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66年5月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在他1976年9月去世後，以他的餘黨“四人幫” 10月6日被抓捕為標誌而宣告結束，持續了整整十年。至今已過去將近半個世紀。“文革”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而且給中國的發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損害。而由於中共對“文革”的否定和批判不徹底，“文革”的流毒至今未能清除。為了盡最大可能減少“文革”對中國邁進文明進程的阻礙，有必要一直保持對“文革”的認識、反思和批判。

一、中共對“文革”的批判不徹底和認識局限性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下稱《決議》）的歷史性文件。對“文革十年”給予了基本否定。《決議》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決議》定性“文革”為“左傾嚴重錯誤”，指出“文革”是由毛澤東發動的，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

然而《決議》又維護毛的權威，宣稱“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這就很不着調了。首先文字表達有問題。起草者應該是想表達這個意思：毛雖然犯了嚴重錯誤，但仍然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決議》中表述的意思成了“偉人”犯錯情有可願或罪責較小。顯然大人物犯錯造成的後果更嚴重。不論是起草者的原意或錯誤的表述，都大謬不然。

關於毛髮動“文革”動機，《決議》認為是政治路線鬥爭。《決議》認為，毛澤東認為“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

而對於“文革”之所以能夠發生的原因，《決議》認為一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二是黨內和整個國家個人崇拜都很嚴重。

“‘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

二、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總的說來，《決議》對文革的認識非常局限和表面化，對“文革”的否定不徹底。這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因素。

主觀上是在基本否定文革的同時，維護毛的權威和光輝形象，“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將毛髮動文革以奪回和加強權力解釋止於路線鬥爭，將毛爭奪和加強權力的私心解釋為出於公心。不明確指出毛髮動“文革”就是赤裸裸地爭奪權力。從而維護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因為中共為奪取政權無限神化毛澤東，已將毛澤東與中共的合性綁定在一起了。徹底否定毛和文革，等於就是否定中共統治合法性。這主要由鄧小平定調。他在主持起草《決議》時說，“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高屹：《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客觀上中共所宣揚的馬列主義理論本身缺乏解釋力。中共運用馬列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階級鬥爭理論無法對“文革”現象認識到位。

本文對“文革”的分析則建立在這一認識基礎之上：將近現代中國人接受馬列主義和中共的興起視為中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和專制制度的延續和升級，以應對西方的衝擊和排除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和影響。

二、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就是獨裁者支配一切

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學界存在兩種主要觀點。一是毛出於私心，發動“文革”是為了奪回因“大躍進”失敗，而被迫交給劉少奇的權力；二是毛出於公心，認為“劉鄧”路線偏離了人人平等社會主義理想。發動“文革”是為了建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中共也如此認為。或者縫合一下，認為兩種動機都存在。

大量事實證明，毛髮動“文革”是出於私心，為了奪回和加強權力。毛澤東在推進“大躍進”導致三年大饑荒後，在黨內的威望有所下降。在七千人大會上黨內對他表達了一些不滿，被迫退居第二線。改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但中共對黨外卻宣傳大饑荒是三年自然災害導致的，沒有往偉大領袖和偉大導師上引。反而“喪事喜辦”，繼續神化毛，宣揚在毛的英明領導下，中國人民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毛在廣大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威信絲毫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這算是“黨丑不外揚”吧！為了維護黨的威信，將毛的威信與黨的威信綁在了一起。

毛退居第二線後，不再是政務和黨務的主要決策者，而主要由劉少奇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毛被晾在了一邊，喪失了過去在黨內一呼百應的感覺。例如，1964年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身體不適，鄧小平就建議毛就不要參加會議了。那麼顯然這個會議，有毛不多，無毛不少，毛沒有什麼重頭戲。毛對大權旁落感到不適，非常不爽，於是萌生了打倒劉鄧，奪回權力的想法。

所謂毛髮動“文革”是為了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的觀點，是障眼法。如果追問毛所謂的理想社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社會，就一目了然。毛所謂的理想社會絕對不是什麼人人平等，而是獨裁者支配一切。歸根結底，毛髮動文革不僅是為了奪回失去的權力，而且更是在原有基礎上不斷加強他作為獨裁者的權力。他妄想將所有國民的所有思想和行動都由他來支配。個人沒有任何自主的權利。沒有財產權、沒有經營權、沒有擇業權、沒有議價權、沒有遷徙權、沒有言論權、沒有教育權、婚姻權，甚至沒有選擇吃什麼、穿什麼的權利。

毛號稱要建立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但完全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欺欺人。中共建政後，即取消了國民的遷徙權。建立城鄉戶口制度，限制國民的自由遷徙，將國民分成三流九等，享有不同的經濟待遇。將農民限制在農村，不允許他們進城。並通過工農業“剪刀差”，殘酷地剝奪農民的勞動果實。

毛搞“大躍進”、推行“人民公社”，“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要農民和市民到集體大食堂吃飯，美其名曰“吃飯不要錢”，根本不是為了實現人人平等，實質是剝奪人們自己做飯的權利、剝奪人們選擇吃什麼的權利；將權力介入到國民的家庭生活安排之中。集體食堂就那麼幾樣菜，可供的選擇很少，還經常吃不飽。還有穿衣，也是清一色的單調的藍色粗布，不允許穿其它鮮艷顏色和款式的服裝，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

或許毛曾經認為在他完全的支配下，諸如搞“大躍進”和嚴格的計劃經濟和配給制度，經濟和民生會更好。但結果導致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鐵的事實證明完全支配只能帶來經濟和民生災難。但他明知這一點後，為了權力，為了支配和控制一切，寧願讓民眾生活在貧窮之中。鼓吹“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撇去那些華而不實，層層包裹以掩蓋實質的理論，毛的“無產階級路線”與劉鄧“走資派”路線分歧的實質在於毛想控制和支配一切，即使犧牲民生也在所不惜；而劉鄧“走資派”則希望在中共的有效控制下，注重民生。認識到只有讓國民有一定的自主權，更大的自主權，才能搞好經濟和提升民生。

文革中“破四舊”則是為了打倒孔子這個舊的思想權威，樹立毛這個思想權威，讓國民完全聽從毛這個“偉大導師”的指揮，用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語錄”代替《論語》。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了“打倒孔老二”的序幕，但大多數中國人實際上並沒有怎麼拋棄孔子那一套，孔子並沒有完全被打倒。連劉少奇、林彪等中共高級幹部，都自覺不自覺受到孔孟思想的影響，引述孔孟的言論。不完全唯毛是瞻。

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小冊子中就多處引述孔子和孟子的言論。諸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吾日三省吾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而且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重新修訂了他在延安整風時發表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黨內外廣泛發行。大有與毛澤東思想爭鋒的勢頭。書中當時針對王明的批評全部保留，如“他有濃厚的虛榮心，不願埋頭苦幹，不願做事務性、技術性的工作”；“他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明顯有拿當時批評王明的言論來針對毛的嫌疑。即使沒有，也會引起毛的猜忌。“文革”中，《修養》成為打倒劉少奇，批倒批臭劉少奇的重大罪證之一。毛毛澤東親自下場，指名批判《修養》。1967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新西蘭共產黨主席威爾科克斯時說：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看過幾遍，這是唯心的，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本書儘管講了那麼多的馬列主義概念、階級鬥爭概念，結果把階級鬥爭變成了個人修養，提倡資產階級的個人修養。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只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世界上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什麼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個人，抽象的個人。他講的是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這本書脫離階級鬥爭，脫離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鬥爭，空空洞洞，講一些個人修養，是欺人之談。我看大學生應該更好地研究一下，選幾段寫些文章批判。”

隨後，黨內外掀起了批判《修養》的高潮。大量批判“黑《修養》”的文章出籠。據公共數據開放平台，僅《人民日報》在1967年到1975年間，就刊登了上百篇的批判文章。

中國古人講“天地君親師”。毛澤東及中共是無神論者，不再敬畏天地，“人定勝天”，“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號召子女不聽從父母，“親不親，階級分”；號召學生造老師的反，“要做革命小闖將，不要做老師的小綿羊”。於是就只剩下毛這個“君”需要聽從了，唯毛獨尊，“偉大導師和偉大領袖”才名符其實。

孔子被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和老百姓奉為“萬世師表”，和毛的“偉大導師”處於同樣的生態位。毛要取代孔子的地位，就必須打倒孔子的牌位。但實際上，毛及中共的許多做法與孔子和儒家的思想如出一轍。毛及中共的理論和宣傳中時常採用、利用和借用儒家思想；就如洪秀全宣揚“太平天國”思想也借用儒家思想一樣。譬如說，“革命大家庭”，“階級兄弟”，“愛廠如家”，“舍小家，顧大家”，都是以儒家“親親”思想為底色的。雖然其意圖打破以血親為基礎的親疏關係，但卻比擬血親來構建親疏關係。以此為基礎構建黨組織，工農聯盟、群眾組織和統一戰線的同心圓。完全與儒家“五服”同構。中共的等級制也仍然沒有擺脫儒家的“尊尊”思想。“文革”標榜破“四舊”，但“山呼萬歲”，跳“忠字舞”，“早請示、晚匯報”是不是舊思想、舊習俗？“忠字舞”顯然是磕頭下拜的變形。也就是說，即使毛及中共採用孔子和儒家的做法，但也會變個名目變個花樣說成是出於偉大導師的旨意和中共的理論。

“文革”中那些響應毛號召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同樣不是為了什麼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同樣是為了得到權力。得到任意打人，任意抄家的權力。毛是魔王，紅衛兵和造反派是小鬼。許多紅衛兵和造反派至今還不承認自己的罪行，不願或不能反省，認識不到自己的真實目的是為了獲得施暴的權力，就像現在的“愛國流氓”一樣，給自己的暴行和惡行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其中一些人意識到了這一點，一些人對權力的追求則位於潛意識層面。要麼欺人；要麼自欺，安慰自己是為了一個高尚的目的，最多只是手段錯了。不願意覺醒，以免受良心的譴責。至今很少有紅衛兵和造反派公開承認錯誤和懺悔。

總之，毛追求的理想社會，就是所有人的所有活動都處於獨裁者的計劃和安排之下，完全沒有一點自主的權利。所有人都是毛藉助於黨和國家，受毛奴役的奴隸。只不過有高級中級低級之分了罷。毛澤東發動“文革”完完全全是為了權力。

三、“君師合一”是“文革”發生的社會基礎

毛通過發動群眾來進行權力鬥爭，是中國歷史上的新生事物，過去沒有這樣的先例。之所以沒有先例，是因為以前中國社會不具備發動“文革”的社會基礎。過去的皇帝就號召不起群眾來。而中國在近現代受到西方衝擊後，經過一系列的思想運動和現代化，至中共建政，就具備了這一基礎。這一基礎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實現“君師合一”。最高統治者不僅擁有最高的權力，還擁有至高無上的思想權威；二是在現代化技術的支持下，統治者建立起了下沉到基層的管控體系，擁有更強的動員能力和控制手段。這也是中國近現代革命的兩大成果。如果沒有這個基礎，毛想搞“文革”也搞不起來。因為毛是“師”，所以他的話是真理，才對群眾有號召力。再者有廣播報紙和下沉到基層的黨組織體系，就能將毛的指示立馬廣泛傳達到全國各地。如此，才能動員起紅衛兵和造反派“鬧革命”。

傳統中國社會，皇帝僅是“君”，擁有最高權力。但不是“師”，不是思想權威，思想權威是孔子。孔子的言論及儒家思想為統治者和老百姓所共同信奉和遵守，由儒生來傳播、解釋和維護。政統和道統相分離。雖然儒家的思想體系主要是維護皇權統治，儒生也不像西方的神職人員有獨立的組織體系，而寄居於宗法家族和官僚體系之中，對皇權的制約作用沒有基督教會對王權的制約作用大，但畢竟其思想體系是獨立於皇權之外，不受皇權左右，對皇權有一些約束作用。社會價值的解釋權不在皇帝手中，而在儒生手中。所以，過去的官員可以秉持儒家的價值理念對皇帝不遵守儒家的統治原則而諫言。而“君”成為了“師”之後，下面的官員或在野之士就沒有向領袖諫言的理論依據了。最多拿未有中國化的馬列主義來反對毛或向毛諫言。但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用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本本主義就將不同意見堵嘴了。

近現代中國人為了強國以趕走列強，排除列強對中國事務的干預，引進了列寧式政黨。列寧式政黨滿足了中國人將全體國民凝聚統攝起來的需要。這就需要批孔批儒，打倒孔子這個舊的思想權威，廢除宗法家族，才能結束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狀態。而列寧式政黨賦予了黨的領袖為全社會的思想權威，黨的領袖的思想就是千真萬確無可置疑的真理。中共在延安時期通過整風運動，樹立起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思想權威，尊奉為中共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方針。與此相對應，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社會價值的解釋權就被剝奪，轉移到黨的領袖手中。在整風運動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知識分子被定位為為中共革命和統治服務的工具，不再擁有傳統社會中讀書人所具有的話語權。“反右”則是剝奪知識分子話語權的繼續。

另一方面，中國在近現代自“洋務運動”始，引進西方的交通、通訊等現代化技術，一方面促進了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增強了統治者的管控手段。經濟實力的增加使得統治者有足夠的財力擴大官僚體系，加上管控手段增強，就將政權體系延伸到農村基層。解決了傳統社會“皇權下不了鄉”的難題。傳統社會，並非皇帝不想皇權下鄉，而是缺乏客觀基礎。中共“土地革命”的實質並非階級鬥爭，而是為了消滅和防止農村中產生鄉紳。只有消滅了傳統社會中以宗法家族為基礎的鄉紳，才能將政權延伸到農村基層，才能讓農村基層組織發揮有效作用，完全聽從上一級政權的指揮，不受“土豪劣紳”的牽制。“土地革命”和“文革”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繼續；目的都是一樣，旨在削弱和切斷個人與家庭之間的聯繫，而強化個人與國家，與領袖之間的聯繫。在城市，則通過“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剝奪私人財產，從而將所有市民置於中共統治的完全控制之下。

中國近現代革命，完成了由“家天下”到“黨天下”的轉化。如果追溯得更遠些，這一過程始於“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就建立了“君師一體”和通過消滅私有財產來控制所有臣民的統治模式。只是當時這種思想還並不為精英和大眾所廣泛接受，組織模式不如列寧式政黨高效嚴密，物質條件也還不成熟，而沒有取得最終成功。後來的“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朝着這一方向努力的。共產國際傳來馬列主義和列寧式政黨的組織模式後，中國人如獲至寶。精英們更看重的是列寧式的組織模式，能將全體國民統攝起來。至於建立人人平等的遙遠的烏托邦，不過是掩飾其追求權力的野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目的也不是什麼民主科學，而是強國。其本質確實是中共所宣傳的“愛國主義”。民主科學只是強國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大眾在民族主義的宣傳和號召下，也響應了精英們的主張。於是，馬列主義和列寧式政黨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所接受。國民黨因為其中堅力量大多出身於鄉紳家庭，不願革自己父母的命，革命不徹底，因而被革命更徹底的中共打敗。

從歷史的延續性來看，中國近現代革命建立起的“君師合一”的黨國制，建立起黨的領袖藉助於黨組織統國治國的政治制度，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和制度的延續和升級。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演變主要表現為由分封制轉為郡縣制，由郡縣制轉為黨國制。如果將制度看成是函數的因變量，那中國基本的政治規則就是決定製度演變的常量。“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君權至上”、“定於一尊”等就是中國人從古至今未有改變的基本政治規則。只是“君”和“王”的形式或稱呼有所變化，實質沒有變化；只要條件具備，最高權力總是想竭盡全力控制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臣民。而技術及經濟效率則是自變量；在有外部輸入，得到顯著提高，能提供更強的控制手段和供養更龐大的權力壟斷集團和官僚機構時，導致制度的變化。總的趨勢是，隨着技術及產出效率的提高，權力壟斷集團的開放性和範圍不斷擴大，壟斷集團的權力不斷加強和集中，官僚集團越來越龐大，對社會的控制力越來越強，控制範圍不斷擴大，控制層次越來越下沉。列寧式政黨雖然是外部輸入的，但切合中國政治權力總是想控制一切的需要，滿足了近現代中國人致力於排除外部勢力干涉的需要。

四、“文革”就是一場 “伊斯蘭革命”

中共自延安確立毛澤東為黨的最高領袖，和樹立起毛澤東思想後，不斷宣傳毛的英明偉大，無限神化毛。客觀而言，毛確實對中共奪得政權和將中國建立為一個全能的極權國家貢獻良多，貢獻最大。但中共對毛的宣傳有很大的虛誇成份。中共這樣做是為了動員民眾參加和支持其領導的革命，以奪取政權。暗示毛是“真龍天子”。沒辦法，底層民眾還就信這個。中共宣傳機構創造出大量的文藝作品，歌頌和神化毛。特別是歌曲《東方紅》，稱呼毛澤東為“人民的大救星”，廣泛傳唱。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在全國範圍內通過廣播電台和遍布城鄉的高音喇叭天天不厭其煩一遍遍播放。教小學生識字，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萬歲”。這樣中共就成為“政教合一”的政權 ，毛澤東就成了“君師一體”。

毛為何採用發動群眾的鬥爭策略可用“權力比較優勢”來解釋。經濟學在解釋國際貿易分工上有一個比較優勢理論，就是每個國家生產和出口那些與其它國家相比，最具有成本優勢的產品，能獲得最大的利益。而不是以絕對成本優勢為依據。即使一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比另一國都具有成本優勢，但程度不同；那麼在成本優勢較大的商品生產方面就具有比較優勢，應專門生產出口該種商品。而從另一國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自己比較劣勢的商品正是另一國的比較優勢商品。將這個概念引入權力鬥爭領域，可稱之為“權力比較優勢”，亦即在權力鬥爭中，權力爭奪者會採用他最具有比較優勢的方面來打擊對手。

權力就是對他人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權力由威望、功勞、人脈、資歷和職務構成，不同領導人在這些方面的權重不同。這些因素相互之間是正向關係，會互相加強，但相對獨立。威望是得到承認、表彰和宣揚的功勞；參加中共革命越早，資歷越長，和職務越高，人脈一般就越廣；人脈有先天和後天獲得之分，先天就是家庭背景的蔭庇，後天則是靠個人的能力與努力建立的。一般而言，情商越高，越有助於建立人脈。而人脈越廣，就更容易做出成績和獲得更高職位。能力則是獲得威望、功勞、人脈和職務的重要條件，但攀升到中共高層，能力已體現在這些因素里了。而且在這個層次上的權力鬥爭，能力已經不太重要了，就不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來考量。

那怎麼才能扳到劉少奇呢？如果從黨內發動倒劉，就不見得能成功，即使成功也挺費勁。因為毛和劉在黨務和政務系統內各方面的權力優勢懸殊不大。論功勞和威望，如果毛是滿分100，劉也有70；論在政務系統的人脈，毛可能還不及劉。劉長期主管地下黨組織，因而中共建政後大城市的政務系統大多是劉的人。論資歷和職務，毛也不比劉有多大優勢。但在軍隊內，毛的威望和人脈就比劉高出許多。而在群眾中，因為中共神化毛，毛比劉等其它中共領導人的威望就高出更多。如果毛在廣大群眾中的威望是100，劉可能就只有40。毛澤東在群眾中近乎神的威望就是他相對於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的最大比較優勢。而在黨內，中高層幹部相互知根知底，對毛的迷信就沒那麼嚴重。彭德懷就敢和毛拍桌子對罵。“距離產生美”，離得近了，就沒什麼神秘感。

因而毛選擇他最具有比較優勢的方面來打倒劉少奇。在確保軍隊穩定的前提下，利用其在全國範圍內近乎神的威望，發動群眾衝擊各級組織。劉下面支持他的官員“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也就無力支持劉的權力。於是，毛輕而易舉就打倒了劉少奇等老一輩中共領導人。說起來，這些為了奪取權力不惜將毛抬上神壇的人，不說是咎由自取，那也是事出有因。

可以將毛退居二線後的狀態視為“教權”和“君權”的暫時分離，“文革”則是毛利用“教權”重新獲得“君權”的革命，近似於伊朗霍梅尼以教主身份發動的推翻國王統治的伊斯蘭革命。當然毛澤東擁有比霍梅尼更高的地位和擁有更多的資源。除了教主的號召力外，毛澤東並沒有完全喪失行政權力，並擁有軍隊的絕對支持。“文革”比伊朗的伊斯蘭革命進程更容易。劉鄧在“大躍進”後主持中共一線工作，注重經濟和民生所推行的寬鬆政策，可以看成是對毛想控制一切的原教旨主義的世俗化，給予國民更大的自主權和增進物質利益。而毛的“文革”則是反世俗化，回歸具有宗教情結的“政教合一”，國民的思想和行動完全一致，完全由獨裁者主宰的極權社會。這個極權社會完全是烏托邦，以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為幌子，但卻處處不平等而且極度貧困，只是為了獲得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此而言，“文革”不僅是權力鬥爭，也是思想運動。但思想運動的目的也是為了增加和擴大獨裁者的權力，剝奪國民的自主權利。所以，直接和間接，毛澤東發動“文革”都是為了權力，絕對不是為了人人平等。

五、“文革”空前絕後，沒有了再次發生的社會基礎

“文革”通常被冠以“史無前例”。這千真萬確，主要是指“文革”這種鬥爭方式或運動方式“史無前例”。但“文革”也是絕後的，不會再次發生。因為“文革”產生的社會基礎現今已不存在，後來的中共黨魁即使想效仿毛澤東發動“文革”來打倒政治對手，也發動不起來了。民眾不會響應。

中國人自近代受到西方打擊後，特別是敗於日本後，產生了很大的屈辱感。清王朝對外屢戰屢敗，不再能保有天朝上國的地位和榮光，不能繼續給臣民提供相對於外族的優越感以補償他們受清王朝的剝奪與壓迫，於是其統治下的臣民認為清王朝失去了做主子的資格。因而增強國力，恢復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說了算和天朝大國的地位，就成了近現代中國人的執念和最強烈的願望。這類似於有機體對異物侵入的應激排斥，因此非常強烈，以至於無論付出多大的犧牲和代價也必須將異物排除，在所不惜。

於是，近現代中國人尋找各種強國的方略，什麼最管用，能最快見效就用什麼。最終，精英們達成要加強和集中國家權力，將全體國民動員凝聚起來才能強國的共識。這一過程的本質是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都是志在追求權力，而不是追求權利和自由。而且中共更進一步，將這種對權力的追求與追求超越性的共產主義烏托邦聯繫了起來，用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的崇高目標來掩蓋其追求權力的真實目的。人們總是願意接受對其行為更崇高的說辭，即使他自覺到不然。這就更增加了中共革命的吸引力。以個人主義的角度觀之，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是以拒絕自由而追求權力來抵禦文明。而毛澤東是這一歷史進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引領作用，因而得到了許多中國人的追隨和衷心敬仰。這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能搞起來的客觀基礎。

但“文革”的自虐式瘋狂和導致的極度貧窮使得中國人極度追求權力的熱情消退。共產主義的理想偽裝不下去了，自我欺騙不下去了，權力與超越性理想之間的聯結就消失了。中國傳統文化本身沒有超越性追求，人生目標限於追求世俗的權力和物質享受。將追求權力偽裝成超越性追求是一種自我欺騙，但卻產生出更多的熱情和瘋狂。在毛澤東去世後，在黨內外一定程度上對毛展開批評後，中國人的人生目標就回復到歷史上的常態，着眼於世俗的權力和物質享受。

因之，毛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特殊時期。毛澤東之後的中共黨魁，雖然也都照虎畫貓搞了一個自己的思想或理論，但大多數中國人不怎麼相信；僅有形式上的作用，再也不會達到毛的高度。只是形式上的“君師合一”，實際上沒有“君師合一”的效果。毛之後的中共黨魁，無論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胡錦濤，還有現任的習近平，都沒有毛在全體國民中的巨大號召力。毛是名符其實的教主和君主，而他以後的黨魁，只是名符其實的君主，教主只是形式上的。

“文革”雖然不會再次發生，但“文革”的流毒尚未肅清。“文革”中的錯誤思想、愚昧和野蠻的做法仍被許多中國人奉為圭臬。而這些“文革”遺毒對中國邁進文明是極大的阻礙。更根本地，中國人要拋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價值觀，代之以個人主義的價值觀，才能邁入文明社會。

完稿於202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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