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时报》2001年1月5日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一）“井之为义，汲养而不穷。”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二）激活王府井的“水”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三）清代王府井盛极而衰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四）王朝危急王府井厄运难逃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五）人间炼狱王府井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六）喋血王府井的中国人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七）北京饭店写着中国的百年史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八）东安市场：王府井的商业中心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九）丁德山与东来顺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暗香浮动“庆林春”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一）同和陞与盛锡福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二）一样素菜　两般功夫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三）了不起的裁缝技术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四）亨得利的来龙去脉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五）王府井与报纸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六）读书人的王府井情结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七）王府井的影戏园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一）“井之为义，汲养而不穷。”

——唐孔颖达“十王府街”奠基于元大都城，格局至今未变，长达700多年。有人说这个王府的历史更早，可上溯到隋朝燕王罗艺的王府。罗艺很有名，小说戏曲里说他是小将罗成的父亲。戏曲里的“对花枪”就是讲他阵前认妻的故事。这里曾发现遗留下的一座历经千年的影壁。其实这是附会之说，因为隋朝时罗艺镇守的幽州城在今天北京城的西南方。那“影壁”是后来清康熙帝的十三子怡亲王府的旧物。那十王府是怎么回事呢？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大兴土木，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子小宫，东安门外建十王邸。这里的“十王邸”就是十王府，它是为已封王而未就藩地的亲王共居建造的大宅院，以十为众，并不是十座王府的意思。它是紧傍皇城的一处皇子居所。后来顺理成章就有了“十王府”和“十王府街”的叫法。到了明末清初，就简化成“王府街”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京师“推行警政”、“整理地面”正式更定街段，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这是一条傍邻紫禁城皇城墙的南北长街，北起灯市西口，南抵东长安街，全长780余米。时代更迭，这条路的南端曾长到台基厂，北端是今天的东四西大街，大家认可的还是中间这一段。关于街上这口井，说法不一。附近井既有大甜水井还有小甜水井。到底是哪口井，有没有这口井，这口井又在哪里呢？根据历史记载和《乾隆京城全图》中表明的位置，这口井位于王府井大街南段路西一组凸出街心的建筑物旁边。奇怪的是这口井为什么非要建在官街大道的中心呢？明人笔记中说这口井“甘冽可用”在当时已很有名，建在路中正是交通的需要。过去人们出行或骑马，或驾车都离不开大牲畜，因此在大道要冲有条件的地方，常设有“井窝子”，供过往行旅客商的坐骑和驾车的大牲畜饮用。叫“窝子”是井周围有一空的空间，可以停留歇脚，类似今天加油站的服务区。井窝子正是道路交通的中继站。这口井东邻东安门大街，是进出皇宫东华门的正路；西接金鱼胡同西口，穿过去就是繁华的东四牌楼南大街。井的北段，路不长，名曰“八面槽”，槽者，供四方八面牲畜食草科之石槽也。可见此井的社会效用很大。老辈人还记得，在民国初年，这口官井有两个井口，井台是用青四丁砖砌的，井台上竖着一丈多高的井架。架子上的横木悬挂着一个滑车，滑车上缠绕着又粗又长的大麻绳，麻绳两端各系着一个大柳罐。两个打水的工人站在井台上，用手拉着大麻绳，一上一下交替地从井里往上打水，打上来的水，专门用来泼洒王府井、东华门、八面槽、金鱼胡同等几条街道。当然位居闹市通衢中的水井更少不了消防救火的作用，王府“井”可谓位当其所，一身多职了。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二）激活王府井的“水”

十三世纪元建大都，中央王朝的三大衙署中有两个建在王府井地区。一个是“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的枢密院；另一个是“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御史台。1368年明大将军徐达攻占大都，为了巩固政权，肃清元帝国核心基础，明王朝采取了“徙北平在城军民于开封”的重大措施。这是一次不论军民种族的北京居民大迁徙，嗣后迁往京城的是随明军从南方迁来的宫商民众。这是南人北迁的一次大行动，北京居民的构成彻底改变了。明代，王府井地区依然是王朝的军政机构重地，如大都督府、都察院、帅府、职司外事的合同北馆，负责选用培训宫中乳娘的奶子府、都税司、批验茶引所、太医院、东巡捕厅等，都是很重要的政府机构。这里王公大臣的府邸就更多了，时代潮引动了王府井的水。这里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明代王府井官衙权贵聚集的地区，出现了寺观，如成寿寺、天将庙、玄极观等，最著名的是位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第二个新气象是商业的进入与繁荣。最集中的反映是始于明永乐年间每年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八到十八的十一天灯市（今灯市口大街）。灯市街长二里，店铺林立，南北相向。每逢上元放灯时节，白天为市，晚上放灯。引来全国各地商人，市场上“夷蛮闽貊之珍异，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应有尽有。观灯时，官宦权贵租用街楼，争占好地方，届时“人不得顾，车不能换，阗城溢郭，旁流百廛”十分热闹。商机之旺引动官宦仕绅，甚至明武宗朱厚照都在这条街上开了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六家“皇店”，专门经营各地客商贩来的杂货，从中牟利。除灯市外，东华门皇城范围内还有专为皇室官宦设置的内市。每月逢四开市三天。“文贝珊瑚看不尽，东华门外市三条”说明内市的繁华。此外附近还有鹁鸽市、鸟蛮市（王府井大街上最早的对外贸易市场）等。但商市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轻商思想发生了冲突，加之明王朝始终处在外侵内患的动荡中，皇帝内城不容灯市这样万众喧腾的节庆，最后还是把每年春节的灯市迁到前门外。商市的种子却由此播进了王府井大街，这是它后来商空隆盛为此所瞩目的先声和基础。走在王府井地区，你会发现一些胡同的名称很俗，如：纱帽胡同、锡拉胡同、烧酒胡同、翠花胡同……这与那些府衙的名字不很相称。究其源，就是因为当地有这些手工作坊。以作坊定胡同名，在北京内外城很多，落户显赫的王府井，挤进了各式各样手工作坊说明王府井地区的需要和京城工商业繁荣发达。元明两朝三百年，王府井奠定了军政要地显贵特区的基础。它庄严，但也敏锐，顺从时代的进步，这里的工商业迅速萌芽，生机无限。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三）清代王府井盛极而衰

清代的267年统治，既给王府井创造了定型发展的契机，也给它带来数次毁灭性的灾难。生生灭灭中，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与列强的帝国文化在这条街上反复冲撞搏斗，结果衍生出一种京城少有的奇特文化：它兼容东西南北，并蓄中外古今，内中既有单摆浮搁的生硬，也有两相渗透的融合。1644年4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5月清军入北京，下剃发令。9月清世祖福临由盛京（沈阳）进北京，年号顺治。1945年正月，清王朝下圈地令，北京推行旗、汉分居制，居内城的老百姓统统被驱赶到“前三门”以外的外城，内城腾出地方让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内外城成了一道贵贱荣辱的分界线。王府井大街位处内城，又近皇城，居民自应高贵。因此除报房胡同以北划归正白旗满州外，其余全划归镶白旗满州。“旗”是满族在长期征战生活中总结出的军政合一的组织，随着队伍扩大，除满八旗外，又有蒙八旗和汉八旗。每个“旗”的最高管理机关叫统领衙门。定居王府井大街地区的镶白旗满州统领衙门最初设在东单新开路，后迁到灯市西口。因为王府井自元明以来遗留下的府邸公衙众多，所以朝廷就依其规模位置分赐给亲王勋臣了，不一定按“旗”分。因此王府井在清初不仅保持了而且大大加强了元明以来皇权显赫、地势隆要的政治地位，可谓辉煌一时。比如，清初享有世袭罔替特殊恩赐的“铁帽子王”，一共有八家。其中的豫亲王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十五子，开国征战功勋卓著，赐府在王府井东侧，今协和医院处。怡亲王允祥是清圣祖康熙帝的十三子，他在有生之年全力支持四皇兄胤祯推行新政，鞠躬尽瘁，忠心可表，雍正帝赐府王府井大街东侧原明十王府。允祥病故，雍正帝又破例封赐他为第九家世袭罔替“铁帽子王”，并将允祥居住过的怡亲王府改建为贤良寺以为纪念。另辟朝阳门内北小街建新王府，安措其后人。乾隆二十年（1755）贤良寺迁建于冰渣胡同路北。地方比原来小了，但精工细作，十分讲究。后来贤良寺成了外省大员进京朝觐述职时的招待所。1900年庚子事变李鸿章奉旨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处理善后事宜时，就住在贤良寺。在清代，这个地区的王府蔚为大观，其密度和高层次没有一个地方可比。如惠亲王（绵愉）府、温郡王（猛峨）府、扎萨克贝子、贝勒府、伦贝子（溥伦）府、辅国公韬塞府、霞公府、佟公府（佟国纲、佟国维兄弟）、一等褒绩公府，一等威勇公府……至于重臣权贵的府邸更不胜枚举。如光绪时军机大臣、大学士、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翁同和住东单二条路北，宣统时军机大臣、大学士那桐住金鱼胡同路北（今和平宾馆），光绪时军机大臣、大学士书麟住在东单三条路北，以及光绪大学士英桂邸、同治大学士沈桂芬邸、光绪大学士鹿传霖邸、宣统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邸……搜寻这些王公大臣府邸的名单，不难发现他们大多是在道咸以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堕入封建半殖民地时朝廷的重要人物，许多决定国运民生的谋略就是在紫禁城和这里做出的。这里又何尝不是清王朝大厦颓败将倾的一角腐朽的基柱呢？镶白旗满州的子弟们早已成了吃皇粮而无所事事的闲人；俸禄日减，无力为生，祖上的产业或抵或卖褪尽了昔日的光彩。《天咫偶闻》中记载：“世家自减俸以来，日见贫窘，多至售屋，能依旧宇者极少。”盛极而衰的现实，为王府井留下沉重的思索和待补的空间。大清国气数已尽，无法挽回覆灭的命运。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四）王朝危急王府井厄运难逃

王朝危在旦夕，王府井旦夕危急！北京耻辱史上的三次洋人军队入侵都使王府井遭到惨痛的劫难，特别惨重的是前两次：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中国的皇帝历来自我感觉良好。一贯妄自尊大的“天朝”，自恃泱泱大国，居环宇之中央，番野万邦自该进贡朝拜，从不把洋人放在眼里。元世祖忽必烈有这个气魄也有这个能力，他把个大都城建得如天堂般，叫马可波罗惊叹不已。到了明代，这股称雄世界的霸气早已被内争外斗消耗得气息奄奄了，但也还保存了那么一点体面，侥幸未被洋人识破，也许那时候的洋人也还“洋”不起来。清代立国胜于明，有马背民族的广阔视野和善良本性，康雍乾盛世的辉煌也曾闪现出民族兴旺发达导引世界潮流的几许曙光。然而封闭的紫禁城同样封闭了统治者的视野、思想和活泼的生命力，自我感觉几近麻木不仁，被鸦片浸透的灵魂早已成为魔鬼的帮凶。1840年和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使西方侵略者在中国大捞而特捞了很多特权，同时他们看透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1860年（咸丰十年）8月，英法联军16800余人与200余艘战船攻陷天津，进犯北京。9月18日侵略军攻入通州张家湾，马队主帅僧格林沁和大学士瑞麟临阵逃跑。咸丰皇帝闻讯，带领后妃皇子及王公大臣数百人也从圆明园逃往承德。10月6日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大肆烧杀劫掠，这座历经120多年精心建设的“万园之园”，被这群“文明”的野兽糟踏掠抢而后彻底焚毁。人类永远失去了一处永世难再的瑰宝。侵略军入城后，“内城八旗男妇提老携幼，步行而出，尤为伤心惨目。”（《庚申英夷入寇大变记略》）法国公使入城后一屁股坐进了冰渣胡同的贤良寺，在雕梁画栋的幽静庭院里策划要挟清廷牟取特权的阴谋。入侵是暂时的，只有侵占才能把中华古国的财富源源不断地盗运西方。1860年12月16日，狡滑的英国人首先与恭亲王奕吉斤议定每年出1千两租银，租用东江米巷北、御河西岸的梁公府为英国使馆。结果前两年的租金不给，说是修房用、奕吉斤允诺。这是北京史上建立的第一个驻华公使馆。随即，法国人也租用东江米巷北、台基厂南口的纯公馆为使馆。奕吉斤主动不收前两年租金，让法国人“修房用”。1861年春，两国首任公使先后入驻原大清国的亲王府。此例一开，列强纷纷插足。从1861年到1873年，相继有俄国、美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奥国、日本、荷兰等国在东江米巷一带设立使馆。这个原来依傍御河、从江南运来的漕米多在这里卸货的江米巷被列强演变成使馆区。这一演变促使与它相邻的王府井大街走上了一条蜕旧更新、发展异常的道路。说到庚子事变，至今，人们还能从侵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中，看到1900年夏天由英、美、法、德、意、奥、日、俄八国联合的侵略军在北京、天津等地施暴的惨烈情景。在这次惨烈的事变中，北京成了人间地狱。王府井先遭义和团的冲击、继受清武卫军的劫掠，再沦侵略军的涂炭，逞虐再三，生灵何堪？看看当时人的纪录可见一斑。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五）人间炼狱王府井

  王府井是洋人、洋教、洋货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八面槽路东的天主教堂建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最早建在甘雨胡同路北，又称“东堂”，是北京继宣武门教堂（南堂）之后的第二座天主教堂。1900年5月15日，东堂率先遭到义和团的攻击“十六日，今晨探报，东华门外教堂起火，不少教民被牵而北去，是为义和团入京第一次肇祸也。”（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十七日，义和团民焚烧八面槽、双旗杆等处教堂、施医院、讲经堂……凡在奉教之男妇老幼，莫不丧胆，逃脱不及，多隐藏东交民巷英国府中，其家资产业俱为土匪所得。”（仲芳氏《庚子记事》）。义和团烧教堂，追杀教民，有明显的“灭洋”目标，而清军乱中逞凶，把屠刀砍向所有的居民百姓，就比“土匪”还疯狂了。仲芳氏记述：5月27日，“东单牌楼、头条、二条、三条、王府井、丁字街、东华门皇城根、并霞公府、甜水井、蔡厂、阮府等处大小胡同，无论贫富、铺户、住户、宫宅、民居，但被武卫各军大肆抢掠，骚扰无遗。有因移避别处，中途被劫者；有将人口逃出，家资被抢者；有因武卫军枪伤事主，打劫者；有因宫军进院逐杀男子，霸占妇女者；有因土匪假扮营勇团民，借端抢掠者；有因奉教‘二毛子’躲避进院，营勇团民追入院中，玉石俱焚者；有因‘二毛子’进院，先将良民杀害欲窝藏匿者。各铺户有因保护货物不敢开门，合铺被烧者；有因逃避携带货物，遇匪劫杀者。更有全家殉难自尽者……总之，武卫军大肆劫掠，土匪乘机抢虏，满街巷男哭女啼，寻儿觅妇，惨乱之状，不忍见闻。”这一段逼真的叙述，令人不忍卒读。它却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王府井地区的惨象。在慈禧的纵容下，大量义和团涌入京城。6月15日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西堂），16日义和团焚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时，大火殃及前门外大片地区和前门城楼。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杀死……8月14日八国联军向北军发动总攻，15日慈禧、光绪出逃、北京沦陷，无辜民众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北京城堕入血火之中。联军司令瓦德西自己招认：“联军占领北京之后，曾特许军队公开抢劫3日，其后更继以私人抢劫。”“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至于妇女每见敌人将近，辄先闭死其子女，随即自其生命之事，实以屡次发生。”这是刽子手大打折扣后情不自禁的泄露，实情远不只如此。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六）喋血王府井的中国人

这里讲一个住在王府井大街的王懿荣一家的故事。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又字氵廉生，山东福山人，出身官宦之家，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署国子监祭酒（太学校长）。当初，日军犯我山东侵占威海、攻陷荣城、登州告急。王懿荣与家乡人民同仇敌忾，奏请还乡办团练保卫国土。事平还都，光绪特旨补授国子监祭酒，以彰其功德。王氏国学渊博，擅书法，尤精金石训诂之学。一次他在用药时，发现一味名“龙骨”的甲片上刻有“文字”，似贞卜刻辞，乃追查药源，缘蔓求瓜，直至甲骨产地——河南安阳小屯村，乃大举搜购，他是发现、收集和研究我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的第一人。这一重大学术发现，公推王懿荣为首功，国际上把他发现“龙骨”刻辞的1898年作为中国甲骨文研究的起始年。八国联军进犯津京，慈禧慌乱无措，紧急中想起王懿荣还乡办团练抗敌的功绩，临急抱佛脚，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特命李端遇和王懿荣为北京团练大臣，组织人马抵抗联军。王氏明知败局已定，事不可为，但受报国之心驱使，毅然临危受命。当他率军在东便门抗敌不支溃败后，急返八面槽西侧的锡拉胡同的寓所，对家人说：“吾义不苟生！”先服毒，未能即死，复题绝命词于墙壁上，最后投院中水井，以身殉国。他的夫人谢氏和长媳张氏皆从死。王懿荣生前所辑以《天壤阁丛书》刊行于世，还有遗著多种。民国间，由南林刘氏刊为《王文敏公遗集》八卷存世。文敏是王氏的谥号。清末民初，王懿荣在锡拉胡同的故居曾被立标志以示纪念。日寇侵占北京后，标志不存，令人遗憾。王懿荣博学精进，开拓了中国古文字研究中甲骨文一方新天地。他是清末杰出的学者，是无愧于太学生的尊长。他在腐败的官场中，致知力行，以身殉国，一门忠烈，为后世的中国文人树立了仿效的楷模。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崩溃前夕，王府井街头还上演了一幕除奸喋血的悲剧。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清廷惶恐无主，只得肯请“养疴洹上”的袁世凯回京就任总理大臣。他大耍两面权术，挟协清室和革命军蓄谋从中窃国。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1912年1月16日上午11时45分，袁乘马车从东华门到外务部新衙门，车刚过王府井丁字街三义茶馆门口，突然一颗炸弹从茶馆里扔出来，袁的马车走得快，未被炸弹击中。袁惊魂未定，走到祥宜坊酒店门口，又一颗炸弹从酒店飞出，炸死袁的亲兵数人，袁的马车又未被击中，硝烟中，袁的马车疾驰而去，袁命得以侥幸保存。大批军警随后赶到，从出事地点搜捕到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等10人。其中7人是外国记者被保出。张、黄、杨当日就义。张光培，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人，北京陆军贵胄学堂学员，共和会北京分会会员，他联合18人组织暗杀团，推动国民革命。黄之萌，贵州省贵定县人，1910年来京参加暗杀团。杨禹昌，四川省资州（今资中县）人，保定师范学堂教员，同盟会会员。3人都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他们是国民革命的先烈，是中国青年的优秀代表。为了永远缅怀3位英烈的功绩，北京人民把他们的遗体安葬在乐善园（今北京动物园）内，供后人悼念。今天，当人们在繁华的王府井徜徉游逛时，是否知道这块炽热的土地上曾浸满先烈的鲜血呢？王府井不该忘记，幸福的人们更不该忘记！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七）北京饭店写着中国的百年史

北京饭店写着中国的百年史  1900年夏天杀进紫禁城的八国联军摇散了宣统小皇帝的金龙交椅，把北京切成八块，各霸一方。王府井划在了大英帝国名下。江米巷改叫交民巷，一条与东长安街并排的东西马路两头建起了灰砖碉堡，俨然“国中之国”。列强还逼着清政府把火车站从永定门外的马家堡，经天坛、崇文门迁到前门楼子的东西两侧。为了进出方便，洋人还在南城墙中间扒了个大豁口。原来的台基厂正对着王府井。这是一个发自内里的大变化。昔日皇城眼皮底下出没王公大臣的重地，完全被来自各国的洋人占据了。1900年冬天，法国人傍札（Banza）和白来地（Peiladi）在崇文门大街苏州胡同以南路东开了个洋酒馆，三间门面的铺房，接待住扎附近兵营的洋大兵和交民巷里的各色洋人。供应简单，就是一两毛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和煎鸡蛋、煎猪排什么的，可买卖兴隆，供不应求。不久，白来地退股到长辛店铁路总站去开酒馆去了；这边来了个意大利人入股，叫贝郎特（Beurande）。1901年，俩人扩大营业，把酒店搬到东单牌楼西侧路北的一个两进院落，正式挂上“北京饭店”的牌子。前院是三合房：东厢房是酒柜，西厢房为客厅，北房是大餐厅。后院有20多间客房。那时候，没电灯，点的是煤油灯，这比油灯捻儿、洋蜡强多了，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了。北京饭店天天客满，钱挣得越来越多，两个洋老板闹起矛盾，原创的法国人傍札也去了长辛店，留下的贝郎特又找了个叫卢苏（Rosso）的意大利人合伙干，后来贝郎特疯了，死了，北京饭店就成了卢苏一个人的买卖了。庚子事变震惊世界。第二年9月7日清王朝与八国侵略军签订了《辛丑和约》，列强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了。海外各式各样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北京饭店的买卖好得不得了。1903年，饭店迁到王府井南口一座红砖楼内，共有48间客房，比原来翻了一番。1907年卢苏把北京饭店卖给中法实业银行，改为有限公司，饭店管理走上了正轨。每天一结算，当时一天能赚2600元。1917年饭店向西扩展盖了五层大楼，饭店的设备也有了很大改变。有了电灯，是用东交民巷法国电灯房发的电；安装了电话机中继线；装了暖气管和锅炉，还有24马力的电动机，两口水井，两个一冷一热的水箱，提升到楼顶。电梯直达屋顶花园，上面有跳舞场、花厅、餐厅。周末舞会能容千余人。饭店还自购了两辆可乘20多人的大轿车接送旅客，饭店的搬运工穿统一服装。那一整套软硬件服务设施堪与当时欧美的大酒店同步。这在当时北京，可不得了，招惹得过路人惊奇、不解。反正不管你乐意不乐意，北京饭店那一溜儿红楼房就矗立在天安门旁边，它比天桥大金牙拉的“西洋景”亮堂多了。有胆儿大的人，远远地站在饭店门口瞄着奇装异服的老爷、少爷和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们，瞧热闹，看稀奇。他们发现这一干人等常常溜达的地方，是顺着路西把口的印度力古洋行，拐弯往北的王府井大街……北京饭店的故事，3天3夜也说不完，那里面写着中国的百年史。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八）东安市场：王府井的商业中心

王府井大街的商机萌发在明代，发展的契合点依次应该在灯市口、东安门大街，丁字街和王府井南北大街，具体显象集中为东安市场。朱启钤曾做过光绪末年时的京师内外城巡警厅厅丞，民国初先后任北洋政府的交通部总长、代国务总理、内务部总长，署理北京市政，建树颇多，至今北京人仍受益其功。朱老人回忆说王府井的变迁过程，内中有很明确的建设理念。说到东安市场，他说，自明代以来，东安门至王府井一带马路的两侧鱼摊菜市喧哗，这些摊贩早在明代就向提督衙门租得或方丈或数尺地亩，搭棚营业，父子相传，师徒相继，每月向宫厅交纳租费。遇有皇上从东华门“出跸”时，一律停市，撤出棚障，搬走鱼桶，暂避一时。等“大差”一过，仍然蜂拥复来。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廷不得不做点新政，命肃王领导内城工巡局改良交通，修建东安门至王府井一带的马路。这样就要铲平御道，安插沿街的鱼摊菜市。这引起很大混乱：摊贩被驱散，生活无着自然要抗命不从；大街附近的饭馆及贵戚宫庖失去每日选购鱼肉菜蛋的方便条件也大呼不满；步兵统领那桐就住在丁字街东的金鱼胡同，对这里的地理民情十分了解，因此，他建议把路东帅府园早已弃置不用的神机营操场划出若干亩，收容拆迁摊贩。此招一出，齐声喊好。摊贩有了落脚点，马路修建顺利开工，练兵场现成的门和围墙，又有空旷的大操场改军从商，正好派上了新用场，可谓一举三得。因为地近东安门，所以取名“东安市场”。过去北京人买东西习惯于“逛庙会”。东安市场的开放，百货杂陈，天天营业，大大方便了群众，由于场地宽阔，吸引了不少民间艺人，打拳的、耍狗熊的、耍猴的、唱大鼓的、变戏法的、算命看相的……很快东安市场就成了内城的游乐中心，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有一首说东安市场的竹枝词唱道：“新开各处市场宽，买物随心不费难，若论繁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京华百二竹枝词》1909）可见其感。由广场撂地摆摊难避风雨，到支棚搭架顺东墙盖起简易房，到后来场内街道成型、商店固定，东安市场的商业布局和经营特色基本形成。在半个世纪的演变中，不管内部建筑怎么变，东安市场融入了北京人和中外游人的生活。东安市场遭过两次火灾。一次是1912年2月29日晚，袁世凯阴谋窃国，指使曹锟的部队制造哗变，冲进市场，连抢带烧，无一商户幸免。再一次是1920年6月9日晚，大火突起，只存北门稻香春、东来顺及吉祥戏院数家店铺，起火原因不明。两毁两兴加速了市场的发展。解放后市场与大街愈加繁荣，1955年9月25日新建的北京市百货大楼竣工开业，与路东的老东安鲜明对比，却又互为补充。1968年，东安市场大拆改，原来的店街没有了，代之以大罩棚下的一排排货架。进入九十年代，金街金价，以东安市场为主要标志的王府井大街跃入辉煌，建起了“新东安”，矗起了“东方广场”，街市焕然一新，成为新北京向国庆五十周年献礼的一道风景线。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九）丁德山与东来顺 

 “东来顺”是丁德山左思右想，费了很多心思给自己的那个小粥摊取的名字。他先承报官面，得到许可，这才把“字号”牌子挂到东安市场北门里靠东的小粥棚子上。丁德山回族人，排行老大，河北沧县人，老爷子跑到北京城做小买卖，全家住在东直门外二里庄的破寒窑里，丁德山和二个弟弟靠给人挖黄土为生，日子过得很艰难。丁德山不认命，整天卖力气能挣多少钱？他进城走街串巷瞄上了王府井。光绪二十九年（1903），丁德山向亲友借了一辆手推车、一条大板凳和一张案板，又向本家丁记鸭房借了几块钱，来到刚刚开业的东安市场。在离北门不远的东边摆了个小饭摊。他留神顾客的需求，摊上增添了卖力气人爱吃的棒子面贴饼子和热腾腾的粳米粥。“摊”也要改善。他用积蓄下来的钱，在原摊位盖了个棚子，1906年挂上了“东来顺粥摊”的招牌。东安市场在东华门外，属内城的东城；他住在东直门外二里庄，这一连串的“东”，搭上“旭日东升”“紫气东来”的大吉大利，他认为是他顺利立业的根源。他很看重“顺”，只要一切都顺，“买卖”必然“财源茂盛达三江”。这是丁德山一辈子信奉和追求的目标。一心求顺，时势却偏偏不顺。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的军队大抢大烧王府井和东安市场，丁德山的小粥棚灰飞烟灭，但他心不灰意不冷照样不认命，求亲告友，终于在好友广兴木厂张掌柜的帮助下，赊垫材料和工钱，在焚毁的废墟上，盖了几间灰瓦房。东来顺经过粥摊、粥棚，进场子进座，这才建成了清真饭馆。1914年，新开张的东来顺增添了当时北京城时兴的“爆、烤、涮”羊肉，正式更名“东来顺羊肉馆”。木炭铜火锅的涮羊肉是北京城冬季非常流行的食品。丁德山把家家能做的涮羊肉定为东来顺的当家菜，自有其一番超人的见识和做法。涮用的羊肉质量必须上好，一涮即熟，鲜嫩可口，有入口不嚼即化的口感。丁德山每到秋季即出德胜门到马甸的羊店选购内蒙古集宁地区西坞镇的大尾巴绵羊，只选二至三年阉过的公羊或仅产过一胎的母羊。然后把羊赶到东直门外他买的几百亩地，交给租地的佃农饲养。他只供饲料，以羊粪代工钱。到了冬季羊肥了，火锅也上桌了，正好屠宰上市。涮用羊肉只有羊身上的“上脑”、“三岔”、“黄瓜条”等几个部位的肉鲜嫩可用，自然定的价格高。剩下的羊肉供应本店的“大板凳”，用不了的卖给一般的卖羊肉的小贩。这样一羊多用，售价不同，不仅保证了涮肉的质量上乘，超过市面上的同类产品，赢得美名，而且利润丰厚，可谓名利双收。早年北京人吃涮羊肉总是到前门外，过正阳桥西侧的正阳楼饭庄。那里大师傅的刀工特好。剔肉干净利落，切肉薄如纱巾。一盘精薄的羊肉片铺在蓝花盘上，透过红白相间的羊肉片可以分明地看见盘底的花纹图景。丁德山想方设法结识这位厨师，用重金聘到东来顺。肉好、刀工好，更要涮肉的佐料好。从某种意义上说，吃涮羊肉吃的是佐料。早先东来顺所用的油盐酱醋和涮肉佐料都是从对门百年老店天义成酱园进的货。这家老字号酱园的小菜早在清咸丰年间就被宫内的御膳房选用，传说慈禧就特别爱吃天义成做的桂花甜熟疙瘩。与六必居、天源齐名，被誉为京城三大酱园。丁德山早就敬佩天义成的精工细做。把小菜做得丝丝入扣，质高味永。两家合作很好，后来因天义成资金周转不灵，丁德山就势把买卖盘过来，自任经理，改名“天义顺”，与东来顺成了一“顺”到底的联手店。这一来，东来顺更有利了：副食调料不用外购，既省了中间商又保证了质量；门对门相互照应，管理方便；地处繁华，商机无限，利润源源而来。丁德山接手酱园要求更加精细。比如特制的铺淋酱油要在黄酱汁中调入适量的甘草、桂皮、冰糖。腌制的韭菜花，要加入适量的酸梨，使味道酸甜可口。腌制的桂花糖蒜，产地、个头、瓣数、起蒜时间都有严格要求，经过去皮、盐卤水泡、装坛倒坛、放气等工序，前后要3个月，检验合格才能出售。东来顺的涮肉佐料，样样考究，口味鲜美，无人能比，这是他创品牌立基业赢得市场声誉的原因之一。此后，他又开办了永昌顺酱园和一家打造铜铁炊具的长兴铁铺，用以随时改进涮羊肉的铜火锅，加大火力，肉片入锅即熟。丁德山是把东来顺当作“联合舰队”来经营的，他把平平常常的涮羊肉分时分段地化解，逐一剖析，追求全系统过程中每个环节的高质量，坚持不懈，十分难能可贵。这足见丁德山的智慧和魅力。1923年，丁德山把瓦房改建成楼房；1928年，他又购置了临近一家太平洋烟行的铺面房，扩建成三层楼房，不久又买过邻近的一小块店基，扩建了东楼南部，营业仍是涮羊肉为主，增添了山珍海味，可包办清真教席的大型宴会。这样上下三层楼房能同时接待四五百人，成为北京城内的大饭庄之一。老作家张中行先生回忆说，那时候他“常去东来顺，它生意做得活，比如也可以从俭，吃羊肉饺子20个，8分，加小米粥一碗，1分，共1角就解决了问题。稍提高，可以吃羊肉馅饼或牛肉肉饼，都味道很好。再提高，三四个人，登楼，还想喝几两，下酒之菜，经常是酥鱼、酱腱子各一盘，价都是一角六分。料上等，工细致，所以味道绝美，现在是价提高百倍也做不到那样了。还有绝种的是几分钱一碗的酸辣汤（内有鸡血条和豆腐条）和不要钱的高汤（上好的是鸡鸭汤上撒豆苗），有时真想喝几口，就不禁有广陵散之叹。”中行老人的陈年回忆清晰亲切，情意缱绻。感叹今日美味不永，愈显往昔“东来顺人”孜孜以求的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