一的言論高度自由的時代正是中華文明靈魂的完整塑造期。春秋早期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領域的踐行者在大膽試探，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晉文公。他僅在位九年，卻對其後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起到了舉足輕重的影響。春秋末期則是思想家的爆發期，這個爆發期延續到了整個戰國時代，以至西漢依然有些許成果。老莊孔孟，墨子荀子，孫武韓非，層出不窮。其中任何一位放在秦漢至今的兩千年中國歷史中都無人能出其有右。何以如此呢？當時人口不足五百萬，卻在三百年的時間裡產生了大量思想家，而其後兩千多年的數億人口卻沒有出現任何一個可以與先秦諸子相提並論的人物。中國人的大腦出現了重大退化了嗎？

原因並非智力的退化。其實這與社會的硬件—人的關係不大，而是取決於社會的軟件—制度。在大一統的社會裡，每一個思想者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作繭自縛，否則性命不保。忤逆皇權後非但肉體消亡，你的精神遺產也會被付之一炬，名譽上也必須是遺臭萬年。想如同蘇格拉底那樣在必然朽壞的肉體和必然永生不朽的精神之間選擇後者，是完全不可能的，歷史根本不給你這個選擇權。統治者和御用文人們一句“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就是你的標籤。秦始皇序八州而朝同列，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啟了物質文明在東亞的繁盛。而這個大一統並且中央集權的巨大變化也正是中華文明走向衰落的肇始與核心根源。這就像二十四節氣的輪轉，夏至時節是北方天氣最熱的日子，同時這一天也正式宣告了天氣逐漸轉涼的必然。中國的春秋時代為後人奠定了精神的基礎，於是就有了後面兩千年大一統的物質繁榮。而自秦皇漢武以來，士人再無思想的自由，任何文化創建必須能夠為當朝實現物質利益才是正道，否則便是邪淫之徒。於是中華的靈魂畫地為牢，精神上再無進展，李唐達到國力鼎盛之後便是北宋以來的中華文明千年遞降的尷尬結局。

這一魔咒並非中國獨有，西方地中海文明—歐洲文明也重複着同樣的軌跡。小國林立而言論自由的古希臘為西方世界奠定了精神的基礎，強大的羅馬帝國和其後一統天下的基督教使得地中海北岸和歐洲泥足不前近兩千年。而最終羅馬教廷的墮落造就了其下的各民族國家甚至城邦國家挾武自重。小國林立的局面又促生了言論自由的世代，由此才有文藝復興，才有西方文明的橫空出世。而當代美國之所以長盛不衰，其制度從歐洲諸賢那裡的傳承和實踐是其國體上的根基，而其思想領域的核心保障就在於那個憲法第一修正案。至於是否有個偉大領袖出現改變美國現狀也為未可知，因為國際局勢的需要不是誰可以左右的。

英國人約翰密爾（或譯作穆勒）有一部名著《論自由》，其中闡述了言論自由的四大益處。密爾所論依然局限在自由對當下的影響。當我們把自由尤其是言論自由放到歷史長河中來總結其價值的話，我們會驚訝地發現，言論自由是一個文化的生命，言論自由的有無決定了千年後這個文化是生機勃勃還是一潭死水。

大一統的出現在物質生產上建構了高效的體系，但在精神思想層面卻打造了囚籠，將有開拓性卻不利於當時物質生產的思想判了死刑。周朝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奠基時代，同時也是精神思想的主要成就時代，大一統之後再無思想層面的創建與突破。而相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中國帝制兩千年最嚴重的問題是皇權神聖化。人們失去了本有的對神的信仰，只在先秦百家思想中摘取了那些利於維護當下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思想。這些教條雖然關注着仁愛，但這些仁愛只是人能照顧到的物質利益而已，而那些看似無用甚至於有害的哲學思想固然不利於當權者穩固當下的經濟與社會，但那些思想卻決定着這個文明在難以預測的未來中的沉浮。例如大家所熟知的白馬非馬論，本是邏輯學的根本問題，卻因為感覺上無理卻難以駁倒就被當權者漠視甚至禁絕了，而思想極其深邃的莊子荀子也因為不利於皇權統治而被邊緣化了。其根本原因就在於秦漢帝制以來過分沉迷於物質利益，沉迷於仁愛所達成的人類整體的當下利益，而喪失了對神的崇拜，泯滅了精神追求，靈魂變成了物質欲望的奴隸。

中國歷史中被當代人嚴重忽視的一個世代是六朝時期。這段時期因為南北戰爭不斷，中央集權不足，所以往往被人們鄙視。但是在文化層面這個時期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且可以稱作兩千年帝制時期在文化精神領域貢獻最大的一個世代。當時皇權孱弱，豪強並立，各勢力保持着一個魔鬼平衡，於是士大夫階層可以入世謀官，也可以“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者“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如果沒有這個世代在文化精神層面的開拓，就不會產生唐宋時期中華文化的洋洋大觀。相比之下，因為再無六朝的相似世代出現，中國宋代以後在文化精神層面幾乎可以說乏善可陳。遺憾的是，中國南朝的平衡政治並沒有結出可以為後代繼承的體制，最後還是為那個千古明君普六如堅一統江山。中國不可能達成歐洲的政治架構，一方面是地理原因，南嶺到長城，河西走廊到大海之間的相對平坦地區的地域太遼闊，這個統一的九州地盤實力太強悍，周邊地域斷無抗衡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歷史沿革的慣性。周朝以降的人文主義已經使得信仰和宗教喪失了神權主義的威懾力，難以讓諸多獨立的軍事勢力統一在同一個神權下達成恐怖的政治平衡。

中國的文化思想領域正處於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從普通民眾的政治思路來看，當代中國與文藝復興之後的法國啟蒙時代的前期十分相似。這樣的說法會導致許多人的不適，因為這意味着中國在文化思想界落後於西歐三百多年。實際上用文化現象的比對來計算先進與落後是毫無意義的。中國神權主義的終結在牧野之戰後的十幾年間，而西方的神權主義終結是晚近的事情，那我們是否可以結論說中國傳統文化比西方基督教文化先進了兩千多年呢？文化可以比對，但無法簡單定位個先進落後。文化比對的價值主要在於以史為鑑，照亮前行的路。

唯物史觀是一個很草率的學說，因為其與權力的綁定，造成了其在許多國家中的統治地位。而這個學說與真實歷史的相左，形成了文化界爭相削足適履的奇觀，這對學術本身不啻為災難。封建社會的提法導致很多歷史概念的錯位。封建是一個政治軍事的架構，而無關乎社會思想和經濟結構。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周朝，而這個朝代是中國文化奠基時代，是中國對世界文化貢獻最大的時代，甚至可以說中國在精神層面對世界的實質貢獻基本集中在這個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不存在中國文化。而其後兩千多年的帝國時代和後面所謂的共和時代這個整體，在文化層面的價值徹底無法和周朝那八百多年相比。這個時代可以對標多利安人入侵後的古希臘。這個時代應該說是人類歷史中的哲學時代，是人類哲學最發達成果最豐碩的時期。因為科學發展水平的限制，哲學思維在那段時期最為發達。後來因為宗法的禁錮，人類的靈魂被動地進入囚籠而失去自由。再後來因為科學的發達，人類的思想被每個人自主地鎖入囚籠。以前的囚籠是有辱人格的，當下的囚籠是思維層面的，是許多人引以為傲的。

從政治軍事架構看， 西方的中世紀與中國的周朝相似，是典型的封建社會。中國自秦漢以來的帝制雖有分封諸侯的做法，但自漢景帝採用賈誼治安策削藩，到武帝穩固了中央集權以降，中國的分封諸侯完全變成了徒具虛名的形式，人們的思想中“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理念逐漸成為天經地義，任何宣稱對個人領地有獨自管轄權的諸侯都被視作大逆不道。而對個人領地的絕對權力就是封建的最本質所在。把中國兩千帝制時代定義為封建社會造成了歷史學的巨大混淆。但是從社會發展水平來看，世人又不得不將中國兩千年帝制與西方的中世紀封建社會時期劃作同一世代。

這很令人糾結，問題出現在哪裡呢？很簡單，就是封建社會這個提法的荒謬。如果單說歐洲歷史，封建社會的提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從世界其他地區的發展過程看，顯然封建這一歷史現象絕非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那個時代的最本質屬性。而真正反映了歷史發展共性的是這個時代的宗教統治。這個時代的最大進展就是愛不再以血緣紐帶為必要條件，而是拓展到了沒有血緣關係的任何人。而其最顯著的特色就是宗教教條對人的禁錮。這些主要宗教的教主及以後的諸聖的智慧多是富有活力的，但歲月沉澱千年以後就演化成了僵死的教條。

這一過程正是鐵器發展並應用於戰爭的時代，技術的進步將國家的征伐能力從局部的大約百里的小範圍擴展到了陸路可達的自然邊界天塹，諸如大海雪山大漠等等。技術拓展武力的同時，哲學家也將原來局限在親情中的愛拓展到了人力可及的任何地區。博愛思想的蔓延為操不同語言的不同種族間達成和平奠定了基礎。基督教世界的使徒時期以及近代兩百年歐美傳教士在世界各地的宣教過程是典型例子。中國儒教向周邊地區的擴散過程，以及佛教的傳播過程都是相似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