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刘晓波获奖的闲话

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开创了中国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华人社会，自然是体验了苦涩参半的喜气洋洋。中国民主的道路还很艰辛，这可以从温家宝总理的民主发声但少于行动上看出端倪。胡温政府刚上台的时候，颁布了一个新法令，就是只允许政府极其下属单位，才能拥有大众传播媒体，这跟西方社会不允许政府拥有媒体传播事业的话语洗脑权刚好相反。也就是这个法令，让我在三年前决定停写了我个人的博客。

但2010年10月4号的世界日报，在A5版刊登了两则消息：《日右翼反中 骂华人蟑螂》， 《日外相：中国不是恶邻居》。读完之后，叫我五味杂陈。

       三年前，我写《中国文化中的蟑螂文化》这篇博客的时候，完全是抱着我的祖国，我才可以批评的心态，猛烈抨击国内以于丹现象为标志的国学热。当时用了端木一秋这个笔名，使用端木这个姓完全是为了猎奇中国这个古老的姓氏。世界日报因此还报道说，是一个日本人写的用来骂中国人的，选用这样的词汇，来挑起中日民间的仇恨。这不是事实。

       如今钓鱼岛之争，中国政府一改过去对类似事件“假装不知道”的态度，连续几次强烈的语言和动作，逼迫日本不得不做出让步，反而在日本民间引起极大不满。

       钓鱼岛的领土之争，是不关乎中国是个“恶邻居”还是“好邻居”的问题。即使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样的争端也会发生。但是，如今中国这样独裁的政府，无疑是给在国际交往中的形象，添加了语出“恶”声的口实。联系到国内持续报道的拆迁“钉子户”暴力反抗问题，我们不能不认为，唯有民主才能解决中国当今社会的巨大危机。我们无法选择与生俱来的家庭穷富的不平等，但我们理应得到社会赋予我们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平等。

       今天再读《中国文化中的蟑螂文化》这篇博文，只是感到语句的不成熟，和某些观点说明的还不够透彻。现在不便再更改，随后附在后边。只是想说明，当初为什么挑了蟑螂这样一只讨厌的昆虫，来说明中国文化中的几种现象，和由这种文化现象，带来的中国国民性。

有网友不同意我用蟑螂来比喻中国人的这些行为和文化现象。他们说，应该用蜜蜂来做比喻。但他们不了解，蜜蜂是演化级别最高的社会性昆虫。有生物学家称之为超有机体来表达他们的社会属性和共产主义组织形式。而人类的社会组织，在这一点上仍然无法同蜜蜂相比。尽管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跟蜜蜂的有生物学的原因使之不同，蜜蜂之间的合作关系之亲密与协调，是人类无法企及的。

       蟑螂是蜚蠊目昆虫的总称，在社会生物学上是属于亚社会性昆虫，即在一定的时间段内，成虫照看自己的幼虫和若虫；这与蜜蜂的真社会性有大的不同，这是我没有用蜜蜂来形容中国文化的原因。其次，蜜蜂由于同巢的个体之间实际是带有“血缘”的姐妹关系，因而的确具有共产主义精神。近年养蜂人发现很多蜜蜂飞出之后就不再回来，使得蜜蜂的种群大面积缩小，原因就是因为，蜜蜂生了病之后，担心危害种群，会自动离家不返。而蟑螂却是环境恶劣时候互相搏杀争斗较为严厉的昆虫。蟑螂的亚社会特性可以形容中国文化的家国习性。现代之前的中国人只知道家和家族而不知有国家，现代的中国人只知道周围小圈子的道义和信誉而不知整个社会的公德和良心。过去中国人歧视周边的“蛮夷”，而其实在的原因就是当中国人有了强有力的凝聚力而形成了皇帝为首的组织形式，周边的少数民主却没有这么有力的组织形式而遭受歧视。但细究中国的这个组织形式，“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却是灵长目中常见的方式。比如狒狒和猕猴的社会，一个雄性和他的几个太太构成一个家，由这样的几个家庭构成一个宗族clan，再由这样的几个宗族构成一个队伍band，再有这样的几个队伍构成一个集团troop。这样比较的结果，就会明白，现代之前的中国文化形成的凝聚方式，还是非常原始的组织形式。在近代国家的概念引进中国之后，过去的家族概念不再成为有力的组织形式，拿什么凝聚人心。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个难题。貌似现代的中国政府没有什么好牌可以出，唯有祭出民族主义，而这个民族主义，却是哺育蟑螂文化的温床。

附录：

中国文化中的蟑螂文化

在我的《精英社会和她的社会生物学基础》的文章里，我有谈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朝向杂交和花粉效应的方向，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杂交和花粉效应，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那种物种与生俱来的为生存和繁殖而努力的基因的自私。但是正如现在我们常说的概念和道理：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是做不了什么事儿的，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必须团结合作才能最后移山。所以最后自私的基因可能无法生存而只能在短期的竞争中存在，这样某些优良的基因可能会在竞争中被更优良的基因打败；而少“低下”的基因反倒是因为没有参加一时间的竞争而存活下来。所以极端的竞争并不是生物的发展合情合理的现象。因而为保护基因的思想和行为，整体人类的基因才能进一步在长期的时间段内发展和生存。所以我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遭遇的甲午之战》一文中建议中共以基因保护主义立国。

我觉得近代科学的三大发现，是影响人类社会和思想的最伟大发现

DNA 和基因学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佛洛伊德的潜意识的发现，和他的精神分析

前两者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是世界的、宇宙的、生命的；而佛洛伊德的学说，是针对人类自身的，精神的。这三大学说的诞生，让现代的人类有种马上就能够彻底解决宇宙奥秘的感觉。由这三大学说所发展起来的生物社会学，或者叫社会生物学，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把宇宙，自然，人，人类社会和人类的精神能：宗教，道德，文化，信仰全部统合在一起。

但是我们看一下以上三大发现的发表时间，我们中国社会还在干什么，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和他们，和世界有多大的差距。

佛洛伊德 （1856 ~ 1939）1900年发表了《梦的解释》一文。那个时候,我们中国还在疯狂地排外，以为画符念咒的方法可以把洋人驱逐出国门。随后佛洛伊德发表了《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有关性的三个试论》、《俏皮话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这四篇论文，奠定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基础，随即在1906年获得同行的承认，1908年首届国际精神分析研究大会召开。1909年应邀出席第二年的大会。从此佛洛伊德的学问在全世界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

爱因斯坦（1879~ 1955）对后世深具影响的狭义相对论发表于1905年，题目是《论运体的电动力学》，同年他一共发了四篇论文，加上从1900年开始写就的，一共是八篇论文。1905年的四篇题目分别是：《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观点》、《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狭义相对论最重要的结论是把质量守恒原理和能量守恒定律融合在一起，质量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其他还有比较常讲到的钟慢尺缩、光速不变、光子的静止质量是零等等。而古典力学就成为了相对论力学在低速运动时的一种极限情况。这样，力学和电磁学也就在运动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1905年9月，爱因斯坦又写了一篇短文《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作为相对论的一个推论。质能相当性是原子核物理学和粒子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也为20世纪40年代实现的核能的释放和利用开辟了道路。

DNA和基因学是很多科学家共同研究的成果。最早发现DNA是在1869年，由瑞士物理学家Friedrich Miescher在手术后废弃的绷带上看到一种结晶物质，后来证实这种物质来源于细胞核，因而把它命名为核体。1919年的时候，Phoebus Levene查明这种物质是有碱基、醣体和核体磷酸组成，并给出了其化学分子的配对结构猜想；但是当时Phoebus Levene认为这种配对是固定的，链条也是很短的线状结构。1928年，Friedrich Miescher发现这种物质跟遗产有关，因为平膜肺炎双球菌的这种物质被混入糙膜的肺炎双球菌后，也会出现平膜的肺炎双球菌后代。1937年，William Astbury照出了第一张这种物质的X光片。1943年，DNA是影响这种性状的物质又被Oswald Avery, Colin MacLeod 和 Maclyn McCarty等人的研究证实。1953年，在不同的实验中，DNA是遗传物质的结论又被Alfred Hershey和 Martha Chase 在 Hershey-Chase实验中确证。1953年依据Rosalind Franklin的DNA X光照片和碱基配对的资料James D. Watson和 Francis Crick给出了今天我们已经普遍接受的DNA双螺旋阶梯结构。

以后基因的研究，更加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很多人类学、考古学、进化论、家族历史和血亲研究。对于基因的隐性和显性性状研究，也开始影响我们今天的心理学和行为科学。

前边两大发现的发表时间，中国还处在满清的最后几年，中国人还在为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国体而咄咄不休。这些科学的学说对人文科学和行为科学产生影响并改变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行为的时候，我们还在战乱和东亚病夫的精神病间歇发作时期。之后马克思的暴民思想开始影响中国，（请参考我的《从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动机说开去》一文）

1900~到现在的历史，我们都非常了解，但是还是有很多我们不熟悉，不知道的，我来给出几个基本的事实：

1900年， 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领馆，屠杀基督教民，因满清政府对之半支持半放任的态度，引来八国联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13日向参议院发出《辞临时大总统文》和《推荐袁世凯文》；15日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作为大典的一项内容，就是由孙中山亲自率领“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这次拜谒活动，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

这两个祭典专制的文告刚好跟武昌起义的檄文《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布告全国文》形成强烈对比。一个代表专制的家天下思想，一个代表人民共享天下的民主思想。在后来孙中山提倡的民主宪政三时期，军政府、训政府、宪政府也还是把独裁的军政府列为民主必须经过的三步骤。因此跟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发生激烈言辞辩论，1912年1月14日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并缉此受到孙中山赏识。

再后来发生的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恢复帝皇制度，代表着后边100年来军阀争夺帝位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悲惨乱华时期。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中国人对专制这么有意无意地留恋呢？以至于现在还有人发出中国不适合民主的声音呢？

就思想上来论，由对儒家只言片语的解释而发达起来的中国文化，也就是儒家思想和其他中国先秦哲学的朴素思想而综合起来的中国国民习惯势力是主导因素。而在这种习惯势力的背后的生物学原因，就是我现在要讨论的中国的蟑螂文化。

蟑螂文化是指蟑螂为求族群的生存而大量繁殖的生物现象和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和行为惯式。蟑螂，在昆虫中是最古老的种类之一，远在3亿5千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特点是：繁殖能力强，一只受精的雌蟑螂一生所生产的卵鞘量也多，美洲大蠊最多可产50多个。 食物范围广，蟑螂是杂食性昆虫，食物种类非常广泛。各类食品，包括面包、米饭、糕点、荤素熟食品、瓜果以及饮料等等，尤其喜食香、甜、油的面制食品。除了喜爱各类食品外，蟑螂也常咬食其他物品，例如在住房、仓库、贮藏室等处，它们可啃食棉毛制品、皮革制品、纸张、书籍、肥皂等等，甚或至光盘它们都可以用来充饥。

适应性强， 在室外垃圾堆、阴沟和厕所等场所，它们又以腐败的有机物为食，甚而啃咬死动物。美洲大蠊在只给干食不给水的情况下，雌虫只能存活40天，雄虫只能存活27天。反之，如果有水无食，则雌虫能存活90天，雄虫能存活43天。当处于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无食又无水时,蟑螂间会发生互相残食的现象、大吃小、强吃弱；特别是刚刚蜕皮的虫子，不能动弹，表皮又嫩，就成了竞相争食的猎物。

蟑螂是跟恐龙同时代的生物。但是依靠其蟑螂策略，使得它仍然可以存留到今天。蟑螂的大量繁殖使得它在某一地区被灭绝的时候，只要能够有几只存活下来，依靠大量的繁殖的策略，很快地又可以恢复族群的特征。这种策略有它的顽强不屈性格和见缝插针性格。

历史学家黎东方在谈到中国人的这种品格的时候，也很自豪地对比被灭亡的古埃及、巴比仑、古罗马并且指出中国人就是依靠这种品格，能屈能伸、富有韧性，因此也就不可能被敌人消灭。但是谢选骏先生也指出，被蒙古人和满清替代的中国人，跟我们过去的中国人不是同一个概念上的中国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学家把这现象称为民族大融合的中国。

起码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中国人讲的普通话已经不是我们过去意义上的中国话，我们现在讲的国语是满州话。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血液和基因，有待中国的基因科学的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这是一个社会生物学的大工程，需要有真正做研究的学者，殡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干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蟑螂文化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大量的繁殖就不会重视人口的质量。这在社会生物学上，称做r-K策略。注重量的叫r-策略；注重质的叫K-策略。大量的人口，就造成资源的分配紧张。因生存带来的竞争，达尔文主义就会在实际生活中盛行。（想想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不是这样？）在大自然的生物链中，人类作为生物链的一个环节，一方面是在吃，一方面是在被吃。所以“翻开历史，满嘴的仁义道德，放大镜下的小字，歪歪扭扭写的全是吃人！”

不被其它生物吃掉，就是被同种的生物吃掉。中国的历史，在春秋时期，人们还比较讲究礼仪，打仗交兵前，还停下来协商一下，你为什么要打我啊？颇有点象现在的村与村之间的械斗。理讲不清啦，再开始动武。也有点象现在西方的战争，打仗前，还要实行宣战的一套。到了战国时代，人口增加,达尔文现象更激烈,便没有了什么礼仪；搞突然袭击的被认为是战争的必要先发手段。1999年范爱我啦（Van Evera）的《战争的原因》(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书又提出了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起源研究上的缺憾，认为不安全感在国际事物中是普遍存在的，而追求安全感是导致战争的普遍动机之一。这个结论的证据，在沈志华教授演讲的《中苏关系同盟条约》的制定中，苏联要求东北和新疆不能存在第三国的势力和硬是把中国的外蒙分裂出去这些事实得到证明。

这种不安全感，是佛洛伊德最早提出的人类无意识遗传，由达尔文主义盛行引起的人类无意识。

今日研究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的杀掳的增加。而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和吃人的历史。从秦始皇的坑杀降卒十万，到满清的嘉定三屠，杨州十日，无不证明中国的杀人历史。五胡乱华时期，中原北方的汉人，几乎被杀绝。这些都是r-策略的悲惨的一面。由杀掳而带来的哲学观，就是人比蚁贱、人对其他人的欺凌和不尊重。

比较鱼猎、采集和游牧文明，由于迁徙的习惯，出生人口的传染病发作少，成活率就高，人们重视采集和鱼猎的技术和经验传授，下一代跟父母亲的合作就高。人口的质量就提升。智力也会提高。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也就高。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世界上的历史，为什么“野蛮的文明”总是能够战胜“先进的文明”。而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当初满清的初入中原时候的男性雄风。

鱼猎、采集和游牧文明这种重质不重量的文化特性，也在对动物的观察中发现证据。北美野生的林克猫，大概每隔十年，会自动做一次绝育行为，因为林克猫的猎捕对象雪鞋兔兔口低于两者的某个比例后，食物会出现缺乏现象。缺乏食物使得林克猫绝育的机理还不清楚，但是这个现象和原因，我们可以理解到大自然的奥妙！（其实我倒有一套根据佛洛伊德的理论猜测的想法，但是需要收集更多证据来证明我的这个猜想）

如果我们接受了现代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我们就明白，所谓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没有一点可以值得我们现在留恋的啦！

中国的蟑螂文化这种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现象也算是对人类的一种惩罚吧！但是由此造成的文化心理，却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心理中间；而这心理特征却是极端低劣不符合生物社会学的基因库概念和基因生存原理的。

蟑螂文化轻视生命，轻视个人价值而导致基因库缩小；它被儒家的思想改造以后，君子和小人阶级、精英和草根阶级便对中国的蜜蜂或蚂蚁式社会提供了稳定的依据。

中国近代的哲学思想史，始终没有和近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和学说挂上钩。在今天的哲学系和人文科学的学生们，仍然在讨论200多年前或更远的的欧洲的或古代希腊的哲学思想体系，间或有最新的学说介绍给中国人。这样的学习和研究，怎么能抓住当今西方社会的思想主流？怎么能够医治我们的精神疾病？

生物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完整地介绍和论述以上这三大理论在人文和人类今天的思想和行为方面的哲学思想体系。

r-K学说的建立，在抓屎蹲教授（ J. Philippe Rushton）（哈哈，我翻译的这个名字好吧？）的《种族、进化和行为》一书中突然出现了和此理论的推导相矛盾的结论。（我们可不能上这个当！）此书研究的结论，认识到了种族在智力方面确实存在的差别。证明了东方人的智力比西方人高，西方人又比非洲人的要高，这样的一种带有种族歧视的论调。(请大家也要注意，这本书里也提到了黑人比其他种族优秀的几个方面)日本是一个岛国，是农业和捕鱼业的混合国家，又从中国吸收了很多农业文明的思想。正如欧洲的文化来源于希腊，希腊的文明来源于两河，两河的文明来源于古埃及。后发的国家，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外来的文化与本身的文化的交合形成了更强势的文明，在今天的思想历史上，称为假晶现象。（地质学上指一种岩石成分，进入另外一种岩石成分后形成的晶体）

中国在春秋时代，正是一个从部落转向农业文明的时代。那时的鱼猎采集文化还在人们头脑里保存着强势，所以出现了先秦的诸多学问。后代再没有出现过超越前人的思想和哲学。那时候由于人口的增长，人们交际的增加，从上一代继承来的知识和经验的累集，开始在中国的文化、诗歌、音乐中展露头角。但是，孔子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HY者，却把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健康之路（我在这里称的健康，也不一定保证没有孔子，就一定能迈向健康），引向了另外一个不平坦的征途。在春秋之年，中国处在急需一套能行之有效的政治学说的关口，HY幻想的只言片语，在那个年代不受欢迎，却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引子。由引子而来的后代各学派，用今天科学的眼光看，跟参禅也不差很多。

今天我们已经明白，政治来源于宗教，宗教来源于神话，神话来源于历史传说、图腾崇拜、萨满、巫师、占卜文化，而图腾崇拜、萨满、巫师和占卜文化来源于原始人的想象和儿童思维期的泛灵想象，既是说，儿童期把周围的任何物质都想象为有灵魂的，可以对话的，和自我本身等同的一个实体物质。如果再讨论想象是出于何处？今天我们对动物和我们人类自身精神的分析和观察，依照佛洛伊德的理论，我发现，想象却是出自于对性的压抑，和灵长类动物自身的HY。（这方面的论术，请参考我的《孔子，打断中国思想发育历史的伟人》）想象力创造了神话，HY发达了人类的想象能力。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政治发育轨道，中国的历史可能会出现不同的局面。因为神话的发育过程中，总要经历泛灵------半人半神------全人形的神------人性化的神这样一个轨道。当神也能够象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也能做出奸淫偷盗等恶劣品行的事情的时候，由这种神话发展出来的宗教或者政治，就会带有很多人性的成分。（对人性一词的定义，请参考我的《精英社会和她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一文。这点很重要，因为我讲的人性和于丹等马克思主义者讲的不一样，在他们脑子里，人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把它的这个概念在那篇文章里给撇清楚了很多）

孔子和儒家的出现，使古代的哲学，那时候称为玄学，打断了神话故事所能左右的思想和哲学发展轨道。（古代哲理之人，以玄为美，老庄、韩非、墨子、等先秦哲学仍然试图解释论证自己的观点，所以留给后代发挥的余地，远没有论语的一句话来得大）对其一句话的理解，可以有“清早不梦”（注释1）的效果。这样的发挥，形成强大的思想体系，冲击了神话所能带给人类社会的道德和风俗观念。跟神话相反，孔子的哲学，是把普通的人神化；而神话学，是把神重新人化。这样的一个差别，就是东方式思维和西方式的思维，并使两者区别开来。

网上流传着一个东西方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不一样的故事：

一个西方的外交官去参加北京的一个沙龙聚会。当被问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别的时候，这位外交官讲了一个故事：一条河的两岸，住着一对情侣，时常两个人中的一个会通过摆渡的一个年轻人，到对岸去会情侣。这年发了大水，冲坏了女方家的房屋，好多人死于洪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啦，女的，让我们姑且叫她魏薇安吧，心理惦念着情人的生死，但是河水很大，度河会有生命危险。于是她去央求摆渡的青年，姑且让我们叫他罗国特吧。罗说，这么大的水，我不要命了呀？你让我摆你过去。魏于是就很伤心，罗说：你如果一定要我带你过去，那你答应我，今天晚上陪我过一夜，能和你这么美丽的女孩子过上一个晚上，死也值得啦！魏也就答应了他，他们第二天，也很顺利的到了河的对岸。见到了魏的情人，我们姑且叫他李鸥吧。两人相见甚欢，一番缠绵之后，李忽然想起了问魏是怎么过的河；魏就把事情的前后告诉了李；李不听则已，停了之后，怒上心头，猛地抽了魏一个耳光，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心头还不解气，就又到河边，找到等候的罗国特，把罗也痛打了一顿。

然后，这位外交官问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你们认为这三个人里边，谁是英雄？谁最卑鄙？谁最值得同情和谅解？

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都选择了李欧是英雄，罗最卑鄙，魏也不值得同情。

但是，这个西方人说了，以西方的价值观，罗才是英雄，李最卑鄙，魏很值得人们同情。

造成这种思维差别的，就是中国的神化的人，和西方的人性化了的神。这种差别，表现在司法上和社会关系上等各个层面。西方社会认为大多数的人都是坏人，就事论事情的时候，个体的人才是好人，所以要制定法律，惩罚坏人的表现型，时刻监视着那些可能表现出人性的恶劣的人群；而特别尊重单个的人。因为单个的人才是好人、是君子。只有在抓到单个的人的犯罪证据，才认为他并非是个好人。而中国的社会，常强调大多数人是好的，只有个别人是坏的。所以不尊重单个的人。一旦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就得必须能够证明他是好人，而不是拿出证据证明他是坏人。。

中国这种神化了的人，如诸葛亮，周恩来，毛泽东就跟普通的人群，形成了对比；就形成了不同的为人之道。形成了君子和小人的划分，而不是如西方社会的，就事情来论事情。于丹所讲的为人之道，也还是在强调君子跟小人这样两个群体。而不明白，凡人都是君子和小人两重性的集合体，他之所以某日是小人，某日还可能成为君子，完全是他周围的环境和氛围造成的他的表现成君子还是表现成小人。

以这样的哲学观所面对的社会，更加促进蟑螂文化的发育。因为神化了的人，需要蟑螂化的人去崇拜和奉献，去保护和供养。把一部分人群的神格化和把另部分人群的行为的蟑螂化才能适应集群的发展。

中国社会的这种蟑螂文化，造成人口的膨胀和土地所能养活的人口的矛盾。这样的矛盾，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农民暴动和因之而起的改朝换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如我们中国这样子的历史。皇朝的崩溃，每隔那么两三百年就来上那么一次。动乱的大特征，就是人的杀掳，张献忠竟能把整个四川的人口屠杀待尽，不可不谓残暴。大乱之后，新朝建立，土地开始恢复地力，剩余的人民，开始修养生息，等待下一轮的地力减小，产出降低，人口膨胀，进而天下大乱。

中国的人口，在宋朝以前，一直徘徊在6~7千万之间。到了明朝，人口开始突破1亿并在往后的清乾龙年间，突破了4个亿。人口这样的爬升，是跟美洲的发现分不开的。西方的商业和贸易，带来了南美洲的玉米等秋作物，使得粮食亩产提升。粮食产量的增多，也随着更加提高了人口数量。这样中国的基本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马克思主义者以政治来看问题，认为官逼民反，官僚的贪污腐败和自然灾害是造成农民暴动的原因，纯粹是无稽之谈。希望有历史系的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它绝对是篇很好的博士学位论文。

近来看国学的精英人士问到的一句话：你们反对传统的人士，思考一下为什么是孔子而不是先秦中其他的学问和主张统治了中国的思想？

这个问题的回答也简单也不简单。原因很清楚，孔子的一句话哲学，玄学的味道比任何其它学说都更玄，所以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参禅悟道，有极大的发挥余地。而其它的学说，发挥的余地非常小，近代的科学，根本就没有了一丁点发挥的余地。1000个人读论语，就有了1000本论语；1000个人读物理学，也还是1本物理学。不能发挥的现代科学，就只能超越；能发挥的论语，也就永远不能超越。有关中国的文化是玄学的文化的论述，请参考我的《于丹老师，孔庄之道，可以休矣！》一文。

今日我们的时代，也是如孔子的变革时代，蜜蜂蚂蚁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和佛、道、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准则、加上这道德准则赖以繁殖的蟑螂文化根本不能解决今天我们国家遇到的问题。

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也是面对着一批不愿意上桥过河论的无奈选择。只是因为桥是资本主义的桥梁，所以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坚决不用这边座桥。所以面对西方的人文科学，而不做实际技术上的探讨而一概拒绝。如果你的车子太长太大，而这座桥却窄，又拐了个弯，我们不仿依照造桥的技术再选择一个地方再造一座桥，可以让我们过去。而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却偏要拒绝这样一座桥，一定要摸石头过河，弄得我们今天，要过河的车子在后边排起了长龙。也不敢再考虑“黑猫和白猫”的问题。

今天中国的保守势力，一再拿话语权开涮，就更证明了我所讲的中国文化真理不确定性的思维特点。请参考我的《孔庄之道，可以休矣！》一文。中国人把重复1000遍的谎言，拿来做真理，剥夺其他人的话语权，以为全世界的人们都是这样做的。从根本上说明了他们不懂得，不理解，不去学习了解西方今天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的社会。

西方的人文科学，也不是不明白话语权的重要。所以在美国，宪法是禁止政府经营传媒企业的。 把话语权痛痛快快地交给老百姓。所以你会看到，对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伊拉克战争还是《色戒》一部电影，舆论和媒体都会有骂的，有捧的，有些事情捧的人多，国内的保守派就会认为这是西方话语权的体现。就拿如今美国的经济来说，因为次级房屋贷款而拖累了美国经济， 媒体对这问题的评价就五花八门。有认为这是美国经济全面下滑的征兆；也有认为这是前期房市过热的反弹；也有人怪罪是布什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无能体现；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总统制的附带产品。对于中国这些已经习惯了政府媒体一家之言的公众来讲，听到了一个声音，就马上认为这是美国大多数人的心声，所以马上唱出了美国在势微，中国在上升的高调。手淫式的幻想，淋漓尽致。（请参考我的《孔庄之道，可以休矣！》一文中关于手淫式思维的论述）

美国推销的民主人权价值观，都是各国政府签字认可的价值观。签了字而不去实行，就是东方社会的精神分裂性格的体现。毛时代的中国人，包括周恩来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兵不厌诈也适合于国际交往。所以在国际局势里，毛和赫路晓夫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就没有共同语言，最后又由于个人性格的特征和独裁政府提供的条件，两人就走向了分道。今天的国人，仍然抱着这个观点参与国际事物，怎么能在国际社会赢得人家的信任？人家怎么能相信你发展军事只是为了保卫国防？一边强调军事的保卫功能，另一边又马上打下一颗卫星，人家理解这行为到底是示威行为还是国防行为？所以范爱我啦（Van Evera）的《战争的原因》(Causes of War：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一书，还是应该给我们国家年轻一代好好读一读的。

“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保守派的这种言论，如果读读范爱我啦的观点，大概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啦。竞争不是战争。如果把战争当作竞争的最后手段，那么战争就一定会爆发。现代的社会，历来的社会，落后不一定挨打，但落后又耍诬赖是一定要挨打。是不是耍诬赖，要双方的沟通。大家如果可以取得共同的价值观念，耍诬赖的可能性就小。美国跟加拿大的矛盾也不少，但是两者从来没有过战争。仅仅咬死意识形态，还不如学会融合贯通。美国的清教徒，面对汽车、电力、飞机的发明，一天天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他们一定要拿起武器，号召全美国的人民，推翻希望用汽车电力过生活的人们的政府，遭到的一定是灭顶之灾。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非要阿富汗的人民过这样的日子的时候，面对不愿过这样的生活的人群，把罪恶怪到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拿起战争，也同样要遭到灭顶。

尼车哲学就是在讲达尔文主义和基因保护主义的两者关系的哲学。这也是解决中国目前各项危机的必行之道。也请参考我的《精英政治和她的社会生物学基础》一文关于尼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