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共为斯大林祝寿的场景 毛共在天安门城楼悼念斯大林 毛共谄媚斯大林的宣传画 1937年,《申报》上登载了林语堂的“一夕话”,其中有这样一段:“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
近几年,这段话被网友改写成“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在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用以嘲笑被称为“自干五”的人。 而原文中提到的“武装保卫苏联”和“支持外蒙独立”这两个匪夷所思的口号,确是中共不愿提起,而且刻意歪曲的。中共前党魁陈独秀还因反对此口号被开除党籍。 中东路事件 所谓“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因此也称谓“东清铁路”、“东省铁路”。是沙皇俄国政府为了掠夺和侵略中国,控制远东而在我国领土上修建的一条铁路。俄国除独揽铁路经营权外,还取得了沿铁路两侧数十公里宽地带的行政管理权甚至司法管理权,沿线俄国驻军一度高达十余万。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战败,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今大连)一段被日本夺走。 1917年的所谓俄国十月“革命”后,苏共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公开声明:放弃俄国在中国“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放弃俄国“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但这不过是苏俄内乱无暇东顾的托词。此事后来被亲共分子以及中共“神化”为苏俄对华友好,那是纯粹的胡话,事实上苏俄不仅没有归还过任何领土主权,反而又在1921年强占中国唐努乌梁海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不过,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利用俄国内乱这一有利时机,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关于中东铁路规定:“中东铁路纯属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车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并“允诺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 1924年9月,张作霖控制下的东北地方政府又和苏俄签署了《奉俄协定》,又将中东铁路归还期限缩短了二十年。 但苏俄不守协定,独吞铁路盈利。张作霖对此极其不满,拒不交铁路使用的相关费用,并拘捕了俄方铁路管理局局长伊万诺夫,事实上控制了中东铁路。 因张作霖严重威胁苏俄利益,苏俄特务部门制定计划两次暗杀张作霖。俄国作家普罗霍罗夫据此撰写了《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但是中共却不承认。 1928年7月4日,苏俄特工第二次暗杀计划成功,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并且把这个黑锅扣在了日本人头上。1928年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1929年初,东北当局开始驱逐苏俄驻扎人员,强行收回中东铁路各项权利。这一举动也可以从侧面印证究竟是谁暗杀了张作霖,张学良当然知道谁是真正的杀父仇人。1929年5月,张学良陆续关闭苏俄驻东北各地的领事馆,逮捕总领事。 自1927年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持续不断的收回权力与“改订新约”,南京国民政府当时正处在与列强紧张谈判中,对东北地方当局收回中东铁路积极支持。蒋介石公开宣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国内的各派军阀也一致支持张学良,在民族大义的方向上,让人无话可说。 但是,张学良是个什么人呢?他后来在中共蛊惑下发动西安事变,绑架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使几乎灭亡的中共逃过死劫,并趁日本侵华发展壮大,因此在49年后被中共“神化”成了“民族英雄”。可是,究其实,他不过是个守土无方,败家有术的公子哥。在处理中东路事件上,张学良犹豫不定,备战不足,为一败涂地埋下了伏笔。 恼羞成怒的苏俄于7月宣布断交,并于8月组建特别远东集团军约8万人,配备飞机、坦克、火炮等重型武器,准备进攻中国东北。 而日后把自己标榜为民族救星的中共此时做了什么呢? 中共“武装保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共产国际发电要求中共“加紧中心城市工作特别是哈尔滨工作及拥护苏联的宣传”,同时中共还“得到国际代表团的帮助”。共产国际在斯大林当家后,就是苏共的傀儡,全世界的共运组织都接受其经费维持运作,组织上都受苏共操纵或直接领导。“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无论组织上、财政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反华势力”。 中共中央在7月12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忽悠民众“拥护社会主义的苏联!”,宣称“苏联的胜利,也就是中国革命的胜利!” 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要求“在哈尔滨的工作要特别布置”,并指派刘少奇到哈尔滨“布置并指导为中东路事件的反抗示威”。 接着,《红旗》等中共党刊又发表了一系列拥苏反华的文章,宣称“在中国境内建筑”的中东路“并不是完全属于中国主权”,甚至不知廉耻的煽动民众“准备以铁血来保卫苏联”。 这种明显数典忘祖,认贼作父的行为,连当时被剥夺领导职务的中共前党魁陈独秀都看不下去了。陈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共中央,称这些行为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于8月3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指控”陈是“反苏”份子,并很快通过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小编注:若党徒的人性高于“党性”,自然为“党”不容)。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在发给中共的命令中扬言:“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人民出版社出版《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马列教莫斯科总教的教主发了话,中共这个地方分支岂敢不听? 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头目率先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民族利益,宣称“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把中华民国捍卫主权的行动污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 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国民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东北的战争。苏俄甚至承诺每月供应3千万卢布,派当时在共产国际学习的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直奔东北,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人,组建义勇队,直接参加与东北军的战争。 在做好了充分的军事准备,并在东北布置好内应后,1929年10月12日,苏俄红军大举进攻中国。 10月26日,斯大林直接电令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月来信”。 中共接到主子命令后立即行动,1929年11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其后不久,中共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体会议决议的决议》中直白的表示,“执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任务,而走向全国范围的总暴动。” 正面是装备和人员素质都占据绝对优势的苏俄红军进攻,背面是马列黄俄汉奸匪帮的祸乱,再加上败家子张学良战和不定的草包指挥,东北军节节败退。俄军以极小的代价相继占领绥滨、满洲里、海拉尔等要地。
1929年12月22日,张学良被迫派蔡运升为代表,在伯力与苏俄签订了《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恢复冲突之前的状态。对此“议定书”,南京国民政府称为“伯力会议记录”,并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对此不予承认,并将谈判代表免职。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中苏双方先后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25次会议,但国民政府始终不承认这份“和约”。 结语 49年后,中共大概也知道自己这段历史太奇葩,干脆把“武装保卫苏联”这一口号嫁祸于所谓的“王明错误路线”。而且,如此重要的历史事件居然在中共的教科书中消失了……而且中共还不时的抗议日本人篡改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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