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9年之後到1945年二戰結束，人類的意識形態受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影響，處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下為生存而鬥爭的階段。歷史學家們沒有注意到的是，這種世界範圍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潮也是推動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個動力因素，希特勒狂妄叫囂的為德國爭取“生存空間”和我族中心主義是他的兩大宣傳核心。1945年之後，以美國的文化和文明為首，人類認識到互相殘殺會把人類帶向死亡和滅絕，包括斯大林1943年解散共產國際舉動在內，世界和平成了人類意識形態的主旋律。於是美國一改過去世界上戰敗就要賠款的做法，不僅僅不要求戰敗國賠款，而且更批准實施了馬歇爾的歐洲經濟拯救計劃。不僅不要戰敗國的經濟賠款，而更給予戰敗國無息、低息貸款，幫助戰敗國恢復經濟和發展經濟。後來由於斯大林在希臘問題、伊朗問題、土耳其問題中的蠻橫與貪婪、強勢，導致的也僅僅只是冷戰開始，而不是熱戰。

                馬歇爾計劃的思路帶給了人類一種全新的經濟模式。這種思路和模式推動了人類地球村的全球經濟一體化運動。它在幫助了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之後，無意間促使了歐洲要求經濟聯合。它以歐盟的成立作為發展的高峰點，它以英國的退出作為發展高峰的下滑點。它被入侵人文科學的生物學家們譽為新達爾文主義的4.0版，它在生物哲學上的解釋是，人類進化成為真社會型動物是因為社會提供給個人更多的幸福和保護；雖然物種之間和內部有生存與繁衍的競爭，但概況個體的一生或某一物種的生存繁衍策略，與其他個體或者物種的協作與合作，占據生命周期的更廣泛、更大部分的時間。比如人類同水稻的合作，使得水稻的乾物質重量最高而成為地球上生命最成功的物種。在動物界，以生物學乾物質重量衡量最成功的物種是昆蟲而並非是人類。（人類並非是最成功的物種這一論段在生物學界由來已久，請參考社會生物學之父威爾遜的自傳）

                新達爾文主義的思想和觀念對戰後的斯大林和繼承者赫魯曉夫都有深遠的影響。但是對於當時並未參與世界交際圈的毛澤東及其黨人都沒有絲毫的感覺，更不要說提到某種高度的認識。毛一直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應該要早打、大打。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蘇聯社會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打出世界社會主義的一片紅。

                毛與赫魯曉夫在思想上的這一分歧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導致了兩人徹底地分道揚鑣。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計劃又促使毛轉向與美國結盟，實現中美之間情報與軍事的密切合作。中美的聯合無疑也加力了一把蘇聯帝國的解體。而中美的聯合也在毛時期就埋伏下了“嘴上笑罵，實則聯合”的一種中國文化才有的“掛羊頭賣狗肉”的合作模式。

                79年之後中國要改革開放，鄧誠懇地跑到日本和美國尋求經濟幫助（78年訪日、79年訪美）。歐美對鄧的反應冷淡。可是當時經濟如日中天、紅得發紫的日本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也急於找到生財的新出路。於是一拍即合，這樣中國人民也開始享受到了日本的經典電影藝術。《追捕》、《望鄉》、《遠山的呼喊》、《排球女將》等等到今天也是我們這代人回憶年輕美好時光的經典。在《阿西們的街》中隱隱地感受現代工業社會的緊張和無奈；也在《阿信》中感受人生的鼓舞和輝煌。

                日本能夠對鄧的訪問反響熱烈，是因為當時日本驚人的經濟成就；歐美對鄧反應冷淡是因為歐美在1981~1982年的經濟衰退。一直到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日本是如何成為經濟巨人的也還是美國學界積極探討研究的典範；跟今天討論中國崛起的經驗一樣被廣泛熱烈地討論。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急需外匯的時候遇到日本的第一批無息貸款、低息貸款，它啟動了中國自“洋務運動”之後第三波的工業化腳步。有了資金、有了提供的技術、有了管理的指導、有了訂單、市場和銷路，仿佛一個窮人交上了一個富有的朋友；富人借給你雞、教你怎麼養、又收購你的雞下的蛋。窮人變富人是一定的道理。你替富人養雞，需要占用你家的院子，需要你付出廉價的勞動力，但如果你咒罵富有的朋友，說借給你雞養的目的是想讓雞在你的院子裡拉屎，破壞你家院子的清潔乾淨，那就是極不厚道的無恥之言。這裡我順便譴責一下柴靜片子裡受訪的說這番話的所謂“知識分子”。

                當然，比喻只是個比喻。這中間有許多需要的智慧和細節的處理來協調好需要達成的目標。而且工業化的能力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循着這個模式發展起來的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都需要20~30年的歷程。

                表現在美國民眾的眼裡的，就是60、70年代大量充斥在市場上的日本製造，80、90年代的台灣製造、新加坡製造，以及當今的中國製造。當製造業從日本、亞洲四小龍轉移向龐大的中國社會，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衰退，就成為了必然現象。但是台灣和亞洲四小龍都受到了大陸政府的經濟優待，而日本卻被排除在外。

                這個現象就體現出政治所能表達的國家力量。但是這股國家的力量絕不是中國經濟騰飛的主要原因。正如養雞需要窮人家的院子，鄧之後一改文革時候批判的劉少奇“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所謂“洋奴哲學”，允許還是不允許外國的資本在你的土地上發生工業化生產，這是一個哲學問題。而哲學問題的普及，需要的即可以算做是國家力量，也可算做不是國家力量。

                中國工業化的腳步始自同治中興，但是哲學高度上，並沒有人認識到社會演變的這個轉折點。“中國要走出帝制，關鍵在於走出秦制”。哲學上你錯了，你以後什麼都對不起來。

                殷周革命，革的是什麼命？今天西方文明的本質是什麼？

                對於言必稱希臘的西方人類來講，古希臘的商業貿易所建立起來的市場文明是文藝復興後人文主義萌芽和成長的明燈。從4500年前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的壁畫裡可以體會到那種無限制的文明光輝和燦爛。經過邁錫尼時期和黑暗時期，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度基本具備了規模。可是到了希臘化的時代，掛羊頭賣狗肉的民主又與今天何其相似。

                在大致同時期的中國商代我們也曾經有過類似的市場文明的輝煌。但是殷周革命讓我們轉變了方向。人類文明成果的分配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權力的；一種是市場的。市場由混亂模式自發發生自組織現象，就是我們今天研究的經濟學。人類歷史上100%的權力來分配的文明從沒有發生過。只在毛的大躍進時期短暫實踐過。相反100%的由市場來分配文明成果的方式也從來沒有發生過。大部分時間都是由權力和市場兩者來協調分配人類的文明成果。

                現代西方顯然重視市場，把政府定位為服務社會、服務市場的職能。而東方專制制度自西周以來顯然都是重視權力的文明；把政府定位於市場的管理者，造成中國有江湖沒社會的思維局面。江湖成為爭鬥平台；而社會乃同一物種形成協作行為關係的眾多個體。分封制度無疑就是一種權力文明的體現，是權力法則的佼佼者、獲勝者。只不過在歷史的沿革中，權力所占的比重相對於市場在秦代以來更為突出。總量大而又集中的資源貌似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無堅不摧的能力；但是它伴隨的權力腐敗和難於出現好皇帝的天然劣勢，壓倒了它吹噓的功能。改朝換代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

                社會主義仍然是一種權力文明。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決市場生活中所出現的經濟過熱與經濟蕭條的循環模式。而馬克思的其它理論無論在權力文明還是市場文明中更是站不住腳。而市場科學提出經濟波動屬於為促進經濟規模總量成長的必然規律。權力文明與市場文明就這一問題再次出現衝突。2008年的經濟危機明顯又凸顯了無節制的市場文明的危機和權力文明的優勢。

                文明衝突的實質說到底就是權力文明和市場文明的衝突。二者的黃金比例究竟為多少難以確定。如同生物美學評定一個女性既要她身材瘦削為美，又要她身材胖而豐腴為美。身材瘦削的女性容易懷孕，因為每個男性都希望每次貢獻均能受孕；又希望她的受孕有極高的儲存營養，嬰兒成活率高。男性既要女性瘦，又要女性胖的審美要求隨社會和個人的經濟水準波動。

                今天的我們不是要走出秦制，而是要走出周制，回歸殷商時期中國社會的文化面貌。但是殷商時期是個什麼文化、什麼面貌，我們又無從知曉。周之後中國發明了道德觀念並以道德立國，結束了青銅時代及以前的神話左右人類生活的宿命觀念。中國的神話被埋入深坑，留下來的斷斷續續。要恢復殷周，我們無可參考，只有轉身到古希臘文明中尋找答案。在邁錫尼的神話中孕育思想，這也是現代西方精神和文化的基石和基礎。

                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即使被日美扶持協助了一段路程，在往後的發展中也一定會迎來類似日本的10年徘徊期。因為已經沒有了競爭力的製造業一定會轉移向其它國家。

                當然，中國有縱深的內地，不會像日本那樣快速進入徘徊。關鍵看習會不會利用。在這個層面我支持他的一帶一路計劃，但如何利用，必須有個哲學的指導思想，才會有正確的智慧和技術手段的運用。

                反觀美國的經濟百年來都是在經濟過熱和經濟蕭條中波動成長。依靠市場競爭推動新知識、新產品、新發明、新技術的演變，逐步從農業國家，躍進到世界第一強國；她靠的不是掠奪，而是知識；知識成為了資本運作的本錢。進入了知識資本社會。

                而中國，依然面對的是一次大戰結束後的後進國家困境。所以她像誰? 她的意識形態又像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