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往往並稱，這不無道理。新文化運動是思想運動，五四運動是政治運動。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從思想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的結果，兩者不可割裂。 
時至今日，“五四新文化運動”仍被主流認知標榜為中國近現代的“啟蒙”運動。西方歷史上有一場啟蒙運動，於是中國的歷史學者借用“啟蒙”這一概念，將“五四新文化”運動也稱之為啟蒙運動。 但實際上“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偽啟蒙”。啟蒙是以“人為目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以國家為目的，將個人作為實現國家強大和獨立的工具。完全與啟蒙的目的背道而馳，因而不能稱之為“啟蒙”，非要稱之為“啟蒙”，那只能是“偽啟蒙”。 啟蒙運動的前一思想運動 — 文藝復興，強調人的價值、尊嚴和創造力，將人從神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重新發現古希臘羅馬的人文精神。達芬奇、米開朗基羅等藝術巨匠的作品，無不彰顯着對人性的讚美和對個體潛能的肯定。這一時期，人的理性開始被推崇，對世界的探索不再僅僅依賴神啟，而是轉向了對自然和人自身的觀察與思考。 康德在其著名的《什麼是啟蒙？》一文中，對啟蒙給出了經典的定義：“啟蒙就是人從他咎由自取的受監護狀態中解放出來”。這種“受監護狀態”指的是人缺乏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需要依賴他人的指導，無論是來自宗教權威、政治權力還是傳統習俗。 西方啟蒙運動的目標是喚醒個體的主體性，樹立獨立人格，提高認知能力和批判能力，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與尊嚴。它倡導的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認為每個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和價值，不應被任何外部力量所奴役或工具化。 與西方啟蒙運動“以人為目的”的理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以人為工具”。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在於批判舊的宗法制度和傳統倫理，試圖將個人從家族、鄉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傳統中國社會，個人的身份、地位和行為準則都嚴格受制於家族和宗法體系，強調“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個體被宗族和家族所管束，國家無法動員和調動基層，特別是鄉村民眾。當時的知識分子對這一狀況極為沮喪和不滿，形容當時中國社會狀況是“一盤散沙”。呼籲打破舊的禮教，“打倒孔家店”，提倡個性解放，這在表面上似乎契合西方啟蒙運動的個人主義精神。 然而，這種解放並非徹底的個體獨立，而是一種 “藩籬置換”。個人擺脫了宗族的小型籬，卻隨即被引導進入了國家這個更為龐大、更為抽象的藩籬之中。這種置換的邏輯在於，舊的宗法束縛被視為落後和阻礙國家發展的因素，因此必須被打破；而新的國家集體主義，則被視為實現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因此必須擁抱。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個體的視野，但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個體作為工具的地位。 這種“藩籬置換”的本質在於，個體價值的實現依然被置於集體價值之下。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幸福，只有在符合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才被認可和鼓勵。一旦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個人往往被要求犧牲“小我”，成就“大我”。這種“為國犧牲”的觀念，在五四時期被廣泛宣傳和接受，成為一種主流的價值觀。在五四運動中，學生們為了國家利益而罷課、遊行，表現出極大的熱忱和犧牲精神。這與西方啟蒙運動中，個人權利是國家權力合法性基礎的理念大相徑庭。在西方啟蒙思想中，國家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國家是為個人服務的；而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踐中，個人則被要求為國家服務，成為國家強大的工具。這種邏輯的轉換，使得五四的“啟蒙”在解放個體的同時，又為個體設置了新的、更強大的束縛，使得個體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始終未能擺脫工具化的命運。 另一方面，西方啟蒙運動中的科學精神，強調的是理性、懷疑、實證和批判。它鼓勵人們通過觀察、實驗和邏輯推理來認識世界，挑戰權威，破除迷信。科學的價值在於其求真精神和不斷自我修正的能力，它是一種方法論，而非一套固定的教條。 然而，在五四時期，科學往往被簡化為一種先進的知識或強大的技術，其內在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論意義被忽視。五四知識分子將科學視為一種可以“救國”的工具，認為只要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就能使中國富強起來。這種對科學的工具性理解，導致了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和教條化。科學不再是激發個體批判性思維的手段，反而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權威，壓制了多元的思考和質疑。時至今日，愈發嚴重。 歸結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未能實現“以人為目的”的啟蒙，而是以誇大“救亡圖存”的危機感，將個人價值工具化，服務於國家強大這一目標。這使得它成為一場“偽啟蒙” — — 打着啟蒙的旗號，卻將個人從一個藩籬完全進入一個更大的藩籬。傳統中國，君權是最大的藩籬，父權和夫權是大藩籬中的小藩籬。因而大藩籬不能完全支配個體。也就是所謂“皇權下不了鄉”。而“五四新文化”的目的則是要拆除所有的小藩籬，所有個體完全只受“國家”這個大藩籬所圈禁。但“國家”實際上由極少數人所支配。因而，當要求個體放棄和犧牲權利，以實現國家的強大和獨立，不受先進國家的干預和制約，實際上是追求一種不受限制的權力。 真正的啟蒙，是人的徹底覺醒，是擺脫一切外在束縛，獨立運用理性，樹立獨立人格，並最終將人自身視為目的。它要求個體擁有批判性思維，質疑一切既定的權威和教條，包括國家、民族乃至科學本身。它倡導的是一種內在的自由和尊嚴，而非外在的強大和獨立。 2026年5月5日 |
