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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效能“轉換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2025-12-29 14:33:09

  資源效能“轉換率”

Resource Efficiency “Conversion Rate”

——“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The Key to Resolving the Disconnect Between “Macro Data” and “Micro Experience”


錢宏(Archer Hong Qian)

2025年12月28日於溫哥華

 

從朱永敏的“讀書隨感”說起

 

中國房地產和土地財政業內人士朱永敏,剛發來他的一則“讀書隨感”,準確抓住了當前中國經濟中“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核心矛盾,非常有洞察力。

 

官報2025年GDP增速超5%(姑且不較真有沒有造假,如高善文說的2023、2024高估2個百分點),但百姓增收不明顯的現象,本質上是“財富創造”與“數字增長”的脫節,即存在“無效GDP”。我們可以從經濟學邏輯進一步深化朱永敏的這一觀察。

 

在經濟學語境下,GDP(國內生產總值)通常被分為“有效GDP”和“無效GDP”,這主要用于衡量經濟增長的質量與可持續性。

 

有效 GDP (Effective GDP):指能夠切實提升社會生產力、增加國民財富並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經濟活動。

 

無效 GDP (Ineffective/Wasted GDP):指雖然在統計數據上貢獻了數值,但實際上並未增加社會淨財富,甚至造成資源浪費或負面影響的經濟活動。

 

1. 從“會計恆等式”看錢去哪了?

 

GDP核算的支出法公式是:GDP = 消費 + 投資 + 政府支出 + 淨出口。

 

朱隨感觀察: 2025年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然由“投資”和“政府支出”(如中西部基建、地級市高鐵、大橋)拉動。

 

現實落差: 投資轉化為“收入”需要一個前提——投資必須產生現金流回報。如果投資的是“無效GDP”(如雜草叢生的高鐵站),那麼這筆投入在建設期發完工人不高的工資後,就變成了沉澱的債務,無法在後續運營中產生利潤來分紅或加薪。錢“消失”在了一堆無法變現的鋼筋混凝土裡。

 

2. “無效GDP”是社會財富的減法

 

朱隨感貴州大橋和負債4萬億的鐵總,是典型的“跨時空錯配”:

 

短期: 建設時僱傭工人、購買鋼材,創造了光鮮的GDP數據和形象工程。

 

長期: 維護成本高於運營收益,政府和企業必須用未來的財政收入(稅/費)去還過去的債。這意味着,為了填補“無效GDP”留下的財政負擔,未來的國民收入被預支了。這也是為什麼百姓感到收入不漲——因為社會創造的新財富中,很大一部分被拿去償還舊賬(除去尋租費)了。

 

3. 企業端的“內卷”與無效循環

 

劉元春教授提到的“生產過剩”和“內卷”,其實也是一種微觀層面的無效GDP:

 

企業為了維持現金流,在利潤極低甚至虧損的情況下瘋狂生產。產值(GDP)上去了,但企業不賺錢,員工自然沒法加薪。

 

這種“無利潤增長”本質上是在消耗資本存量,而非創造社會增量。

 

4. “效益論證”是唯一的解藥

 

朱隨感呼籲的“從科學角度論證效益”,正是從“高速度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核心:

 

有效GDP: 應該是能降低社會總成本的(比如能真正縮短通勤時間的地鐵、能提高產業效率的5G基站)。

 

無效GDP: 則是增加社會總成本的(比如為了刷數據而建的遠郊新城、利用率極低的高速公路、鐵路和機場)。

 

5.發錢給百姓(准UBI)不合中國特色邏輯


最後,劉春元教授,特別是向松祚教授一再呼籲中國政府發錢的建議,不說是不是一種短期刺激手段,試圖繞過結構性問題直接提升消費,但治標不治本的問題,就看朱隨感中提到的“決策層”及“肉食者”,既缺少“資本主義”的長遠利益眼光(長期主義),又無“社會主義”的福利動機(未來主義),這情形,給百姓發錢——就是類似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全民基本收入。山姆·奧特曼,甚至埃隆·馬斯克都認為,隨着AI的發展和生產普及,UBI是完全可能的),何止八成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不可能的!如果你要說加拿大、美國、歐洲、日本、甚至越南、朝鮮、古巴、中東各國、南美不知叫什麼主義的政府都發錢(特別是疫情期間,就准UBI式發錢),他們有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式的理由,懟回來,完全不講邏輯。


順便說一句,碰巧來加拿大後遇到“疫情”,我在2020年3月“兩會”期間,發文呼籲各國政府“發錢紓困”,也講到“全民基本收入”(UBI)未來主義、長期主義的問題,結果,3月20日前後,加拿大政府就真的給因疫情不能上班的居民每月發2000加元(比我在中國退休的工資還多)。其實,給老百姓發錢的“准UBI”,把一句中國老話“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放到國家政府層面看,就是現實的未來主義和長期主義。

 

如果說殖官主義的肉食者們(洋博士/土博士不少)鄙,就鄙在他們撰死了中國人的話語權、決策權、話術(謊言)權,象1970年代看的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中,一句年輕人喊的反諷台詞:“墨索里尼,永遠有理!”

 

結果,填補“無效GDP”留下的財政負擔,未來的國民收入被預支,導致百姓收入不漲,“社會財富的減法”。那些天量債務(無論是地方債還是鐵總的債),最終都將通過未來的稅收、收費或者隱性通脹來償還,這無疑是對未來幾代人財富的稀釋和透支。現在大家感受到的收入增長乏力,正是對過去粗放型發展模式的“還債期”,而當下的虧空(包括不生娃),很難想象未來幾代人要過怎樣的日子才能熬過去,哪有福卡研究所王德培教授臆斷的U字型“未來我們一定又是一個高峰”?!

 

小結一下

 

2026年的經濟出路不在於規模的大小,而在於“轉化率”。如果1塊錢的GDP投入,能帶來1.2、1.5塊的社會財富增量,那是他們說的發展硬道理;如果10塊錢的GDP投入,賺0.99塊,甚至一無所獲,且留下一堆維護費驚人的爛攤子(無效GDP),那是消耗(但願他們不再瞎說成是:“艱難探索”,或乾脆說是為了什麼什麼,犧牲一點經濟算不了什麼)。

 

朱隨感觸及了經濟增長的本質:GDP只是賬面上的“流水”,只有扣除成本,還清債務後剩下的“利潤”,才是百姓兜里實實在在的錢。他說“少一些宏大敘事,多一些效益測算”,確實是縮小體感落差的金玉良言。

 

共生經濟學對“無效GDP”的破解

 

若用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生產回歸生活(有效感生活需求)-生活呈現生態(全要素生活供給)-生態激勵生命(自組織連接動態平衡)”理論框架,重新規範和分析傳統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可能提供一個新的分析視角。

 

共生經濟學強調,政治、經濟、文化活動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生態整體,活動主體,稱為仨自組織人或組織共生人或交互共生人,而不是單純的“理性經濟人”。仨自組織人的活動目標,是持續實現生命自組織動態平衡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而非單純的經濟數字增長。

 

傳統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側重於流量(Flow)和速度,共生經濟學框架則側重於存量(Stock)、質量和連接效率。

 

1. 生產回歸生活:規範“投資”

 

在傳統經濟學中,“投資”往往被視為拉動GDP增長的手段,容易導致您隨筆中提到的“無效GDP”(如低效基建、過剩產能)。

 

共生經濟學的規範:

 

目標轉變: 投資的目的不再是單純拉動GDP,而是回歸到滿足有效感的生活需求(Effective and Sensible Life Needs)。

 

投資標準: 衡量投資的不再是投入的規模,而是其能否轉化為長期、可持續的“生活效用存量”。

 

具體體現:

 

有效投資的定義: 投資於能直接提升居民生活質量、降低生活成本、改善環境承載力的領域。例如:高質量的教育、醫療、公共交通、通信、清潔能源設施、舊城改造、高科技、新康樂等。

 

無效投資的剔除: 避免那些僅為短期數字好看而進行的重複建設或形象工程或乾脆是“鬼城”投資,因為這些投資消耗了生態系統的資源,卻沒有產生有效的生活回報。

 

從“鋼筋水泥”轉向“人力資本”: 加大對人力資本和創新研發的投入,因為這是最能滿足未來生活需求的有效生產要素。

 

2. 生活呈現生態:規範“消費”

 

傳統經濟學將“消費”視為經濟增長的終點和引擎。但在共生框架下,消費是“生活呈現生態”的關鍵環節。

 

共生經濟學的規範:

 

目標轉變: 消費不再是簡單的商品購買和資源消耗,而是構建一個全要素生活供給的生態系統,滿足人的全面發展需求。

 

消費標準: 衡量消費質量的標準是個體福祉的提升和生態系統的健康程度,而非炫耀性消費或浪費。

 

具體體現:

 

生態化消費結構: 鼓勵綠色消費、可持續消費、共享經濟(如共享汽車、工具圖書館)。這些消費模式減少了資源浪費,提升了要素(全要素)利用效率。

 

體驗與服務消費: 引導消費從物質產品轉向服務、文化、健康、休閒、探索等領域。這些領域的供給更具“生態性”,能提供更豐富、更持久的生活價值。

 

數據作為要素: 將數據、知識、信息等新型生產要素納入生活供給,滿足個性化、趣味化、智能化的生活需求。

 

3. 生態激勵生命:規範“出口”(以及整體動態平衡)

 

傳統經濟學中的“出口”關注國際貿易順差和外匯積累。共生經濟學則將此視為“生態激勵生命”的外部連接與動態平衡機制。

 

共生經濟學的規範:

 

目標轉變: 出口的目標不是單純賺取外匯,而是實現全球生態系統中的自組織連接和Live and let live的動態平衡。

 

出口標準: 衡量出口的標準是產品和服務的國際競爭力、技術附加值,以及是否符合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規範。

 

具體體現:

 

高質量、高技術出口: 出口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產品(如新能源汽車、高科技設備、數字服務),參與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這不僅能獲得更好的貿易回報,也能提升國內產業生態的生命力。

 

避免“環境傾銷”: 不再以犧牲國內環境和降低人權(無效GDP的另一種體現)為代價進行低端製造產能過剩出口傾銷。

 

雙向流動與平衡: 強調進出口的動態平衡,通過進口優質資源、技術和服務來反哺國內生態(激勵生命),形成良性循環,而不是一味追求巨額順差導致貿易摩擦或資源耗竭。

 

總結:從經濟增長範式到資源交互範式

 

通過共生經濟學的框架來規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可以有效解決“無效GDP”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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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的分析框架,突出了經濟系統的內在健康和可持續性,將經濟活動與人類福祉和生態環境緊密結合,從而實現“真正的有效GDP投資”和“百姓有感落差逐步縮小”。

 

這就自然過度到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國民賬戶(生產-交換-生活)核算體系——價值參量的改變,將由注重加法思維的資本增值/減值的GDP,改為乘法思維的資源能效/能耗的GDE,而且,統計數值範圍,也由企業和政府兩張資產(資源)負債表,擴展為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從傳統GDP核算體系向GDE核算體系演進

 

從傳統的GDP核算體系向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核算體系演進的關鍵路徑——從“增量”思維轉向“效率”思維,從“狹義主體”擴展到“廣義生態”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這不僅是核算方式的改變,更是一種深層次的經濟哲學範式轉移,旨在解決GDP體系下“無效生產”與“社會福祉”之間的巨大鴻溝。

 

共生經濟學的國民賬戶體系:GDE(生態發展總值)

 

從GDP(國內生產總值)轉向GDE(暫且稱之為生態發展總值,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或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注意:中文生態的態字構詞,是“能”與“心”交互共生)的核心轉變在於價值參量的改變。

 

1. 價值參量的轉變:從“加法”到“乘法”(資本增值 vs 資源能效)

 

傳統的GDP核算是“加法思維”:只要有交易和投入,就累加產值,不管其效率如何、是否浪費資源。無效基建和污染治理、“建路/挖路/再建”之所以都能計入GDP,就是因為這種加法屬性。

 

共生經濟學的GDE則採用“乘法思維”,關注資源能效(Efficiency)/能耗(Consumption):

 

GDE的核心關注點是效率和可持續性:它衡量的是單位資源投入所產生的綜合社會效益和生態價值。

 

乘法效應意味着篩選: 一個高效利用資源、產生正外部性(如碳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活動,其價值會被放大(乘數大於1或小於1甚至0以下為負數);而一個消耗資源巨大、產生負外部性(如污染、浪費)的活動,其價值會顯現為“生態(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背負”,而被抑制甚至歸零(乘數小於1)。

 

例子: 種100棵樹(空氣轉換、風景、詩意)創造的GDE,可能遠高於建一個無人居住的商場創造的GDP。因為前者能效高,後者能耗(資源浪費)高。

 

2. 核算範圍的擴展:從兩張表到六大表(企業/政府 vs 六大主體)

 

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主要圍繞企業和政府展開,只關注狹義的貨幣化資產。

 

共生經濟學統計數值擴展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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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生核算體系的內在邏輯:生產-交換-生活

 

這個新的核算體系完美地契合了“生產-交換-生活”的共生框架:

 

生產(回歸生活需求): 關注企業和政府的資產表,衡量其是否創造了真正滿足生活需求的有效產品和服務。

 

交換(全要素供給): 關注市場和社會資本的流動,確保交換過程是公平、高效、全要素的,而非僅僅貨幣化交易。

 

生活(激勵生命): 最終落腳於家庭、社區、自然的資產表改善,衡量這些活動是否真正提升了生命形態的活力和動態平衡。

 

總之,GDE核算體系是對當前經濟學範式的重大挑戰和創新。通過引入“乘法思維”和擴展“六大資產負債表”,共生經濟學試圖建立一個更全面、更真實反映社會財富創造與分配的參量體系——21世紀人類政治經濟文化組織行為價值參量標準。

 

因為共生經濟學戀愛的是交互共生人,即(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仨自組織人”,而不只是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也不僅是奧派經濟學籠統的“自由行動人”。

 

當然,GDE價值參量,不再簡單地用數字堆砌繁榮假象,而是追問“這種增長的質量和效率如何?”和“誰真正從這種增長中受益(包括自然界)?”所以,它也是解決“GDP增長率錦標賽”生態背負,解決“無效GDP”與“百姓落差”悖論的關鍵所在。

 

先說到這裡。

 

2025年12月28日凌晨於Vancouver



Resource Efficiency “Conversion Rate”

—The Key to Resolving the Disconnect Between “Macro Data” and “Micro Experience”

Archer Hong Qian

Starting from Zhu Yongmin’s “Reading Reflections”

Zhu Yongmin, an expert in China’s real estate and land-finance sector, recently shared a “reading reflection” that precisely captures the core contradiction in China’s current economy—the serious disconnect between “macro statistical performance” and “people’s lived experience.” His observation is highly insightful.

According to official reports, China’s GDP growth in 2025 exceeded 5% (leaving aside for now whether there was manipulation, such as economist Gao Shanwen’s claim that the 2023 and 2024 GDP figures were overstated by two percentage points). Yet ordinary people’s incomes have barely improved. Essentially, this reflects a disconnect between “wealth creation” and “numerical growth”—the existence of “ineffective GDP.” We can deepen Zhu’s observation using economic logic.

In economic terms, GDP is often divided into “Effective GDP” and “Ineffective (or Wasted) GDP,” mainly to assess the qu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Effective GDP refers to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genuinely enhance productivity, increase national wealth, and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Ineffective GDP refers to activities that contribute statistically to GDP numbers but do not actually increase net social wealth—in many cases, they even cause resource wastage or negative consequences.


1. Where Did the Money Go? — From an “Accounting Identity” Perspective

Using the expenditure approach, the GDP formula is:

GDP = Consumption + Investment + Government Spending + Net Exports

Zhu observed that growth in 2025 is still largely driven by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such as wester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high-speed rail in prefectural cities, and urban mega-bridges).

But here’s the real issue:
For investment to translate into income, it must generate cash-flow returns. If the investment belongs to “ineffective GDP” (for example, deserted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lost in weeds), then after modest wages are paid out during construction, what remains is dead debt that cannot later be repaid through operational profits, dividends, or wage growth. The money essentially becomes steel and concrete that cannot be monetized.


2. Ineffective GDP is Social Wealth Subtraction

Zhu mentions the Guizhou bridges and the China Railway’s 4-trillion-yuan debt as typical examples of “cross-temporal misallocation.”

Short term:
During construction, workers are hired, steel is purchased, GDP numbers look glorious, and leaders gain image projects.

Long term:
Maintenance costs exceed operational returns.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must use future fiscal revenue (taxes and fees) to repay past debts. That means future national income is being pre-spent. This explains why people feel their incomes are not rising—because much of the newly created wealth is used to repay old bills (aside from rent-seeking leakage).


3. Corporate “Involution” and Ineffective Cycles

Economist Liu Yuanchun has pointed out “overproduction” and “involution,” which are actually forms of micro-level ineffective GDP:

Enterprises overproduce to maintain cash flow, even at extremely low or negative profit margins. Output (GDP) rises, but companies don’t earn money, so workers’ wages don’t rise either.

This kind of “profitless growth” essentially consumes capital stock instead of creating incremental social wealth.


4. “Benefit Evaluation” is the Only Cure

Zhu calls for scientifically evaluating economic benefits. This is the essence of transition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ffective GDP: reduces overall social costs (for example, subways that truly shorten commuting time, or 5G infrastructure that actually improves industrial productivity).
Ineffective GDP: increases social costs (for instance, ghost-town suburbs built only for data performance, underutilized highways, railways, and airports).


5. “Handing Out Cash to Citizens” Does Not Fit China’s Political Logic

Economists like Liu Yuanchun and Xiang Songzuo have repeatedly called for issuing direct stimulus payments to households. Whether or not such short-term measures could work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speaking it is highly unlikely to happen.

As Zhu notes, today’s decision-makers—including many highly educated elites—lack both the long-term capitalist perspective and the social-welfare motivation associated with socialism. So the idea of giving money directly to citizens is extremely improbable. And even if Western countries do it, their response would only be: “We’ll handle things our way”—logic entirely absent.

What is truly lamentable about China’s bureaucratic-elitist rulers is not just policy, but that they monopolize discourse power,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and the right to construct narratives—much like the ironic line from a 1970s Albanian film:
“Mussolini is always right!”


Summary So Far

Repaying the fiscal burden left by ineffective GDP means future national income is being diluted and consumed. Massive debts—whether local-government bonds or the Railway Group’s liabilities—will eventually be repaid through future taxes, fees, or hidden inflation. This reduces the wealth of future generations, explaining why people today feel income stagnation.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2026 economy is not scale, but conversion efficiency.

If 1 yuan of GDP investment creates 1.2 or 1.5 yuan of real wealth, that is meaningful development.
But if 10 yuan of investment only produces 0.99 yuan of benefit, or even nothing, while leaving behind massive long-term costs—that is not growth but consumption and burden.

GDP is just “cash flow.” Only after deducting costs and repaying debts do we see the real profits in ordinary people’s pockets.


Symbionomics’ Solution to Ineffective GDP

Using Symbionomics (共生經濟學)—the framework of:

Production returns to life → Life presents ecology → Ecology stimulates life

we can regulate the traditional “investment–consumption–export” engine.

Symbionomics emphasizes tha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form an inseparable ecological whole, driven not by abstract “rational economic man,” but by “threefold self-organizing human actors”—intersubjective symbiotic agents. Their real goal is dynamic balance of life through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 not simply statistical growth.

Traditional macroeconomic frameworks emphasize flow and speed, while Symbionomics emphasizes stock, quality, and connection efficiency.


1. Production Returns to Life — Re-defining “Investment”

Investment should no longer simply stimulate GDP. Its purpose must return to meeting real life needs, generating long-term, sustainable living utility stock.

Effective investments include:
education, healthcare, public transit, telecommunications, clean energy, urban renewal,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eaningful recreation.

Ineffective investments include:
repetitive vanity projects, ghost c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without utilization—consuming ecological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without real life returns.

This represents a shift from “steel and concrete investments” to “huma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s.”


2. Life Presents Ecology — Re-defining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is not merely about spending; it is about 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life-support ecosystem.

We measure consumption quality not by extravagance, but by well-being and ecological health.

Encouraged directions include:

• green &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 sharing economy
• service, culture, health, leisure, exploration
• data,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ce as essential life inputs


3. Ecology Stimulates Life — Re-defining “Exports”

Exports are not just about foreign exchange accumulation. They should enhance global ecological connection and balanced intersubjective coexistence.

This means:

• prioritizing high-value, high-technology exports
• eliminating environmental dumping
• avoiding growth based on abused labor or degraded rights
• maintaining balanced two-way flows to reinforce domestic vitality


From Growth Paradigm to Resource Interaction Paradigm

Using Symbionomics to regulate “investment–consumption–export” helps solve ineffective GDP by centering well-being, sustainability, connection efficiency, and systemic health. It narrows the gap between statistical prosperity and lived prosperity.


From GDP to GDE — A Paradigm Shift

Transitioning from GDP to GDE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 /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represents a philosophical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 from additive thinking to multiplicative efficiency thinking
• from two-account systems (government + corporations) to six major ecological balance sheets:
Nature • Society • Family • Community • Enterprise • Government

GDE Focuses On:

•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ility
• positive externalities
• suppressing resource-waste activities
• enhancing life vitality and equilibrium

Under this framework, planting 100 trees may generate more genuine economic-ecological value than constructing a deserted luxury mall.


The Core Question Becomes:

“What i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growth?”
“Who truly benefits from it—including nature itself?”

Only then can humanity truly escape:

• GDP growth tournaments
• ineffective GDP
• widening gaps between statistics and lived experience


Written in Vancouver, 28 December 2025 (early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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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孞烎Archer 留言時間:2025-12-30 19:19:14

從 GDP 到 GDE:共生經濟學的價值參量

From GDP to GDE: The Value Parameter Innovation of Symbionomics

錢 宏(Archer Hong Qian)

2025 年 12 月 28 日 凌晨 · Vancouver

內容提要:本文從 2025 年“宏觀繁榮”與“體感寒冬”的強烈反差出發,指出問題並非統計偏差,而是文明價值參量失真。以西蒙·庫茲涅茨的 GDP 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加法邏輯”,已經無法解釋債務膨脹、無效投資與生命質量停滯並存的現實,其核心結構性問題表現為“用未來換今天”的無效 GDP 與債務滾雪球。

本文提出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的核心創新——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發展總值 / 國民效能總值),把 GDP 從“終極目標”降維為“原始輸入流量”,並通過效能係數 η(包含能源、社會福祉與生態三維)進行乘法過濾:

GDE=Σ(GDPi×ηi),R=GDE/GDP

通過貴州大橋案例與“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 生產–交換–生活”三重邏輯,本文論證:GDE 不是替代 GDP,而是文明級“價值校準體系”,標誌着經濟核算從“資本記賬”走向“生命與生態主權記賬”的綜合。

Abstract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paper begins with the sharp contrast in 2025 between “macro prosperity” and the “lived winter” of ordinary people, arguing that the problem is not a statistical deviation but a distortion of civilization’s value parameters. The additive logic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represented by Simon Kuznets’ GDP, can no longer explain the coexistence of debt expansion, ineffective investment, and stagnation in quality of life. Its core structural problem is embodied in the model of “using the future to pay for today,” where ineffective GDP is accumulated through a snowballing debt cycle.

The paper therefore introduces the core innovation of Symbionomics—GDE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which repositions GDP from an “ultimate objective” to a “raw input flow,” and filters it through a multiplicative 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 η that integrates three dimensions: energy efficiency, social well-being,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GDE=Σ(GDPi×ηi),R=GDE/GDP

Using the Guizhou Bridge case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Six Resource Balance Sheets + Production–Exchange–Life triple logic, the paper argues that GDE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GDP, but a civilization-level value calibration system, marking a transition in economic accounting from capital bookkeeping to life-and-ecology sovereignty accounting.

一、問題的重新提法:“宏觀繁榮”與“體感寒冬”反差

2025 年,官方公布的中國 GDP 增速再次“超 5%”。

然而普通人卻清楚地感到:收入增長乏力、生活壓力不減反增,“五感”完全對不上“報表上的盛世”。

這種“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嚴重背離的現象,不是簡單的統計誤差問題,而是一個邏輯層面的時代問題——

我們到底在用什麼樣的“價值參量”給一個國家、一個文明“記賬”?

旅居新西蘭的經濟學家趙曉在《也談“這一輪不是周期,而是時代更替”——從 1978 的春天,到 2026 的寒冬》一文中,有一個極為精準的診斷:

“過去四十年,中國經濟真正的底層邏輯只有一句話:用未來換今天。

用人口紅利換經濟規模,

用土地升值換財政收入,

用地產泡沫換信用擴張,

用外貿順差換資本積累。

只要未來仍然更大、更年輕、更開放,這套邏輯就在那裡!

但現在,未來本身正在收縮。”

“用未來換今天”的因果循環,在統計意義上表現為一輪又一輪“光鮮的 GDP 數據”;在結構意義上,則表現為:

無效 GDP(Ineffective/Wasted GDP) 累積成的債務危機。

中國債務總量到底有多高?不同口徑有不同數字:

我在《From Lies to Unfinished Projects' Turning Point?—The Bankruptcy of Governing Credit and the Gray Rhino of 2026 and Great Fearless Responsibility》中,僅引用了官方承認的約 100 萬億;

朱雲來早在 2019 年中金公司一次閉門會議上,給出的估算是600 萬億;

2018 年,我請《天下無債》的作者來復旦 FIST 課程《現代危機與共生思想》講解時,他與國資委朋友的內部測算是450 萬億。

數字可再爭論,但邏輯已經非常清楚:

無效 GDP + 債務滾雪球 = 透支未來幾代人的真實收入與生活空間。

在此前的文章《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中,我從“資源效能轉化率”(Conversion Rate of Resource Effectiveness)的角度,對“無效 GDP”做了一個入口性的分析。現在需要更進一步: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所發明的 GDP 價值參量,本身在 21 世紀是否已經“過時”?

如果是,那麼——它在我構建的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發展總值)核算體系中,應當被放在什麼位置?

GDE 不是 GDP 的替代品,而是 GDP 的“價值校準系統”。這是本文真正要回答的問題。這不是情緒問題,而是文明記賬方式的結構失真。

二、庫茲涅茨的 GDP:工業文明的“加法價值參量”

在工業文明的歷史背景下,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國內生產總值)是一項偉大發明。它用一個單一的“貨幣標尺”,把一個國家一年內所有貨幣化生產、交換活動加總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頗具操作性的“宏觀體溫表”。

經典的支出法公式為:

GDP=C+I+G+(X−M)GDP = C + I + G + (X - M)GDP=C+I+G+(X−M)

其中:

· CCC:消費(Consumption)

· III:投資(Investment)

· GGG:政府支出(Government Spending)

· X−MX - MX−M:淨出口(Net Exports)

從“價值參量”(Value Parameter)角度看:

GDP 的價值參量 = 資本增值 / 減值的貨幣打分(Monetary Scoring of Capital Accumulation),本質是一個“加法邏輯”的流量統計。

只要有貨幣化交易,不管是修橋、挖路、重建,還是污染與污染治理,都可以“加”到 GDP 上。

於是:

· 修一條路(+GDP)

· 挖開重修(+GDP)

· 污染環境(+GDP)

· 治理污染(+GDP)

賬面上都在增長,好壞/質量卻被掩蓋了。

偉大的庫茲涅茨本人,其實留過“腳註”:

“一個國家的福利,很難從國民收入的指標中直接推斷。”

但這個警告在後來的“GDP 錦標賽”時代幾乎被完全淹沒。於是,我們看到情景是:

· 短期上看,GDP 指標驅動了戰後重建、基礎設施爆發式擴張;

· 長期上看,它也同樣驅動了無效建設、債務膨脹、生態透支和代際不公。

換句話說:

GDP 是工業文明的偉大工具,但已經無法承擔 21 世紀文明“記賬”的核心責任。

三、共生經濟學的 GDE:從“加法規模”轉向“乘法效能”

GDE價值參量,是2008年金融危機前,時任新聞辦主任的朋友趙啟正先生,在收到我給江西省政府寫的《建設國家級“環鄱陽湖生態文明實驗區”》的建議,他在回信中,向我提了一個問題:“錢宏,工業文明的價值參量是GDP,你這個生態文明的參量是什麼?”我當時請他給我一周的時間回復他。

這就是“GDE價值參量”的由來(參看《生態經濟參量指標》刊《經濟要參》2013年第4期;《再論國民“生產-交換-生活”賬戶核算體系》,《經濟要參》2019年44期)。

不同於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GDP國民賬戶核算框架的是,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提出的,是一個思維方法和結構全新的國民賬戶核算框架: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生態發展總值)

它並不是簡單地“否定 GDP”,而是:

· 保留 GDP 作為“原始流量數據”(Raw Data),

· 但把它從“終極目標”降維為“需要被乘法過濾的基礎輸入項”。

用一句比喻:

在 GDE 框架中,GDP 是投入系統的“熱量”(Heat),而 GDE 衡量的是這些熱量轉化成了多少“有用功”(Useful Work)——即真實的生命與生態效能。

GDE 的核心關注點,從“多做多少事”(More Activities)轉變為“做的這些事有多有效”(Effectiveness):

· 是不是提高了資源效能(Resource Effectiveness)?

· 是不是增強了社會福祉(Social Well-being)?

· 是不是修復或增益了生態(Ecological Regeneration)?

同時,核算邊界也從傳統的“企業 + 政府兩張資產負債表”,拓展到:

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即一個“廣義生態(Extended Ecology)”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狀態(註:這裡的“態”,必須恢復用繁體字)。

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四、GDP 在 GDE 體系中的新位置:三個維度的“降維與重構”

在共生經濟學的 GDE 核算體系中,西蒙·庫茲涅茨的 GDP 既沒有被廢棄,也不再被神化,而是被降維、重構,並嵌入到一個更宏大的乘法邏輯中。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延展,可以從三個維度來界定 GDP 的新位置:

(一)從“核心目標”降為“基礎流量參量”(Raw Flow Parameter)

在傳統範式里:

GDP = 國家治理的核心目標 + 政績評估的終極指標。

而在 GDE 範式下:

GDP 僅被視為“交易活躍度”的原始數據(Raw Data),它只是 GDE 公式中的一個初級輸入變量。

換言之:

· 過去:“讓 GDP 儘量大”

· 現在:“這些 GDP 在 GDE 里到底值多少?”

熱量可以很大,但如果轉化成“有用功”的效率很低,那就只是“過熱”或乾脆說就是浪費,就是純粹“能耗”。

(二)從“加法邏輯”進入“乘法過濾器”(Multiplicative Filter)

GDP 的生成遵循的是加法思維:

GDP = C + I + G + (X − M)

只要項目發生了貨幣化(人力、物力、財力)投入與產出(無論是否實現價值),都可以“加”進去。

在 GDE 體系中,GDP 不再直接累加,而是必須經過一個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的乘法過濾: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價值參量,其延展核心結構:

GDE = ∑ ( GDPᵢ × ηᵢ )

其中:

· GDPᵢ:第 iii 個行業 / 項目 / 活動的產值;;

· ηi :該活動對於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的綜合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包括能效/能耗係數,而不是單純的“能效係數”。

位置與性質的變化是根本性的:

· 有效 GDP(Effective GDP):

若該活動在自然、社會、家庭、社區、企業、政府六大維度上創造了淨正效應(ηi > 1),則它在 GDE 中的貢獻會被放大。

· 無效 GDP(Ineffective/Wasted GDP):

若它以犧牲家庭福利、透支政府信用、破壞生態為代價(ηi < 1),則在 GDE 核算中會被折減,嚴重時甚至可記為負值。

(三)從“生產邊界”擴展至“生態邊界”(Ecological Boundary)

庫茲涅茨也承認:“一個國家福利很難從國民收入中推斷出來。”GDE 正是在回應這一警告。

傳統 GDP 有兩個局限:

第一是只統計進入市場的貨幣化交換;

第二是核算主體基本局限於企業與政府。

在 GDE 體系中:

第一,GDP 被放回“企業 + 政府”這兩個相對狹窄的資產負債表;

第二,家庭內部勞務、社區自組織互助、自然生態服務等非貨幣化價值,被納入更廣義的核算邊界;

第三,通過“生產回歸生活 – 生活呈現生態 – 生態激勵生命”的邏輯加以量化。(參看錢宏《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http://symbiosism.com.cn/11392.html)

於是:

此時的 GDP,只是 GDE 宏大拼圖中的六分之一,

僅對應“企業與政府部門的交換流量”。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延展,可以用一個簡要對照來概括這種角色演變:

角色:

GDP:統領一切的“結果”

GDE:被過濾後的“生命效能總值”,而 GDP 只是其中的原始輸入

性質:

GDP:資本增值的加法(Quantity)

GDE:資源效能的乘法(Quality)

核算主體:

GDP:市場 / 政府(單一維度)

GDE: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全維共生)

價值導向:

GDP:流量規模越高越好

GDE:轉化率(Conversion Rate)越高越好

一句話:

在 GDE 體系中,GDP 變成了“成本–效益分析中的原始成本項”之一,

我們不再為“花了多少錢(GDP)”而歡呼,而只為“這些錢轉化成了多少生命活力與生態資產(GDE)”而考核。

五、效能係數 η:從“能效比”到“資源效能”

在最初的技術討論中,曾用“能效係數(能效 / 能耗比)”來形容 ηi 。但更精確的表達應該是:

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以能效為基礎,但不僅限於能效,而是“資源效能(Resource Effectiveness)”的乘法邏輯。

從西蒙·庫茲涅的GDP價值參量到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延展,不是一個簡單的比值,而是一個多維度的“價值過濾器”。在形式上,我們可以將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拆解為三維:

ηᵢ = αᵢ × βᵢ × γᵢ

其中:

· αi:物理維度的效能——能量與信息的轉化效率(Energy Effectiveness)

· βi:社會維度的效能——福祉與結構的增量(Social Well-being Effectiveness)

· γi:生態維度的效能——環境外部性的調整(Ecological Effectiveness)

(一)α:物理維度(Energy Effectiveness)

關注問題:

· 單位 GDP 耗費多少能源(Joule)?

· 產生多少有效信息、知識與技術進步(Bit + Know-how)?

· 與同類活動相比,它在“同樣資源 → 更高支撐能力”上表現如何?

高能耗、低附加值的項目,其 α\alphaα 必然偏低; 高附加值、低能耗、知識密集型的活動,α\alphaα 會顯著高於 1。

(二)β:社會維度(Social Well-being)

關注的問題:

· 是否減少了通勤與生活成本?

· 是否釋放了家庭與個體的可支配時間?

· 是否增強了社區的互助、信任與自組織能力?

· 是否減少了不平等與結構性焦慮?

一句話:

β衡量的是:這一元錢,讓人更有“活力”,還是更“被耗盡”?

(三)γ:生態維度(Ecological Externality)

生態外部性可以用一個示意公式來表達:

γᵢ = 1 − ( Environmental Costᵢ / GDPᵢ )

· 如果一個項目的環境損耗非常高,則 γi 顯著低於 1;

· 如果它具有再生、修復、生物多樣性保護等作用,則 γi可以接近或超過 1。

通過 α×β×γ效能係數 ηi 就不再是主觀“評分表”,而成為一個跨物理–社會–生態的綜合過濾器,把傳統 GDP 的“數字繁榮”轉換成 GDE 體系下的“效能真相”。

六、公式具體化:以“貴州大橋”為例

現在,我們用原始記錄中的“貴州大橋”案例,對公式做一個具象演示。

假設某座大橋在建設期:

投入巨大,統計貢獻的 GDP 為:

GDPi=100 億

在傳統統計中:

這 100 億直接計入 GDP,成為“政績工程”的亮點。

在 GDE 核算中,我們需要給出這個項目的效能係數 ηi :

· 資源效能 α:建設過程能耗極高,地形險要使得實際效率不高,設定為 α=0.8;

· 社會效能 β:通車後車流微弱,未有效縮短物流成本,未真正帶動區域生活與產業,設定為 β=0.4;

· 生態效能 γ:對當地植被與水土有破壞,維護成本長年居高不下,設定為 γ=0.9。

代入公式:

ηi=0.8×0.4×0.9=0.288

GDEi=100 億×0.288=28.8 億

於是:

這座橋在 GDE 賬本上只值 28.8 億。

那麼問題來了,那“消失”的 71.2 億是什麼?

其實,它們並沒有消失,而是包括官員和機構(TRUST)尋租在內的部分,變成了分攤在“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上的各種隱性和顯性“赤字”:

· 政府:顯性或隱性債務增加;

· 企業:資本回報率下降;

· 自然:山體破碎、水土流失;

· 社會 / 家庭 / 社區:本可以投到養育、教育、健康、養老、創新的小微經濟上的資源,被鎖死和透支在維護這座橋的長期成本里。

在 GDP 邏輯中,它是“百億大工程” “千年大計”;在 GDE 邏輯中,它更多是一個“文明級虧損項目”,偶爾為之,尚可承受,但多了變成“政績工程”,就不合情理。

《奇蹟的黃昏》(2008)和《大拐點》(2012)作者袁劍有句名言:在快速增長的繁榮期,許多結構性矛盾、債務壓力或制度成本沒有顯現,但你不可能真的永遠藏在地毯底下眼不見為淨!這和趙曉說的“用未來換今天”有異曲一工之妙。

七、GDE 的單位與 “GDE/GDP 轉化比”

(一)GDE 價值參量單位:經效能校準的貨幣單位(Adjusted Monetary Unit)

傳統 GDP 的單位,是單一貨幣(元 / 美元),本質是資本增值 / 減值的記賬單位。

那麼,GDE 的單位是什麼?是焦耳(Joule)?比特(Bit)?還是一種綜合指數?為了既保持物理與生態意義,又便於政策和市場理解,可以採用一個近似折中的定義:

GDE 單位 = 1 元人民幣 × 綜合效能係數(η)

也就是說:

1 GDE 單位=1 元×η

它在形式上仍與貨幣掛鈎,卻不再只是“交換了多少錢”,而是:

這一元背後,究竟承載了多少有效的生命支持力與生態復原力。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種“標準共生幣”(Standard Symbiotic Unit)或“經效能校準的貨幣單位(Adjusted Monetary Unit)”。

(二)從項目到國民經濟:GDE/GDP 轉化比

在項目層面,我們可以計算單個項目的效能係數 ηi;

在整體經濟層面,可以引入一個更直觀的GDE 與 GDP 關係衡量指標:

R=GDE/GDP

我們稱之為:

GDE/GDP 轉化比(Conversion Ratio of GDE to GDP)

其含義非常直觀:

若 R > 1:

說明總體上,單位 GDP 投入,轉化成了更高的生命與生態效能。這種經濟可以被稱為 “生命激勵型經濟”(Life-Enhancing Economy)。

若 R < 1:

說明總體上,這個經濟體仍在以資源消耗和環境透支的方式創造賬面產值,屬於 “資源消耗型經濟”(Resource-Depleting Economy)。

若 R ≈ 1:

可以看作一種臨界狀態——既不過度透支,也尚未形成強勁的正向共生結構。

在政策實踐中,GDE 總量與 GDE/GDP 轉化比 可以一起構成一個國家的“共生健康指數”(參見共生經濟學“健康黃金率”),比單一 GDP 增速更適合作為 21 世紀的宏觀調控標尺。

八、從兩張表到六大表:“生產–交換–生活”的共生核算邏輯

從核算對象看,傳統國民經濟核算主要圍繞企業與政府兩張資產負債表展開,只關心狹義的貨幣化資產。

共生經濟學則將統計範圍擴展為:

自然(Nature)– 社會(Society)– 家庭(Household)– 社區(Community)– 企業(Enterprise)– 政府(Government)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圖表 描述已自動生成

資源效能“轉化率”——“宏觀數據”與“微觀體感”背離的破解之道

並與“生產–交換–生活”的三重邏輯對應起來:

生產(Production,回歸生活需求)

關注企業與政府的資產表,

看它們是否真正創造了滿足生活需求的有效產品與服務。

交換(Exchange,全要素生態供給)

關注市場與社會資本的流動,

確保交換是公平、高效、覆蓋全要素,而不是僅僅統計貨幣交易。

生活(Life,激勵生命)

落腳到家庭、社區、自然三張資產表,

衡量一切經濟活動是否真正提升了生命形態的活力與自組織動態平衡。

因此,GDE 核算體系不僅僅是一套會計技術,而是一場經濟哲學範式的深度轉移:

從“增量思維”(More)到“效率思維”(Better),

從“狹義主體”(Narrow Actor)到“廣義生態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這個框架引入,整個經濟學的對象和結構都將發生相適宜適應的改變:

共生經濟學“戀愛”的對象,不再是主流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也不只是奧派經濟學籠統的“自由行動人”(Acting Man),而是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 “仨自組織人”(Triune Self-Organizing Person)——即真正的交互共生人(Intersubjective Symbiont)。

九、結語:從 “GDP 錦標賽”到 GDE 文明賬本

回到本文開頭的問題:偉大的西蒙·庫茲涅茨發明的 GDP 價值參量,在共生經濟學的 GDE 核算體系中,應處於什麼位置?

現在可以給出一個清晰的回答:

1. GDP 不再是“王冠上的寶石”,而是 GDE 公式中的一個基礎輸入項。

2. GDE 通過效能係數 ηi ,把“加法規模”轉化為“乘法效能”。

3. GDE/GDP 轉化比 R,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是在“透支未來”,還是在“激勵生命”的關鍵結構指標。

4. 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 + “生產–交換–生活”的三重邏輯,使核算邊界從“市場–政府”拓展到“廣義生態”。

從這個意義上講:

西蒙·庫茲涅茨為工業文明發明了GDP;共生經濟學則必須為共生文明發明 GDE。

這是一次工具層面的更新,更是一次文明自我反省與重建價值標尺的嘗試。

當我們不再為“花了多少錢”而沾沾自喜,而開始認真追問:

“這些錢,究竟被轉化成了多少生命活力、社會尊嚴與生態修復?”

那一天,GDE 就不再只是一個公式,而是人類文明的“新賬本首頁”——GDE 是人類文明從“資本和權力勾兌的記賬方式”,過渡到“生命與生態主權的記賬方式”。

最後,儘管共生經濟學的GDE價值參量的框架及初步統計方法提出已經17年了,但要完善到易於操作,尚需要多方面的專家一起努力,因為它涉及物理、生理、心理、倫理、數理、哲理知識的打通,涉及“LIFE(生命形態)-AI(智能形態)-TRUST(組織形態)”的規範,涉及人類 “從軸心時代到共生時代”, “從智慧之愛(Philosophy)到愛之智慧(Amorsophia)”的歷史躍遷。

在這個意義上,也有必要在2026年,AI概念誕生70周年之際,召集一次廣泛參與的“新達特茅斯會議:AI(1956)-AM(2026)”。

這次就說到這裡。

附錄公式:

1️⃣ 傳統 GDP 核算公式:

GDP = C + I + G + (X − M)

2️⃣ 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核心結構:

GDE = Σ ( GDPᵢ × ηᵢ )

3️⃣ 效能係數(Effectiveness Coefficient)分解:

ηᵢ = αᵢ × βᵢ × γᵢ

4️⃣ 生態外部性示意計算式:

γᵢ = 1 − ( Environmental Costᵢ / GDPᵢ )

5️⃣ GDE 與 GDP 關係衡量指標:

R = GDE / GDP

鄭重說明:本文由谷歌AI、x AI Grok和Open AI協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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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五人墓碑記 留言時間:2025-12-29 18:42:07
朱隨感觸及了經濟增長的本質:GDP只是賬面上的“流水”,只有扣除成本,還清債務後剩下的“利潤”,才是百姓兜里實實在在的錢。他說“少一些宏大敘事,多一些效益測算”,確實是縮小體感落差的金玉良言。
評價:把自己繞進投資-利潤回報的微觀死循環里出不來了,對貨幣也是個門外漢,居然把貨幣本身看成財富而不是財富流通的經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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