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狼入室陳希同六四英靈索命亡-維梁-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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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狼入室陳希同六四英靈索命亡	2013-06-05 02:53:09


	今年對於64愛國運動來講註定是不尋常的一年，先是幾個月前那個縱兵屠城的64屠夫之一-楊白冰悄然死掉了，現在那個引狼入室、引兵進京的主要罪魁之一-陳希同也悄然死掉了，還竟然是在64屠城之日的前夜，真仿佛是冥冥之中，如有天啟。說到這兩個屠夫和罪魁是悄然死掉，是因為他們的死在官方主流媒體上幾乎是隻字未提，更無評論。但楊屠夫死的時候好歹新華網上發過一篇稍顯即逝的訃告，算是對追隨鎮壓的老軍頭的一點交代。可這個引狼入室、引兵屠城的陳希同，惡名：“陳希（望）屠（殺）”死的時候，官媒連半點消息都沒發，估計負責新聞的維穩官員還一個勁地咒罵：這老東西早不死晚不死，偏偏這個時候死，要是讓國內的網媒發了消息，引來64苦主和當年受鎮壓的北京市民和各地學生的一片叫好和咒罵，不成了最好的64紀念了嗎？還怎麼在64期間彈壓維穩呢？只可惜閻王爺不是黨員，不聽維穩路線的差遣，讓這個陳希屠死得其時，死在了違憲暴亂的軍人，開始大舉進犯北京的6月3日的前夜。這個當年北京人民的父母官看來是沒有臉面再經歷一次可怕可憎的屠城回首了，估計長眠地下的千百北京市民和全國學生的64冤魂早就在地府準備好了鬥爭大會，就等把陳希屠這個老賊揪下地府去狠狠批鬥和再次公審呢。按說作為北京人民的父母官，首先應該想到的是保一方平安，得一方人心。當年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要是有亂兵過境某地，當地的父母官，縣長也好，鎮長也好，都要趕緊率領自己的官吏衙役，外加士紳代表，出城十里迎接那些手拿要命傢伙的兵匪，說是迎接，實為‘迎拒’，拒之門外之意。大致是酒宴擺下，好吃好喝好禮好錢在城外招待亂兵，然後對他們講：各位老總辛苦，禮錢收下，但你們要找的敵對勢力不在我們城裡，我們城裡都是大大的良民，偶爾有幾個小偷小摸，我們自己的巡警衙役就能收拾了，不必煩勞各位老總機槍坦克地進城招呼，還是請各位老總另尋他所，以展雄風吧。云云。這才是一個父母之官應該干的份內之事。可這個陳希屠倒好，不但不去出城迎拒亂兵，還竟然上躥下跳，從一開始就到處張羅着招攬大兵前來鎮壓自己的學生和鄉民，這簡直是利令智昏，二百加五十了。自古兵者多兇器，持械駕車所過之處，往往玉石俱焚、草木皆驚，所以只在對外禦敵時，萬不得已才使用兵家，這是歷史常識。而軍人進城一般都要繳械下馬，徒手步行才能保證不驚擾百姓。可這個陳希屠倒好，不但不去勸阻軍人下車徒手進城，以維持所謂的秩序（6月4日以前北京實際是秩序井然），卻竟然以總指揮，至少是總協調的身份，驅動幾十萬軍人荷槍實彈、裝甲機槍長驅直入幾十里，從遠郊橫衝直闖到了首都的心臟地帶-天安門，沿途機槍掃射之聲不絕於耳，密集如鞭炮爆豆，那槍聲二十多年來一直在維梁耳邊縈繞，那麼沿途的學生和百姓怎能不死傷無數呢？這一切都與陳希屠、李錫銘這兩個罪惡可憎的北京父母官有着直接的關係和罪責。倒也反襯出了李瑞環和江澤民的圓滑。八十年代本來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理想年代，多數中國人都愛國愛黨，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火紅年代。即便有一點點官民矛盾也好比是親人拌嘴，不會動搖根本。但鄧作為設計師，沒有設計好改革開放後如何處理特權階層和廣大人民劃分利益的政治改革問題，於是造成八十年代末期出現了很多官倒和太子黨的腐敗現象，導致學生在北京上街，而初期北京市民是處於觀望狀態的，只是同情學生，但沒有積極參與，屬於打醬油系列。本來和平示威和請願是任何國家的人民都有的合法權利，中國從清朝到民國到新中國的憲法都有這樣的權利，這不是什麼要篡黨奪權、改朝換代的大逆不道，否則，一示威就是篡黨奪權改朝換代，那還要這項權利幹什麼呢？當時學生的要求就是希望政府聽到群眾的呼聲，進行合理的溝通和對話就完事了。當時以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書記處，政治局和主要國家機器都是以柔性方式處理學生運動，準備理解學生的合理訴求，所以隨着時間的推移，89年春天的學生運動正在向政府與人民的良性互動的緩和方向發展，學潮大有緩解之勢，而這時即便有人提出過激的口號和訴求，多數北京市民是不予支持的，再往後搞就是自討沒趣了。但一個426社論的動亂帽子把學生給徹底扣蒙了，也把北京市民全給激怒了，把學生的合理訴求給定義為動亂，還放到官方的最高媒體-人民日報上面刊登，等於是給89學運定了性，這個決定不是以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多數委員的討論意見，而是鄧小平等幾個已經退休或半退休的老人集團，在聽了陳希屠等別有用心的少數與太子黨利益相關的＇親爹黨＇們的污衊和挑唆後，在鄧家的客廳里私定的論調。所以分裂黨的不是黨的總書記、書記處和多數政治局委員，以及黨的主流派、骨幹派，而是鄧、老人幫和幾個投機政客，他們不能代表黨的主流一方，而是少數一方，只代表特權階層，在政治局常委里過不了半數（還是在鄧幾經威逼下），在書記處一個沒有，在政治局連三分之一都不到，在最高權力機構-人大更是寥若星辰，在地方各省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讓黨員官員自由表達意見的話，當時黨內的正氣和民主之風是現在無法比擬的，因此必然是正氣壓倒邪氣。而這一切都因為64時鄧一夥從426分裂黨，到非法戒嚴，到軍人暴亂，到後來大清洗而徹底改變了，從此開始墮落而一發不可收拾。很多官員因為理想被剝奪而只能拼命撈錢腐敗，以醉生夢死來麻醉自我。而這裡陳希屠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引兵屠鄉的罪惡父母官的角色。而究其原因是他和李鵬都是太子黨的親爹，以及他和李鵬對北京人民同情學生而不支持鎮壓有嚴重的誤判。陳希同的兒子陳小同當時是太子黨里的魁首，其勾結官倒，謀取私利的罪惡在當時的北京幾乎盡人皆知，是學生要討伐的主要對象之一，與鄧小平的太子、李鵬的太子、趙紫陽的太子並列四大太子。而陳小同因為是北京人，又和首鋼的周冠五勾結甚重，倒鋼材、賣批文，罪惡昭彰，所以格外引起北京人民的反感和痛恨。因此陳希同在對待自己兒子的立場上是沒有妥協的，要麼象趙一樣表示自查自清，給人民以交代。要麼裝聾作啞，矢口否認。而陳是選擇了後者，而最為陰險可恥的是他不但選擇了後者，而且還主動出擊，反咬一口，串通李鵬、李錫銘到鄧那裡污衊學生搞動亂，加上鄧本身也是太子黨的親爹，立場一致，就一拍即合，給學生們搞了頂動亂的大帽子。但當時鄧是在家裡做的這頂大帽子，屬於國事私辦，本來沒有強令要在官媒上發表，是讓李鵬陳希同們搞點自己的東西分頭響應，這樣搞分裂的鄧一夥還有一個退路，表示這是一家私言。可李鵬和陳希同希望拿到這把砍殺學生的尚方寶劍，就突然把這頂動亂的帽子以人民日報426社論的形式給公開發表了。以陳的思路是只要中央能統一基調，把學生定義為動亂，他和李錫銘的北京市委和市府就能以此尚方寶劍，動員廣大市民和工人群眾，來個76年45運動清場那樣的天安門清場，就既以非軍事方式鎮壓了學生，又博得了政治分數，為其官場飛黃贏得彩頭。可沒想到等426的賭博骰子一投下就發現自己輸了。 426社論不但沒有動員起北京市民和工人群眾聲討學生，組織起工人糾察隊，反而把北京市民給激怒了，從打醬油圍觀，變成了扔醬油瓶子，無不對426社論聲討痛斥。這就引發了鄧李陳李一夥們的更嚴重的恐慌。因為這時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要麼檢討426社論，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從此在政治舞台上銷聲匿跡，要麼反其道行之，象輸錢的賭徒一樣，再壓更大的一注，妄圖翻本通殺。於是就有了違法戒嚴令的出台。至於為什麼說戒嚴令是違反憲法的行為，我在過去的博客文章里已經詳細介紹過了，在本博文的回覆中會再次粘貼，這裡篇幅有限，不多探討。總之，沒有人大的批准和授權，沒有黨中央總書記的批准，沒有國防部長的簽字，軍管戒嚴就是違法違憲的亂命，而進京上街的軍人就是執行亂命的暴亂官兵。而鄧一夥在這一輪的賭博中又失敗了。他們以為戒嚴令一發，北京街頭和天安門的學生和市民就會作鳥獸散，他們好能贏得鎮壓動亂的輕鬆勝利，以證明自己分裂黨的正確，以挽回政治影響。可沒想到廣場上和長安街上的憤慨人民越聚越多，很多天都突破百萬民眾。而試圖進城的輕裝軍人都被阻擋在近郊，很多理着小平頭，一看就知道是軍人密探的傢伙都被北京市民往相反的地方帶路，連天安門在哪個方向都沒摸清。後來的大股試圖進城的部隊也被市民和學生擋在三環以外的幾個路口，不斷接受着人民群眾的階級教育，所以民心向背是顯而易見的。按道理，這時的鄧一夥就該願賭服輸，收回亂命，撤走暴亂軍人，承擔政治後果。但這是他們萬萬不能接受的，因為從426社論的骰子一經投下，他們就沒有退路了，他們本來就是黨內的少數派，又是太子黨的親爹派，再跳出來亂扣帽子，還試圖以違法形式對廣大人民實施軍管，那麼在426以後的無論哪一個階段後退，將來都必將受到政治上的徹底清算。而學生和市民也無法後退，因為他們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和高層對話，都遲遲得不到滿足，只有一兩個袁木之類的小角色出來王顧左右而言他，那麼自己後退就等於是承認了426枉扣的罪名，將來就會被以清洗動亂因素的名義而整肅。隨着時間的推移，暴亂軍人無法進城的形勢越來越對鄧一夥不利，因為人大常委會即將召開，人大委員長即將回國主持人大會議，在這個人民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必然要討論學運問題和戒嚴軍管問題，而多數代表的意見和黨員的主流一樣是很明顯都支持學生和北京市民的，那麼這對鄧一夥分裂黨的少數鎮壓派來講將是毀滅性的打擊，他們就會在從426開始的兩輪賭博中輸得乾乾淨淨，徹徹底底，自己和自己的太子党家人被徹底清算。於是鄧狗急跳牆、喪心病狂，以威逼利誘的方式逼迫楊家將們，向北京周圍的幾十萬暴亂軍隊下達了有進無退、格殺勿論的總攻擊令，這時的一部分軍人就變成了殺紅眼的怪獸，趁着6月3日的夜色，從東西南三個方向，以機槍坦克為先導，強行突破了嚴陣以待的學生市民的和平防線，‘勝利’會師於天安門廣場。終於讓鄧一夥在連輸兩輪後，成功翻本，成就了六四屠城的‘偉大’功業，使得這個黨內的少數派終於分裂我黨成功，鎮壓和清洗了黨當時的主流派-開明改革派。但六四流血也讓鄧一夥付出了慘痛代價，鎮壓派自己也沒有成為國家的全部主宰，後來中國的十年實際是與血債派沒有直接關係的江澤民、喬石、李瑞環等機會派主持維持會來臨時維持局面的形式，直到鄧第三次枉自廢立而親點的胡和諧接管維持會。總之，６４鎮壓派因為有血債在身，終於被人民的憤怒阻擋在了最高權力中心之外，最後導致楊家將偷雞不成失把米，被人清洗。而陳希屠和他那太子黨寶貝兒子被先後送上法庭，受到審判。而如果在當時的三輪豪賭的前兩輪中，即426社論階段，或戒嚴軍管階段他們就輕鬆成功了的話，其結果就完全不同了，就該是以李鵬為總書記、以陳希同為總理、以楊白冰為總參謀長和國防部長的局面出現。正是因為學生和市民的流血犧牲，阻擊了這些人全面掌握國家政權，也為他們後來被架空或失勢打下了伏筆。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當那個陳希屠和他那太子黨寶貝兒子站在法庭上，面對政治對手的嚴酷審判的時候，他竟然可笑地咒罵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行徑。他怎麼就不問問自己，當年國內和國際的社會主義大好形勢是被誰的法西斯行徑給徹底鎮壓和葬送的呢？而他這個北京人民的父母官的法西斯行徑，又給北京的千百萬同胞造成了怎樣的流血犧牲和傷心痛苦呢？公元2013年，歷史上63兵亂和64屠城的前一天，北京人心目中的’陳希屠‘悄悄地死掉了，死得象條癩皮狗，官方沒人關心還嫌礙事，民間更是無人紀念，只有憎恨，被送到昌平以攝影師的搞笑身份施行火化，死後第二天，也就是軍人暴亂的當天，北京昌平一帶風雨大作，電閃雷鳴，天安門更是暗無天日、黑雲壓城，真是天怒人怨，英靈索命，看來老賊就是死了，葬身地下，也難逃64冤魂的詛咒和審判。願64英靈安息。


			文章評論

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21 08:15:05

八九民運與趙紫陽（下）
陳子明
二

陳希同《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和李鵬《關鍵時刻——李鵬日記》所描述的趙紫陽成為八九民運“黑手”的線索是：1988年夏秋，趙紫陽犯了“價格闖關”的錯誤；到了同年10月，中國工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的時候，鄧小平與李先念等元老磋商醞釀讓趙紫陽下台；此後，趙紫陽的“智囊團”開展一系列“倒鄧保趙”活動，從而誘發了學運和民運。根據趙紫陽口述回憶錄《改革歷程》、吳偉《中國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後》以及鮑彤、蔡文斌等人新近的回憶，上述對趙紫陽的指控，是從頭到尾都不能成立的。

“價格闖關”的過程是這樣的：首先是1987年底，孔丹、秦曉、馬凱等人在一起議論，提出了“改革遭遇泥潭期”的理論，認為應該趁着鄧小平、陳雲這些老人家健在的時候，儘早闖過這一關。1988年2 月，唐欣與老朋友鄧朴方聊天時，轉述了孔丹等人的“改革遭遇泥潭期”理論和上述對“價格闖關”看法。唐欣認為應當是鄧朴方把這些意見轉告了鄧小平。鄧小平下定決心後，於同年5月5日第一個告訴李鵬。事後，正是李鵬向政治局常委傳達了鄧小平關於加快價格闖關、長痛不如短痛的意見。直到5月16日，趙紫陽才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明確談到物價改革和“過關”問題。主持制定“價格闖關”具體方案的，則是姚依林。政治局會議關於“價格闖關”的宣告引發群眾性“搶購風”後，趙紫陽認為自己作為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應當負起主要責任。直到趙紫陽下台，他都沒有向鮑彤透露過鄧小平在其中的責任。由於趙紫陽的上述“保鄧”表現，在1988年10月李先念向鄧小平進讒言時，鄧小平是“保趙”而不是“倒趙”的。現在事情已經過去24年了，沒有任何一位趙紫陽“智囊團”成員或者學運領袖，透露過他們之間在學運發動前，有過什麼聯繫，因此，根本就不存在所謂操縱學運的“黑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最激怒學生的，就是指控他們是被操縱的。

根據鮑彤的分析，導致趙紫陽下台的原因，與“價格闖關”和其後的所謂“倒鄧保趙”風都沒有關係；是趙紫陽在八九民運期間的言行，引起了鄧小平愈來愈強烈的不滿，最終做出“倒趙”的決定。鄧、趙分手，鄧家子女起了很壞的作用。據鮑彤回憶：“有一次鄧楠來找我，問我為什麼要調查鄧朴方的康華公司？我說：這是國務院的決定。她問為什麼。我說：現在很多地方、很多部門對康華公司已經很不滿意，康華公司可以免稅，地方上很多企業紛紛願意歸進康華旗下，讓康華幫他們免稅。我跟鄧楠講得很誠懇，說這裡面問題很複雜，把事情查清楚對康華有好處。……鄧楠非常失望，拂袖而去，扔了一句：‘老娘有意見！’”鄧家子女不知道鄧小平、趙紫陽、中聯部在中蘇最高級會談上的有關安排與意外，因而誤解了趙紫陽對戈爾巴喬夫所說關於鄧小平在黨內作用的一席話。鄧楠打電話罵趙紫陽沒良心，說他把鄧小平拋出去了，罵完就把電話掛了；鄧榕則拒絕接鮑彤試圖通過她進行溝通解釋的電話。鄧小平耳朵聾，沒有這兩個女兒做中介，無法與外界溝通，因而出現了趙紫陽所說的“小孩子干政”。

本文擬分五個時間段，來分析趙紫陽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

高度評價胡耀邦

從胡耀邦逝世到趙紫陽出訪朝鮮，這是第一個時間段。這個時間段的中心問題，是在悼詞中如何評價胡耀邦，以及如何對待學生要求參與胡耀邦的追悼活動。

根據于光遠、吳明瑜等人所提出的意見，悼詞的送審稿稱胡耀邦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批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個稱號我不夠，我們黨內沒有一個人夠。”於是做了以下修改：“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趙紫陽宣讀悼詞時就是按照這個稿子讀的。鮑彤說：“耀邦追悼會的那天，我看到鄧小平是不高興的，一臉發火的樣子，不是哀悼的樣子，也不是平平常常的樣子，非常的惱火的樣子，什麼話都不說。”“如果以後沒有事情，可能鄧小平也就忍了，有這種可能。但是，不高興就是不高興的，認為耀邦去世以後，學生追悼耀邦，你紫陽是這個態度，我記下一筆賬，我認為這一點是肯定的。”由此可知，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分歧，從確定胡耀邦悼詞就開始了。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悼念胡耀邦，數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在之前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李鵬問：“學生怎麼辦？”意思是要不要清場，趙紫陽說：“既然我們黨在追悼耀邦同志，學生追悼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鄧小平“非常的惱火”，看來不僅是針對悼詞中對胡耀邦的評價，也是針對趙紫陽不清場的決定，認為他對學生手軟了。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我辯護髮言》中說：“追悼會結束後，我提出三點意見﹕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活動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遊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複課。二、對學生要採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的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都同意。事後聽說，李鵬同志將這三條意見報告了鄧小平，小平同志也表示同意。”據《關鍵時刻——李鵬日記》記載：“追悼會結束後，我從大會堂上車時，碰到趙紫陽同志。我對趙紫陽同志講，你很快就要出訪朝鮮了，應該再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對學潮的方針。趙紫陽說，常委都議過了，不必再開會了。他又說，對學潮的方針，一條是追悼會後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一條是黨和政府與學生開展對話；一條是誰搞打砸搶，就依法處置。”趙紫陽和李鵬的說法是一致的。

然而，趙紫陽前腳走，李鵬後腳就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北京市委匯報,決定成立“制止動亂小組”。然後是李鵬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作出強硬指示，《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把鄧小平“拋出去”，激起規模空前的“四二七”大遊行。

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到發表“五四講話”，這是第二個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趙紫陽通過廣泛聽取黨內外人士的意見，確立了“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

據趙紫陽秘書李樹橋講，朝鮮的新聞封鎖很嚴，最好的短波收音機到了新義州，就什麼消息都收不到了。為了防偷拍，在大使館看加密電報要在一個像照相館裡的老式照相機那樣的設備上蒙着頭看，為了防竊聽，看了電報也不能討論。趙紫陽在朝鮮大使館看了鄧小平“四二五講話”後回電錶示同意，當時他以為這只是一個內部講話，並不知道其內容馬上要在《人民日報》社論里公布。回到丹東後，趙紫陽在專列上接見遼寧省委書記全樹仁等人，準備向他們傳達鄧的講話，“全樹仁說，我們都知道了，電台裡面都廣播了。趙大吃一驚，覺得這個應該是內部掌握的，怎麼能夠廣播呢？‘喲！有這個事？’然後問全樹仁，‘傳達以後，廣播以後，有什麼反應啊？’全樹仁說，都是罵的。趙問，都罵些什麼？全說：‘說法多了，什麼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沒死。難聽的話多。’”

趙紫陽回到北京後，首先聽取了喬石和鮑彤的匯報，又見了杜潤生，聽取了杜潤生、李銳、于光遠、李昌等十幾個人擬定的兩頁紙的建議書。此後，趙紫陽又在閻明復陪同下，找黨外人士費孝通、雷潔瓊談，找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談。這些人都認為，應當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定性。趙紫陽要求見鄧小平，被鄧小平的秘書擋了駕。5月3日上午，趙紫陽到萬里家裡，與萬里談。他說現在社會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們的幹部還用階級鬥爭為綱思維來看待這些問題，把問題看得太重了，這樣不利於問題的解決。說了以後，萬里非常贊同。據張廣友說，趙紫陽當時表示：“聽你（萬里）講這番話，我心裡算是托底了。”萬里夫人邊濤跟張廣友說，這是趙紫陽和萬里到北京以後，最推心置腹的一次談話。離開萬里家去北京醫院看李先念的車上，趙紫陽向鮑彤口授了“五四講話”的內容。

5月4日，趙紫陽會見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時，發表講話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應該用符合理性和秩序的辦法來解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氣氛中，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我辯護髮言》中說：“講話發表後，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當時沒有覺得這有什麼矛盾。因為在我訪朝尚未回國之前，李鵬同志批准發的《人民日報》的第二篇社論（4月29日）調子已經緩和了。”這第二篇社論是李鵬讓鮑彤起草的。鮑彤回憶：“紫陽亞行講話以後，5月5日還是5月8日，我忘了，又開了一次常委會。會上，楊尚昆第一個講：‘紫陽同志，你亞行講話講得好！’所有的常委都說‘紫陽同志，你講得好’。”根據《改革歷程》，楊尚昆還告訴趙紫陽，“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我的意見。當時彭還對楊說，如果將來鄧怪罪下來，不能怪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是表示和我站在一起。”由此可見，趙紫陽“五四講話”當時獲得了黨內高層的廣泛支持，根本談不上是什麼“分裂黨”、“支持動亂”的舉措。

積極回應民意

從趙紫陽的“五四講話”，到5月17日在鄧小平家中開會，這是第三個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趙紫陽首先整合黨內意見，然後與社會各界互動，積極回應學運訴求，準備以此為契機大幅度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五四講話”後，趙紫陽立即布置鮑彤研究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5月5日下午，鮑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開會，專門研究此問題。吳偉書中寫道，與會者“都認為，儘快拿出幾條解決群眾不滿的過硬辦法，公之於眾，讓群眾看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決心，會緩和群眾的情緒，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鬧大的人失去鬧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對的，關鍵要快，要實。”鮑彤將討論中的意見歸納為“六、七條的樣子”。次日上午，討論繼續進行。會後，由高山根據會上的討論意見和鮑彤的歸納，代趙紫陽起草了一份提交政治局的建議稿，總共有七條。

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趙紫陽在這次會上提出了滿足群眾迫切要求的六點措施，主要就是高山代擬稿中的內容，只是刪除了“校園民主”一條。第一，建議國務院將對中信、光大、康華和中農信四個公司的審計報告提請6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審議時邀請各界人士旁聽，審計結果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必要，還可根據憲法規定成立調查委員會進一步調查此事。第二，分批公布中央和國家機關現任正部級以上幹部的身世、經歷，以澄清社會上的各種傳言，並允許新聞界採訪報道以上人員的生活。第三，抓緊制訂並公開現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制度；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特殊供應，但75歲以上的老同志除外。第四，作為一種特例，在最近一段時間內，由國家監察部的人民舉報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級以上幹部親屬問題的舉報；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有關人士，對舉報中心的立案和銷案工作進行監督。第五，《新聞法》的起草工作應抓得更緊，爭取年內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建議人大常委會將草案全文公布，徵求意見。在《新聞法》通過公布之前，黨和政府對新聞的管理尺度應適當放寬，保證新聞機構在憲法規定的原則下進行客觀報道的權力，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第六，鑑於前一段對遊行、示威掌握的偏嚴，建議全國人大考慮制訂統一的《遊行集會法》，使憲法規定的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時也使濫用自由的行為得到制裁。

趙紫陽建議，對上述幾條意見，如果大家同意，就請新華社發個通稿，明天在《人民日報》發表。對趙紫陽提出的這些措施，萬里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着，喬石表態說，我舉雙手擁護紫陽同志的意見；李鵬表示，這只是紫陽的個人意見，政治局還沒有討論；姚依林一言不發；胡啟立則說，我擁護以上各位同志的意見。由於會議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也沒有進行表決，趙紫陽提出的第二天發統稿的設想，就沒有能夠實現。事後回想，如果5月9日新華社發了這個通稿，八九民運的結局將會大不一樣。

5月９日，萬里在人大常委會的黨內副委員長會議上，把趙紫陽的六點意見向大家作了介紹。黨內副委員長們一致贊成，表示中央、國務院如不發表這些意見，可用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表。李鵬得知這個情況後，急忙打電話給萬里，說政治局沒有討論這些意見，中央不同意發。他又專門給趙紫陽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

5月10日上午，趙紫陽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處理當前局勢的四點意見：一、非法學生組織雖不能承認，但學生會改選不可避免；二、新聞開放勢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審計四大公司，並交人大審查；四、取消對領導同志的特殊供應，75歲以上的老同志除外。接着萬里發言，提出人大要組成廉政委員會。據《關鍵時刻——李鵬日記》透露：“在這種情況下，我（李鵬）不能不講話了。我說，趙紫陽講的這幾條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由於李鵬等人明確表示反對，這次會議仍然沒有對趙紫陽提出的對學生的回應措施作出決定。

10日下午，萬里主持召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月20號左右在北京召開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匯報、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審議《遊行示威法》草案和《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

5月11日或12日，趙紫陽讓鮑彤起草一封信，就社會上流傳的他兒子倒汽車、倒彩電的事情，要求中央立案審查，在反腐敗方面自己帶個頭。

5月11日至13日，根據趙紫陽的指示，胡啟立、芮杏文等前往《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與編輯、記者們進行了對話。胡啟立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會上說：新聞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只有改革傳統的新聞管理體制，包括思想觀念，領導方法，宣傳方式，才能夠實現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也才能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他當場承諾：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關於新聞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工作。他還指着新聞界千人聯署信的組織者之一李大同說：你們這些同志都要參加。

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我辯護髮言》中說：“我的基本想法是，把這些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並把這些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5月13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鮑彤後來說：“他（鄧小平）當着楊尚昆的面對趙紫陽說‘都同意’，趙紫陽一走，他又對楊尚昆說‘我耳朵聾，他說的什麼我都不知道’。”

5月13日，中央統戰部同時在開着兩個會。一個是由部長閻明復主持、胡啟立參加的與新聞界的對話會，另一個是由知識分子局召集的徵求黨外知識分子對時局意見的座談會，閻明復在兩個會議之間來回奔跑。閻明復對與會者說，中央是有對話誠意的，就在當天下午，趙紫陽、胡啟立、溫家寶和他一起已經應總工會的邀請，同工人代表進行了對話。下一周準備和學生代表對話。趙紫陽同志有一點意見，希望不久會在電視上廣播，使同學們知道。

由於信息不透明、不對稱、不及時，學生們並不了解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正在進行的工作，他們所了解的是通過北京市委與教育部系統傳達下來的要查清各高校學生組織的幕後，要秋後算帳的內部講話。5月13日，一部分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同時又要面臨戈爾巴喬夫訪華這件大事，給趙紫陽解決問題增加了極大的難度。

學生絕食，主要是針對運動定性問題。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自我辯護髮言》中說：“我從朝鮮回來以後，聽到各方面對4月26日社論的反應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5月4日，我和李鵬同志談了我對這個社論的一些意見。李鵬同志表示反對，因此我覺得要重新考慮是很難很難的。我又同尚昆同志商量，我考慮先繞開這個難題，對性質問題淡化，逐步轉彎子。當時小平同志正在集中精力考慮同戈爾巴喬夫會晤的事，我們不便打擾，就把這個意見告訴了在小平同志處工作的同志，也以個別交換意見的方式分別在幾位常委同志中談過，想把這個彎子慢慢地轉過來。但是到了5月13日幾百名學生宣布絕食，其中一個主要的要求就是改變那篇社論的定性。我感到事態十分嚴重。這個問題已無法繞開，因此才在5月16日晚在常委會上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這次常委會沒能改變“四二六”社論對運動的定性，但是通過了由溫家寶起草的以五位常委的名義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公開講話。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說：“講話稿中有‘學生的這種愛國熱情是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這句話，遭到李鵬的反對。他說，‘說可貴就可以了，還要什麼肯定？’楊尚昆說：學生反腐敗，可以說肯定。我當時對李鵬這個說法很反感，所以我就說，既然說他們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為什麼不能肯定？如果這句話也不說，就等於什麼話也沒有說！那發這個公開講話還有什麼意義？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講話能夠緩解學生的情緒，不要老在字眼上計較。多數常委都主張保留這句話，結果算勉強通過了。”

拒絕戒嚴鎮壓

從5月17日下午在鄧小平家中的會議，到幾天后趙紫陽不再能夠履行總書記的職務，這是第四個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趙紫陽堅守了自己的原則與底線，不同意調動軍隊實行戒嚴，拒絕參與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

5月17日，趙紫陽打電話要求見鄧小平，他本意是要與鄧個別面談。隨後，鄧辦通知趙紫陽下午到鄧處開會，常委和楊尚昆都參加。在下午的會議上，趙紫陽講了自己的意見：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四二六”社論定性上。“四二六”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松一下口。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

對於趙紫陽的意見，李鵬、姚依林表示反對，並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趙紫陽“五四講話”。胡啟立當時發言主張修改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據趙紫陽《改革歷程》：“尚昆不贊成修改社論，並且在這個問題上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他改變了主意。”

楊尚昆在前一天晚上還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第二天就主張戒嚴；李鵬、姚依林在會上“毫無顧忌的攻擊”，“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我（趙紫陽）的意料”，趙紫陽和鮑彤都認為這後面大有文章，“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經有了默契”。從種種線索分析，在5月16日下午至5月17日下午這段時間裡，發生了兩件事：一件是鄧小平的家庭會議對形勢作出了判斷，鄧家子女說學生“要把我們撕成碎片”，促使鄧小平做出了戒嚴的決定。一件是鄧小平與李鵬等幾個常委和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進行了溝通甚至在趙紫陽到達鄧家之前開了小會，對實行戒嚴達成了默契。

最後鄧小平拍板說：事態的發展更加證明“四二六”社論定性的正確。學潮所以一直不能平息，問題出在黨內，出在趙紫陽的“五四”亞銀講話上。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他指定由李鵬、楊尚昆、喬石組成三人小組，負責實施。同時表示，趙紫陽還是總書記。鄧講完後，趙紫陽說：“我作為總書記，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很難得力。”“會開完，我就走了出來。鄧是否又留下他們談了什麼問題，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當時心情很不平靜，我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

趙紫陽回家後，讓鮑彤起草了一封向常委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和精神狀態來執行今天下午常委會的決策肯定是不得力的，我要求辭去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後來楊尚昆再三打電話給趙紫陽，讓他收回成命，趙紫陽答應了，讓秘書李樹橋把辭職信從中辦秘書局收了回來。

在5月17日夜裡的常委碰頭會上，趙紫陽想再做一次努力，爭取常委會的多數，改變戒嚴的決定。由於喬石已經被鄧小平爭取過去，未能如願。當會上談到要趙紫陽主持宣布戒嚴的幹部大會時，他沒有接受。之後，趙紫陽等中央領導人去醫院看望了因絕食住院的學生。

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將李一氓、彭真等“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希望通過緩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呼籲”轉給他“一閱”。信中寫道：“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布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我懷着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5月19日拂曉，趙紫陽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時說：“希望同學們健康地活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那一天”，而自己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後來他在《改革歷程》中說：“我當時講這些話，無非是勸他們停止絕食，他們還年輕，要愛惜生命。因為我明明知道，他們的行動雖然得到國內外廣泛的同情，但對於持強硬態度的一批老的領導人，是起不了作用的。即使繼續絕食下去，甚至死幾個人，他們也會無動於衷的。”此後，趙紫陽因為身體不適，向政治局請假三天。以此為由，趙紫陽拒絕出席當天晚上宣布戒嚴令的動員大會。

5月21日，趙紫陽與喬石、彭沖、閻明復、胡啟立等人見面，商談解決當下危機的辦法。喬石說,不少人已經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涌在街上，涌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趙紫陽此時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他找閻明復談了這個想法，請他轉告楊尚昆，看是否可行。在這之前，彭沖找趙紫陽談過話，告知他已經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彭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這樣辦。他們寫了報告給中央，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當天下午，胡啟立到趙紫陽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裡。“我（趙紫陽）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我說可以。隨後我又給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

5月22號，趙紫陽請假期滿。他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萬里立即結束國事訪問，回國召開人大常委會的報告上做了同意的批示。這是趙紫陽最後一次履行職務。之後，他要中辦主任溫家寶通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溫家寶說：“我可以通知，但是請你考慮，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召開這樣的會議還有什麼意義？”事實上，5月17日以後，李鵬、楊尚昆等人已經把趙紫陽“完全排斥在一邊了”，中央辦公廳的一些職能也已經被國務院辦公廳替代了。據時任中央軍委警衛局負責人的王蘇民透露：假設趙紫陽決定出席5月19日晚上的戒嚴動員大會，“給我們警衛局的任務是，如果他站起來唱反調，就要架走。”趙紫陽銷假之後，雖然他的職位還沒有被撤銷，但是已經無法工作了。

拒絕認錯歸隊

從1989年6月19日至21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到2005年1月17日趙紫陽逝世，這是第五個時間段。在這漫長的歲月中，趙紫陽始終恪守自己所確定的政治底線，拒絕認錯，拒絕低頭，不惜付出失去高官厚祿和人身自由的代價。

《關鍵時刻——李鵬日記》證實，原定的方案是在中央全會上撤銷趙紫陽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職務，保留中央委員。但是，趙紫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拒不承認犯了所謂“分裂黨”和“支持動亂”的錯誤，並根據黨章所規定的黨員權利作了自我辯護髮言。趙紫陽在《改革歷程》中說：擴大會議“批判發言的最後半天，是姚依林主持會議，看來根本沒有準備讓我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來叫我作檢討，第二次來知道我不會作檢討，就動員我不要講話）。會議快結束時，我提出要求發言，他看看表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當時我很不高興，我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我不管他是否同意，在會上宣讀了我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我看了看表，用了二十分鐘。因為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對會議對我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參加會議的人的意料之外，一些人在聽我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我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布散會。……第二天就復會了，對我的問題進行表決。他們拿出了一個稿子，這個稿子把我的一切職務都撤銷了。原來李鵬的報告以及一些人的發言中，都說要撤銷我的總書記、常委、政治局委員，保留中央委員，但這次拿出的稿子，卻把中央委員也撤銷了。這顯然是那一天我發言以後，他們留下來議論，因為我態度不好，臨時決定加重了處分。”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印發了上述趙紫陽自我辯護書面發言，通過了撤銷他一切職務的決定。此後，趙紫陽一直處於被剝奪和限制自由的軟禁狀態。

據蔡文斌透露，趙紫陽在1991年12月告訴他，鄧小平於1990年第四季度和1991年第四季度，曾兩次派人向趙傳話，請趙復出。鄧小平派人找趙紫陽談話，中心意思兩條：一條是希望趙紫陽對“六四”能夠有個明確態度，擁護中央決定；另一條就是希望趙紫陽出來工作，做什麼工作都可以商量，包括總書記。趙紫陽說，鄧不是通過組織程序來找他談話，而是通過特殊渠道的傳話。第一次來人談了以後，趙紫陽就講：“請你回去轉告小平同志：一、我下來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從總書記這個位置上退下來，我就沒有再考慮過出來工作，在我辭職前我跟家裡人開過會，跟家人商量了，我有思想準備。二、要我出來工作，對‘六四’應該有個說法，‘六四’沒有個說法，我無法出來工作。‘六四’無論如何不能認定為‘反革命暴亂’，更不可以否認後來發生了流血，這場悲劇本來不該發生。現在應該對‘六四’有個公正的結論。三、如果一定讓我再出來工作，我不當配角，不掛虛職，也就是不當委員長，不當政協主席。我也沒有能力擔任總書記，但我認為我做國務院總理比李鵬合適。”來人回去一年以後，鄧小平第二次派他來說：“上次你的意見向小平同志匯報以後，小平同志讓我轉告你，擔任總書記、總理都沒有問題。但是小平同志還是希望你對‘六四’表個態，擁護中央決定。”趙紫陽說：“看來‘六四’是個繞不開的問題，請你回去轉告小平同志，如果‘六四’問題中央沒有明確態度，我就不出來工作了。”趙紫陽告訴蔡文斌：“第二次談得比較簡單，因為都很明確，小平希望我接受中央對‘六四’的決定，我希望中央為‘六四’平反，這是雙方堅持的底線。看來現階段條件不成熟，後來小平就再也沒有派人來了。”

鄧小平於1997年2月17日去世後，趙紫陽於9月12日寫信給中共十五大主席團並轉交全體代表。趙紫陽在信中寫道：“請允許我向大會提出一個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問題，請予審議。”“現在回過頭來看，有兩個問題應該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予回答。第一，那次學潮不管存在什麼偏激、錯誤和可指責之處，但把它定性為‘反革命暴亂’是沒有根據的。既然不是反革命暴亂，就不應該採用武裝鎮壓的手段去解決。”“其消極影響，直到今天，依然在黨群關係、台海兩岸關係以至我國的對外關係中繼續存在。由於這一事件的影響，還使十三大開始的政治改革中途夭折，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以至造成在我國經濟上改革開放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種種社會弊端迅速滋生蔓延，社會矛盾加劇，黨內外腐敗懲而不止、愈演愈烈的嚴重情況。”“第二，對那次學潮當時是否可以找到一個更好的辦法，既避免流血又可以平息事態呢？我當時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就是為了爭取這種結局。……這樣就不僅能夠避免流血衝突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而且能夠在執政黨、政府和人民之間建立起一種新興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使我們的國家不但在經濟改革上取得豐碩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將會出現一種新的局面。”“對於‘六四’事件的重新評價問題，遲早是要解決的。即使時間拖得再久，人們也不會淡忘掉的。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某種麻煩時解決好。……希望我們黨審時度勢，早作抉擇。”中共十五大主席團沒有理睬趙紫陽的信，有關部門則奉命更加嚴厲地管控趙紫陽，一些原來可以上門的老朋友不能上門了，一些原來趙紫陽計劃要去的地方不能去了。從撤職到去世，趙紫陽都沒能回一次他曾經工作多年的廣東省。

八九民運作為一次爭取憲政民主的國民運動而永留史冊。趙紫陽在上述五個時間段的表現，也已經成為八九民運不可分割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中國本土民主資源的一個組成部分。

2013.6.15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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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06 06:59:28

不僅是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是老毛最擔心的最壞的資本主義形式：壟斷資本主義加法西斯專制。沒有民主監督，就還不如好一些的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如果是負責鎮壓的太子黨親爹們（鄧李陳等）上台掌權的話，６４後馬上就是這個局面：經濟改開而政治鎮壓。但６４人民的鮮血讓他們有了顧忌，扶了幾個沒有直接血債的人搞了個維持會，把這一局面大大延遲了。但鄧指定的胡溫上台後又發生了逆轉。大家以為胡溫兩人的言行仿佛很矛盾，其實是高度一致的，就是一個拼命搞活壟斷資本主義經濟，討好資本家；另一個拼命壓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用軍警憲特加五毛流氓來搞大河蟹大維穩，這樣再發展一些年就是典型的老毛最擔心的最壞的資本主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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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harls叔叔

留言時間：2013-06-05 22:02:50

可不可以這樣說，64是中共統治下的又一個政治分水嶺。64以後，中國便一步步地滑向極右的集權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老毛擔心的“資本主義復辟”，人們大眾遭殃之時。
萬維網難得的一篇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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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05 15:35:5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25---326頁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村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於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裡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後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着是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願，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一列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遊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於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着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

看到了吧，毛老人家仿佛早就穿越時空，看到了鄧要鎮壓學生，溫鼓勵強拆農民，胡要截流上訪，這都不是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有的醜惡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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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05 15:35:01

維梁旗幟鮮明擁護社會主義，但堅決反對６４屠殺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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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05 15:34:38

現在的思考是面對比６４時嚴重多的特權和貪腐怎麼辦？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15)
習太子現在要搞的新四清團甚至是新欽差團是註定要失敗的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維梁的答案是先用毛思想左派短期發動群眾斗特權貪腐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再由憲政民主派繼續長期搞改開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就是讓人民投票估計也是這個結果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但毛左派和憲政派都不允許剝奪對方的政治權力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軍方和黨系統應保持中立，兩派先只在紀檢部門競爭再擴大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中國的毛思想左派應該和民主派聯合起來，鬥爭鎮壓派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19)
毛派的榮譽領袖應是健在的毛遠新，而民主派應該是胡啟立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5)
都是過來人，應既能保證各自路線方針，又能持重穩定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5)
美國有民主共和兩黨，中共有毛－民兩派，人民投票選擇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3)
現有官僚系統成為行政機器，由毛－民兩派輪流監督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4)
但毛－民兩派不得干預行政，只能抓壞蛋不能安插同黨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0)
而民主派也有自己憲政辦法，所以將來兩派應該和平競選 /無內容 - 維梁 06/05/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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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05 14:12:39

謝謝＇阿妞不牛＇估計等不到來年，不然這一年對李大鳥多漫長而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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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時間：2013-06-05 13:54:03

好文。
六四的過程就是如此。陳希同之流因遭天譴。死得輕如鴻毛：連中共當朝者也是這樣看待對待。
估計明年或者後年六四前還要這樣死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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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one-shepherd

留言時間：2013-06-05 04:25:46

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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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梁

留言時間：2013-06-05 03:00:46

這是我在很久以前發的一篇類似文章的一部分，探討了６４軍人政變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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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我必須指出馬悲鳴要麼是收了某方的好處，作了可恥的五毛而故意避實就虛，要麼就確實馬悲鳴有個很奇怪的讀書習慣，就是倒過來從後向前讀憲法，所以才先看到了８２憲法的８９條，而沒看６７條和８０條，還進行了很無恥的刻意刪改。８２憲法第８９條第１６款的原話是：＇（國務院行使）依照法律規定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但注意，這裡有個前提國務院必須遵守，即依照法律規定，這句話讓馬悲鳴以及很多為六四鎮壓辯護的人給刻意忽略了。

那麼是什麼樣的法律呢，就讓維梁把８２憲法有關緊急狀態的內容從頭到尾串聯起來給大家看。

８２憲法第六十七條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二十）決定全國或者個別省、自治區、直轄市進入緊急狀態。

８２憲法第八十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任免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各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授予國家的勳章和榮譽稱號，發布特赦令，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宣布戰爭狀態，發布動員令。

８２憲法第八十九條　國務院行使下列職權：（十六）依照法律規定決定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範圍內部分地區進入緊急狀態。

大家這下明白了吧，８２憲法的６７條和８０條已經清清楚楚地規定，只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常務委員會才有權力決定和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無論國家主席還是國務院只是根據人大和其常委會的＂決定＂而予以＂行使＂。如果這還不能分清到底是人大還是國務院有最高的權力來決定進入緊急狀態（即戒嚴），那麼請大家看８２憲法第六十七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下列職權：（七）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牴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

大家看清了嗎：關於緊急狀態（戒嚴）的決策權，解釋權和裁判權通通都歸於人大和其常委會的。就是說沒有人大和人大常委會的授權，國務院絕對無權頒布戒嚴令。究其原因說到了中國大陸現政權的合法性基礎：人民代表大會制。８２憲法第二條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而各級國家機關領導人的任免更是全應該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總之，人大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忽略了人大就失去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礎。

那麼１９８９年時的人大對六四事件是什麼樣的態度和遭遇了什麼樣的破壞呢？5月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副委員長彭沖同趙紫陽不顧李鵬的強烈反對主持召開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月20日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還要審議《遊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頓官倒太子黨公司的匯報。而鄧卻唆使李鵬阻撓人大常委會的舉行，並組織軍人在６月３日、４日強行突入天安門進行清場，造成戒嚴的既成事實，後來更是阻撓人大委員長萬里回京，使其無法主持人大－這一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合法運作，並伺機廢黜了黨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趙紫陽。就是說六四鎮壓的命令第一沒有得到國家最高權力機構－人大的授權，第二沒有得到黨的最高領導人－總書記的批准，而由國務院擅自實施了。好比一條警犬，沒有警察主人的命令，就擅自亂叫，亂咬人，誰攔路就咬死誰，這難道是被咬人的過錯嗎？所以從中國當時憲法的角度來講，六四鎮壓是違反憲法的反動政變，而戒嚴令是違法違憲的亂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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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補充一點，當時的國防部長秦基偉將軍都是反對戒嚴令的，並拒絕在戒嚴令上簽字。要不是楊白冰一夥跳出來，鄧恐怕就要自己帶着家丁家將上天安門鎮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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