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經濟學的認知偏蔽與分化催生新思維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the Birthplace of New Thought

經濟學從來不只是關於財富的學問，它首先是關於公共生活秩序的思考。

在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之前，人類已經在公共生活中不斷追問：財富、秩序與生存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安放。

一、1647—1755：從公共生活秩序到“和平經濟學”原點

1647年秋，英國內戰尚未完全平息，在倫敦西南的普特尼（Putney），一群身着軍裝卻思考政治與生活秩序的普通士兵與軍官展開了激烈辯論。史稱“普特尼辯論”（Putney Debates）。出席者包括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亨利·艾爾頓（Henry Ireton），以及平等派思想家約翰·利爾本（John Lilburne）等人。

這場辯論並非抽象政治哲學爭論，而是圍繞一個樸素而根本的問題：國家的制度安排，應當服務誰的生活？

普通士兵提出：“最貧窮的人同樣擁有生存與參與公共生活的權利。”軍官與議員則擔心秩序瓦解。雙方爭論的核心，並非財富本身，而是經濟與政治秩序在公共生活中的定位。

當時的人未必會把這場爭論稱為“經濟學”，但從歷史的長線來看，它已清楚表明：經濟問題從來不能脫離公共秩序而存在。土地、勞動分工，貿易、稅收、制度的可承受度，司法與公正，財富與權利，繁榮與和平之間的關係，被視為一個整體秩序，並構成後來經濟學的隱性基底。

這也是英國經濟學真正的精神源點，經濟學的誕生即是“和平秩序學”的產物。

百餘年後，1755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格拉斯哥講學時，提出那句後來被反覆引用，卻常被忽略其深意的話：一個國家若要走向繁榮，只需要三件事：和平（peace）、輕便的稅收（easy taxes）、以及過得去的司法行政（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這句話並不宏大，卻極為深刻。它沒有提及增長率、資本回報或規模擴張，而把繁榮的基礎安放在生活秩序之上。亞當·斯密所處的18世紀，是歐洲從三十年戰爭狀態轉向商業社會秩序的轉折期。《國富論》（或譯《原富論》）之名中“wealth of nations”，並非單指財富堆積，而是國家如何在和平、法治與自由交換的秩序中實現共同繁榮。 

在哲學上，斯密繼承了斯多葛自然法學傳統：宇宙自身即是神，它的靈魂向外顯示為世界的規則，它在心靈和理智中運作，蘊含所有可能的未來，德行遵循普遍的自然法則適用於社會政治領域，而人是“社會性動物”（social animal），而非單純的掠奪者。他相信：“貿易的自然傾向，是以和平取代戰爭，以互利取代掠奪。”

比如《國富論》第四卷第三章：“商業本應如同個人交往一般，成為國家之間團結與友誼的紐帶”（“Commerce, which ought naturally to be among nations as among individuals, a bond of union and friendship.”）

這句話的邏輯說白了就是：商業與經濟活動的存在目的，是維持和平與互信，而非製造衝突。換句話說，經濟學在斯密那裡，根本是“以和平維繫社會秩序的制度科學”。由此觀之，我們把斯密經濟學，叫做“和平經濟學”（Peaceconomics），也是名至實歸。

經濟首先嵌入社會秩序之中，財富流轉只是其結果，而非目的，繁榮不是速度的函數，而是秩序穩定度的函數。

然而，這一原點，很快在工業革命與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被逐漸遮蔽。這正是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要回到的原點再出發。

二、主流經濟學的成就與“失焦”

隨着工業革命與資本積累邏輯的強化，經濟學逐漸發生重心轉移。規模與效率成為主旋律，增長率成為核心指標，國家之間的比較轉化為數字之間的競逐。原本以生活秩序為基礎的和平經濟學，被以產出規模為中心的增長敘事所覆蓋。

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經濟學迅速成長為一門獨立而精密的學科。從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比較優勢，到瓦爾拉斯（Léon Walras）的均衡體系，再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宏觀調控理論，經濟學為現代國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工具，而對“生活是否因此更穩定”的關切卻在不知不覺中淡化。。

20世紀中葉之後，數學模型、統計方法與計算技術的引入，使經濟學逐漸成為一門高度形式化的學科。

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假設成為基礎前提：個體及共同體被設定為信息充分、目標穩定、計算理性的決策主體（Subject）。在這一假設之上，宏觀與微觀模型得以構建，均衡路徑得以推導，政策效果得以預測。形式上，這是一套優雅而自洽的體系。

這一體系極具解釋力。它成功解釋了價格機制、市場配置與宏觀周期。也為戰後重建與全球貿易提供理論支持。

但在這一輝煌成就背後，現實世界並未因此變得更可預測。一種“失焦”（loss of focus）逐漸顯現。

當經濟學愈發專注於增長率、產出規模與模型均衡時，它對一個更根本問題的關注卻在減弱：

生活是否因此更穩定、更確定、更有尊嚴？

工業化與全球化確實帶來前所未有的物質豐富，但同時也伴隨結構性不穩定、債務循環與生態壓力。經濟增長與生活負擔、生態背負、生命體驗之間，出現了微妙卻持續擴大的裂縫。經濟學工具愈發精密，卻不再總能回答生活層面的問題。

三、現實衝擊：大學生與學者的糾偏呼聲

20世紀末以來，這種“失焦”逐漸受到來自學界內部的反思。

2000年，法國一群經濟學學生發起“反自閉症經濟學”（Autistic Economics）運動。批評經濟學過度數學化、脫離現實生活。經濟學教育過度依賴抽象模型，卻忽視制度、歷史與社會複雜性。他們並非反對理論，而是質疑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斷裂。2014年，來自19個國家的大學生聯名致信《衛報》（The Guardian），呼籲改革經濟學課程。他們指出：

• 經濟學未能預見2008年金融危機

• 教學內容過度單一

• 缺乏對現實複雜性的理解

• 忽視倫理與制度因素

這些呼聲並非邊緣意見。“歐元之父”和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Mondale加拿大人），在法國經濟學學生運動前的頭一年，就指出：“經濟學許多假設脫離實際，理論過度數學化。”^[1]其實，《21世紀資本論》的作者皮凱蒂也表示過希望擺脫對於數學和理論的幼稚迷戀。還有諾貝爾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等學者，也在不同場合指出經濟學需重新關注現實生活與制度複雜性。

而哲學家波普爾（Popper）早就指出“知識永遠是不完備的”與“經濟學理論完備性假設”矛盾。

這些學者和19國經濟學學生運動的訴求，符合以批評邏輯實證主義“驗證原則”和相孞“理性自洽真理”著稱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s)。包括主流經濟學在內的任何科學、數學、邏輯體系，在探求真理、真相時，不應該只依賴理性。

他們的共識並非否定經濟學，而是要求它重新面對現實。然而，儘管呼聲不斷，經濟學結構並未發生根本性轉變。原因何在？

四、未竟之變：系統思維與哥德爾邊界

要理解經濟學改革遲遲未能完成，必須觸及其方法論基礎。

20世紀以來，系統思維（Systems thinking）與數學建模成為科學研究的主導路徑。經濟學也深受其影響。通過建立封閉或半封閉模型，研究者試圖在可控條件下推導均衡與預測。

這一方法極具力量，卻存在天然邊界。

1931年，庫爾特·哥德爾（Kurt Gödel）提出不完全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指出：任何足夠複雜的形式系統，都無法在自身內部證明其全部真理。這一發現不僅影響數學，也影響所有依賴形式系統的學科。

當經濟學試圖用模型完全描述現實世界時，它不可避免地面臨同樣限制：

模型可以解釋部分現實，卻無法囊括現實的全部複雜性。

然而，在實際學術與政策領域，系統模型常被賦予超出其邊界的權威。人們依賴模型預測增長、利率與風險，甚至以模型結果作為政策依據。這種依賴，並非完全錯誤，卻容易形成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一旦制度與決策結構建立在模型之上，就很難再回到生活本身重新觀察。

經濟學由此逐漸陷入一種循環：模型解釋現實 → 現實調整以適應模型 →再以新模型解釋新現實。生活本身，反而退至背景。

過去近半個世紀來，人類生活方式發生的變化，事實上導致經濟學發生了很大分化。出現了關懷經濟學（理安·艾斯勒）、行為經濟學（彼得·戴蒙德）、複雜經濟學（布萊恩·阿瑟）、生態經濟學（赫爾曼·達利，小約翰·柯布）、協同經濟學（艾米·C.，埃德蒙森）、收益遞增經濟學（舒爾茨）、演化博弈論（赫博特·金迪斯）、孞息經濟學（斯蒂格里茨）、多中心自理經濟學（埃莉諾·奧斯特羅姆）和主線經濟學（彼得·J·博特克），這些富有突破性的努力，從不同側面對古典經濟學理性人甚至是“新古典綜合派”的不同側面的超越。

然而，經濟學的分化，至今沒有帶來結構性突破。

五、思想回溯：從理性經濟人，到“仨自組織人”

在這一背景下，重新回溯經濟思想史，具有特殊意義。

亞當·斯密不僅提出“看不見的手”，更在《道德情操論》中強調同情心與社會秩序。他的經濟人，並非孤立個體，而是嵌入道德與社會關係之中。

19世紀後，理性經濟人逐漸被簡化為效用最大化主體。這一簡化在分析上有效，卻逐漸脫離生活複雜性。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提出“行動人”（Acting man）概念，試圖突破機械理性模型。他強調人類行為的主觀性與目的性。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早在20世紀中期就提醒，經濟學並非一門能夠精確預測未來的工程科學，而是一門理解複雜秩序如何自發生成的學問。市場秩序不是設計的產物，而是分散知識互動的結果。經濟學的任務，不是替社會規劃終點，而是理解複雜自組織結構的運行邏輯。

這是一種關鍵的轉向。

如果經濟學的使命不是預測，而是理解複雜秩序，那麼理性經濟人假設，便顯得過於單薄。現實中的個體並非單一維度的效用最大化機器，而是在多重結構中不斷自我調適的存在。他既是市場中的行動者，也是制度中的參與者；既是利益計算者，也是意義追尋者；既嵌入政治秩序，也嵌入文化結構。

在高度互聯的AI時代，個體和共同體不僅是經濟行為者，也是制度參與者與文明建構者。因此，“仨自組織人”（Triple Self-Organising Men）概念應運而生：

• 經濟自組織人：在市場與生產中自我調適

• 政治自組織人：在制度與公共生活中參與

• 文化自組織人：在價值與文化中定位

個體不再被壓縮為單一變量，而被視為多維自組織主體。這標誌着從理性經濟人到生命結構觀察的轉向。

人不僅是經濟自組織者，同時也是政治自組織者與文明自組織者。個體及共同體的經濟行為，與其所處制度結構、價值秩序與文化環境密不可分。若忽視其中任何一維，經濟學便會把複雜生命壓縮為單一變量。理性經濟人假設在歷史上具有解釋力，但在高度互聯、技術迅猛演進（特別是AI）的時代，它已難以承載多維生命的真實結構。

當經濟學承認個體是多維自組織結構時，它的觀察尺度便隨之改變。

在這一轉變的基礎上，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作為一種延伸性的思想框架出現。它並非否定既有經濟學，而是試圖將經濟活動重新嵌回生命與生態的互動場域之中，使增長不再只是規模擴張，而成為生命效能的函數。理性經濟人向“仨自組織人”的轉變，不是概念遊戲，而是對現實複雜性的回應。

也正是在這一觀察尺度轉移之上，本書後續關於共生權範式、GDE價值參量、以及LIFE-AI-TRUST三位一體結構的展開，才具有統一的理論坐標。

六、共生思維與共生經濟學的出現

當經濟學重新面對生活複雜性時，反思系統思維在孞源、孞道、孞果上的天然局限，一種新的觀察方式逐漸形成。

共生思維（Symbiotic Thinking），它不把經濟、社會與生態分割，而將其視為相互依存的生命結構，即基於生命自組織連接動態平衡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的思維，引入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生命自組織價值論”（the Life self-organization axiology）的現實訴求——反思基於物質匱乏的貨殖論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結構主義經濟學、自由主義經濟學、政治經濟學，或工程學的計量經濟學、倫理學的產權經濟學、貨殖論經濟學

共生經濟學提出的核心原則——“生產回歸生活，生活呈現生態，生態激勵生命”——並非修辭，而是一種對經濟學觀察順序的根本重置。經濟學的古典理性自我軸心時代已經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綜合生命行為的共生時代。

2015年3月我應CES中國留美經濟學會30周年慶·密歇根大學邀請，作《讓生產回歸生活——Symbionomics What Problems to Solve?》報告，進一步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貨殖論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釋有沒有“免費的午餐”，並圍繞着貨幣孞用、真實收入、虛實經濟的“三重兩極分化”，講述着新、老資本論的故事，陷入市場、政府、道德“三重失靈”的“市場自由與政府管控周期性鐘擺”困境，讓世界徒生出各種分裂與衝突。而問題在於，脫離生活常態的生產與資本增值（從“增長之術”到“增長之道”），已然超越自然、社會、家庭、你我他身心靈健康可承受的極限，那麼，超序性改變，何以可能？

這就是共生經濟學試圖加以解決的問題——在能量轉換和孞息流變中重估一切所謂經濟增長的價值（Reassess the value of all so-called economic growth in energy conversion and information flow）。

問題並不複雜，根據將物理學的機械規律與生物學的演化規律貫通融合）的“熵增/熵減/熵旋定律”（Entropy increase/Entropy reduction/Entropy spin law），經濟學講的“成本收益的消長率”，勢必藴涵着生命（生活）價值與生態（生產）背負的動態平衡關係。

為避免將物理學中的“熵”機械移植到社會經濟領域，本書將“熵增—熵減—熵旋”作為系統動力學的啟發式框架：

熵增，指組織摩擦、資源透支與信息失真所導致的功能耗散；熵減，指開放交換、學習創新與制度修復帶來的結構效能提升；熵旋，指在開放系統中形成的循環更新機制。

在此基礎上，共生經濟學（Symbionomics）提出一個簡明卻具有方向性的原則判別：

生產若脫離生活，將失去意義；生活若脫離生態，將失去根基；生態若不能激勵生命，將難以持續。

共生經濟學並不否定既有經濟學成果，而是試圖把其重新嵌入生命結構之中。其核心方法論，可概括為：基於生命自組織連接動態平衡的交互主體共生（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在這一觀察尺度下，個體與共同體、制度與技術被視為互動主體，而不再是彼此對立的被權力或資本主體（Subject）支配的客體（Object）。

七、關鍵構件：共生權範式與GDE價值參量

當觀察尺度改變，制度與度量方式也必須隨之改變。

傳統經濟學以GDP衡量增長規模，但GDP僅回答“發生了多少交易”。它無法區分：

哪些增長提升生活，哪些增長透支未來。

因此，乘法思維的國民生態/效能總值，即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Efficiency）價值參量被共生經濟學提上國民賬戶核算議事日程，用於對GDP進行效能過濾。

其基本結構可表示為：GDE = Σ (GDPᵢ × ηᵢ)。其中η為效能係數，綜合反映：

對資源與能源效率的影響

對社會福祉與生活確定性的影響

對生態承載力與未來的影響

進一步可得：

R = GDE / GDP，R 值即文明含金量指標。當 R ＞ 1，表示增長具有高生命效能；當 R ＜ 1，則意味着規模雖擴張，但生命質量被稀釋。

因而，本書第二編的全部展開，實質上都是圍繞這一價值參量及其衍生結構展開的度量革命。

GDE並非取代GDP，而是為其提供生命效能校準，過濾無效/虛假GDP。

在制度層面，共生權範式逐漸形成：強調權利與責任、激勵與約束的動態平衡。

降本與賦能不再對立，而成為共同目標。工程技術與哲學思考，也在此交匯。工程師提供實現路徑，哲學家提供方向校準。二者不再分離。

八、本書結構：從反思到重構

當經濟學重新回到生活本身，並以生命效能而非增長規模作為觀察基準時，本書的展開方式也不再沿用傳統教科書式的經典邏輯，而是遵循一個由診斷、度量到落地運行的連續結構。

全書以三編十三章為總體架構，其比例與重心並非平均分布，而是依照問題本身的真實重量展開。

第一編，是對增長失效時代的系統診斷。

這一部分可稱為“庫茲涅茨黃昏”，亦即結構性失衡的制度病理學，占全書約四分之一篇幅。它並不急於提出新方案，而是首先追問一個被長期忽視的問題：當增長不再自動轉化為生活穩定與生命效能時，問題究竟出在何處？我們將追溯從主流經濟學的形成與偏移，到全球化2.0結構中的制度錯位與價值失真。本編將逐層展開增長敘事背後的制度病理與認知偏蔽，以及國內“殖官主義”（ Reproductive Officialdom）傳統，使讀者看見“無效/虛假GDP增長”如何在看似繁榮的表象下不斷累積，並逐漸侵蝕生活本身。

第二編，是對價值本體的重建與度量革命。

這一部分可稱為“黎明的度量革命”，也是全書的核心，占約百分之四十篇幅。若不能重建國民財富的度量體系，一切對主流經濟學反思和創新都難以落地。因此，本編將系統引入GDE（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價值參量體系，把GDP從“終極目標”降維為需要被效能過濾的輸入流量，並通過效能係數η與結構效率比R = GDE / GDP，六大資源資產負債表以及成本-收益-健康黃金率等結構工具，使“生命效能優先”成為可計算、可比較、可審計的文明度量方式。經濟學在此不再只是解釋世界的分析科學，而開始轉向能夠校準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度量工程。

第三編，則進入運行與重錨階段。

這一部分可稱為“交互主體共生落地”，占全書約百分之三十五篇幅，其重心在於如何使新的價值參量真正進入制度與生活結構之中。本編將圍繞“共生權”治理範式展開，探討人口邏輯LIFE（生命形態）、AI（智能形態）與TRUST（組織形態）三位一體的交互主體共生結構。並進一步將這一結構延伸至互聯網（Net）、物聯網（IoT）與愛之智慧孞態場/網（AM，Amorsophia MindsField/Network），以及由CPU－GPU－TPU到MPU迭代的“獎/抑/通機制”作為生活方式創新與再組織、再選擇基礎設施的升華。

三編之間是一條由黃昏進入黎明、由黎明走向海闊天空，可運行結構的連續路徑。若沒有第一編對增長失效的診斷，第二編的度量重建便失去方向；若沒有第二編的價值校準，第三編的制度與技術落地也將失去基準。

因此，本書的真正目的，並非再提出一種新的經濟學學派，而是嘗試完成一次尺度轉移：把經濟學從規模崇拜的增長敘事，重新帶回以生命效能為中心的文明度量與制度運行之中。

當經濟學重新回到生命尺度，它才重新具備文明尺度的加權項。

錢 宏
Archer Hong Qian
2023年10月10日 初稿
2026年2月21日 修訂於 Richmond, BC, Canada

Preface

The Cognitive Bias and Fragmentation of Economics as the Birthplace of New Thought

I. 1647–1755: The Origin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Public Order

Economics did not begin with formulas. It began with order.

In 1647, during the Putney Debates in England, soldiers and political thinkers of the New Model Army argued over suffrage, representatio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At the center of these debates stood a profound question:

What constitutes a just social order in which people can live together?

Figures such as Thomas Rainsborough insisted that even “the poorest he that is in England hath a life to live as the greatest he.” The Levellers were not writing economic models, yet they were wrestling with the preconditions of economic life: representation, fairness, and political inclusion. Economic activity was already embedded in public order.

A century later, in 1755, while lecturing in Glasgow, Adam Smith articulated what may be one of the most transparent yet powerful stat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He observed that for a nation to prosper, it requires only three things:

“Peace, easy taxes, and a tolerabl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is formulation contains no mention of growth rates, capital accumulation, or productivity indexes. It speaks instead of peace, bearable fiscal burdens, and predictable justice. Prosperity, in this view, rests upon social st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reliability.

If one seeks the spiritual origin of economics, this statement may be closer to its true beginning than the countless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followed. It reflects what may be called a “peace economics” perspective: economic activity is first embedded in social order, and only then in the circulation of wealth. Prosperity is not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speed; it is a function of structural stability.

II. The Rise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Achievement and Blind Spots

Wit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focus of economic thought gradually shifted. Scale and efficiency became dominant themes. Growth rates became central indicators. National comparison turned into numerical competition.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the individual assumed to be fully informed, preference-consistent, and utility-maximizing—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modern economic modeling. On this assumption, equilibrium analysis flourished. Mathematical elegance replaced moral philosophy as the discipline’s main language.

There is no deny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is development. Modern economics provided analytical clarity, policy tools, and unprecedented explanatory power. It helped governments design monetary systems, manage fiscal frameworks, and understand market dynamics.

Yet something subtle was lost in the transition.

As the discipline advanced in formal sophistication, it increasingly detached from lived reality.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e to be measured primarily by aggregate outpu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life itself had become more stable or meaningful receded into the background.

Growth became the proxy for prosperity.

But growth is not identical to life improvement.

III. The Voices of Correction: Students and Clear-Sighted Scholars

This growing detachment did not go unnoticed.

In 2000, a group of French economics students launched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 criticizing the excessive formalism and narrowness of mainstream economic education. By 2014, students from nineteen countries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The Guardian, arguing that economics curricula had become disconnected from reality, insufficiently pluralistic, and blind to financial crises that economists themselves failed to predict.

These were not anti-intellectual protests. They were calls for intellectual diversification. Students were demanding that economic theory re-engage with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real-world complexity.

Prominent scholars had already raised similar concerns. Follow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widespread debate emerged regarding the predictive failure of dominant macroeconomic models. Even earlier, critics had warned that economics was becoming too self-referential, too enclosed within internally consistent systems.

The crisis was not merely technical. It was epistemological.

IV. The Limits of System Thinking and the Gödel Boundary

The deeper issue lies not only in particular models, but in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Modern economics increasingly embraced system thinking: large-scale modeling, equilibrium frameworks, and optimization logic. These tools proved powerful—but also carried inherent limits.

Kurt Gödel’s incompleteness theorem demonstrated that within any sufficiently complex formal system, there exist truths that cannot be proven within that system itself. No formal structure can fully account for its own consistency.

Applied metaphorically to economics, this insight reveals a structural constraint: no closed modeling system can exhaust the reality it attempts to describe.

System thinking is indispensable, yet it is not omnipotent.

When models become objects of reverence rather than tools of inquiry, the discipline risks mistaking abstraction for reality. The prestige of mathematical elegance can overshadow the humility required when confronting complex life systems.

Even today, system thinking remains widely admired—often uncritically. Its authority persists not because it is flawless, but because its limitations are insufficiently acknowledged.

The failure to recognize the Gödel boundary leads to path dependence. Disciplines remain locked within paradigms that cannot internally correct their foundational assumptions.

This epistemological bottleneck also foreshadows one of the major constraints in contempor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high computational sophistication does not equate to ontological completeness.

V. From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to the “Three Self-Organizing Humans”

In this context,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appears increasingly insufficient.

The concept originally served as a simplifying device, not a full anthropological claim. Yet over time, it hardened into an implicit ontology: individuals became treated as one-dimensional utility-maximizing agents.

Ludwig von Mises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the “acting man” (Homo Agens), emphasizing purposeful behavior. Friedrich Hayek further argued that economics is not about prediction, but about understanding spontaneous order—the emergent coordination of dispersed knowledge.

Hayek’s return to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marked a crucial intellectual reorientation. Markets are not engineered systems; they are complex, evolving orders.

Yet even the “acting man” remains too abstract when confronted with contemporary complexity.

Human beings are not merely economic actors. They are simultaneously:

• Economic self-organizing beings

• Political self-organizing beings

• Civilizational self-organizing beings

This is the emergence of what may be called the “Three Self-Organizing Humans.”

Individuals operate within economic exchang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cultural meaning structures simultaneously. To reduce them to utility maximizers is to compress multi-dimensional life into a single variable.

The crisis of economics, therefore, is not simply about better forecasting. It is about recognizing the multi-layered structure of human self-organization.

VI. The Emergence of Symbiotic Thinking

It is within this intellectual and historical tension that Symbionomics arises.

Symbionomics does not reject economics; it extends it structurally.

Its central proposition may be summarized in three sentences:

Production returns to life.
Life manifests ecology.
Ecology energizes life.

This formulation seeks to reconnect economic activity with living systems. Growth is no longer an end in itself; it becomes meaningful only insofar as it enhances life efficiency and ecological balance.

Symbionomics builds upon the recognition that life systems operate through self-organizing connectivity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Economic order must therefore align with life’s inherent structural logic.

VII. GDE: The Value Parameter as Civilizational Filter

In practical terms, this reorientation gives rise to a new evaluative framework:

GDE (Gros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 Gross Domestic Efficiency).

GDE does not abolish GDP. It repositions it.

GDP answers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ed?
GDE asks: Was it worth happening?

Its structure can be expressed as:

GDE=∑(GDPi×ηi)GDE = \sum (GDP_i \times \eta_i)GDE=∑(GDPi×ηi)

Where η represents a composite efficiency parameter incorporating:

• Resource and energy efficiency

• Social welfare and life stability

•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and future carrying capacity

When η < 1, economic activity, though counted as output, diminishes structural vitality.
When η > 1, growth enhances life efficiency.

The efficiency ratio:

R=GDEGDPR = \frac{GDE}{GDP}R=GDPGDE

becomes a civilizational filter. It distinguishes value-creating growth from value-diluting expansion.

Thus economics transitions from additive accumulation to multiplicative filtration.

VIII. Structure of This Book: Diagnosis, Measurement, Implementation

The logic of this book unfolds in three parts.

Part I: Diagnosis — Why Growth Fails
This section examines structural imbalance, institutional misalignment, and the fading of peace economics under scale-centered growth narratives. It critiques the limitations of rational economic man and explores the structural root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 dislocation.

Part II: Measurement — Rebuilding the Ontology of Value
Here the GDE framework is fully developed, including efficiency coefficients, resource balance sheets, and structural calibration mechanisms. Economics becomes not merely explanatory, but evaluative.

Part III: Implementation — SymbioRights Governance and AM Infrastructure
This final section explores how symbiotic rights paradigms, LIFE-AI-TRUST integration, and the Amorsophia MindsField/Network (AM) can form a new civilizational infrastructure. Economics transforms into design science, where engineers and philosophers must collaborate.

Economics began with order.

I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peace economics for the industrial era,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emands a reorientation toward life-centered symbiosis.

When economics once again becomes capable of answering how production, exchang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ultimately serve life—without exhausting nature or mortgaging the future—it will recover its original vocation.

Only then will economics once again be a discipline about living together.

[1] 見向松祚《新經濟學·卷一主流經濟學批判》P33，中信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