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证明青蒿素疗效，研制穷人需要的药

    李国桥，生死体验40年

    在当今世界医学界尤其是疟疾治疗领域，71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是一位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

    在这一系列“最先”的背后，是李国桥40年的抗疟经历。在这段充满激情、艰辛乃至生死体验的日子里，李国桥见证了青蒿素类抗疟药为中国带来的荣光。

    他是一位“苦行僧”

    2月1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时，李国桥推掉应酬，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此时，他从非洲的一个疟疾疫区回到广州，还不到72个小时。

    尽管脸色还带着归途的劳顿和疲倦，但是因为话题涉及青蒿素，李国桥在采访过程中，坐姿挺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

    “过完年后，我还要去非洲的科摩罗，继续做疟疾防治工作，时间大约需要半年。”李国桥告诉记者，从1967年从事抗疟至今的40年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疟疾疫区度过。

    谈起去年在科摩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李国桥语气之中既有欣喜也有无奈：“我主要在科摩罗一个叫莫埃利的岛上工作。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现在做的疟疾防治工作，但生活条件比国内差远了，不仅经常停水停电，而且蚊虫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不过，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还是，那里除了南瓜、木瓜和芭蕉之外，很难吃到其他蔬菜和水果。”

    李国桥是一个生活俭朴、为人低调、言语不多的人，工作性质使他常年在外，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行走在疟疾疫区。因此，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都喜欢对他这样评价：“他是一位‘苦行僧’。”

    对此评价，李国桥淡然一笑，不作正面回应，而是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这40年来，我去的地方，是越来越艰苦。一开始在国内，主要是海南和云南的偏远地区。后来，这些地方的疟疾治得差不多了，就必须走出国门到其他疟疾疫区去，否则没有病人可治。于是，又去越南治疟疾；越南以后，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就冲出亚洲了，当然主要还是去非洲。现在非洲去得多了，我也快成了半个‘非洲人’。”

    李国桥和疟疾战斗了40年，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也很少谈及。他说：“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功劳，我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明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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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救人不怕担“医疗责任”

    1936年，李国桥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中医世家，19岁时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1967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他告别妻子和没有满月的女儿，开始奔波在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

    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当走进一间破屋时，李国桥看见一对母女因为感染疟疾，骨瘦如柴，气若游丝，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李国桥一边噙着眼泪，一边默默地为母女两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经常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1968年的一天，他尝试在颈椎附近的一些穴位上做深度针刺。当银针刺入穴位的刹那间，他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冷汗直冒，强忍电击般的疼痛，记下了针刺穴位的感觉。事后，他右腿的敏感性受到损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冷热的感觉不灵。

    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1973年，他来到云南一个偏远地方，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设备缺乏，难以分析药物毒性，但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动弹不得，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1974年，李国桥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开始探索运用青蒿素治疗疟疾。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他刚睡下，突然接到险情报告：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

    救人要紧！李国桥和同事匆匆起身，准备好药品和干粮，连夜出发赶路。来到阿佤山脚下时，天已大亮。准备上山了，但却找不到向导。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凭着曾经有过的一点模糊印象，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嚼两口野果，一路还得避开毒蛇。途中，他们竟遇到了一头野熊，幸好距离比较远。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李国桥水也来不及喝，汗也来不及擦，直奔病人住处。

    在路上，李国桥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在医学上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病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呢？此前，李国桥用青蒿素治愈了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因此，对这种源自祖国、疗效神奇的新药情有独钟。但是，当看到患者奄奄一息时，他犹豫了一下：用青蒿素治疗，万一无效，患者死亡，自己肯定得承担医疗责任；但如果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也会死亡。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国桥很快做出决断——用青蒿素治疗病人！紧接着，抢救、输血、纠正休克、守护观察??24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守候一旁的李国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大先河。很快，这个喜讯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五二三”办公室。第二年初，国家做出决策：集中更多力量，开展大协作，推动青蒿素抗疟药研发工作的进展。

    把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

    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带着对“五二三”项目的使命感和保障人类健康的责任心，哪里工作最紧急、任务最繁重、情况最危险，李国桥就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1981年8月，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

    这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在他的感召下，九位同事也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记录着当年李国桥他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表有关青蒿素的国际论文。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进入90年代后，李国桥经常应邀到一些亚非拉国家，指导疟疾防治工作。这让他和团队研制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99年，他和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越南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这是外国政府首次授予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最高荣誉。

    2006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Artequick。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治愈率高，而且只需两天疗程，每天服药1片，价格仅为同类药物一半，非常适合穷人服用。世界级抗疟专家阿诺德给予此药高度评价：“它是一个集中了优秀抗疟药全部特点的完美复方。”

    走在疫区最前沿

    近些年来，为了让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更多患者，李国桥频繁奔走于泰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疟疾疫情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这样说：“哪里疟疾严重，哪里就会有李国桥。”

    随着防治疟疾工作的深入，李国桥发现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一些不足，比如：患者服用后虽然很快就不再“打摆子”，但是若疗程不足7天，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就难以被杀绝，从而造成复发；青蒿素疗程长，用量多，造成药价过高，超出贫困患者的购买力。在亚非拉地区一些贫穷国家，这些问题尤其突出。

    于是，李国桥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坚持以“效果好、疗程短、价格低”为目标，积极研制适合穷人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和防治方法。

    2003年，李国桥获悉柬埔寨暴发恶性疟疾，马上带人进入疫区。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石居省，李国桥运用他和团队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以及自己独创的“灭源灭疟法”，很快就把当地儿童的疟原虫携带率，从55.8%降至5.3%。2006年6月，李国桥被柬埔寨政府授予“莫尼沙拉潘”金质骑士级勋章。

    说起“灭源灭疟法”，李国桥告诉记者：“疟疾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传统抗疟方法多以杀虫剂浸泡蚊帐来杀灭蚊子。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耗费大量资源，效果也不理想。‘灭源灭疟法’就是通过使用Artequick之类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既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又消除疟疾的传染源，从而控制疟疾流行，直至消灭疟疾。”

    谈及很快就要启程的科摩罗之行，李国桥兴奋地说：“科摩罗是一个适合推广‘灭源灭疟法’的理想之地。这个国家只有70万人口，分布在3个岛屿上。传播疟疾的蚊子难以越岛飞行，不易产生交叉传染。我们初步计划在今年内，选择当地一个4万人口的岛屿进行实验，验证‘灭源灭疟法’的快速实效。”

    “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为人类控制疟疾，又探索出了一条捷径！这样一来，用不了20年时间，全球疟疾病人数量将会大量减少！”对于未来中国人在防治全球疟疾上的作用和贡献，李国桥满怀信心，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