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配合蘇聯肢解中國——以外蒙古為例（下）

——中共黨史系列之六

程翔

上文我們看了中共是如何主動配合蘇聯策動外蒙古獨立，本文我們將看看它的存在如何被蘇聯利用來勒索中國。

二、中共甘心充當蘇聯的籌碼來向中國勒索

由於中共在蘇聯支持下坐大，武裝割據的“根據地”將近半壁河山，對當時的中央政府構成嚴重威脅。蔣介石為了換取蘇聯承諾不再支持中共，唯有接受蘇聯的條件允許外蒙古獨立。雖然後來的事實證明蘇聯違背了不支持中共的承諾，但米已成炊，外蒙古已經獲得法律上的獨立。在這個過程中，中共甘心充當蘇聯的“人質”來迫使中央政府就範。

眾所周知，外蒙古被割裂出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美、英、俄達成秘密協議的結果。當時美英兩國為早日結束戰事，要求蘇聯出兵在中國東北打擊日本，遂背着中國，在中國政府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達成出賣中國利益的“雅爾達秘密協議”。

根據陳鑒波着《中華民國春秋》，1945年2月11日三國領袖在雅爾達簽署《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協定》全文[注1] 如下：

三強領袖——蘇俄、美利堅合眾國、大不列顛獲致協議，在德國投降後及歐洲戰爭結束後之二或三個月內，在下列條件下，蘇俄應即參與盟國方面，對日本作戰：

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予保持。

二、因日本在一九零四年之後，而被攫奪之俄國原享權益應予恢復，其中包括：

1. 庫頁島南部，及其鄰近島嶼，將交與蘇俄。

2. 大連商業港，列為國際港，蘇俄在該海港內之特別權益將予保護。蘇俄並得恢復租借旅順港，為其海軍基地。

3. 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將由中國及蘇俄合組之機構共同經營。三國同意，蘇俄之特別權益，應予保障。中國繼續保持在東北之完整主權。

三、千島群島將割讓交蘇俄。

三國並確認對上列外蒙古、海港及鐵路之各項協議，須徵求蔣介石主席之同意。羅斯福總統在斯大林元帥之建議下，將設法獲取蔣主席之同意。三強領袖獲致協議，在擊潰日本之後，蘇俄上項之要求，將毫無疑議地得以達成。

很明顯，這個秘密協議是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的。在美、英、蘇三方的壓力下，中國政府唯有在這個秘密協議的基礎上，與蘇聯簽署《中蘇友好互助條約》。關於這個條約的談判過程，在沈志華主編的《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第一卷（1945.1-1949.2）》[注2] ，有詳細的記載，主要是以下解密文件：

1945年7月2日 斯大林與宋子文第二次會談記錄：關於簽署中蘇條約 p.49-58

1945年7月9日 斯大林與宋子文會談記錄：外蒙古、中東路和新疆 p.61-67

1945年7月10日 中國代表團致蘇聯政府函：要求蘇方提供書面保證 p. 68

1945年8月30日 彼得羅夫與周恩來會談紀要：國共談判的前景 p. 71-73

1945年9月6日 彼得羅夫與毛澤東等人會談紀要：國共談判問題 p. 77-79

1945年9月7日 彼得羅夫與蔣經國會談紀要：國共談判、新疆局勢、蘇中關係 p. 79-81

1945年12月29日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報告：關於蔣經國訪蘇 p. 96-99

1945年12月30日 斯大林與蔣經國會談記錄：中蘇關係諸問題 p. 99-109

這些文件顯示，中國政府是極端無奈地答應蘇聯的要求，答應外蒙古獨立。條件是蘇聯不能夠再支持中共及中共參與製造的新疆動亂（指蘇聯策動新疆獨立，要求中共配合，此即中共所稱的“三區革命”）。而為了迫使蘇聯履行不再侵犯中國主權、不再支持中共等承諾，中國政府當時曾經要求蘇聯提供書面保證。從解密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1945年7月10日，中國代表團致蘇聯政府函：要求蘇方提供書面保證，函件內容如下：

責成胡世澤先生轉交A.A. 彼得羅夫，1945年7月10日

根據蔣介石大元帥在給宋子文先生所發電報中提出的三點意見，我們希望蘇方就該三點意見向我方提供相關書面保證。該三點意見的具體內容如下：

一、中國對東北的主權；

二、中國共產黨；

三、新疆。

文件送交：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揚、貝利亞、馬林科夫、維辛斯基、傑卡諾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遠東司。

從這封信可以清楚地看到，蘇聯一手製造的在中國的動亂，此刻變成它脅迫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的籌碼，三大籌碼之一就是中共。

雖然解密檔案詳細記載了蘇聯脅迫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的文獻，但直接閱讀文獻比較難以理解前因後果，為了方便讀者，筆者在此引述專家的敘述，使讀者對上述文件有更清晰的解讀。

國民政府被迫接受蘇聯要求承認外蒙古獨立的過程，邊疆歷史家馮建勇[注3] 《冷戰序幕下的地緣政治圖景與民族自決實踐——1945 年外蒙古獨立問題研究》一文有詳細的分析[注4] ，筆者在此引述其主要段落供讀者參考。

一、1945年6月15日，美國大使赫爾利奉杜魯門總統之命，正式將《在雅爾達會議中之秘密協議書》交給蔣介石。至此，蔣氏清楚知道，斯大林（港譯：史太林）在“秘密協議”中提出了四項要求，作為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其具體內容如下：“（1）外蒙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應予維持。（2）俄國舊有權利於 1904 年因日本之狡詐襲擊而被破壞者應予恢復（庫頁島南部及其附近島嶼應歸還蘇聯；大連商港應國際化，蘇聯在該港之優越利益應予保障，蘇聯租借旅順口為海軍港之權利應予恢復；中東鐵路以及通至大連之南滿鐵路，應由中、蘇合辦公司共同經營，蘇聯之優越利益應予保障）。同時中國應保有滿洲之完全主權。（3）千島群島應交給蘇聯。（4）蘇聯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訂立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俾獲以武力協助中國而達到中國自日本勢力下解放之目的。”

二、美國方面還建議蔣介石儘快與蘇聯交涉，國民政府在得知雅爾達秘密協定內容的同一天即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提出修改協定的三點建議。然而，因為美國急於讓蘇聯出兵對日作戰，蘇聯又表示能否出兵取決於中國政府是否願意接受雅爾達會議上所作的建議，美國政府拒絕了中國政府的意見。面對蘇方的前述要求，以及美方的對華立場，蔣介石在日記中難掩傷感之情，記曰：“悲憤不知所止，甚恐此備忘錄尚非其雅爾達賣華之全文，然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而且美國本身今後百年內對東亞亦無安定和平之日。”見《蔣介石日記》1945年6月15日。

三、彼時，國民政府內部已經認識到，美國政府同意雅爾達秘密協定的目的即是為了換取蘇聯參戰，因此之故，中國顯然已經無法拒絕雅爾達秘密協定；形勢發展至此，惟有利用與蘇談判之機，一併解決中共與東北、新疆問題，換取國內真正統一，這樣中國認可雅爾達秘密協定也猶有可說，不算吃虧。正是基於此種考量，經過多日的討論與權衡後，蔣介石最終確定了對蘇交涉的以下七個要點：

甲、舊日遼東半島租借地區之範圍；乙、只要行政權不失，則技術人員可聘俄人助理；丙、中共問題必須明白提出，如其能將軍政權交還中央，則可允其參加政府，否則當視為叛變之軍隊，無論在任何方面不得聲援；丁、新疆問題亦須提出，伊寧、伊犁必須收復，俄國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濟，如此則新疆經濟乃可與俄國完全合作；戊、東北鐵路，俄國運兵必須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車停留；己、必須將帝俄時代所訂已過時期之條約（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掃除，而根據十三年北京新約，協商新約；庚、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國宗主權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權限可予俄國憲法上所規定之各蘇維埃權限相同。見《蔣介石日記》，1945年6月24日。根據上述蔣介石擬定對蘇交涉要點可知，其時，蔣介石在外蒙古問題上打算做些許讓步。

四，在蔣經國的交涉下，蘇聯駐華大使彼得洛夫於 1945 年 6 月 12 日拜會蔣介石，告知《締結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先決條件》五項：（1）恢復旅順港之租借，建立蘇聯海軍根據。（2）大連商港國際化，並保證蘇聯在該港有優勢權利。（3）為保證蘇聯與租借港之聯繫起見，在維持中國在東三省主權完整之條件下，組織中蘇合辦公司，共同使用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4）關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問題，應保持現狀，即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一獨立國家。（5）庫頁島南部，及其接壤諸島以及千島群島，應歸蘇聯。雖然彼得洛夫以上述五項條件系丘吉爾、羅斯福商定為由，希望蔣介石同意，但仍被蔣以“此五項條件使中國變成不平等國家”的理由加以拒絕。

五、此時斯大林提出了三點理由為和外蒙古必須獨立：（1）關於外蒙古問題，其主旨在於加強蘇聯的戰略地位。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較特殊，如果日本占據了外蒙，便可輕易擊潰蘇聯在遠東的陣地；如果蘇聯無權保護外蒙古領土，那麼蘇聯的整個遠東地區都隨時面臨着喪失的威脅。歷史表明，日本是一個強悍的民族，目前雖然日本即使表面上看來已經認輸了，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仍然會重複自己的軍國主義，“事實上不論是對中國還是對蘇聯，外蒙古不過是一塊貧瘠的土地，只是由於它所占據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對蘇聯具有了重大意義。”（2）蘇聯需要擁有動用本國軍隊去保護外蒙古領土的權力，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為中國的利益着想，因為如果蘇聯強大，中國也就會強大起來，這對中國有利。（3）站在蒙古人的立場來說，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不願意併入中國版圖，蒙古人非常想獲得民族獨立，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中國最好能讓外蒙古分離出去，否則外蒙古就可能成為中國內政的一個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將聯合所有蒙古人以謀求整個蒙古民族的獨立，而一旦發生這樣的情形，這將對中國更加不利。（見《斯大林與宋子文第二次會談記錄：關於簽署中蘇條約》（1945年7月2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1949.2）》第一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4年，第56頁）。

六、7月6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授予其處理外蒙古問題的基本原則：“外蒙獨立問題，關繫於我國前途之成敗，實等於我東三省無異。若我國內（包括東北與新疆）真能確實統一，所有領土主權及行政真能完整無缺時，則外蒙獨立或可考慮，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獨立，乃為我國立國主義之精神也。但國內統一尚未鞏固之今日，則無法使之實現耳。”由此電文可知，至少在這一刻，蔣介石對待外蒙古獨立問題的態度依然持模稜兩可之間，一方面強調外蒙古與東三省領土同樣重要，關係中國前途；另一方面則又表示當國內統一之時，乃可以扶助民族獨立為原則，承認外蒙古獨立。然則在該指示備忘錄中的文字，真實地反映了此時他的真實心態，即“斯大林對外蒙堅持其獨立之要求，否則有協定無從成立之表示。……若不允其所求，則東北與新疆各種行政之完整無從交涉，共黨問題更難解決；而且外矇事實上己為俄占有，如為虛名，而受實禍，決非謀國之道，忍痛犧牲，而換得東北與新疆以及全國之統一，乃決心准外蒙戰後投票解決其獨立問題，而與俄協商東北、新疆與中共問題為交換條件”（見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2）第 593頁）。正是基於上述諸種考慮，蔣介石7月7日的電文向宋子文道出了關於外蒙古獨立問題的明確態度，即“此次我國之所以允外蒙戰後獨立者，實為作最大之犧牲，亦表示對蘇作最大之誠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為東北三省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二、蘇聯今後不再支持中共與新疆之匪亂，此乃為我方要求之交換條件也”。（見秦孝儀總編輯：《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第5卷下冊，1945年7月7日，第748頁）

七、中國政府有意在外蒙古問題上向蘇聯做出讓步，國民政府接下來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則是，如何通過這樣一個讓步從蘇聯方面獲得必要的補償。在這次會談中，宋子文向斯大林宣讀了蔣介石的三點建議：（1）尊重中國在東北的領土主權和行政完整；（2）蘇聯政府聯手整肅新疆的無秩序狀態，以恢復兩國的正常貿易關係，至於阿爾泰山脈隸屬於新疆，理應成為新疆省的一部分；（3）中國共產黨所組建的個別軍事和行政機構的存在，導致中國的軍事和行政無法由中央政府統一調度和領導，蘇聯給予中國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質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針對中國中央政府。電文中還提出：“鑑於外蒙古已經成為中蘇談判的障礙，從兩國共同利益和整個世界長遠福祉的角度出發，在日本被打敗和上述三點建議得到蘇方滿足之後，中國政府準備給予蒙古獨立。但是，為了避免今後可能發生的誤會何衝突，該行動以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實施為宜。在舉行了全民公決之後，中國將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斯大林對於蔣介石提出的“全民公決”一說嗤之以鼻，直指心舉行這樣的民意公決可不會對中國有利”。宋子文明確指出，舉行這樣的民意公決，不是為了試圖改變什麼，只求為國民政府尋找一個台階，以便減輕其在國內所承受的壓力，並對中國普通民眾有個交代。見《斯大林與宋子文會談記錄：外蒙古、中東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沈志華主編：《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係（1945.1-1949.2）》第一卷，第56頁）。

從上引數段落可以看出，蔣介石之所以無奈地接受蘇聯的要求允許外蒙古分離出去，純粹是為了換取蘇聯不再支持中共對中國的凌遲、撤出東北、以及不再在新疆鬧事（而新疆鬧事背後也有中共的支持）。所以在蘇聯強硬分割外蒙古這件事中，中共實際上是被蘇聯拿來作為威脅中國政府的一個籌碼，一個勒索中國政府的利器。

《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簽署後，斯大林曾經洋洋自得地描繪了蘇聯邊界從西到東向外擴大的情況。對於東部邊界，他說[注5] ：“這邊怎麼樣呢？千島群島如今是我們的了，庫頁島全是我們的了，您看，多棒啊！將連旅順口、大連都是我們的了。”接着他用煙斗沿着中國劃了條線說：“就連中東鐵路也是我們的了。中國、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對我們的邊界我還能不滿意！”

《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當時中央政府被蘇聯所迫用來確認“雅爾達協議”割裂中國領土主權的一項無可奈何的協議。每一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都不可能對之採取歡迎的態度。但是中共卻採取“熱烈歡迎”的態度。1945年8月27日，中共喉舌《新華日報》以 〈加強中蘇友好鞏固遠東和平，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公布〉 的大字標題報導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全文，副標題是 〈共同抵抗侵略軍事相互合作防止日寇再起戰後經濟互助〉 ，同日發表社論《祝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社論說：

“中國人民，求着這樣一個條約的締結，心情實在是太急迫，期待的時日實在是太長久了！這個符合中蘇兩國人民利益和願望的條約，解決了中蘇兩國間的許多懸案，鞏固了中蘇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奠定了遠東的和平基石，粉碎了日寇漢奸及一切法西斯餘孽的反蘇反共陰謀。”

看，在這件事上，中共以蘇聯利益為自己的利益，違背了每一個真正愛國者應有的立場。

注釋：

1) 見陳鑒波：《中華民國春秋》第840頁，台灣三民書局1987 年版蘇俄表示樂意與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協定，俾得以武力協助中國自日本壓迫下求解放。

2) 沈志華：《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第一卷（1945.1-1949.2）》，中國出版集團 2014。

3) 馮建勇是浙江師範大學歷史系、邊疆研究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疆域史。

4) 該文載《新視角》總第 83 期（2018 年 8 月），第 121-138 頁。

5) 見薛銜天《1945-1949年的中蘇關係》，載《中蘇國家關係史資料匯編1945-1949》 p.1-18。該文是作為該資料匯編的導讀文章。

（轉自《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