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暗香浮动“庆林春”
北京人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称做“开门七件事”。这7个字的内容和排列都大有讲究，它道出了北京人少不了的饮食要素。别看把“茶”放在最末的位置上，可它在老北京人的生活里少不了也离不开。喝茶的人多，茶叶铺就多。名茶庄大多是前店后厂，自采自做，各有风味，比如庆林春茶庄。1900年，庚子事变中，前门楼子被大火烧光，慈禧鼓起腮帮充胖子也要凑钱把前门楼子修起来。“国门”修好了，大清国也完了。1916年，民国初立，为了一改明清两代帝都的皇城封闭堵塞，北洋政府的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奉命施工打开紫禁城，拆除天安门前废弃多年的千步廊和前门瓮城，拓建府右街等南北通道。有个福建人叫郭庆安，他在修改正阳门工程中专管前门楼子的油漆彩画，自己在前门外劝业场开了个油漆店，从家乡带来个徒弟叫林子训，看门打杂照顾门市营业。林子训三年出师后，就在劝业场南门外摆了个茶摊，卖老家福建运来的花茶。他熟悉老家出产的茶叶质好价廉味香；他也熟悉老北京人一天三遍茶，很有讲究。他在摊上卖的“茉莉高碎”不光口味香、耐沏、颜色正，而且价钱便宜，生意很好。不久他又在劝业场里面租了半间门脸，开了个小茶庄，生意更好。此后，他瞄准了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他知道这是块生金的宝地，顾客中有达官贵人平民百姓，也有东西方洋人和海外来京旅客，路子更宽了。他在东安市场西门买了两间铺房，一大一小，隔路互应，又很花了一番心思布置店房，墙上挂着唐宋诗词，桌上陈设着精美的福建漆器工艺品和茶器，静雅温馨，暗香浮动，令游客驻足小憩。他坚持自采、自加工、自销。卖小包茶，香气浓，新鲜，因为北京人不喜欢存茶叶；他善待职工，工资高，吃得好，但要求严格，不许职工在操作间穿有香水味等异味的衣服，要干净，不能把异味带进茶加工车间；他精心制做不同档次的花茶，同样精选全国各地的优质绿茶，配备各地名茶达一百余种，货正、货全、货真价实是他营销的重要策略之一。他聪明努力，精于管理，更难得的是，他饮水思源，不忘旧情。他为茶庄取名庆林春，就是用带他进京的师傅郭庆安中的“庆”，他的姓“林”，和一个取意蓬勃向上万物复苏的“春”字。后来，他又在前门五牌楼跟前路西开了第三家庆林春。至今，老店依然香飘京城。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一）同和陞与盛锡福
王府井大街古货杂陈，自然少不了穿的靴子戴的帽子。清末民初，辫子没了兴帽子，靴子不穿兴皮、布鞋，这就带动了北京的鞋帽制作业。盛锡福和同和是王府井大街的两座名店。前者做帽子，后者做鞋，也做帽子。两个店都创办于天津，又都看好王府井。盛锡福的创始人刘锡三，山东掖县沙河镇人，世代务农。灾年欠收，他到青岛给洋人开的饭店打杂，人有心，干活勤快又好学，很快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日常英语，接着他到一家洋行做业务员，负责下乡收购草帽辫，出口国外，做成时髦的巴拿马草帽再返销中国。干了几年，刘锡三明白了。他熟悉草帽辫的品种、质量和产地，又了解了草帽的制作流程和款式，他想，干吗让外国人赚走中国人这笔钱呢？于是1912年，他与人合伙在天津估衣街开了盛聚福小帽店，生意兴隆。后来他与友人分手自己贷了款，1917年在法租界新址独自创办了“盛锡福”。他小名叫来福，意思是兴盛的刘锡三（来福）。他不惜重金购进海外全套的电动制帽机，先后设立皮帽、便帽、缎帽、毡帽、通帽等工厂、化学漂白厂和印刷厂，同时开了两个分销门市部。这时正是民国初立，人们去了辫子，脱去长衫，时兴戴洋款帽子，他应市场需求而动，紧随英美新款式，产品畅销。为了防止假冒产品，他向政府申请注册了“三帽”商标；为了在竞争中战胜日本货，他组织技术人员研究设计出用宁波细草制成的四平（帽顶、帽身、帽沿、帽箍平）硬顶草帽，出则售光，日货冷落。在20至30年代，天津盛锡福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设立20多个分店，欧美非洲均有其“三帽牌”各式帽子的代销店。1936年至1938年，盛锡福先后在北京的西单北大街、前门大街、王府井大街和沙滩开了四家分店。解放后，王府井盛锡福保持和发扬了老字号优质产品的特点。“文革”时盛锡福改名“红旗”。如今名驰中外的盛锡福依然挂着当年吴佩孚写的那三个大字。同和的故事与盛锡福有点相似。它的创始人叫莫荫萱，河北省宝坻县人。原来他给一家长兴帽店当推销员，走街串巷卖帽子。他有心自己干，就结识了同和兴货栈股东孙东园等人于1902年在天津北门闹市估衣街，创办了同和帽店。铁良送了一副对联：“同心协力功成和，升官冠戴财源多”。莫荫萱做推销多年，有客户，懂市场，又发挥店员的才能，大胆起用了聪明能干反应快的李溪涛和王质甫，引为同伙，稳定扩大了帽鞋的制作和行销市场。1932年在王府井开分店与盛锡福唱开了对台戏。同和坚持“自产自销，以销定产，以销进料”的经营方针。生产上坚持小批量、多品种，投产快，周期短。他们竞争取胜的秘诀是“三靠”：一靠货全，求时新。二靠货真价实。三靠热情服务。凭着这三靠，同和在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也迎来了百年老店的美誉。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二）一样素菜 两般功夫
在王府井大街做买卖，没点真才实学、货真价实的东西是不成的。大到一桌燕翅酒席，小到一根冰糖葫芦，不到精美，无以立足。“全素刘”一家，就是仗着一堂叫绝的素菜在王府井站稳了脚根。刘海泉，14岁进清宫御膳房当差，三年来学了一手做素菜的好手艺。1904年，他在东安市场里租地摆摊卖素菜，并包办“四四到底”的全素宴，包括四压桌（甜食干果）、四冷荤、四热炒和四大件（鸡、鸭、鱼、肘）。名荤实素，但造型逼真、口味鲜实，别有风味。因无店名，俗称“全素刘”。刘家三代祖传，不仅保持了宫廷御膳的精细和美味，又不断创新，品种达240多种，色味香形均有超过以往的发展，但讲究质量是一贯不变的。刘海泉对家人说：“咱们家如要辈辈保住这个饭碗，就得把货做好，让顾客信得过，创个字号很难，丢个字号可很容易，你稍一马虎，人家吃着不是那个味儿，可就完了。”有一段时间，全家人精工细做，一天也就能生产四十多斤食品。第二天早早往摊上一放，用不了两个时辰就卖个精光。力量所限，他们从不为了赚钱粗制滥造，放弃产品的质量。顾客的口味是啥，他们明白，那是活命的根本。还有一个人更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他不但在东安市场北门创办了专销南味食品的稻香春南味食品店，而且创办了著名的森隆中西餐馆。他叫张森隆，字春山，江苏丹阳人。明清以来，北京的南方人日益增多。南味食品和餐馆异军突起，颇受京城各界人士欢迎。1914年张森隆的哥哥张森裕和同乡来到北京，在东安市场东庆楼里摆了个饺子摊，小摊的买卖很红火。1915年张森隆来到北京给哥哥当帮手。他在家乡学过徒，手艺好，更难得的是爱动脑筋，好交朋友，在经营上下功夫，找办法。本钱小，他靠朋友赊购油、肉、面，借风使船，加强资金周转；摊儿上不能只卖酥饺，靠老乡，他在西单桂香村那里趸来香肠、腊肠、南味糕点，代销，扩大了营业范围；摆摊儿总不是个长久之计，他在东安市场东安楼过堂门，租了两间房，开起了“森春阳”南味食品店。南方有“牲春阳”，很有名，是大食品店。他改“牲”为“森”，既用了自己的名，又叫人产生联想，有购物的吸引力。1916年，张森隆终于如愿以偿，在东安市场北门，吉祥戏院西侧租了15间铺面房正式开办了独家经营、自产自销、颇具特色的稻香春南味食品店，在京城与较早开市场的稻香村、桂香村一比高下，分据京都东、南、西三城。早先，东安市场里有一家稻香村，生意也好。张森隆用高薪把稻香村里的一位大能人挖了过来，他又从上海、苏州聘来六七位做苏式糕点的师傅，增添了无锡名店“陆稿荐”做法精制的南味肉食，顾客盈门，买卖越做越大。这时的张森隆放长眼光，想法也越来越多。1920年，张森隆拆改店铺，建起了三层楼房：一层为稻香村南味食品店，二层为一色西式设备的森隆西餐馆，号称“特聘西法名厨，精制英法大菜”。后来还增添了日本佳肴，进口了台球设备。三层酒楼特聘江苏名厨精制淮扬菜和苏式糕点，兼营川菜和素菜，承办大中宴席。中餐馆陈设讲究，桌椅案儿均为硬木家具，墙上挂的全是名家绘制的江南风情。庭雅菜香，一时成为京城达官贵人学者名家的聚餐会友之所。张森隆担任过东安市场商民公益联合会会长、北京市商会东安市场分事务所主席，还担任过北京市商会理事、商会公断处处长等职务，他成了东安市场乃至北京市商界的头面代表人物。他虽家财富有，名扬京城，却生活俭朴，笃信佛教，晚年戒除烟酒，终生素食。解放前，他联合佛教界的友人为京城贫民施舍药材棺木以及棉衣裤，每年还在北海、什刹海买鸟放生。张森隆自己过生日也是素席，因而森隆饭庄的素宴名噪京城。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三）了不起的裁缝技术
最早让北京人开眼的是王府井上各色洋行，各种洋货。洋人西装革履，干净利落。精明的广州人和上海人赶紧在王府井周围安营扎寨开起了“洋服店”。西服店最早在王府井露面，接着遍地开花，材料、款式、工艺和服务，融通中外，率先走出一派新路。民国初年，上海迁京的新记西服行在北京饭店后身的霞公府第一家开业。父亲手艺高超，儿子李秉德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服务便利。顾客多是各国使馆人员、传教士、教授、协和医院、法国医院的医生以及官吏、富商、阔少小姐。服务用英语，楼上设有豪华舒适的接待厅。职工穿着整洁、站立待客，礼貌服务。西服用料、量裁、制作十分讲究。他们从国外订阅服装杂志，关注行情，掌握信息，十分注意服装的质量和款式。缝制中实行每个环节的流程检验，一丝不苟，确保质量。一位外国牧师订做了3件麻布西服上衣，活儿紧，要求3天交活，验收组长同意做，师傅提出了面料不下水的意见。跟牧师说了，他也点头同意，可以不下水。交货时被经理发现，虽然这位牧师试穿后很满意，要当时取走。经理一再向顾客道歉，说明今后会影响上衣质量，恳请牧师再宽限两天，重做3件。当日经理亲自到车间，将衣料下水烫干、熨平，连夜赶制，次日经理亲自把3件上衣送到顾客住处。后来，这位牧师从美国寄来感谢信，表扬“新记”对顾客完全负责的精神。一次，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要来店里订做两套西服，约好下午3点钟到。经理提前一小时在店堂恭候。员工不解。他说，做生意必须讲信用，只准顾客到时不来，不许我们不按时等候。3点整，司徒雷登准时进门。王府井地区服装店很多，各家都有各家取得市场地位的高招，或追求时新，紧随欧美市场流行的新款式；或专营女子服装、中老年服装、特体服装；或在中山服、大衣、中式服装等专门款式上下功夫，做出独有的特色来……应元泰西服店经理应元勋技艺高超，刻苦钻研又富于创造精神，他的店邻近一家电影院，每有好莱坞新片放演，他能连看十几场，把片中人物的服装样式、袖口大小、钮扣钉法看个明明白白，回来画图，制出样板，供顾客选用。如有顾客能给他提供一本美国新出的服装样本，他可以免费为这位顾客做一套西服。竞争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是“王府井”人头脑里的三根弦，哪根绷得不紧也不成。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四）亨得利的来龙去脉
明清时代，西洋的“自鸣钟”作为贡品进了紫禁城，渐次王公大臣权贵豪绅揣起了各色各样精美的怀表、八音和鸣，打点打刻，珐琅填花，镀金嵌银，无形中怀表不仅修改了人们头脑中陈旧的计时观念和马虎计时的生活习惯，而且增添了物欲追求的一个新亮点。长时期，中国人把是否拥有钟表看做地位高低、生活贫富的标志。说起洋表，北京人自然就谈起王府井的“亨得利”，那是卖洋表的大买卖。瞧那名字，准是洋人开的。其实名字也不洋，老板是浙江空海人，叫王光祖。王光祖是裁缝，在家乡开了个小铺，给人家裁裁剪剪做衣服。地方小，买卖小，没多大出息，王光祖想入非非，顺水游江飘到了花花世界的大上海，为一家洋行做衣服。洋行卖洋货，王的眼界大开，瑞士“大罗马”手表要做广告，王光祖为了赚钱动了脑筋，他在上衣的前后身上各挂上一块印有“大罗马”图形的布广告，招摇过市，很惹人注意。后来他想，与其替人跑广告拿小钱，不如自己直接从洋行批表做代理挣钱多，而且更能熟悉市场的路。1915年王光祖与应美康、庄涵皋3人合资在水陆码头镇江开办了亨得利钟表商店。1919年又在上海广东路开办了上海亨得利，增添了眼镜业务，又仿照西方洋行，吸纳股东，把商店改成亨得利钟表眼镜股份有限公司。从1923年至1948年，亨得利先后在天津、重庆、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开设了60多个分店，统一由上海总店发货，王光祖任总经理。北京的亨得利有前门外观音寺路北、王府井路东、西单北大街3处分店，其中，观音寺店是北京总店，王府井店的业务最好。王光祖的智慧，来自他的不苟安，眼睛向外看的开放思想和拿来主义。他仿学洋行的管理和经营谋略，看准市场需求，把握扩展时机，更严格地确保进货、选款、展销、服务、维修和拓展业务全过程的质量检验，讲究国外名表的高档次和新款式，始终把一般消费提升到豪华时尚的追求上，迎合了部分高消费者的需求，保证了商店的持续营销成功。王光祖把企业的“得利”定位在“亨”字上。亨，通顺的意思，中国人爱讲“万事亨通”。要通顺就要讲谋略、讲秩序、讲拓展，讲市场占位和形象推出。走进亨得利，窗明几净，富丽堂皇，晶莹的橱柜里陈放着一枚枚新款手表，木楼座钟叮咚鸣响，店员西服革履，彬彬有礼，后台的精修钟表手艺超群，往往使难修的表起死回生。货全而新，技高而精，业熟而勤是亨得利成为全国钟表业魁首的三大法宝。一个人的智慧，焕发众人，照亮一个品牌。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五）王府井与报纸
在王府井大街路西的纱帽胡同与梯子胡同中间，有一片楼房，曾经是经济日报社，街面房已辟为商场，楼前小广场灯亮花红，人们在游逛之余可以在这里歇脚闲谈，翻阅报纸，感受街市的繁华。可你知道吗？中国的第一份政府机关报就诞生在这里。20世纪初，行将覆灭的清王朝苟延残喘，不得不出尔反尔重弹维新变法的老调，宣谕天下“预备立宪”。一时组班底，诏议员，拟宪法，开言路，闹腾得煞有介事。慈禧准了御史赵炳麟的建议，委派庆亲王奕匡力等人筹办《政治官报》，宗旨是：“开通政治之智识，发达国家之思想，以成就立宪国民之资格。”这个报由考察政治馆办理，日出一册，创刊的时间是光绪33年9月20日（1907年10月26日）。这份“政治官报”脱胎于清代的“宫门抄”。顾名思义，“宫门抄”就是从宫门里抄出来的消息。出于朝廷内外沟通的需要，内阁每天把该发布的各项谕旨，京内外大员的奏折，官员升迁调动请销假的动态等等编成底本，交给东华门外的白报房，他们再雇佣一些贫困的文人用毛笔一一抄写成册，派身强力壮的报夫向订户投递。当时每月的报费是一两二钱银子。订价高，费时费力效率也低，订户也就是几百家，只是通通消息，发挥不了舆论的作用。宣统3年5月（1911年6月）由庆亲王奕匡力为总理大臣组成的皇族内阁会议决定，在内阁承宣厅下设置制诰、叙官、统计和印铸4个局。《政治官报》改名《内阁官报》，明确为“公布法令之机关”，由印铸局接办，采用从英国进口的铅印设备，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聘请技术人员，出版铅印邸报。这一变革结束了近千年手抄木印朝廷邸报的历史，开拓了中国报纸的新纪元。有了铅印的报，发行还是靠两脚开步走的报夫。说来很有趣，印铸局编辑印刷，把每天出版的《内阁官报》交给设在宣武门外琉璃厂铁老鹳庙胡同里的巨兴、巨恒、巨升、信义、合成、集文6家报房。各报房雇佣报夫，一律穿蓝布长衫，肩上搭着一条蓝布长袋，内装当日邸报，健步如飞，分送各衙门、官员府第、各大商号、钱庄等订户，每月订费两吊钱。报夫善走，多为山东大汉，他们该是中国报纸最早的发行投递人。现在的经济日报社旧址就是当年印铸局的所在地。当时占地约16000平方米，有百十间房屋。明朝时这里是一座府第。印铸局之前是光绪朝吏部官员延熙（镜臣）的住宅。印铸局下设文牍、庶务、发行等科室，迁入后，宅院根据需要进行了改造，建立了铸字、排版、印刷、装订、机房等车间，除了印报，印铸局还管为朝廷铸造、镌刻朝廷和官员的大印及勋章等。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印铸局改名政治官报局。1927年，国民政府从北京迁到南京，印铸局撤销，由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接管。抗日战争开始，华北日报南迁。北京沦陷，日伪在这里办起武德报社。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华北日报迁回原址。1949年北平解放，新中国诞生。党中央在王府井原华北日报旧址创办机关报人民日报。从此，党中央的声音从这里传遍全中国，送达全世界。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上个世纪50年代报社拆除了旧院落建起了今日的楼房。70年代，人民日报社选新址，建彩印厂。考虑到要出航空版，新址最好离首都国际机场近一点，经过几个备选点的比较，最后确定朝阳区金台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校址。改扩建后，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日报社迁到金台路，很快出版了“海外版”。经济日报社迁进王府井。此时，正值改革开放伊始，王府井恰逢其时其地，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收集和传达党的经济政策和全国经济建设信息的枢纽。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六）读书人的王府井情结
印铸局是近代北京印刷出版业的摇篮。它培养了一批人才，开拓了北京的私人印书业，如虎坊桥的京华印书局，西长安街的庆记印书局，西珠市口的达业印书局等，为发展北京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说到出书，自然联想到古都北京绵延近千年的书市，书市异于他市的是在“市”之外，还有精神的交往，文化的传播，知识的承继和道德的弘扬。北京是五朝帝都，文人汇集，书市无中生有，自简而繁，由摊而店，地点也随时境有所变迁。如明时的前门内广场、东城的灯市口，西城的城隍庙街（今复兴门内的成方街）。清代书市繁盛，除白塔寺、护国寺、隆福寺当时的庙会书市外，琉璃厂地近内城已演化成颇受朝野文人士子欢迎的文化一条街了。民国以后，北京是五四运动的发生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之一。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的书市就成了当时学者作家经常盘桓的地方。东安市场得天独厚，不单地处内城中心，而且与东交民巷使馆区、协和医院、德国医院、辅仁大学、北京大学、育英、贝满、汇文、慕贞等教会学校邻近，又是来京旅游必到之处，所以东安市场的书市很快由摆摊卖唱本一跃而建店开市发展成既有规模又有丰实内容的书市了。展读五四以来著名作家和学者的回忆文章，东安市场书市几乎成为他们一个念念不舍的情结。萧乾老人说：“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过不少书。那是知识分子互通有无的场所。五十年代巴金一到北京，我常陪他逛东安市场旧书店。他家那70几架书（可能大都进了北图）有很大一部分是那么买的呢。”（《北京城杂忆》）1950年我考进灯市口的育英中学，吃住都在学校，那时灯市口大街两侧都有旧书摊，琳琅满目，目不暇给。学校北面是隆福寺，南面是东安市场，我几乎把课余的所有时间都耗在这几处的书店和书摊上了。比较而言，我更爱逛东安市场，因为到这里书市可以入一堂而观百鲜，或立或坐可以尽情浏览，书刊报帖之类种种出版物可谓高低贵贱都有，古今中外俱全。溜饿了，随处是物美价廉的小吃。那是一种精神与物质的混和享受，其乐融融。有一阵子我迷恋搜集五四以来文学著作的初版本，竟费时而不费力，且花费不多地收集到鲁迅先生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等七八种，胡适先生的《尝试集》、冰心先生的《寄小读者》……每每灯下披读这些原版名著分外亲切，生出不少遐想。东安市场的书市主要分布在市场两侧的几个商场和西街、二道街及南花园。店铺不同，各具特色，但服务是一律热情、耐心、有礼貌的。他们大多都有很丰富的业务知识和经验，有问必答，举一反三，很少令读者失望。当年的学者作家如胡适、傅斯年、刘半农、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冯友兰、陈垣、郑振铎、叶圣陶、钱玄同、朱自清、翁独健、季羡林、向达、杨钟健、吴晓铃等莫不与这里的书店书商有着频繁亲切的交往，他们不仅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书刊，而且能得到很中肯的建议、友谊的补充，相互引为朋友。唐与书商王中和有40多年的友谊。朱自清、黄裳等名家与书商雷梦水（堪称书笈专家）交谊甚厚，很得力于他提供的书籍。史学家谢同桢书赠雷梦水曰：“感君别具骊黄手，选入不登大雅堂，将化腐朽为神奇，彰幽发潜在公亏。”诗中对书商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二十世纪国难频仍。每经一次战乱都使古都北京的图书古籍遭受一次毁灭性的重创。许多珍贵书籍散落街头做烂纸论斤称卖。不少书商奔走回收旨在抢救，有的甚至把盖着藏书章的散佚图书无偿地退还原图书馆，珍爱祖国文化之真情令后人肃然起敬。东安市场书市时常收购到近邻东交民巷以及协和等外国医院、北京饭店的洋人送来的新旧书刊；而与之相邻的大中学生也把这里当做阅读、购买新学术、新文学作品的集中地，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里是了解和译介国外出版物的一个中转站，放大了看，东安市场的书市正是北京传承古今和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驿站。它如同一眼甘井，浇灌了干涸的心田，滋养了芳草青树，为古老的北京延续不息的文化生机。
[转贴]王府井的故事（十七）王府井的影戏园
王府井还是北京俗文化养生的一方苗圃。京剧素有国剧之称。清代皇帝自顺治起就爱听戏，几乎代代相传。上有好者，下必效之。三公大臣仕子缙绅不必说，就连平民百姓也把听戏当做喝茶吃饭一样少不了的家常事。听戏的越听越精，唱戏的越唱越杂。老一套不成，花样要多，曲子要翻新，到了三百年前四大徽班进京给皇上祝寿的时候，舞台上已是皮黄合龙，昆梆并蓄，剧目繁多的唐三千、宋八百之说，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服装把子、文武场……日趋完善，形式内容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个非徽非汉非昆非梆的“乱弹”，正是京剧诞生之初。慈禧爱戏入迷，三天两头让传谭鑫培、杨小楼、王瑶卿等一代名伶进宫唱戏，就连他的儿子同治皇帝死了的“国服”期间，她都照听不误。紫禁城、颐和园、避暑山庄，凡她所到之处均建有设备齐全精美的大戏楼。京城内不少王府、会馆也建有戏楼。奇怪的是，清军一入关就下令旗汉分住北京的内外城，茶园商街青楼闹市一律赶到前门外，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使内城旗民的教化“严肃整齐”，不失八旗的高亮风雅。其实一面城墙既不能把旗汉分开，更不能禁住人们的七情六欲。城里人照样不怕麻烦绕着道儿到前门外听戏逛街吃饭馆，麻烦多了，有人就琢磨，既然太后老佛爷那么爱戏，内城怎么就破不了禁，盖个戏园子？破禁的这个人叫刘燮元，是内廷大公主府的总管事，有权有势结交广又爱听戏。他破禁，谁敢说什么？大公主府在宽街，他看准了新建的东安市场。光绪三十二年（1906），刘燮之出钱在东安市场北门里盖了个吉祥茶园。说盖不如说搭。因为当时的设备很简陋：圈一块地，用杉篙苇席搭个大棚就完活。里面的戏台不大，台下摆着长桌条凳，一条板凳坐两三个人，隔桌对坐喝茶，扭着头侧着脸听戏。进茶园有人给看座，茶房沏上茶要茶钱，不卖戏票。吉祥园一开，好戏连台，东城北城的观众少跑了道，又逛了市场，一举两得。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高庆奎、马连良、言菊朋、金少山、裘盛戎、袁世海……几乎每一位京剧名角都在吉祥园屡放光彩。好角云集吉祥园，又为东安市场带来后起的丹桂茶园和中华舞台等戏园子。1912年和1920年，东安市场连遭两场大火。然而吉祥不倒，烧一回建一回，越建越好，应了“火烧旺地”那句老话。改建后的吉祥去了茶园两个字，正名戏院，台大了、灯亮了，台脸呈椭园形，美观得看；观众席改成单椅子，面对戏台，楼上是女座，楼下是男座，吉祥成了东城独一无二的新型剧场。难得的是，这一方长青的舞台培养了几代杰出的京剧演员和忠实的观众。在人们的脑海中留存了多少甜美难忘的记忆。吉祥园在京剧演员和观众中占着一块特殊的地位，存着一份解不开的情结。如同吉祥之于京剧，王府井附近聚集着“真光”、“芮克”、“大华”、“美琪”等五六家电影院，人们在这里看到了国产影院从无声到有声的进展，也从这里认识了卓别林、人猿泰山、《魂断蓝桥》和《出水芙蓉》……北京是曲艺的故里，生成的曲种多种多样：单弦、京韵大鼓、相声、快板书、评书、琴书等，但其命运不如京剧那样有统治者的护佑。曲艺是民众的娱乐和教师。从天桥和各大庙会的撂地打钱，到进茶馆、进市场谋求自己的一处角落，同样涌现了一代代杰出的艺术家。东安市场始终没有丢弃这些受民众欢迎的民间艺人。如说相声的高德旺、常宝、马三立、侯宝林；说评书的王杰魁、品正三、赵英颇、连阔如；唱大鼓的刘宝全、白云鹏、骆玉笙（小彩舞）；唱单弦的荣剑尘、曹宝禄……登堂入室，在这里，他们开始脱去撂地的低俗，努力规范曲段，提升曲种的艺术文字价值，在大雅之堂确立自己的位置，无形中推动了北京曲艺的发展。在东安市场南庄园还有几处球社，布置文雅，设备都是进口的乒乓球桌、台球桌。服务小姐衣着整齐球技都很好。这该是北京最早的乒乓球、台球练习室。过去，普通老百姓是无缘这些高雅的体育运动的。不过，当年不少人认识这高贵的“洋玩意儿”却是从这里开始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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