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與國內談論貿易戰的諸種議論中，很少有論及實質問題和歷史成因的。包括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在內，雖然有些預測十分準確，但把握貿易戰實質的真不是很多。本人認為，要了解貿易戰和預測中國政治走向，不觸及實質問題和看到歷史成因，都是僅僅觸及皮毛。    

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騰飛，有沒有一種中國模式的存在。這個問題的回答，基本可以檢驗出一個人是否屬於跟風爬藤類的依附權貴的人物還是獨立思考的個性人物。基本可以知道他的政治傾向和所在的社會位置。近日又有一篇許成鋼的《“中國奇蹟”與制度基因》在FT中文網發表，把行政體系分層或軍隊官階分層的現象，叫做分權的制度基因。這更是讓我感覺，這些以“學術”的名義說謊騙人者的無恥！也許，許先生也是在謊言成為真理的環境中辨別不出是非的被矇騙者。許先生不懂得“分權”二字的涵義，而把政府行政體系的權力逐級代理稱為分權體系。

我們如果回顧日本的經濟奇蹟、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就能夠得出結論說中國的經濟奇蹟與日本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是同一個框架、同一個路數。所謂“中國模式”不過是愚弄國內民眾的說辭。而這一經濟奇蹟發展框架、路數的初始點都可以回到馬歇爾拯救歐洲計劃；並把它看成是馬歇爾拯救歐洲計劃在亞洲的延伸。

回顧1988年川普參加黑人女主播《奧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Your Oprah Show）脫口秀節目時候所說的那段對話，我們完全有理由並且相信今日的貿易戰就是三十年前川普準備對付日本所拿出的那套計劃。沒有人應該忘記三十年前台灣面對美國的貿易戰立即投降而沒有開展起來的戰爭；也不應該忘記日本面對貿易戰立刻順應美國的貿易體系的國內經濟調整。下邊是油管上那段川普與奧普拉的對話：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5YSQ4Ms9cc

一般人評價朝鮮戰爭，說日本是最大的贏家，其次是蔣介石保住了台灣，指的就是朝鮮戰爭結束後日本從戰敗國地位一躍而成為盟國；接着美國幫助日本恢復經濟的三十年曆程。八十年代的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研究日本如何崛起的文章多如牛毛，意見紛呈；只有鄧小平等總結的最有道理，認為戰後跟着美國的國家和地區都富裕起來，解決了吃飯等經濟問題；跟着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一個解決經濟和吃飯問題的例子。於是改革開放成為鄧大人的首要目標和實施的戰略方向。

鄧為了贏得美國人的信任而發動了對越戰爭，被人認為是對話美國經濟與政治體系的敲門磚。為了贏得日本人的信任，鄧跑到日本工廠，對每個日本企業領導人說：我們是找你們學習來啦！鄧的態度贏得了信任，即使在六四之後，日本人也首開其門，對中國繼續大量的金援。這其中包括贈與、無息貸款和低息貸款。一直到今年（2018年）才由日本評估停止這項援助。一直到最近2018年日本才決定免除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優越出口條件。

那為什麼美國的盟友們都解決了經濟問題，解決了吃飯問題，消滅了貧窮問題呢？而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卻沒有得到經濟解放呢？這就不得不回顧一下人類的歷史。

一般說來，人類過去的歷史和社會形式都經歷了採集狩獵社會、農業社會的萌芽、發育、中興、繁榮和成熟時期。1840年代的英國，首先完成了工業革命。第二波工業化的國家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大約在1890年代也緊跟着完成了本國的工業化。中國的同治中興時期（1860年代開始）雖然也開啟了工業化的步伐，但是中國人認為自己的農業文化和傳統比外國的文化和傳統更好並希望保有自己的文化。保守勢力是如此地強大，造成工業化主要集中在軍事工業的洋槍洋炮鐵甲船和支持它們的輔助產業。這並不能算是一種全面的工業化革命。直到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們也沒有意識到這場“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到底是一場什麼變局；更沒有意識到這種“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其實在人類歷史上，在中國的歷史上出現過多次。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邁進的過程，是鐵器技術向鋼鐵技術邁進的過程；猶如春秋戰國時期殷商和西周的青銅器農業繁榮社會向鐵器技術的農業成熟型社會邁進的轉型。再往前，新石器時期每一次技術的進步都伴隨一次社會千年未有的局面變革。這體現在崇拜動物神或物神，到崇拜半人半獸神，到崇拜全人形人性神的變革上。其它國家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主動轉型的國家大概都花大約30~50年就完成了這個過程；而中國的社會轉型，從同治中興算起，到胡溫政府宣布取消農業稅為止，經歷了170年。

工業化不是農業化。工業化隨即產生了大量積壓的工業產品；產生大量工業產品的後果與從採集狩獵社會進入農業化社會的結果不同。隨工業化產生的大量增加的人口遠遠趕不上工業化生產產品的速度；市場的購買能力基本飽和或者根本無力購買。為了爭奪銷售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基地，為了應付人口的增加和仍未出現的新職業的分工，工作崗位的就業競爭，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思想的指引下，信仰社會達爾文主義，信仰“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一批人類加速了爭鬥，把人類本該遵守的分布式競爭生物規律演變成對抗式競爭，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非常可以馬後炮地總結，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在世界範圍內的催情泛濫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催化劑。

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中，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和希特勒為代表的、起源於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思潮正是這種變分布式競爭為爭奪式競爭的邪惡理論的濃縮。法西斯思想之所以起源於意大利，跟意大利的起步轉型和工業化水平最低分不開。這裡我也不得不給那些學者專家們教授一下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思想；以使他們在胡言亂語之前，知道一下這個世界不好騙！

所謂法西斯主義思想，華東師大的鄭寅達教授其實總結的非常好。我再加以濃縮把它表述為：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後進一些的工業化轉型國家面對先一步工業化國家的競爭而出現的把農業社會的集權專製發展為轉型期極權專制的一套思想和理論體系；為達到極權專制的目的而一神化領袖，好集中力量辦“大事”；他們吹捧國家至上主義、把國家利益吹捧成民族利益、進而鼓吹我族優越論；在我族優越論的思想基礎上，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弱肉強食、推崇生存競爭（人為地把分布式競爭變為對抗式競爭）。

鄭寅達教授總結的法西斯主義具有如下五個特點：

1.       對內專制極權，對外侵略擴張

2.       極端民族主義，我族優越論

3.       國家至上主義，為實現國家至上而對傳統和歷史進行改造

4.       領袖主宰論

5.       推崇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弱肉強食，推崇生存競爭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又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人類是不是依次往復下去?二戰期間的領導人看到原子彈爆炸的威力，擔心人類會走入自我毀滅的道路。因而都想到了人類互相協作互相合作的重要性。即使是宣稱要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蘇聯，也意識到沒有二戰期間美國對蘇聯的援助，蘇聯恐怕沒有能力戰勝希特勒的法西斯德國。

據前蘇聯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史》所發布的內容：二戰中美國對蘇聯的援助：飛機14018架，坦克、裝甲車22800輛、運輸車501660輛、摩托車30000輛、鐵路車輛13041輛，高炮7944門，衝鋒鎗108293挺、無煙火藥132237噸、鋼材2589766噸、鋁26110噸、石油2622357噸、化學品631017噸、艦艇672艘。

斯大林非常明白與美國合作的重要性。為了讓美國放心，出乎所有共產黨國家領導人的意料之外，於1943年宣布解散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政府合作組成聯合政府。如果沿着這條道走下去，蘇聯早在斯大林時期就放棄社會主義也是有可能的。可惜歷史詭秘、歷史弔詭；太多偶然的因素導致不能預期的結果。促成人類之間互相協作與合作的，二戰之後冒頭髮芽的新達爾文主義的哲學思想，在剛剛露出苗頭就遭遇了挫折。這就是蝴蝶效應對歷史的作用。

斯大林出身底層，性格暴虐，常常為了掩蓋自身的虛弱而做出虎視眈眈的威嚇行為以防止他人來尋釁。這就是心理學上指出的內心自卑帶來外部自信的寫照。在希臘問題、土耳其問題、伊朗等問題上邊表現蠻橫、激烈，引起丘吉爾及美國軍方反感和警惕。

丘吉爾和美國軍方本來是一項錯誤的認知，卻導致以後美蘇冷戰的巨大後果。

在應付西方壓力感到吃力的斯大林，此時為了拉攏中國，不得不對毛在訪問莫斯科期間閉門不出、隱身對抗的策略做出讓步，答應把旅順和中長鐵路交還給中國。這就導致斯大林為保留一個亞洲出海口的不凍港而同意金日成進攻韓國。朝鮮戰爭爆發，是冷戰全面爆發，形成東西方冷戰格局的標誌事件。

在西方，面對斯大林咄咄逼人的虛張聲勢，軍人出身的喬治·C.·馬歇爾看到1946年希臘共產黨因不同意加入聯合政府的武裝反叛，而已經平息過一次共產黨武裝反叛的丘吉爾在1947年2月又宣布無力應付局面，他就深深懷疑這背後有蘇聯斯大林的影子。馬歇爾的認知也是美國政府部門大多數人的意見；這包括杜魯門總統在內。而事實上，操縱希臘共產黨的背後黑手卻是鐵托。斯大林雖然意欲與美國搞好關係，但他替鐵托背上黑鍋。

為了幫助希臘和土耳其，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總統提出四億美金的援助計劃。接着已經就職的馬歇爾又約請早在1946年就在外交事務雜誌上佚名發表文章，警告大家有關蘇聯擴張傾向的喬治·凱南來研究歐洲是否有可能和能力抵抗蘇聯擴張的問題。凱南主張援助歐洲，不僅僅是人道援助同時也是凝集歐洲力量，像當初美國的十三個州在獨立戰爭之後形成美國這樣一個國家一樣。凱南認為幫助歐洲不僅僅可以讓他們購買美國的工農業產品，也能讓他們提高免疫共產主義病毒的侵襲。

馬歇爾宣稱這項計劃是針對“飢餓、貧窮、絕望和戰後亂象”，而不是針對任何國家和國家信條。他也邀請蘇聯參加進來。已經接受過美國援助，一心同美國搞好關係實現協作與合作的斯大林信以為真，積極配合，派員參加貸款協商。可是貸款條件苛刻；接受貸款的條件等同於要求蘇聯公布國防機密和戰備計劃。這使得斯大林疑惑，不能同意。在蘇聯駐歐洲間諜的幫助下，斯大林獲悉這根本就是不誠心的邀請。這使得斯大林突然意識到解散共產國際是一項多麼愚蠢錯誤的舉措；早前共產國際宣傳的推翻資產階級及其政府的宗旨看來在西方人心目中已經根深蒂固。

1947年7月，歐洲接受馬歇爾計劃援助的16個國家並沒有如計劃那樣實現並形成聯合，而是各懷鬼胎。到9月份在馬歇爾的敦促下歐洲達成共識希望得到19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11月杜魯門總統以享有極高盛譽的馬歇爾的名字提交國會討論，當時的美國國會由共和黨占多數席位。共和黨希望重回孤立主義的美國。但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人推翻政府的舉動迅速讓美國形成共識，通過了1948年的經濟合作法案，批准給與歐洲16國緊急經濟援助130億美元。

馬歇爾計劃的成功享譽世界。但是在當時特別是在法國也有一批懷疑派人士。1947年法國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47%的民眾相信馬歇爾計劃是為了美國兜售他們的貨物和產品。只有18%的人相信馬歇爾計劃是美國真心想幫助歐洲。到了1953年，57%的法國人相信馬歇爾計劃非常有用且絕對必要；只有14%的人仍然對之抱負面態度；而這些人都壓倒性地都是同情共產主義者。

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恢復了經濟但並沒有促進歐洲的聯合；歐盟的形成是在以馬歇爾計劃的經驗幫助了日本、亞洲四小龍和中國之後的1991年才達成原來的目的。通貨膨脹並沒有消除；貿易壁壘依然根深蒂固；1951年的西歐仍然需要進口30%的食物。

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丟掉孤立主義而成為世界領袖。馬歇爾本人也獲得了諾貝爾1953年和平獎。之前的歐洲存有幾百年的爭鬥和戰爭獲得平息。更重要的是，她成為新達爾文主義------人類協作與合作美德的思想來源。

但是人類在本能上十分清楚“我們”和“他們”的概念和觀念；利他，總是發生在熟知的人和朋友之間。1972年毛澤東用小球推動大球實現中美戰略和軍事合作整垮蘇聯。尼克松訪華之際，毛向他解釋說：我們必須還得在報紙上罵罵你們，否則我們的人民轉不過這個彎來。於是在其隨行人員訪問上海、杭州時看到街上的反美標語而大聲鼓譟反對中美改善關係；問題通過周恩來反映過去，尼克松還是壓制了反對意見，堅持發表《上海公報》。但這一舉措，成為以後幾十年包括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一邊接受美國和日本的各種援助，包括金錢和技術；一邊仍然在輿論上攻擊美國和日本，煽動國內民眾反日反美情緒。日本和美國從1979年給與中國的幫助比如最惠國待遇、無償資金援助、無息和低息貸款直到今天習近平想拉攏日本對付美國貿易戰，才被吐露出來。

馬歇爾計劃提供了幫助有願望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一種經驗。她的模式在迅速於歐洲取得成果之後接着在日本獲得重大成功；使80年代的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今天充斥世界的中國製造，從60年代開始其實也是充斥世界的日本製造、台灣製造的翻版。對於中國來講，改革開放的40年基本的和最關鍵的要點就是是否能取得美日信任。前邊提到對越作戰，許多人都精確分析過。適當放開毛式全民組織軍事化，收縮觸覺伸及到的居民區的朝陽大媽；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適當放寬私有經濟都是取得美國日本信任的手段而已（這種策略同樣包括珍寶島之戰在內）。

對美國這邊來講，這種資金外移、工廠外移，產品及原材料配置、管理銷售、生產技術外移而把在外國生產的產品重新賣回美國市場與美國工人的產品競爭的做法，美國的工人們面臨、遭遇到裁撤和失業的痛苦，在80年代引起美國工人的強烈不滿情緒。陳果仁事件的爆發就是這種不滿情緒的體現。而在那個對日本製造既恨又愛的年代，沒有任何一位政治家出來阻止或改變這種狀況。因為日本、台灣和四小龍畢竟還是我們美國的盟友。當時的川普總統接受奧普拉·溫芙瑞的採訪時也只是表達了一下自己的想法。結果美國歷屆政府仍然沒有一個人出面扭轉這種局面。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精英們，在這場世界工廠輪番在他國轉移的大潮中獲利更豐。認識到問題的川普也是在忙於發財，正如他在節目中所說，他對做生意賺錢懷有更大的興趣而不是當什麼總統。那麼誰來做美國的英雄呢？沒有人！不要相信馬克思哲學的所謂群眾創造歷史的觀念；這時候的美國民眾非常希望創造歷史，可是他們面對政府和美國精英階層的美國之路的設計，在無人振臂一呼的情況下，也毫無應付手段。因為出面競選總統的精英們都在這場世界工廠於美國境外的輪番轉移中攫取一杯羹。

不要認為川普這次當選總統是個意外；它有深厚的30多年來積壓的民意基礎；只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具有手淫思維定式的精英們不了解罷了。不要認為支持川普的都是底層教育程度差的勞工階級。人類的本能中已經演化出來了在利益面前，誰能夠合作誰不能夠合作的山頭主義。拉幫結派獲取利益是人類本能。美國的精英們施展民粹主義的手段矇騙不了廣大民眾認知自身利益的基本本能。

從農業社會走來的集權專制邁進到社會轉型中極權專制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信仰自由民主的日本和台灣等四小龍國家。他們信仰“槍桿子裡邊出政權”；他們信仰拳頭最硬獲利最豐。他們這種發芽發育壯大在農業社會的世界觀------用權力（authoritative power）構建社會的權力文明的世界觀與商人們遵從願買願賣的自由市場的商業文明的世界觀是兩股道上跑的列車。

右翼的社會主義希特勒法西斯與左翼的要在全球暴力推翻資產階級實現紅色共產主義的蘇聯以及中國用了不同的擴張手段。CCP今天對世界的入侵最讓我聯想到的首先是古代希臘波斯的戰爭。希特勒輸出的是右翼的暴力； CCP像波斯一樣輸出的是病毒。

希波戰爭之後，小國寡民的希臘各個城邦感染上了專制的病毒。今天看看西方世界幾乎全面淪陷的華人媒體和部分英文媒體，CCP病毒難道不是無孔不入嗎？連VOA這樣的美國政府的喉舌都會發生從來沒有過的斷播事件。西方感染病毒的嚴重程度不值得我們開展反擊嗎？所以說川普總統的競選絕不是偶然、絕不是教育程度的關係；而是山頭主義利益不公的關係。病毒入侵藍金黃下造成的利益不公的關係；是民粹主義者和平民主義者山頭利益不公的關係。

看看那些移民來到美國不允許你批評CCP的華人民眾們。甚至連鮑彤鮑老都受到CCP洗腦污染仍然認為是群眾在創造歷史，群眾推動40年來的改革開放事業的言論。看看華語媒體受到的污染在被 CCP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把持下的紐約時報中文網，FT中文網，你還能夠希冀有多少是普及自由民主思想的亮點在其內？中國教育制度下成長起來的這些知識分子缺乏真實資訊、缺乏真實理論教育，他們用染了病毒的大腦來思考，不正是今天所有華人媒體聲音的反應？

英語世界出來了班農的聲音。他代表着美國平民的聲音和利益。不是華爾街精英的利益，而是美國平民大眾的利益。希波戰爭時候的希臘還對專制不具備免疫力；今天的西方民主社會已經相對成熟；認識到民主政治的缺陷和弱點。他們面對病毒的繁殖，一直靜待證據和仔細觀察中。專制主義者，無論是集權專制還是極權專制都是來自農業社會的鄉巴佬，他們不懂得也不理解成熟的民主社會的運作。最後他們走入失敗 ，也是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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